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中国话剧110周年之际，傅谨同志的《20世纪中国戏剧史》（以下简称《戏剧史》）出版了。2017年6月9日的《北京青年报》就《戏剧史》对傅谨进行了专访，发表了《20世纪中国戏剧，我们弄错了太多》（以下简称《专访》）。本文所要讨论的不是对《戏剧史》的整体评价，而是就《专访》并结合《戏剧史》的论述中，对中国话剧的成就以及戏曲与话剧的关系的评估问题做些探讨。

关于中国话剧的起点问题

首先，傅谨同志提出关于话剧的起点问题，他认为中国话剧的起点是1900年的学生演剧。陈丁沙、朱栋霖等人早就持此看法，并非傅谨的发现。傅谨的研究似乎不看前人研究的成果，据澳门学者研究，1596年1月16日的《澳门圣保禄学院年报》记载了一场悲剧演出的盛况。1604年1月27日的《澳门圣保禄学院年报》，详细记述了一场喜剧演出的内容与经过，圣保禄学院的学生演出，甚至开始走出校园的围墙，进入了澳门社会的市民生活（李向玉 91）。就以上两场演出而言，是不是也可以看作是中国话剧的起点？

争论的焦点在于傅谨同志不同意将1907年春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作为中国话剧诞生的标志。其实，话剧的起点和话剧诞生的标志是有区别的。中国话剧的诞生是有一个过程的，正如十月怀胎。中外的话剧史研究者，之所以主张将1907年春柳社的演出《茶花女》第三幕、《黒奴吁天录》作为诞生的标志，是基于以下的看法：春柳社是中国话剧史上第一个具有自己的章程、自己的艺术追求的社团；在中国话剧的创始期演出了自己改编的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