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瑞

摘要：元代以“多元包容，多元和谐”为时代文化精神。这促进了诗人间的频繁互动及诗歌文化内涵的多元性。胡行简是元代著名文人，但受“文学代胜观”的影响，其诗歌少有人关注。本文分析了胡氏诗歌主题，同时进一步探究其所展现的文化内涵：“风来水面”的冲和诗风，元代文化的多元并生。希望能为尚显薄弱的元代诗歌研究添砖加瓦。

关键词：胡行简 元代诗歌 元代文化

一、胡行简生平简介

胡行简（生卒年不详），字居敬，新喻（今江西新余）人。至正二年（1342）进士，仕进于元，授国子监助教。历任翰林修撰、江南道御史、江西肃政廉访司经历等官职。元末社会动乱，吏治腐败，胡行简辞官而还，转授乡里。明洪武二年（1369），以乡郡高洁博雅之士召至京师同修礼书，诗人以年老多病为由不仕。

胡氏有诗文集《樗隐集》，原本不存。王祎为行简撰《樗隐记》，据此可知“樗隐”是胡行简居室之名，行简曾自言：“樗隐者，吾之托以志也。樗，不材木也，无所可用，是以能终其天年也。”清乾隆年间官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樗隐集》六卷，其中诗一卷、文五卷。栾贵明《四库辑本别集拾遗》又据《永乐大典》残帙补辑胡行简诗文三篇。今其诗所存46首，辑于杨镰主编《全元诗》。

胡行简在元代颇负诗名，但受“文学代胜观”的影响，胡氏诗歌少有人关注。笔者以杨镰主编的《全元诗》为底本，对46首诗进行全面分析、归纳，从诗歌的写作性质、情感表达两方面初探诗人在独特文化环境下的文学创作情况，希望能为尚显薄弱的元代诗歌研究添砖加瓦。

二、胡行简诗歌的主题

翻檢胡行简所存46首诗歌，以“题赠诗”居多，据统计，共有41首。“题赠”包括离别寄赠、唱和酬答、描山摹水、怀古讽今等题材。例如《送郭文达之溧水》《次李坚仓韵》；或为诗人留题某处，抒发即兴所感，例如《题封溪黎仲绰池上亭》。此类交际性、应用性诗歌的创作比重之大，实属罕见。如此或可推测胡行简在元代士人圈中有着极为频繁的互动，进而推知汉族文人与异族文人之间相互吸取彼此民族的文化养料，兼容并蓄，其思想必定含弘开阔。对此，胡行简本人即有论述：

西北贵族联英挺华，咸诵诗读书，佩服仁义。入则谋谟帷幄，出则与韦布周旋，交相磨砻，以刻厉学问，蔚为邦家之光……其余卿大夫士以才请擅名于时，不可屡数。盛世之情下的文人以诚挚相交、切磋共进，导致诗人写作大量的题赠诗歌。例如《送郭文达之溧水》中句：“苦无一杯酒，相送结绸缪。空忝同乡契，离惊人新愁”。全诗毫无故作悲伤之感，于平淡之中娓娓道出离别之愁。又如《送吴僧南还》：“欲逐帆樯去，私愁道路艰”，设身处地为友人担忧，心思之细于前人至哀至怨极有不同。诗人在《江山秋色图》上的题诗，突破常规的词藻描绘，于结尾处转出“画图偏在野人家”，即志趣横生，不落窠臼，加强诗歌整体的意蕴深度。

胡行简诗歌中所传达的思想情感较为复杂，但依然有主次之分。大致可以分为：超然外物，向往隐逸生活（22首）；抒发离愁别绪，表达友谊（9首）；致意故国旧君，坚守节操（7首）；怀古讽今，关注民生现实（5首）；议论自然规律，佛道义理（3首）。

显然，诗人向往自然美景、厌倦尘世生活的主旨情感是其诗歌的主体。“达士慕肥遁，结庐南山麓”的愿望传达成为其诗歌中的普遍现象。诗人为使其感情更加强烈、鲜明，多次化用晋之隐士陶渊明诗歌、屈原《楚辞》中的意象典故。例如《秋泉词为方宪掾赋》中“濯吾缨兮光可以铿，洗吾耳洗若将奚求”；“由桂为盖兮兰为舟”便是创造性地化用《渔父》中“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以及《湘夫人》中“桂陈兮兰橑”等句子。诸如此类，俯拾皆是，为其诗歌增添“洗濯尘缨”，飘然出尘的俊逸之气。

仅仅走进自然不足以成为真正的隐士。古者陶渊明有“悠然见南山”的忘我之境，元者胡行简有与泉石相约，白云相守的清雅逸趣。《华上人还蟠龙省师》中“归寻泉石约”，《题张希孟中丞山庄》中“白云如有约”等句极具浪漫主义笔法，相较于直接描写自然景物有点睛之妙。

与归隐闲趣相得益彰的是诗人通过“墨竹意象”传达的卓然不群，独守节操。与“竹”意象有关的诗歌达6首。诗人“爱竹因成癖”，一者是借竹表远离红尘之志，二是于竹蕴故国旧君之思。例如《墨竹》：

帝子浮湘宇葆飞，虚心长望翠华归。天寒袖薄空惆怅，自剪衡云学制衣。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其《墨竹》一章：“于故君旧国之思再三致意，亦颇可见其节操”。这也许也是胡行简明初不仕的原因之一。汉族士人对少数民族统治者心怀执念，可见传统士人的“忠贞”此时已经超越民族界限。

相比之下，诗人感叹时世，描摹现实的作品较少，正如查洪德教授所说：“元代诗人几乎没有前代诗人那样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诗中也少有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和对人生问题的深邃思考。”较为典型的是《过钱清坝和达内翰题一钱太守祠》：

汉家太守贤且明，三年作吏彻底清。诏书征人九卿署，山阴父老方知名。百钱相送颜为泚，去思无限情如水。殷勤为尔受一钱，犹恐后来贪浊起。祗今干戈纷满处，乘时射利忘远虑。我瞻庙貌心孔悲，扬龄又逐寒潮去。末世天下，政治腐败，百姓疾苦。诗人通过回忆古贤，转而讽今。面对“干戈纷满”，官员“乘时射利”的局势，诗人心悲而无奈，只得逐寒潮而归隐。这样的诗歌没有华丽的辞藻，严整的格律，只有直白的诉说、通俗的言语。它没有老杜的沉郁顿挫，凄惨哀痛，却用客观冷静的叙述传达灾难之深重，人民之困苦，因而并不缺少动人的力量。

三、胡行简诗歌所蕴含的多元文化因素

元代以“多元包容、多元和谐”为时代文化精神。“包容、和谐”作为中原传统文化因素，在吸收了草原文化中的“和谐精神”后发展到了巅峰。这种精神在胡行简诗歌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风来水面”的“冲和”诗风，一是文化内涵多元化。

传统汉文化在元代有了新的变化：理学勃兴，成为官学，在元代意识形态中居统治地位。宋代理学分为朱学和陆学。朱学讲求“格物致知”，而陆学在“反求本心”的基础上，与禅宗思想结合，形成“轻外界事物，重自我心态”的创作观念。正如元代刘因所言：“天生此一世人，而一世事固能办也，盖亦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也。”元中期大儒虞集也倡导“性情之正，冲和之至”的盛世之音，应和者甚多，因而元代诗人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映往往较为客观冷静，相关作品数量较少，所表露的心境很少有乖戾的情绪。同时，注重自身真性情的发挥，而极少通过诗歌博取声名或换取政治地位。

在这一基础上审视胡行简诗歌，我们不难理解其归隐自然，洗濯尘缨之作缘何如此之多。在面对现实问题时，处波不惊，言辞真切朴实，“确守法度，不为支离冗赘之词”（《四库全书总目》）的评价甚为恰当。作为诗人，敢于直抒“引身思勇退，与世贵相忘”的愿望与理学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

“包容、和谐”还体现于，胡行简将儒、禅、道思想融会贯通。诗歌中佛、道意味浓厚的意象或词语的频繁使用，例如“飞仙”“王母”“玉兔”“蟠桃”“阴阳”“楞伽”“洗钵”“白马”等极大地促进诗歌的虚幻、平和意味，往往于归隐山水田园的思想感情结合。

胡行简诗歌的一大特色是将三教思想和谐融汇于一首诗中，例如《华上人还蟠龙省师》：“飞锡随云远，飘然去就轻。山林师友谊，江海故人情。欲论禅宗事，空惭吏隐名。归寻泉石约，相待濯尘缨。”

诗中将“飘然隐去”的道教色彩与研论禅宗义理的渴求之心结合。再看一首《寄题钱塘张惟达佥宪藏书阁》：

高阁峥嵘倚碧岑，兴来随处漫登临。潮生潮落阴阳理，窗暗窗明造化心。载籍流传从往古，读书经济在斯今。何时散策胥山上，共把遗编坐绿阴。

造化阴阳，潮起潮落，万物皆有规律。诗人虽深受道、禅影响，但并未脱离传统儒家士大夫的“斯今经济”之心，追求“散策胥山”的人生价值。这也是多元文化影响下诗人心态的矛盾之处。

总而言之，儒释道三教文化的交融及陆学的勃兴使其既有“重自我，向自然”的出世心情，也有遗世独立，桀骜不群的墨竹精神，同样有关注现实问题的士人责任感。在元代文化驳杂的背景下，其“冲和淡远，波澜未阔”的整体诗风应具典型性。值得我们关注。

（拙作承刘嘉伟教授指导，特致谢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