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春兰

延清（1846—1920），字子澄，号铁君，蒙古镶白旗人，巴哩克氏，京口驻防。他于1908年奉旨前往喀尔喀车臣汗部，祭奠衔札萨克多罗贝勒蕴端多尔济郡王。他出使历时两个多月，行程近万里，把沿途所见所感形诸诗篇，辑集而成《奉使车臣汗记程诗》三卷，诗有三百九十二首。其诗集运用“诗中夹注”的方式，融文学性、知识性和资料性于一体，具有“有韵的地方志，鲜明的风情画”的特点，诗中有诸多描写内外蒙古的边疆风光和生活情状，涉及到当时蒙古的方方面面，真实地反映了蒙古民族的特性。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诗集中有许多音译蒙语入诗，诗人把沿途所经过的站台地名、历史人物的人名、封号、地方官职名称和日常生活用语等蒙语随手拈来音译成汉语言文字作为古典诗歌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但使他的诗歌充满地域文化色彩，还使他的诗歌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是传承民族文化的基因，是显示民族特征的基本要素，民族丰厚的文化内涵和社会特征都蕴藏于其中。因此，语言是民族认同的标志之一，也是最显著的民族标志。延清属于蒙古族，但由于祖辈便驻防京口，他生长于江苏镇江，自幼浸染在汉文化环境中，耳濡目染，无论是语言还是生活习惯已经完全接受汉文化了。其实这种趋势在有清一代是不可遏止的普遍现象，清廷也曾经采取多种措施试图阻止这种趋势，如满、蒙旗人参加科举考试必须考满、蒙文翻译，旗内文件往来尽量使用满语等。乾、嘉以降，各地驻防旗人逐步放弃满语，蒙语亦是如此，更何况延清是生于道光年间的晚清诗人。作为蒙古族旗人的后裔，他不懂自己的民族语言，对本民族的风俗、历史等方面都缺乏了解，对自己所属民族也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甚至连自己的家族隶属蒙古何部落也不得而知。他为此感到很苦恼。所以他非常重视这次出使蒙古重访故土的机会，随身携带了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和日本参谋部编纂的《蒙古地志》，以便随时稽之典籍，了解和认识所经之地的风土人情和山川草木，即如其所说“闲翻地志稽青冢，远捧天章莅赤城”（《正月二十一日，奉旨派出翰林院侍讲学士延清前往车臣汗部致祭，钦此，恭纪七律四首》），同时更是有意地在沿途创作的诗歌中尽可能地运用音译蒙语。

一

延清在诗作中运用了较多的音译蒙语词汇，《奉使车臣汗记程诗》共三卷，在创作第一卷的诗作时因为行程未进入蒙古区域，所以延清没有引音译蒙语入诗。引音译蒙语入诗主要出现在自题诗和二、三卷，自题诗共10首，有11个音译蒙语词汇；第二卷共118首诗，有29个；第三卷共176首，有46个。从运用的次数和频率讲，这无疑是较高的。

音译蒙语入汉文古典诗歌，既表现蒙古族的民族特征，又展示蒙语的语言魅力，如自题诗《正月二十一日，奉旨派出翰林院侍讲学士延清前往车臣汗部致祭，钦此，恭纪七律四首》其中两首：

长征负弩有前驱，鄂博经过悉坦途。

九品珍奇登白贡，几家部落接乌珠。

目穷肯特山千里，心印呼伦水一湖。

地少贪泉犹可饮，压装金幸橐中无。（第三首）

毡庐衔接入车臣，译出方言证彻辰。

朔雪长留戈壁路，东风远送玉关人。

沿河青草侵敖嫩，满地黄花接库伦。

奠醊礼成辞毳幕，炎炎夏日照归轮。（第四首）

两首诗用地名勾勒了此次奉旨出使的大体经过，诗中共运用了“乌珠”“肯特”“呼伦”“车臣”“彻辰”“敖嫩”“库伦”七个山川地名音译蒙语。根据诗中自注，“乌珠”是“乌珠穆沁”缩称，“肯特”山是车臣汗部最高大的山；“呼伦”湖又名“太来泊集”，喀尔喀河诸水注于此湖；“敖嫩”即“敖嫩河”，亦名“俄侬河”，是黑龙江的上源；关于“库伦”，诗集中《附录库伦考》曰：“所谓库伦者，蒙古语，城圈也。该处有喇嘛木楞如城，故名。”“土谢图境”，即今蒙古国乌兰巴托。“车臣”即“车臣汗部”，在喀尔喀之东；“彻辰”是“车臣”的蒙语方言。诗中“戈壁”、“鄂博”亦是音译蒙语。关于“戈壁”，自注：“译曰瀚海”，即沙漠；“鄂博”即敖包，自注：“每台站聚石成堆曰鄂博蒙人礼祀极虔。”《绥蒙辑要》曰：“所谓鄂博者，即垒碎石，或杂柴、牛马骨为堆，位于山岭或大道，蒙人即以为神祗所凭，敬之甚虔。”[1]737诗中“乌珠”与“白贡”、“肯特山”与“呼伦水”相对仗，乌与白都是色彩、山与水同属一类，对仗严格，平仄相对；“车臣”与“彻辰”押韵，“敖嫩”与“库伦”音韵相协。从诗作来看，如此多的音译蒙语入诗并没有生硬、拼凑之感，既点出了出使车臣汗部途中所经内外蒙古有代表性的河流山川，大致勾画出蒙古整体地貌特征，又对仗工整，音律协调，使诗歌具有音韵流转、意蕴浑成的效果。

二

地名的音译蒙语入诗在延清诗集中俯拾皆是，有直接以蒙语出现，如《将抵布楞》云：“日中为市人争赴，买卖街原近布楞。”“布楞”是作者所经第三堆台名。有以此地的某一山或水名字命名的地名，如“避风灯下坐，今夜宿明垓”（《宿明爱》），“明爱”，即“明垓”，山名；“第二堆台德勒苏，乌苏有路亦崎岖”（《将抵德勒苏乌苏作》），“德勒苏”和“乌苏”是草名、水名，指代地名。这些山水名化成的地名点出了地方命名的由来。还有原来是地理特征，后指代地名，如“鄂罗胡笃克，烟火幕庐稀”（《将抵鄂罗胡笃克作，用宝文靖公诗韵》），“鄂罗胡笃克”原是“多井”的蒙语音，后形成地名，此处正好构成五言诗句；“幸免路崎岖，行经扎哈苏”（《扎哈苏晓行》），“扎哈苏”，原意“多鱼”；“雪晴山色亦空蒙，路出乌兰哈达中”（《路经滑雪山，用景佩珂学士诗韵二首》），“乌兰哈达”，意为“红石”，今赤峰市；“陀罗海上策车过，卓荦石头顽且粗”（《见诒可感也，爰依韵奉和》），“陀罗”，意为“瘦”。这些由某一地理特征转化而来的地名充分显示出这些地方的地形、气候、植被、河流（数量、水量）、土壤等特点，既言简意赅地传达出当地的地理信息，又不失诗歌蕴藉风味；既充分显示出蒙古地区特有的地域风貌，又展示出音译蒙语入古典诗词的活力。

除了地名外，还有人名、封号和官职等蒙文音译入诗。人名，如“策凌堪媲美，硕垒并垂踪”（《吉洪布拉嘎五排四十韵》），诗中的“策凌”是三音诺彦部和硕亲王名，娶康熙皇帝之女和硕纯悫公主，即固伦额附；“硕垒”是车臣汗部始封之汗王名，诗中把两位著名的汗、王名对举，勾勒出外蒙古地区喀尔喀部重要的历史。封号，如“学士惭充使，名王溯济农”（《色拉哈达午尖》）和“东指古藩封，名王溯济农”（《吉洪布拉嘎五排四十韵》）中“济农”，原注为“车臣汗王硕垒始受济农封号”。此两处的“济农”从语义上完全可以用“硕垒”替代，然“济农”的“农”正符合诗中押“冬”的韵脚，此是音译蒙语的又一灵活运用的鲜活体现。官职，如“章盖昆都波什户，纷纷罗拜马头来”（《鄂拉胡笃克》）中的“章盖”、“昆都”、“波什户”是三种音译蒙语官职名称，“章盖”官名，自注为“蒙员章盖官皆三四品，即满洲章京也”；“昆都”，是蒙古台站官职，即骁骑校；“波什户”，又译为“拔什库”、“拔什户”，是蒙古台站的领催。三种音译蒙语官职显示出蒙古地区台站的特色，具有地域和民族文化色彩。本来这些蒙古历史人名、封号和蒙古地方官职名称是约定俗成，只是平常的蒙语，然当把它们融入到古典诗词中，就表现出鲜明的蒙古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

三

音译蒙语入诗在清朝时期有较多的诗作，乾隆年间诗人卢见曾在其《杭霭竹枝词》中有音译蒙语入诗，如“塞音”（好）、“苏鲁汗”（风雪天）等[2]577-579。其后咸丰年间满族诗人崇实的《蒙古台站竹枝词》中有较多的音译蒙语，如“谙版”（大人）、“八沟布达”（吃饭）、“幅哩革”（骡子）等[2]580-584。比延清稍早的满族诗人志锐因主战的政治立场被慈禧“降授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3]122，在去往乌里雅苏台时沿途创作了《张家口至乌里雅苏台竹枝词一百首》（又名《廓轩竹枝词》）。其诗中运用了较多的蒙语地名音译，如“乌兰哈达路修长，马去如飞鞭策忙”（《乌兰哈达第十台》）、“锡拉穆勒译黄河，蒙地从兹始产蛇”（《锡拉穆勒第十六台》）、“此方译语霍尼齐，酷暑途长马倦嘶”（《霍尼齐第二十五台》）、“哈稽布乞译山名，上下坡陀路不平”（《哈稽布乞第二十七》）、“末释台名花硕洛，译言厥土色惟黄”（《花硕洛图第六十四台》）等，从所引的诗句来看，显然这些竹枝词侧重介绍所经之地地名的特征，虽然明白晓畅，但似乎缺少诗歌应有的蕴藉含蓄之美。

清代蒙语入诗多见于竹枝词，这种带有民歌诗风的诗体，有利于记述各地风土，所以崇实、志锐等诗人在表现蒙古地方风物、人情的诗中运用蒙语也就不足为怪。另外，他们无论是被贬、革职充军，还是身负重任出塞公干，无一例外都曾亲历蒙古地区，“地理因素在文学的产生过程与发展历史中，往往起着一种制约与规定的作用，是作家与作品产生的基础与前提”[4]，蒙古地区特定的地理因素是他们出塞之作产生的前提与基础。异域的一切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新鲜的，迥异于自己熟悉的环境和事物都成为他们吟咏的对象。同样，从未接触过的蒙语对于他们来说亦是陌生且新奇的，视听的强烈刺激促使诗人不自觉地形诸笔端，于是即有诸多音译蒙语融于汉文古典诗词中。然而这是非常态的，只是在特定的地域和语言环境结合的产物，是蒙汉文化相互碰撞擦出的零星火花。即使有几乎相同的经历和行程路线的满族诗人宝鋆，在《奉使三音诺彦记程草》中亦很少运用音译蒙语地名直接入诗，而是多把蒙语地名意译成汉语入诗，如其诗《原诗〈扎哈苏晚行〉》，“扎哈苏”，原意“多鱼”，写成诗为：“言赴多鱼处，奈无丙穴何”，诸如此类。

综上，延清并非是音译蒙语入汉文古典诗歌的首创者，而是受前人的启发而模仿为之，但谁也没有像延清这样刻意地把音译蒙语用得如此之多、之广、之妙，他是有意识地将蒙汉语言和文化进行融合，使之能完美地达到浑然一体的效果，这与作者自身对蒙语充满着亲切感、认同感是分不开的。当然，音译蒙语入诗是蒙汉交流的结果，《奉使车臣汗记程诗》则是蒙汉交流所结的一朵奇葩。“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形式”[5]15，“语言的共同性是民族的最重要标志之一”[5]12，延清诗中的蒙语音译高度概述和体现了蒙古的地理特征和民族风情，使这些诗歌既具有浓郁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点，又增加了诗歌的亲切感和表现张力，为诗作起到了锦上添花、增姿添彩的艺术效果。同时这些蒙语音译词汇不但显现了蒙古族语言的特色和魅力，也增强了汉文古典诗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丰富了诗歌的语言。

参考文献：

[1]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绥蒙辑要（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2]丘良任,等.中华竹枝词全编[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7.

[3]赵尔巽,柯劭忞,等.清史稿·志锐传(卷470) [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邹建军,周亚芬.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J].安徽大学学报,2010(2).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