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媛

摘要：《使女的故事》是阿特伍德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阿特伍德的文学作品往往会体现出双重主题——女性权主义和民族意识。反映了作为一名女性的阿特伍德，不仅仅关心加拿大整个民族的生存问题，更为关心的是女性在男性处于主宰地位的世界中生存的困境。因为它采用了反乌托邦模式，被称为女权主义的《1984》。本文以《使女的故事》中女性的“他者”形象入手探讨该小说的写作策略。

关键词：女权主义 反乌托邦“他者”

被称为加拿大文学女王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加拿大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女性作家之一。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一个颇为高产的作家，目前已出版了小说十六部（其中，长篇小说十一部，短篇小说集五部），诗集十四部，文学评论集三部外，还有一些儿童文学作品。阿特伍德的文学作品往往会体现出双重主题——女权主义和民族意识。反映了作为一名女性的阿特伍德，不仅仅关心加拿大整個民族的生存问题，更为关心的是女性在男性处于主宰地位的世界中生存的困境。其中，《使女的故事》是阿特伍德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一、《使女的故事》的女权主义反乌托邦主题

《使女的故事》是阿特伍德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主要描写的是女主人公——“使女”公奥佛雷德在这个未来的男性统治的集权国家中悲惨的生活，以此来呼吁人们关注女性命运以及人类的生存状态。

小说描写在小说创作之后200多年的21世纪初，发生在极右势力原教旨主义者统治的基列共和国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共和国内生态环境十分恶劣，很多人患有不孕症。以解决生态污染带来的不孕为幌子，基列共和国通过军事政变实现了政治复辟。共和国以宗教原教旨主义为意识形态，以“保护妇女”的名义实施严格的军事管制。在这里，社会实施全面控制，将人按照不同功能进行分类，社会阶层等级森严。被剥夺了一切财产和工作的女性，她们的身份、地位也十分简单：“嬷嬷”，是负责管理教导年轻姑娘的女性；“使女”，是有生育能力，被当作生育工具分配给统治阶层的男性，为他们生儿育女的女性；“妓女”，是不服从管教，供男性取乐的年轻女性；“经济婆”，是负责各种杂务的年老女性；“非女人”，是上了年纪又没有生育能力，负责打扫有毒垃圾的女性。奥佛雷德就是“使女”中的一员，是专门为上层人物繁衍子嗣的国有资源。对基列的男性统治者而言，女性本人无足轻重，唯有那个梨子形的子宫是至关重要的。

《使女的故事》被评论家拿来与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并称，被称为女权主义的《1984》。因为它采用了反乌托邦模式，继承了郝胥黎、奥威尔以来的传统。乌托邦文学是描述理想的未来社会并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的作品的总称。如果说柏拉图的《理想国》是欧洲文学中乌托邦作品的开山之作，那么莫尔的《乌托邦》则是乌托邦作品的鼻祖。反乌托邦作品属于乌托邦文学的范畴，是20世纪欧美文学中产生的一个分支。如果说乌托邦是美好的蓝图，反乌托邦就完全是一场噩梦。反乌托邦作品往往描写颓废恐怖的未来图景，而区别于其他形式的乌托邦文学作品，警示是此类作品的主旨所在。

对《使女的故事》的研究大多是关于小说的主题。小说独特的主题体现与作者独特的叙述是分不开的。写作策略是作者将小说文本呈现给读者的一种方式，它不仅承载着小说的内容，更多的是与小说主题有着密切关系。作为后现代小说的代表作，小说必须具备许多后现代的叙事特征和写作策略：意识流叙事，互文性等等。本文以《使女的故事》中女性的“他者”形象人手探讨该小说的写作策略。

二、波伏娃与“他者”

法国著名女权主义运动家波伏娃指出，女性是第二性，是“绝对他者”。这就意味着，相对于女性而言，从地位和身份层面来说，男性是第一性，第一位的；“第二”代表的女人服从于第一，这本身就揭示了两性之间的差异和不平等。那么什么是他者呢？我们首先要理解他者的含义，就要区分“他人”与“他者”：前者与于他物，而后者与自我相对。

从波伏娃本人所叙述的女性形象来看，男人与女人总是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男人是主体，而女人是从属体，是“他者”。作为“他者”的女性天然的处于不利的地位：男性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女人，使女性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对女性本身而言，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就十分尖锐，因为她们生活在狭小的社交圈子里，没有渠道实现自我，只能依附于男性，以至于女性封闭自我，最终脱离与外界的联系，成为“他者”。这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其一，是因为面对阻力和压迫，女性什么都不能做，只能服从。逆来顺受是她们唯一的出路。其二，女性自身也并没有完全独立的自我意识。她们构建自己的爱情，活在理想中，盲目地把自己交付给男性，让他人来掌控自己的命运，甚至主动和男性联盟，主动使自身成为“他者”。

“他者”的内在性特征。内在性指的是一种生存状态。对女性而言，她们的生存状态就是被禁锢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思想停滞且无所事事又无所作为，只能被动地接受自身的处境。波伏娃认为，“一切生存都同时是超越性和内在性”。内在性反对超越，所以是固定不变的。像男性一样，同样作为一种存在，作为一个人，女性的超越性特征已经几乎完全消失，导致内在性成为她们的主要特征。作为“他者”的女性，自由“被丧失”，权利“被限制”：她们不能自我规划，不能开拓新的活动领域，不能产生新的意义和价值，只能机械地重复虚无的内在性。这些都是父权制给女性带来的命运。“法律和习俗给丈夫很大的权力；他自己的处境表明丈夫和妻子不一样。因为他是一个生产者，他超越了家庭的利益，面对社会的利益，在参与建立一个集体的未来的同时，为家庭利益打开了未来：它体现了超越性。妇女注定要照顾家庭，并延续这一物种，也就是说，注定是内在属性的。”

“他者”的客体性特征。在父权文化中，女性成为对象和工具。父权文化就像一座通过禁令和监视等手段对女性进行规训和改造无形的监狱。是男性而不是女性自身创建出这种状态。但是女性自身在客体化的问题上也是有责任的。男性是通过他们自身的工作和行动去获得所向往的金钱和成功的；因为太辛苦，所以独立自主的机会被女性自愿放弃。很多女人自愿选择从属于男性，乐意扮演着寄生虫的角色。在男人面前，“他者”的她，成了一个客体。endprint

“他者”的被动性属性。作为“他者”的女性具有内在性，缺乏超越性；具有客体陛，缺乏主体性。这些都显示出其被动性的特征。波伏娃指出，在社会历史中，男性之于女性而言处于主导地位，而由男性的期望所决定的女性的处境是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女性由此成为“他者”，成为客体和媒介、工具和材料，具有被动性。

女性是如何成为他者的？波伏娃指出女性遭受压迫的原因之一是其自身的生理特征。“女人比男人弱，肌肉无力，跑得慢，承重得少。几乎没有哪一种运动，她能与男人竞争；她不能和男人打架。如果一个女人的敬畏或恐惧不允许暴力侵害她，那么男人的力量并不是力量的源泉。”因此，男性生理上的优势迫使女人屈从。女性的“他者”地位不仅与女人自身的生理特征有关，而且与历史有关。如果他们中有一个有特权，就会打败对方，使后者处于压迫状态。“宗法制度的胜利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暴力的。从人的起源开始，身体上的优势使男人成为至高无上的身体，他们从不放弃特权，他可以把自己的一部分留给自然和女人，但他们又重新接管了注定是‘他者的女人。”女性走向被压迫的状态是随着父权制的建立而确立的。女性的“他者”地位是被历史造就的。波伏娃开门见山地指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的”该论断意义非凡。她认为“女人在社会内部具有的形象不会由任何生理、心理、经济、命运去界定，女性的这种介于男性和被去势者之间的中性产物是由整个文明所设计出来的。”通过考察女性的历史、生理弱点和社会因素等方面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女性总是处于绝对他者的地位。

三、《使女的故事》中的“他者”形象

《使女的故事》，描写了女性在基列共和国这一男权统治的集权国家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美好的往昔，如同地狱一般的现实，未来世界2195年。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作者都安排了一个极具其历史阶段特色的女性“他者”形象。

在美好的往昔阶段，母亲这一女性“他者”形象占据主导地位。年轻的母亲是众多运动女性中的一员，在游行队伍中显得非常端庄美丽。她性情自由奔放，年轻时激情澎湃，年老时，被生活磋磨的她潦倒、愤懑。

在地狱般的现实世界，主人公奥佛雷德这一女性“他者”形象占据主导地位。汤姆·摩兰认为奥佛雷德的身上有一些如恐惧、被动、盲目的女性的弱点，因为她拒绝了抵抗组织“五月天”的援助。但事实上，奥佛雷德代表了绝大多数默默无名的普通女性，她们用微弱的，持久性更强的抵抗方式进行反抗：被剝夺姓名的她们每晚默读自己已被取代的真实名字；被禁止交流的她们用手语、符号以及其他非语言手段进行交流。她们的抗争，从未停止过。

在未来世界，奥弗雷德的好友莫依拉这一女性“他者”形象占据主导地位。对于男性集权统治，莫依拉具有大无畏的抗争精神。她以公开使用自己的姓名，穿她自己的衣服等方式反抗基列共和国的统治。莫伊拉原本被定位为“使女”，但她不愿意被定位为“他者”。为了反抗自己的“他者”身份，莫伊拉先是伪装成“嬷嬷”逃离感化中心；被抓获后，她宁愿选择当“妓女”，也不愿意重新做“使女”，因为“妓女”可以保有一定的自由。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