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飞

（北京大学 新媒体研究院，北京 100871）

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形象受到国家和研究者的重视，尤其是现代社会正呈现出如海德格尔所描述的那种“世界图像化”的图景：“新时代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世界变成了图像。世界在‘人’面前成为了表征。在古典时代事情正好相反，‘人’是被观看的对象。简单来说：诸神和上帝曾经在凝视着我们，而我们也感觉到他的凝视；现在，是我们在观看世界，我们将世界理解为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1]86在海德格尔这种现代社会的“世界图像化”图景中，人与世界的存在与确认呈现出表征化的态势，认识论也呈现出形象化的趋势。这倒不是说对特定事物的了解全都是图像，而是说在认识世界、他者的过程中，我们的认识方式深受图像化认识论的影响。而国家形象反映的正是在这种“世界图像化”的图景中，人们对特定国家的特色、风格、文明发展程度等图景化的认知、理解与把握。而这种“世界图像化”图景，正是发源于西方的美学现代性的体现，文化上也呈现出丹尼尔·贝尔所指出的视觉文化的转型，视觉逻辑渗透在社会文化生活之中：“当代文化正逐渐成为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声音和影像，尤其是后者，约定审美，主宰公众”，“视觉是我们的生活方式”。[2]154-156在这种“视觉化生存”状况下，对国家的把握也呈现出“图像化”特色，形象的重要性日渐突出。

对国家形象把握的“图像化”，也体现在对“国家形象是什么”的认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