徐璟玮　龚诗昆　付莹莹

摘要：中国在近年来的教育教学改革之中，不断回顾和反思自身的不足，将高校传统意义上的“象牙塔教育”构型，逐渐朝着多元化及多层次、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目标改进。本文通过对我国多年来中德合作办学的经验梳理及问题探究，旨在归纳出对国际化教学改革有利的一些特色亮点；同时，对德语区（主要是德国和瑞士）国家在应用型工程教育方面的教学模式进行探讨，整合出对我国中德合作办学及国际化教育改革具有的裨益之处。

关键词：应用型教育 德瑞教育模式 教育改革

一、引言

近年来，“德国工业4.0”与“中国制造2025”成为了我国教育界、文化界、工商界等各行各业的热议话题之一。高校传统意义上的“象牙塔教育”构型，逐渐朝着多元化及多层次、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目标进行提升。应用型教育模式，在整个德国和瑞士的高等教育框架中，乃至整个欧盟的教育体系内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整个歐洲复杂的国际形势对于教育领域也产生了一定冲击，而且英美的教育教学全球化扩张对于传统的德瑞高等教育模式也产生了一定冲击；但是经过十多年的调整，德瑞的应用型教育模式不但没有被“全球化改革”所覆盖，反而探索出了一条有着深刻本土化教育模式烙印的全新道路。

德国与瑞士的教育模式也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创新探索思路。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展，信息化、网络化早已从“旧时王谢堂前燕”，变为了“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使得人才的要求也随之不断提高：原本的简单粗放型工作能力要求转变为具有信息化附加能力要求。与此同时，“工匠精神”、“手艺人”、“职业教育现代化”的词语一跃成为热搜榜的常客。

事实上，国内对于德国的工程教育模式研究已经有了一定规模。但是，对于瑞士的高等教育体系大多还很陌生。事实上，瑞士作为最早和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对于同中国的高等教育合作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当在华的瑞士联邦政府科学文化中心（Swissnex China）从北京移至上海之后，在这方面的合作前景就变得更为乐观；而且上海也是很多跨国企业及研究机构的驻地。近两年，瑞士科学文化推广中心和我国高校尤其是上海的一些高校，在各方面的交流也日益广泛，则无疑成为了我们了解德瑞文化及其高等教育教学模式的良好契机。

二、德瑞应用型教育模式的特点

德国与瑞士地域毗邻，语言相通，在历史上也有许多交集和并轨：两国在教育模式上也有相似之处，尤其是对应用型教育模式进行类比时，总能让人不由自主地去寻求共通点。

（一）双元制职业教育

双元制职业教育始于13世纪，当时的主要形式采用的就是“学徒制”。双元制教育就是要求人们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而延伸至职业能力之中。这在德国与瑞士的人名之中依然可以有迹可循。比如：“舒马赫”（Schumacher）是“鞋匠”的意思，“施耐德”（Schnei-der）是“裁缝”的意思，“鲍尔”（Bauer）是“农夫”的意思，“施米克尔”（Schmticker）则表示“首饰匠”等等。这些古老传承和职业的微缩模型，如今还可以在瑞士巴塞尔的玩具博物馆中一一找到。

德国就对有关职业方面教育培训进行了分类，在其《劳动法》的第一章中就有所体现，其中包括：职业教育预备、职业教育（双元制）、职业进修培训与改行就业学习。德国对双元制教育的定义是：通过一种规则有序的教育过程，使其获得具有职业能力资质，以及必要的技巧、学识和实际操作能力。

瑞士也对这种教育教学模式感到自豪：双元制职业教育是瑞士教育的标志之一。亚历山德罗·比（A-lessandro Bee）就曾说过：“特别构建的双元制教育体系，使得具有平均工作能力水平的求职者能够达到其所在行业最高的层次，并且可以直接进入求职市场。在没有职业教育的国家，这种市场准入会变得越来越困难。”瑞士的职业教育划分得非常详细，主要是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两大部分。基础教育分为职业基础教育和综合类基础教育两小类：职业基础教育会根据获得职业资质证书与否，继续划分为两种；综合类基础教育则划分为专业类中学和文理综合类中学两种。高等教育则分为高等职业教育和高校教育两类：高等职业教育涵盖高级职业资质培训与证书以及高级专科学校两种；高校教育分为高等专科大学、师范类专科大学及综合类大学三种。其中，高级专科学校与高等专科大学两者都是由基础教育中的职业基础教育大类衍生而出的，两者之间具有一定融合性。其职业教育的细分让人叹为观止。

（二）科研型大学与应用型大学教育

科研型大学教育与应用型大学教育这两种高等教育体制也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学界探讨的重要话题之一。反观德瑞两国的情况，对于这两种模式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尤其是德国的大学体制中，一般将大学教育划分为综合类科研型大学（Universitat，简称Uni）、理工类科研型大学（Technische Universitat，简称TU）与应用技术类大学（Hochschule fur Ange-wandte Wissenschaften，简称HAW）三类。顾名思义，德国对高等教育的划分与定位非常明确。其中，应用技术类大学是20世纪70年代初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产物之一。当时，很多地方性工业联合会举办的学校面临转型，一大批高等专科学校（Fachhochschule，简称FH）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尖。而到了本世纪初，随着科研型大学与应用型大学这两类学校教育的定位日益清晰，高等专科学校逐渐将向着应用技术类大学转变。

自从1386年德国第一所大学海德堡大学建立以来，传统的综合型大学就在不断地发生着蜕变。无论从涵盖面、研究层次，还是按照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其他专业学科分类，其影响力与卓越的成果都不容小觑。机械与电气方向是德国工业的传统行业，随着面向这些行业的理工类科研型大学异军突起，纯理论性与实用性必须齐头并进的情势出现了。同样，瑞士的科研类大学起步也较早，第一所综合类大学——瑞士巴塞尔大学建立于1460年，该校在神学、医学等学科都颇有建树；但是应用技术类大学起步的历史要直到五个世纪之后，尽管是从1998年开始开办，但是很快在1999年就加入了博洛尼亚进程，其发展的迅速让人惊讶。在全球很多高科技的行业中，都能看到瑞士教育科研的影子，这也和瑞士研究型与应用型高等教育整体发展脱不开干系。endprint

三、我国应用型教育模式现状分析

在大多数中国家长和学生脑海中，传统中式的学习模式依然是根深蒂固的。对很多家庭而言，传统的理论型高等教育体制仍然是被认可的唯一“正统”教育模式。对于职业化教育人群这一定义，人们大多将其与一线操作工、体力劳动者联系在一起；或者将职业化教育时期直接划归至工作以后的进修时间。

对用人单位而言，企业一方面对眼高手低的高校毕业生抱怨颇多，另一方面却又对普通一线员工的文化素养唏嘘不已。很多企业往往需要对高校毕业生进行一年至两年的职业培训后，员工们才可能达到企业需要的水准，而经济的利益又往往驱使这些“新晋熟练工”不断寻找其他高薪的单位；长此以往，恶性循环非常严重。而技术工人们又因为没受过高等教育或者仅仅獲得较少的职业培训机会，在理解力和宏观眼光上无法达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只能继续停留于单一机械的工作之中。久而久之，很多人竟然成了机器的一部分。

我国传统的职业化教育也将高职、高等专科同普通（重点）本科院校在规模和层次上做了清楚的划分；换句话说，本科和专科几乎成了高等教育的一座分水岭，这对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深造甚至择偶等社会因素都会产生巨大影响。在德国教育模式划分体系刚进入国人的眼中时，人们甚至认为德国的“Uni”才是正统的高校，而“FH”和“HAW”则等同于中国的高职院校。有一些老夫子们甚至还会在名称翻译上咬文嚼字——“FH”究竟是“高等专科学校”还是“高等专科大学”？“HAW”到底是“应用科学大学”，还是“应用科技大学”抑或“应用技术大学”？

2015年时，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64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0%。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852所，比上年增加28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560所（含独立学院275所），比上年增加31所；成人高等学校292所，比上年减少3所。普通高校中本科院校1219所，比上年增加17所；高职（专科）院校1341所，比上年增加14所。全国共有研究生培养机构792个，其中，普通高校575个，科研机构217个。从数据中可以看出，高职（专科）院校牢牢占据着半壁江山。中国教育主管部门也尝试着大力推进与发展应用技术类大学（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简称UAS）。在国家层面，教育主管与研究部门着重对于“UAS的设立标准”（Set-up Standard）、“UAS转型资格标准”（Transformation Cer-tification Standard）、“UAS认证标准”（Evaluation Standard）、“应用型课题价值评价标准”（Applied Sub-iects Value Evaluation Standard）、“UAS管理规章”（management Manual）这些方面进行探究。

四、结语

国内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与项目的发展经过30年左右的磨合，渐渐成了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中德、中瑞的合作办学不但在所占比重、覆盖层次等方面独树一帜，同时也是中外合作办学主题中的质量标杆——只要打上德式教育的标签，其特有的严谨刻板和理实结合风格便会跃然纸上：而打上中瑞教育的标签，那么高科技、前沿、精密等这些字眼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从全球大环境来看，中国和德国、瑞士一直保持着合作共赢及相互理解的态势；作为“一带一路”两端的核心国家，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方面来看，相互间合作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基于这样的平台和条件，中德、中瑞合作办学的教育在立项和初期发展都是比较顺畅的。但是，随着中国总体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升，合作办学对于外方的资金企盼变得越来越苍白，德国林林总总的政府和民间基金会所能起到的作用在减弱。相对而言，中德合作教育更侧重于对于德国应用型教育模式和理念的学习；学习的方式也从起初单一的课程教学输入逐渐演变为教学合作交流、科研层面的合作、教学客体的交流。毫无疑问，作为中外合作办学教育的后起之秀，在中德合作办学教育转型的同时，瑞士的一些机构和高校借着同为德语语言背景国家这一良好契机，以其独有的教育发展理念，顺利占据了一部分中国国内的合作教育市场。

中国在信息化、网络化方面的爆炸式发展，在客观上也给中外合作办学提供了不少新的机遇。“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具有国际化视野与交流能力的中国学者、学子，可以很方便地接触到万里之外的国度那些最前沿的信息，也可以与国外同行们较快地进行交流沟通。在中国政府层面，对于应用型教育的扶植和重视也出现了抓手。2016年3月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这是“工匠精神”一词首次出现在政府官方的工作报告之中。而德瑞的应用型教育模式也正是体现“工匠精神”的重要载体之一。中国的中德合作办学工作经历了起步、发展、融合的阶段，终于达到了一个瓶颈，也就是“成熟阶段”的前奏。只要越过这一阵痛，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应用型人才储备必将到达一个井喷式时期；整个国度才能真正达成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甚至“中国创造”的宏远目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