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忠

（安徽财经大学 艺术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言及奎章阁学士院，在艺术史上一般都将之理解为元代宫廷的书画收藏机构，这或许是因为在很多经过元代内府收藏的书画作品上都留有奎章阁的收藏巨印“天历之宝”或“奎章阁宝”。另外，由于元文宗图帖睦尔深受汉文化熏染，不仅能诗会文，而且雅好翰墨，当他设置奎章阁学士院之后，不仅擢任著名书画家柯九思为鉴书博士，凡是内府所收藏的法书名画，都命其鉴定真伪，而且文宗本人“非有朝会祠享时巡之事，几无一日而不御于斯”[1]437，与虞集、柯九思等文臣儒士“以讨论法书名画为事”[2]91。上述这些记载确实让人容易觉得奎章阁学士院就是一个主要供文宗皇帝与书画文士燕闲怡情的艺术机构。但事实上，奎章阁学士院成立的宗旨是多方面的，并且其性质也随着不同时期有所改变。[3]38例如，虞集在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四月所作之《奎章阁记》中阐述奎章阁学士院成立的宗旨是：“备燕闲之居，将以渊潜遐思，缉熙典学。乃置学士员，俾颂乎祖宗之成训，毋忘乎创业之艰难，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陈夫内圣外王之道，兴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1]437后来，他又在《皇图大训序》中对奎章阁学士院的设立宗旨有所表述：“天子始作奎章阁，延问道徳，以熙圣学。”[4]468而虞集撰写的《奎章阁铭》则将设置这一机构描述为文宗万机之暇通过书画怡神的休闲场所：“天子作奎章阁，万机之暇，观书怡神，则恒御焉。”[5]60另据文宗诏书所言，设立奎章阁学士院之目的是“置学士员，日以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陈说于前，使朕乐于听闻”（《元史》卷三十四《文宗本纪三》）[6]751。此外，在《元史》卷八十八《百官志四》中亦记载有奎章阁学士院的创办宗旨：“命儒臣进经史之书，考帝王之治”[6]2222。总之，元文宗建立奎章阁学士院的实际用意并非只是鉴赏书画宝玩。

据相关的研究表明，除了招揽文士陪伴皇帝在燕闲之际保管整理并鉴定内府文物书画之外，奎章阁学士院的实际职能还包括向皇帝进讲儒家经典及汉文史籍，教育贵族子弟和年轻怯薛成员，参与议事，搜集经史典籍，编辑翻译皇室典章，等等。[7]76其中向皇帝进讲儒家经典、教育贵族子弟及参与议事等均与皇帝的治国理政密切相关。因此，从实际的主要职能上来讲，与其说奎章阁学士院是一个书画收藏机构或文化机构，不如说这是一个辅政机构更为确切。在奎章阁中对书画的收藏与鉴赏，只是君臣间“延问道徳”“考帝王之治”“日以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陈说于前”之余事，或者说只是文宗用以招揽文士、笼络人心的一种“障眼法”而已。

在元代历史上，文宗图帖睦尔的继位既突然又理所当然。所以在经过了残酷的宫廷斗争之后，如果说文宗设立奎章阁学士院并整日在里面与文臣儒士一起，只是将讨论法书名画、发展个人的兴趣爱好作为主要目的的话，就未免太过于狭隘，或过于低估了文宗作为一个皇帝的政治抱负。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上述奎章阁的创立宗旨中实际上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作为武宗次子，依据武宗与仁宗协定，仁宗之后皇位当传于文宗兄和世，无奈后来生变，和世被迫出居朔漠，而文宗亦颇受排挤，一直未得大用。（《元史》卷三十一《明宗本纪》，卷三十二《文宗本纪一》）[6]693，703-704但他早就志在魏阙，只是由于一直没有机会，不得不韬光养晦。文宗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古时又称“金陵”）为怀王时曾作有《登金山》诗一首:

巍然块石数枝松，尽日游观有客从。

自是擎天真柱石，不同平地小山峰。

东连舟楫西津渡，南望楼台北固钟。

我欲倚栏吹铁笛，恐惊潭底久潜龙。[8]

诗中“自是擎天真柱石，不同平地小山峰”应当为其自拟，最后一句之“潜龙”暗指其他觊觎帝位者，也可能是文宗自指，表明政治形势险恶，自己不得不蛰伏隐居以等待时机。几年后，他终于等来了机会。依靠燕铁木儿、伯颜等人的政治才能和军事实力，并在假意让位于其兄和世之后，文宗最终得以坐上了皇位。细想一下，对于一个久已渴望出头并不惜毒弑亲兄以重获皇位的人，[9]551-552当上皇帝后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临池赏画上，只是为了发展自己的艺术爱好，这样的解释实在难以符合情理。只不过皇位的降临对文宗而言还是有点突然，甚至他还没有为此在政治和军事上做好充分的准备。由于权臣燕铁木儿和伯颜等人的政治实力过于强大，加之其他一些蒙古贵族保守势力的反对，文宗在位五年始终大权旁落，这迫使他在即位后不得不继续以清静无为的姿态，俟机培养亲信，巩固政治实力。

关于文宗设立奎章阁学士院的真实动机，我们从其开设的时间上亦可窥见一斑。泰定五年（1328年）九月元文宗即位，改元天历，同时他又遣使恭迎其兄和世于漠北。次年（1329年）正月和世即位于和宁之北，是为明宗。而紧随其后，就在这一年（1329年）的二月，文宗设立奎章阁学士院于京师，遣人以除目奏明宗，明宗从之。（《元史》卷三十一《明宗本纪》）[6]696三月，奎章阁便宣告正式成立。然而此时文宗既尚未正式完成与其兄和世的皇位转让，也还没有得到明宗正式册封他为太子（明宗册封图帖睦尔为太子的时间在当年四月）。在自己的政治地位尚未完全落实之际，文宗就如此急于创建奎章阁，从中一方面可见文宗对于创建该机构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想在自己的皇位正式让给其兄之前抓紧完成这一机构的“立法”手续，以便取得“合法”的地位，以此作为自己日后笼络人心、实现政治理想之处所。①参阅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第212页。傅申曾在《奎章阁年谱初稿》中亦对文宗奏立奎章阁学士院一事发表看法，认为：“由此可知文宗在逊位于明宗之后才成立奎章阁，为其牢笼人才，建立私人势力之根据地。”见傅申《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81年，第43-44页。

奎章阁学士院在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三月开始成立时为秩正三品，与中书省以下的“六部”尚处于同一级别。其主要官员皆由其他部门借调或兼任，翰林学士承旨忽都鲁都儿迷失与集贤大学士赵世延并为大学士，为奎章阁名义上之领袖，翰林直学士虞集、御史撒迪并为侍书学士，另置承制学士、供奉学士各二员。此后，奎章阁学士院的机构设置逐步得到完善，地位亦得到进一步提升。至同年八月，奎章阁学土院就很快升为秩正二品，一跃而成为略低于翰林兼国史院与集贤院而处于中央一级的特设机构。[7]64试想一下，如果不是出于加强奎章阁实际权力之目的，而仅仅作为皇帝燕闲赏画之处所，文宗是没有必要在短时间内将奎章阁的品秩提升得如此之高的。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机构还得到了文宗皇帝的特别关照。他经常眷顾奎章阁，“几无一日而不御于斯”，与儒臣文士打成了一片。在奎章阁中，文宗和阁中诸臣甚至不用过多拘于君臣之礼，可以时常进行一些较为轻松的谈话，当然也会时常论及国事，于是“宰辅有所奏请，宥密有所图谋，诤臣有所绳纠，侍从有所献替，以次入对，从容密勿，盖终日焉”[1]437。文臣偶尔进呈书画作品，文宗也会将其中的一些藏品回赐给他们，君臣之间的关系甚为融洽。他对儒臣文士的这种异乎寻常的亲近和礼遇，自然拉近了君臣之间的距离，甚至使得很多汉人儒臣浑然忘了原本被视为夷夏之隔的民族界限，在不自觉中对文宗产生了丝丝眷恋的情怀，[3]36似乎与文宗在一起谈艺论道已成为他们每日必需的一项生活内容。例如，柯九思就曾作《春直奎章阁二首》诗云：

（一）

旋拆黄封日铸茶，玉泉新汲味幽嘉。

殿中今日无宣唤，闲卷珠帘看柳花。

（二）

春来琼岛花如锦，红雾霏霏张九天。

底事君王稀幸御，儒臣日日侍经筵。[10]22，[11]

其中“底事君王稀幸御，儒臣日日侍经筵”一句明白无误地描写了儒臣每日侍奉经筵并得到皇帝临幸的满足感，而“殿中今日无宣唤，闲卷珠帘看柳花”一句则隐约地透露出未得到宣唤进宫后的点点失落。文宗正是通过这种与文人儒士经常在一起品鉴法书名画的方式慢慢地达到笼络人心的目的。从奎章阁授经郎揭傒斯的诗文中可以看出他是如何早出晚归为奎章阁的事务忙碌奔波的：

天历年中密阁开，授经新拜育群材。

宫门待漏尝先到，讲席收书每后回。

召试时蒙天语劳，分题不待侍臣催。

满头白雪丹心在，太液池边只独来。[12]1047

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不是心悦诚服地想报答文宗对他的恩遇，揭傒斯怎么会表现得如此忠心耿耿，乃至于披星戴月地为奎章阁的事务奔忙？文宗的时常临幸，无形中将朝廷的权力中心转移到了奎章阁。这样一来，尽管他每次临幸奎章阁都以与文臣儒士讨论法书名画为事由，仍旧难免使朝廷中其他当权大臣感到些许权力危机。

文宗这种拉拢民心、力图蓄养自己政治实力的尝试被朝廷中的另一伙势力有所察觉后，自然招来他们的猜忌。他们开始不断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奎章阁中这群得到皇帝宠遇但实际上并无多少政治实力的儒士文臣，迫使虞集等人在无奈之下只得选择“辞职”，以免受戕害。例如天历三年（1330年）二月二十九日，虞集与奎章阁大学士（正二品）忽都鲁都儿迷失、撒迪等“以入侍燕闲，无益时政，且媢嫉者多”（《元史》卷一八一《虞集传》）[6]178为由正式提出了辞职。这件事在《元史》中的《虞集传》与《文宗本纪》皆有载述。为此，文宗还特意下发诏谕曰：

昔我祖宗，睿智聪明，其于致理之道，自然生知。朕以统绪所传，实在眇躬，夙夜忧惧，自惟早岁跋涉难阻。视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于国家治体，岂能周知？故立奎章阁，置学士员，日以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陈说于前，使朕乐于听闻。卿等其推所学以称朕意，其勿复辞。（《元史》卷三十四《文宗本纪三》）[6]751

文宗为了能够挽留下虞集等人，推心置腹地道出了自己即位以来所感受到的势单力薄，并表明了自己为此“夙夜忧惧”。

对虞集等人的这次辞职，文宗成功进行了慰留，但是接下来围绕奎章阁的事态发展还是令他难以招架。差不多又过了一年，至顺二年（1331年）三月初九这一天，又有御史台大臣弹劾奎章阁参书雅琥“阿媚奸臣，所为不法，宜罢其职”（《元史》卷三十五《文宗本纪四》）[6]779。这一次文宗答应了弹劾者的奏请。此事过去半年后，到了这一年的九月廿一，御史台的蒙古族谏臣再一次将弹劾的矛头指向了文宗的宠臣——奎章阁鉴书博士柯九思，以其“性非纯良，行极矫谲，挟其末技，趋附权门，请罢黜之”（《元史》卷三十五《文宗本纪四》）[6]791。这一次着实令文宗感到很是为难。元末明初人徐显著《柯九思传》记载：

宠顾日隆，由是言者见忌，公乘间跪白上曰：“臣以文艺末技，遭逢圣明，而纵迹孤危，殒越无地，愿乞补外以自效，庶几仰报日月照临之万一，幸陛下哀怜，幸甚。”上曰：“朕在，汝复何忧。”翌日，御史章入不报，故事谏臣言不行，则纳印请去。上重违谏臣意而虑危公，召公谕之曰：“朕本意留卿而欲伸言者路，已敕中书除外，卿其少避，俟朕至上京宣汝矣。”公拜且泣，辞出，而中书竟格诏不行。未几大行上宾，公因流寓吴中。[13]1

根据这一记载，可知文宗曾确实想对柯九思加以保护，怎奈御史台的蒙古族谏臣要“纳印请去”，以辞职相要挟，文宗只好做出让步，指示中书省安排柯九思外调以避风头，并许诺等过段时间再重新起用。然而中书省竟敢将文宗的这一诏谕置之不理，以至于柯九思最后流寓吴中。这件事，一方面反映出文宗当时心有余而力不足，权力被架空到就连妥善安置一名自己的亲信都难以实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文宗朝的实权派将奎章阁视为影响他们政治利益的是非之地，非除之而不快，因此才会对其中的文士不断罗织罪名予以打击。想一想，虞集于元成宗大德初进入京师，先后历仕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六朝，天历三年（1330年）时已官至奎章阁侍书学士（从二品），以他的资深阅历及老成持重的处事风格，犹被迫不得不提出“辞职”以避嫌，可见当时奎章阁儒臣所遭受的外界压力有多大。如此看来，身为五品之职的鉴书博士柯九思遭人弹劾并力请外补就不足为奇了。

总结奎章阁的设置及其书画活动与文宗皇帝治国理政之间的政治关系，笔者认为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从表面上看，奎章阁学士院只是文宗招揽文士入侍燕闲、观览经史典籍、鉴赏古今法书名画之场所，而奎章阁诸儒士文臣的真正身份乃是文宗的政治智囊团。因此，其设置的宗旨主要是为了帮助文宗皇帝提供治国理政的经验。第二，由于国家的实际权力大多数为燕铁木儿和伯颜等人所掌控，文宗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临池赏画等文艺活动中，以此营造宫廷的艺术气息和汉化氛围。他如此做，一方面是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另一方面更是为了通过彰显自己的汉学修养及儒化倾向，树立自己在汉人臣民中的良好形象，进而提高自己在汉人臣民中的政治威信和合法性。第三，文宗开设奎章阁，并利用书画鉴赏为媒介，为自己和文臣儒士提供了一个可以轻松交谈的环境，借此达到笼络人心、蓄养政治实力之目的。第四，在大权旁落、危机四伏的政治环境下，怡情书画以显示清静无为，也是文宗借以掩饰自己政治意图的障眼之法，或者说是他为了自我保护所采取的一种伪装手段。然而文宗本人以及他所招揽的一批文臣儒士如虞集、柯九思等，毕竟还是文人气质太浓，在面对燕铁木儿、伯颜等老谋深算且阴险毒辣的权臣时，他们根本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的机会，以至于在奎章阁中所讨论的治乱得失大多流于空谈。即便如此，还是难以消除燕铁木儿等人的疑心，文宗不得不在至顺三年（1332年）二月辛酉，将奎章阁的领袖职位让与燕铁木儿，命其“兼奎章阁大学士，领奎章阁学士院事”（《元史》卷三十六《文宗本纪五》）[6]801。这是继前一年九月份柯九思遭到弹劾去职之后，奎章阁发生的又一重大变故。从此之后，奎章阁学士院被燕铁木儿完全掌控，其参政、议政的职能更是难以发挥了。几个月之后，文宗也饮恨上宾，至此奎章阁更是没有了精神支柱，虽然未被即时撤销，但实际上几近于名存实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