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振涛

民族音乐学有一对基本概念：“局内人、局外人”（insider/outsider）或“主位、客位”（emic/etic）。这对术语进入中国音乐学界是20世纪最后十几年的事，但学术脉络却可以上溯到20世纪初的人类学。马林诺夫斯基对待超布连岛人不同于西方逻辑的相沿成俗的做事方式，基本做法就是让其自我呈现，不加干涉，以此立场概括出两个“关键词”。这对概念的大面积传播，自然是田野考察在人类学主体地位的确定和操作规范中采访与被访两种关系的逐渐确立。中国学人之所以愿意接受西方学术界处理与“在地”关系的预设立场，也是因为处理城乡关系时遇到了大体相似的情况，特别是21世纪以来对“干部”身份的质疑和对居高临下态度的克制以及摆正平视位置的调整。概念虽然建立在西方二元认识论基础上，但的确让中国学者保持了适度清醒，使之尽量不干预“文化持有人”的“日常”，避免“改造民间陋习”“封杀封建迷信”“创造新传统”等“善意”的动手动脚。

但是，作为传统文化培养起来具有“文化宣示者”使命的中国知识分子，能否像研究“他文化”的局外人（如马林诺夫斯基）那样不干涉局内人的“日常”？能否像《锁麟囊》唱的那样“袖手旁观在壁上瞧”？现以“冀中学案”为例，观察学界的惯常做法。

一、反思身份定位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学者不但没有在20世纪最后十年的采访中袖手旁观民间乐社的恢复，而且积极主动“集体”参与了“文化复兴”的一系列活动。乔建中、薛艺兵等作为国家学术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急切表达了渴望民间恢复传统的态度，不但对前路未明的会员晓以大义，而且对无动于衷的地方政府苦口婆心，更有对懵懵懂懂的媒体介绍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