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朱力

传统观念里的档案，是指那些已经“死去了”的资料。而现代观念中的档案，并非全然就是遗迹和文物。尤其是福柯提出“知识考古学”后，这种现代档案观念渐渐为档案学界所接受。福柯说：“我们在话语实践的深度中看到一些把陈述当作事件（因为它们具有出现的状况和场域）和看作物（因为它们包含使用的可能性和范围）的系统。这些都是陈述系统（一部分是事件，一部分是物），我主张把它们称为档案。”[1]质言之，福柯“知识考古学”视域里的档案，是一种现代性的关于“考古”知识的档案，是话语性的系统及其规律，与其他考古文物一样，成为逝去年代的意识、精神、思想和意义产品的佐证。所以，福柯说：“档案首先是那些可能被说出来的东西的规律，是支配作为特殊事件的陈述的系统”，“是那些在陈述一事件的根源本身和在它赋予自身的躯体中，从一开始就确定着它的陈述性的系统的东西”。[2]而在实践中，“陈述出现多样性”，但多样性并非随心所欲，而是始终受制于“书写权力”的规训和检查。“他要求突破线性和等级逻辑下的档案及其历史叙述，强调全景敞开权力，充分发掘和利用被传统和主流范式所遗弃和遮蔽了的非连续性、边缘性历史文化信息”[3]。其实，福柯的“反记忆”理论与“反博物馆”理论，是对传统主流的记忆理论、档案理论、博物馆理论的修改和补充。这里的“反”，并非全盘否定，而是否定之否定，讲求辩证的联系和发展。也就是说，福柯借助“知识考古学”，主要是向知识界吁请：不能忽略弱势群体、边缘群体和基层群体的记忆及其档案。这种“知识考古学”、“反记忆”论与“反博物馆”论，为我们构建多元共生的“档案学共同体”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一、“档案学共同体”的概念

“共同体”的概念，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来的，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经韦伯、帕克、安德森等人将其应用于城市社区和公民社会研究的努力，突破了以往单一地域性和情感性的局限，赋予其更多的功能性，使得当下“共同体”观念拥有社会资本、交往网络和权力组织等现代元素。显然，档案也属于一类社会资本、交往网络和权力组织。因此，档案及“档案人”对档案的研究也是一种“共同体”。

不同于传统档案“过去之物和分门别类的文本，变成死去的物品”[4]，福柯眼中的档案是“非物性”、“活化”的档案。它们是“陈述性”的，而非“命题性”和“句子性”的，其主体处于“无始无终的低语中”[5]。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福柯现代档案观念指导下，构建档案学的科学共同体，而这个科学的“档案学共同体”构建，必须“以肩负共同的历史使命，秉承共同的价值理念，遵循共同的学术规范和维护共同的学术尊严为特征”[6]。它是一种新型的想象的生长性的“共同体”。

二、构建“档案学共同体”的必要性

在“知识考古学”理论的启悟下，我们认识到，“档案学共同体”不再是文件库、案卷库、全宗库，而是记忆库、知识库，更是抽象的话语实践的功能系统。正如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在《一位新型档案员——论知识考古学》里所言：“我们之相信一个陈述、一个陈述家族、一个话语形成，在福柯看来，首先是由一些固有变化的线路或某个媒介场限定的，这些线路或媒介场被分配在合作的空间中。”[7]目前，还有不少人对此缺乏应有的认识和认同；而“认同的重量”在“档案学共同体”的构建中显得尤为重要。

档案与档案馆原本在业内认同度就不高，在业外更是如此。人们对档案和档案馆的认识，比较冷漠，甚至偏误；同时，人们对档案的利用率很低，几乎出现了“馆藏档案无人用，需求档案馆无藏”的“结构性矛盾”。化解这一矛盾，首先要做的是整合不同地域的档案资源。就中国当代文学档案而言，由于特定的政治原因，大陆与台港澳一度处于隔绝时期，大陆与台港澳之间的档案就处于分割状态，同时，大陆与海外当代华文文学档案也处于切割状态，使得大陆当代文学研究者对大陆以外的当代汉语文学写作一知半解或茫然无知。本世纪初，大陆出版了两本很有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即北京大学洪子诚著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复旦大学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两者均因资料不全而未涉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而被有的专家“开涮”地分别更名为“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史”和“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史教程”。此外，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外援性的“外国文学译介”以及海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均应纳入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因此，要完成理想状态中的比较完备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就必须有比较完备的中国当代文学档案资料；而要想拥有这种档案资料，就必须对中国大陆文学史料、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史料、国外翻译当代中国文学资料、海外译介中国当代文学史料进行跨时空、跨政治、跨文化、跨语际的大整合，以便形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共同体”。这种“史料共同体”与福柯所说的“资料体”有些类似。只不过，福柯是从方法论意义上来谈论“资料体”的。他说：“文献的一致和同质的资料体的构成（开放的或封闭的，有限的或无限的资料体）”，有赖于考古学对文献内涵的研究和制订文献[8]。即使形成了“史料共同体”，也并不意味着大功告成，还要对其进行充分而有效的利用；而实际情况往往是“重藏轻用”。中国当代文学史家樊骏说：“那些珍藏起来的图书文献，不管内容如何重要，数量如何庞大，保管如何妥善，只要不为人们所应用，与根本不存在没有多大区别，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和价值了。”[9]因此，我们既要构建新型的“档案学共同体”，更要加强对新型档案这种“资料体”的开发与利用。

三、构建“档案学共同体”的可行性

从档案利用主体需要来看，“档案学共同体”是不同利益主体（共同体里的守成派、激进派和自由派）的情感皈依处，乃至是他们所追求的信仰依持。质言之，对档案的情感需要，乃至对档案的崇拜，是形成“档案学共同体”的感性基础。

从档案信息资源建设的角度来看，档案大数据时代已然来临，档案信息资源的储存方式已经从传统的纸质档案、档案信息化进入大数据时代。档案信息资源数量已经从单个馆藏的GB级升级为“大数据”的PB和TB级。在现代档案理念指导下，随着我国数字档案资源数量的不断累积，档案资源整合必将成为档案工作的重中之重。

档案的制度安排是构建“档案学共同体”的制度保障。档案历来是统治者治国理政的“根本”、“模法”。因此，古今中外都有各自的档案制度安排。单以中国历代档案制度为例，它演进的历史轨迹如下：“从商代的甲骨档案窖藏，西周王朝将档案‘登于天府’、‘藏于金匮’、‘置之宗庙’，唐代‘三年一拣除’的档案鉴定，宋代的‘置册分门编录’，明代的‘黄册’，清代的大库分类目录，到今日中央和地方大大小小的档案馆、档案室的建立”[10]。正是这些档案制度的制订与推行，使得我国档案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因此，我们应该依循档案的“陈述”规则，从档案的结构和功能出发，为构建“档案学共同体”做出科学的制度决策。

四、构建“档案学共同体”的具体策略

首先，凸显构建“档案学共同体”的主体作用。档案工作者和档案利用者（下称“档案人”）是“档案学共同体”构建的主体。他们在构建“档案学共同体”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档案人”是“档案学共同体”构建的“角色丛”，是“档案学共同体”的构建者、把控者、守护者、传承者和利用者。这是由“档案人”的主观取舍以及“档案人”的中介性决定的。

其次，在构建“档案学共同体”的过程中，“档案人”要从理论方面做好如下工作：在福柯“知识考古学”背景下，形成对新型的“话语档案”的理论共识，以此作为专业身份认同的前提；在档案学范式理论指导下，区分出不同层次的“档案学共同体”，如微观意义、中观意义和宏观意义上的“档案学共同体”；从专业组织、学术制度、科学精神和道德规范等方面入手，将“档案学共同体”建设落到实处。

再次，在构建“档案学共同体”的过程中，“档案人”在实践上要从六个方面着手开展工作。第一、建设开放的大数据平台，为“档案学共同体”构建提供技术支持。比如，2009年美国联邦政府推出了开发数据平台DATA.GOV，设置了首席信息官（CIO）岗位，专门负责数据的采集、发布与管理工作。第二、在档案大数据背景下，通过技术方法提取有效信息，根据规律进行挖掘，以满足不同档案用户的信息需求。第三、加强对档案的编纂开发，使档案由“黑箱”变为“白箱”。在福柯眼里，作为“陈述”意义上的档案，具有“内在的物质性”，而正是“这种物质性使陈述具有可重复性”[11]。档案可以被反复利用，而每一次利用都是对档案的一次唤醒，使其“复活”过来。第四、依托重大活动，通过档案教育活动，对外宣传档案，发展档案事业。第五、把档案视为国家记忆工程，乃至人类记忆工程，借助文化事业，光大档案事业。第六、利用现代传媒，尤其是“融媒体”，把握“人人都是麦克风，个个都是自媒体”的时代契机，将大数据与自媒体加以融合，以便更高效、更充实地构建“档案学共同体”。

我们不能奢望“人人都是档案人”。帕蕾丝·伯克所希冀的“对档案的崇拜”[12]是“档案乌托邦”。但是，人人参与、人人共建、人人共享的“档案学共同体”还是能够形成的。“‘共同体的追寻’——寻找认同与故乡——是‘人类的境况’（human condition）本然的一部分，但就像所有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追求那样，这条道路上也遍布着荆棘和引人失足的陷阱。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在情感与理性之间、同情与戒慎之间以及行动与认识之间寻求平衡。”[13]“档案学共同体”，是开放敞亮的，不是封闭黑暗的；是构建主义的，不是本质主义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档案学共同体”是一种“将来的共同体”。 总之，“档案学共同体”是一种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具有社会再生产的巨大潜能。

参考文献：

[1][2][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166,144.

[3]吴秀明.论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时空拓展及其档案制度障碍[J].文艺研究,2014(3):42.

[4]张一兵.认知考古学：活化的话语档案与断裂的谱系发现[J].南京大学学报,2013(6):6.

[5][7][11][法]德勒兹.一位新型档案员——论知识考古学[A]//[法]米歇尔·福柯.福柯集[C].谢强,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550,548-549,548-549.

[6]饶圆.论中国档案学者的使命与学术共同体的构建[J].山西档案,2007(3):22.

[8][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引言[A].福柯集[C].谢强,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138.

[9]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391.

[10][12]丁华东.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29,283.

[13][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