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友峰

文学期刊在文学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期刊作为文学作品的载体媒介，在文学作品的传播过程中起到联结作用，作者、作品和读者通过文学期刊相互联系在一起。在文学期刊的运营过程中，期刊会形成自己独特的特征。例如《人民文学》，作为文学的国刊，其编辑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合拍，如果发表了一篇与意识形态不相容的作品，轻则受到批判，重则主编会被撤职，这与《人民文学》发挥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相互契合。而《收获》作为一份大型的文学期刊，期刊的编辑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会小一些。因为“文学期刊作为文学作品的载体，其办刊方针、编辑理念和经营模式，对创作队伍的构成、文学生产的流程、文学潮流的动向以及社团流派的孕育、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由于外部生态的变化而影响文学期刊的发展的事例不胜枚举，文学期刊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第一手的原创文学作品，反映了当代文学发展的最新动态。文学期刊的特殊价值在于给当代文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是当代文学史建构的基础史料库，为当代文学观念的转型和制度的建构提供了活生生的样本。

一、文学期刊与文学发展互动共生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改革，将文学期刊和出版社都收归国家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期刊所具有的民间性被化解，文学期刊被纳入到国家计划体制之中，因而文学期刊的命运与国家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密切相连。在这一外界文化生态环境下，文学期刊的历史变迁与当代文学的发展历史也就具有了一致性。

(一)文学期刊与时代的互动

期刊是时代发展的一种呈现，其中文学类的期刊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另一种反映，它是与之同时相伴而生的。通过文学期刊时代更新的情况变化，可以对中国当代文学有一定了解，期刊的更新变化体现着一个时代思潮和作家文学创作的具体内容，因而期刊与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内容上又具有承接性特点。

一是文学期刊发表的作品是对时代精神的表达。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在文学作品中都有所反映，文学期刊成为重塑时代精神的重要物质载体。在十七年文学中，文学期刊表现时代精神的作品不计其数。如歌唱新中国成立的诗歌就有郭沫若的《新华颂》、胡风的《时间开始了》、田间的《天安门》、王莘的《歌唱祖国》、艾青的《国旗》等，在这些作品中，新时代、新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成为诗人讴歌的对象。政治抒情诗成为这个时代的代表性文体，其中贺敬之和郭小川的诗歌是代表。此外，关于抗美援朝战争，文学期刊上也有大量的文学作品加以表现，例如魏巍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毛主席看完之后批示“印发全军”)、巴金的《团圆》(1961年8月发表在《上海文学》上)、路翎《洼地上的战役》(《人民文学》1954年第3期)等。建国后，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农村题材的作品占据文学期刊的绝大部分，“赵树理方向”成为当时文学创作的律法。在1962年8月2日到16日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认为：建国以来的文学创作中，农村题材数量最大，成就最高，《山乡巨变》《暴风骤雨》《红旗谱》和《创业史》等都是农村题材的精品。在1958年诗歌大跃进中，大量的民歌出现在文学期刊上。1977年刘心武的《班主任》在《人民文学》上的发表拉开了伤痕文学的序幕，之后的改革文学等都是对时代精神的一种反应。

二是文学期刊的创刊、复刊与政治生态密切相关。“文学期刊和出版业在(上世纪)40—50年代之交，也表现了非常明显的断裂特征” 。[2]这种断裂是一种意识形态体系的断裂，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的民间性被斩断。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大量的文学期刊创刊。9月份《文艺报》创刊，10月份《人民文学》创刊，这两份文学“国刊”一份是理论指导性的刊物，一份是发表作品的刊物。这两份刊物在十七年文学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1949年到1950年期间，各省市文联几乎都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文学期刊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文学机构的代表。《长江文艺》是最早创刊的大区文艺刊物，《河北文艺》《人民戏剧》等大量的文艺期刊都在1950年创刊，这与新中国成立，需要重塑文艺的文化生态有着密切的关系。1956年“双百方针”期间，也诞生了一批重量级的文学期刊，比如《诗刊》和《收获》等，这与这一年国家文艺政策的调整相互关联。1965—1966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来临，大量的文学期刊被迫停刊。1978年前后，又有大量的文学期刊复刊或者创刊。其中《收获》在《复刊词》中指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文学创作应服务于广大的读者群众。这一时期，文学期刊的复刊和创刊与当时的“思想解放”有着密切关系。1985年，随着政治体制的逐渐松绑，一大批文学期刊得以创刊，如丁玲创办了《中国》，中国作家协会创办了《中国作家》杂志，还有专业类的文学期刊《散文诗》(湖南益阳)、《文学自由谈》(天津市文联)等。这一时期由于文学思潮的风起云涌，这些新创办的刊物在拓展文学的审美空间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19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文学期刊被国家财政“断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一大批文学期刊或转型，或停刊。新世纪以来，随着网络媒介的强势介入，一批青春文学作家主编了以书代刊的文学杂志，也就是“杂志书”，如韩寒主编的《独唱团》、郭敬明主编的《最小说》，当然这些“杂志书”由于没有长期的规划，大多奔着商业目的而去，很快也就烟消云散了。

(二)文学制度与期刊的互动

在当代文学史上，等级制度在文学期刊中得到了巩固。在政治体制的影响下，论资排辈的现象遮掩了文学期刊真实的面目。中国现代文学所形成的同人性质的期刊不复存在，所有的文学期刊都纳入到国家文学体制之中。这种等级制度对文学期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所有的文学期刊千篇一律，它在某些程度上限制了文学期刊的多元化发展，打乱了文学期刊应当互相尊重的发展秩序，因而必然导致期刊间出现行政力量和挟持利益关系的局面，呈现出期刊的规格决定了期刊待遇，期刊被分配化，被安排妥当化的关系特征，这种借行政力量来维持的期刊发展的情况逐渐凸显。另外，这种自上而下的等级管理制度在文学期刊当中得到体现。以《人民文学》为例，《人民文学》代表了整个文学期刊的发展方向，具有示范效应，更是直接对下属地方期刊的作品发表起着掌舵约束的作用，它在文学论争、文艺政策、文学观点等政治倾向性质明显的文学理论中扮演着“指挥棒”的角色。虽然各级文化部门管理着各级文学期刊，但是上下两级的期刊管理是没有具体合理的权限的，然而由于行政力量的关系的约束，期刊之间仍然出现了一种隐蔽性质的管理方式。当然这一时期《文艺报》也成为了另一个阵地，而在传媒功能和效力方面又与《人民文学》具有着相同的权力和位置。

从管理方式和等级秩序来看，文学期刊主要是由各级作协主办、文联全权主管、主编负责作品的文字编辑、编委会进行辅助指导。而期刊的主编在一般情况下由主管和主办部门任命，他们可能是由具有名望的作家、文化名流来承担或者兼任，而承办单位多是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机构。如赵树理担任《说说唱唱》的第一任主编、老舍担任《北京文艺》的第一任主编、周而复担任《群众文艺》的主编等。名誉作家担任主编主持期刊的编辑工作无疑是为期刊的权威性和影响力锦上添花。从当时社会情况看，多数主编具有多重身份，兼有文化名人、官员身份等。此外，在名份排序上排在前面的首先当属党政文化官员，其次是文艺创作工作者或社会知识分子，如邵荃麟、周扬、冯雪峰、丁玲、田间。有一些官员尽管不具备党员身份特征，但由于他们文艺思想旗帜鲜明、政治立场极度坚定，例如茅盾，便因为这种身份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文艺思想创作立场，而这立场立足于政治文化背景，对文艺创作的艺术性更是强调在政治路线正确的情况下才进行考虑。为了保证文学艺术的纯洁性，他们内心的思考也出现了倾向性，对党的纯粹的崇敬以及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比忠坚，使他们超越一切阻碍因素来保持对党的信仰，即使有些人出于对自身保护的需要，也会选择暗里的默认，或者以其他方式延续自己对艺术的热爱与坚持。

文学期刊作品的发表需要经过党组织的审核和同意，这样文学作品才有发表的途径。党对期刊的把关非常严格，并将文学期刊的内容与政治气候、领导的思想性等等紧密结合，期刊编委会对文学的审查也必须符合党的监督环境，一旦违反要求就会受到整改的处罚。因此，政治对文学期刊的监督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文学期刊的思想内容进行约束，文学思想受到牵制，组织形式上呈现特殊状态，进而形成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期刊发展态势。

(三)经济体制与文学期刊的互动

上世纪90年代是随着市场经济转型而瞬息万变、时代更新的时期，我国的经济社会呈现出新的局面。各大期刊对此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变化。综合各方面因素来看可将文学期刊调整归纳为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方面是外在的变化，例如出现了广告、各期刊所筹办的征文活动，并设置了奖项、板块的规格，读者定位角度等，其中最具典型特点的期刊是《当代》《萌芽》《山花》《十月》等；内在的变化则表现在期刊编辑理念的变化。在稿件选取上，能够被改编成影视剧的稿件成为优先发表的作品。就多数期刊的调整程度来看，市场对文学期刊的影响不容忽视，并呈现出循环特点，期刊调整的情况源于市场化的因素。各式各样的文学期刊所做的调整不一，有的改版、有的停刊、有的坚守纯文学的阵地，但是吸收企业的赞助，各有利弊。

其中转型成功的文学期刊有《小说月报》《芙蓉》和《萌芽》等。《萌芽》创刊于1956年，在1980年代中期再次复刊，却还是走向了逐渐衰竭、不断亏损的道路。而在1996年，《萌芽》意识到期刊转型的重要性，不转型期刊将不能继续发行。问题是如何转型？它将期刊的受众进行了重新的定位，注重青年作家的文学修养，着眼于关注青年作家，以此改变原有作家群的既定范围。定位方式的调整扩大了期刊的受众范围。最值得一提的是，《萌芽》期刊当时联合国内的十几所高校，合力推出了“新概念作文大赛”活动，使期刊的名望大大提升，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以往的受众群体，发行量逐渐攀升。《小说月报》隶属于百花出版社，百花出版社源于自身的运营方式，从未得到政府资金方面的扶持，该期刊因此已早早走向了市场化的运营模式。如今的《花溪》出现了很大变动，改旗易帜，期刊的发表不再以文学类刊物为主，转而是一本符合青少年的具有时尚性的刊物。《佛山文艺》的改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成功主要缘于该刊物向市场化看齐，瞄准了市场化与期刊的关系，并采用了出色的市场运营经验，与此同时，它还秉承着纯文学追求的理念，成为期刊转型发展的成功案例。《芙蓉》改版后，重新定位读者群，对期刊的编辑理念、作者的选取、栏目设计等都进行了重新规划。据统计显示，该刊物改版后两年，刊物的发行量陡增一倍，尽管发行量仍然有限，但毕竟取得了新的成绩。

再以具有代表性的《人民文学》和《十月》为例。在新的环境下，文学类的期刊受众趋于减少，《人民文学》虽然还是国刊，但是过去所拥有的主导性地位已经不复存在。重新审视期刊文学，采用新的视角、新的心态迎接挑战，这是《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做法，他们通过设置新的栏目“非虚构文学”来增加文学作品的纪实性，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创办于1979年7月的《当代》期刊，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最具影响力的一份大型刊物，它自始至终以崭新的姿态顽强生存，用以静制动的策略，秉承着贴近社会现实的态度立于当代文坛的不败之地。其在二十多年的创办史中，发表了众多在文坛上具有知名度的文学作品，如在“茅盾文学奖”中有很多优秀作品就源于《当代》这份刊物，占1/3左右。简言之，《当代》期刊的创办是在新的时代环境下，面临着新的时代挑战，既符合了时代发展的浪潮，又具有较为稳定的受众定位。其在大的信息时代背景下，依然能够保持旺盛生命力实属难得。

二、文学制度影响文学期刊的发展

(一)国家政策调整与文学期刊管理的新模式

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奠定了中国当代的文学体制。当时毛泽东主席在会议现场的即兴讲话多次重复了 “人民”二字，这奠定了新中国“人民的文学”的机制与模式，这是一种与现代文学出版民间化和同人化的不同机制和模式。第一次文代会后随之成立了文联与文协，二者被定位为领导和管理我国文化艺术部门的组织机构，后期文协在1953年改称中国作家协会，简称作协。此后，文联和文协以其极大的影响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创办了全国性质的文学刊物《文艺报》和《人民文学》，并使之成为指引着国内文艺界思想的重要刊物。除此之外，《诗刊》和《译文》等期刊也相继在中国作协的创办下出了创刊号。而其他具有全国性质的、兼属于文联协会的文学刊物还有《少年文艺》和《民间文学》等。

早在1949年2月，国家就开始对文学期刊进行重新登记，其目的在于“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剥夺反革命分子的言论出版自由”。[3]文学期刊作为文化生产资料被纳入到国家文化整体的管理体系之中，文学期刊的民间化和同人化现象已经不复存在，文学期刊的生产和发行权都收归国家所有。一般情况下，具有全国性质的、权威性的刊物当属全国文联、全国作家协会，中央级别的文学刊物肩负着重大问题的提出、方向原则的重点把握、重要文章的刊载，而地方性的文学刊物也同样要做好积极的回应，在与上级刊物互动的同时不能忽略刊物的地方性和群众性，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保持刊物的通俗易懂，这也是地方刊物自身的特色所在。实际上，解放以后新创刊的文学期刊不在少数，只不过大部分文学期刊存在着同质化的现象，从中央到地方，各种文学期刊类型化现象严重，缺少自己的个性和特色，当然，在那个时期，刊物要想获得自己鲜明的个性也是很困难的。

1955年全国共有期刊总数300种，而全国性质的期刊166种，其平均的发行量为1200多万册。到1959年，全国性的文学期刊有59种。[4]随着社会发展需要的增加，期刊的发行量也在不断增加，期刊的种类出现多样化趋势，所涉及的领域众多。如大型纯文学期刊《收获》即诞生在这一时期。这与当时“双百方针”的实行有着密切的联系。再如以发表当代诗人诗歌作品为主的刊物《诗刊》成立于1957年1月25日，主要发行诗坛动态信息，是一份具有诗歌评论性质的国家级大型刊物。此刊物曾在“文革”期间停刊，又经毛泽东批示，于1976年1月复刊，老一辈革命家像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都曾在该刊物发表过论文。该刊物一直秉承着创作好诗歌、繁荣好诗歌的办刊理念与精神，为中国文学推出了一代又一代新的诗人。

总之，在十七年文学期刊的编辑实践中，文艺期刊被视作党的文艺工作的“喉舌”和“阵地”，文学期刊对编辑的政治性要求极高，编辑稍有闪失就有可能招来灭顶之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文艺报》在《红楼梦评论》中冯雪峰由于没有及时发现两位小人物的批判文章的重要意义而被免职，《文艺报》受到猛烈批判。“双百”方针期间，《人民文学》发表了一批“干预生活”的作品，如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些作品的发表导致了《人民文学》副主编秦兆阳的离职。上世纪50年代的文学期刊“是作为政治的传声筒和晴雨表，是文学政策和文学运动的‘阵地’和‘喉舌’。它们主要不是为了适应读者市场，而是维护和贯彻文学政策。文学刊物变成了机构刊物”[5]在当代文学政策的影响下，文学刊物的独立性丧失。

如果说建国以来的前30年文学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对文学期刊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的经济重心发生了重大转移，全党将发展国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国家的发展逐渐步入正常轨道。于是，期刊事业发展随之繁荣起来，出现了新的生机。一方面，曾经因“文革”种种因素所停办的大批刊物纷纷出现复刊现象，另一方面新的刊物逐渐增多，表现出缤纷多彩的发展劲头。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急速发展，我国期刊事业逐渐转型，实行企业化经营模式。如《当代》《钟山》等一批刊物成功实现了市场化转型，发行量大增，期刊行业成为了文化产业中最具有生机的、新的产业链条。

在新时期文学期刊的发展中，经济成为文学期刊发展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1984年，《国务院关于对期刊出版实行自负盈亏的通知》下发后，文学期刊在一定程度上走上了自我发展的道路。这一文件将文学期刊从国家财政包干的事业单位改变为自负盈亏的企业单位，期刊必须要面向市场，调整经营理念和方式，以对应市场和读者的需要。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立以后，文学期刊面临着改版、停刊等阵痛，办刊理念也从为作家服务转向为读者服务。国家财政对文学期刊断奶之后，一些期刊开始寻找自我解救之路。比如《钟山》与某企业合作，每年可以从这家企业拿到25万元的广告费用。有了企业的资助，《钟山》在办刊经费上的窘境得到了缓解，这也使得《钟山》杂志在新世纪的文学期刊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还有一些期刊通过出版各种选刊来缓解经济压力，如《当代》有长篇小说选刊，还有拉力赛等，《北京文学》有中篇小说选刊，有“北京文学奖”的评选。

总之，国家政策的调整对文学期刊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在“一体化”的计划经济时代，文学期刊的政治方向是文学期刊编者首要考虑的问题，政治方向的调整直接影响到期刊的生存以及编者的地位。在期刊推向市场之后，如何适应市场，迎合读者又成为了期刊经营理念中首要考虑的问题。

(二)“双百方针”与文学期刊的繁荣

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对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发展影响重大。在“双百方针”的引导下，文学界紧张的氛围得到了释放。在“双百方针”提出的两年时间里，中国作家协会曾多次召开文学期刊会议，主要讨论应当如何贯彻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促进文学期刊的繁荣发展。随着会议所达成的共识，一大批的文学期刊如雨后春笋般产生，更多的文学期刊更换了期刊名称。大批我们已经熟知的刊物陆续创办，《新港》《收获》《诗刊》和《星星》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创办的，由之文学期刊的队伍逐渐壮大起来。文学期刊名称的更换变动是“百花时代”中最惹人注目的景象，如原来的《贵州文艺》改称为《山花》，原来的《山西文艺》改称为《火花》……这种更换名称的作法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现象，大部分省级期刊都更换了期刊的名称，这种现象值得思索、耐人寻味，这或许缘于对单一体制的摆脱，或许是想创办更具个性化的文学刊物，亦或许是对文学本位的另一种方式的探索。

与此同时，文学期刊大胆采用新的变革举措，使固化的当代文学重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其中在这方面做得比较突出的有《人民文学》和《文艺报》。《人民文学》当时的主持工作者秦兆阳大胆尝试刊登具有争议性质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作者何直)、宗璞的《红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等一批追求多样化方式的相关作品。《人民文学》更大的功绩还在于刊登了一些“干预生活”类型的文章，诸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刘绍棠的《田野落霞》、李国文的《改选》等，都对社会的阴暗面进行了一定的揭露。这些作品的刊登在文坛领域引发了一股走进现实生活的新思潮。

《文艺报》在“双百方针”时期隶属于中国作协党组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双重领导。这一时期，《文艺报》吸纳了一批贤士，如萧乾、钟惦棐、陈笑雨等。期间一系列期刊的更名改版措施也促使《文艺报》以全新面孔出现在人们眼前，使人们眼前一亮。这一时期，《文艺报》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其中有萧乾的文艺随笔《小品文哪里去了》和《一篇拒绝“点题”的文章》、朱光潜的《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萧也牧的《编辑·作者·作品》，有钟惦棐的《重要的和不重要的》、闻山的《热情的、凝练的诗——读贺敬之的〈回延安〉》、石天河的《作家的世界观与作品的思想性》、严秀的《谈睁眼看世界》、侯金镜的《试谈“腹地”的主要缺点以及企霞对它的批评》、张庚的《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改革”戏曲》等，这些文章既有对文学作品的一点感想与启示，也有发现问题后的批评与讨论，还有针对某一文艺观点的高谈阔论等，这些花朵相继盛开，使得文艺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在“双百”方针的作用下，其时文艺界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但由于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很多有才华的作家创作的作品被错误地划为“毒草”性质，同时也牵连到了数家文学期刊，《文艺报》和《人民文学》在经过“鸣放”之后，许多编辑被打成右派。历史的车轮碾过二十世纪50年代，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60年代初期取得了瞩目的成果，但那期间国家也出现了左倾错误，给我国的经济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危害。经济遭受危害的同时，文艺政治思想也出现了偏差，“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革’的导火线”。[6]因此，在这种背景下，文学期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直到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所有的文学期刊被迫停刊。我国的艺术创作在面临着左倾思想的错误影响下，虽然仍有像刘白羽的《长江三日》和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这样杰出的作品发表，但数量不多，因为没有文学期刊支持的文学创作无疑是无源之水。

三、文学期刊推动文学思潮的流变

自1949年《人民文学》和《文艺报》创刊开始，文学期刊就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改变知识分子思想的一把利器。在十七年期间，文学期刊成为了文学批判的载体。新时期以来，文学期刊又成为文学思潮的载体。

(一)文学期刊作为文学批判的载体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是一个重大事件。在这一事件中，文学期刊《文艺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舒芜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舒芜和胡风本来属于忘年交，在舒芜的早期成长中，胡风给予了他巨大的帮助。解放后，由于胡风的文艺思想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一定的抵牾，胡风的思想受到了批判。舒芜也明显地感觉到形势变化对其生活的影响，就想与胡风拉开距离。1952年5月25日，舒芜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中对自己的“主观”论思想进行了自我批判。同时也“希望路翎和其他几个人，也要赶快投身于群众的实际斗争中，第一步为自己创造理解这个文件的起码条件，进一步掌握这个武器”。[7]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人民日报》作为国家舆论的“喉舌”，转发该文并配发“编者按”，说胡风是一个小集团，这是一种政治风向标。9月25日，舒芜在《文艺报》(总第71期)上发表《致路翎的公开信》，这是他公开向党表达忠心并脱离胡风圈子，《文艺报》“编者按”说舒芜“进一步分析了他自己和路翎及其所属的小集团一些根本性质的错误思想”，《文艺报》正式表明胡风的思想是错误的。1953年，《文艺报》发表林默涵的《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两篇文章，拉开了对胡风的批判序幕。为了反击对自己的批评，胡风同人决定上书中央。1954年7月22日，胡风将“三十万言书”亲手交给中央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并请他转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三十万言书”反驳了林默涵和何其芳的文章，并对50年代以来文艺路线进行了批评，阐释了自己的文艺观。1954年10月31日到12月8日，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8次联席扩大会议，就《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段唯心主义倾向”和《文艺报》的错误展开讨论。胡风在这次会议上两次发言批判《文艺报》的错误倾向，由于“三十万言书”的抛出，最终被当做向党进攻的证据，1955年1月，《文艺报》第一、二期合刊出版，胡风报告中的第二、四部分被印成小册子随刊出版，小册子前面还有毛主席亲自修改的卷首声明，胡风由此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1955年《文艺报》的第九、十期合刊大规模地发表了《剥去反党阴谋家胡风的假面目》《请看反党阴谋家胡风的可憎面目》《胡风反党集团在新文艺出版社干了些什么？》《我们接触到的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我的自我批判——胡风》《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与胡风思想划清界限》《胡风是走的哪一条路？》《胡风是这样和胡适作“斗争”的》《剥去胡风的伪装看他的主观唯心论的真相》等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对于批判胡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之后，《文艺报》在1955年的5月和6月相继列出了一系列胡风问题的材料，分别是《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和《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并刊发了一份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通过的决议，这份决议将胡风从作协、文联、人大代表中除名，并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反革命罪逮捕胡风。

“胡风案”的材料和批判文章很多都是在《文艺报》和《人民日报》上刊发的，文学期刊在这种大批判的运动中发挥了舆论导向作用。“胡风案”是左翼文学内部宗派斗争的结果，在胡风思想中，他要通过文学进行革命，而国家文学的实质则在于通过革命来进行文艺，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也导致了胡风被批判的命运。

(二)期刊作为文学思潮的载体

文学期刊是文学思潮的重要载体。文学思潮通过文学期刊得以传播，文学期刊与文学思潮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究竟何为“文学思潮”，这是一个不好界定的概念，学界对此界定有以下几种：一是指创作思潮，也就是在某一阶段流行的创作方向。二是指文学理论的建构途径，也就是某一阶段文学理论的指向。三是指社会思潮，在某一阶段所流行的思想潮流。事实上，在思想思潮、文学思潮和创作思潮之间会形成一种互动关系，文学思潮是介于思想思潮和创作思潮之间的一种思想形态，但是文学思潮和思想思潮之间还是存在着相异的地方，思想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政治思潮的影响，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学思潮是精神性和情感性的思想潮流，与国家意识形态有一定的距离，因而我们不能通过用社会思想思潮来界定文学思潮，文学思潮影响着创作思潮，但是不能把文学思潮与创作思潮相等同，文学思潮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它与一定时期人们的心理情感需要有很大的关系。要把握文学思潮和创作思潮的关系我们可以从具体的文学期刊出发来进行考察，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流变过程中，文学期刊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推动文学思潮流动的重要推手。

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前30年比较重要的文学思潮就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这一文学思潮自1930年代从苏联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上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它作为一种指导性的创作法则成为前30年的文学创作总纲领。建国后，大量的文学期刊刊载了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潮的论文。1952年周扬为苏联文学杂志《旗帜》写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1953年1月11日《人民日报》转载)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一切进步作家的旗帜，中国人民的文学正在这个旗帜之下前进”。[8]对这一文学思潮进行反思的是秦兆阳(何值)，他发表在《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上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于现实主义的再认识》一文，认为现实主义最重要的要义在于“追求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由于定义的不科学，会引发很多的歧义，他建议将之改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以区别于别的时代的现实主义，他认为人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有些教条化，曲解了现实主义的含义。这是从文学的艺术性方面对这一文学思潮的纠偏，但是由于“反右”的开始，“写生活”和“写真实”受到批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1958年被毛主席改造为“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学思潮，相结合意味着革命浪漫主义因素脱离社会主义现实创作方法而独立出来，并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结合起来，这一结合为后来民歌大跃进和文革激进文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文革”结束之后，在文学上有着重要影响的文学思潮就是“伤痕文学”思潮。 “伤痕文学”的起点是刘心武发表在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上的《班主任》，在“文革”刚结束的年代，作品深刻地揭示了“文革”对青少年思想的伤害，与那个时代的社会思潮有着相互契合的关联。作品本身并没有多少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是由于揭露了四人帮的“愚民”政策，才使得这部作品有了一定的社会价值。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上发表了复旦大学学生卢新华的《伤痕》，“伤痕文学”命名由之产生。之后，《大墙下的红玉兰》《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多部“伤痕文学”作品面世。“伤痕文学”的作品在于揭示“四人帮”对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伤害，伤痕文学通过“写真实”开启了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道路，改变了“文革”期间虚假的浪漫主义和欺骗的写实主义的创作思路，但是由于这些作品仅仅宣泄了情感，并没有能够对这些伤痕存在的原因等进行深入分析，其作品的社会价值往往大于文学价值。在“伤痕文学”思潮的诞生中，《人民文学》杂志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刊物发表了一定数量的“伤痕文学”作品。“伤痕文学”大概持续了三年时间，后来由于“反思文学”思潮的出现而被取代。

《人民文学》在推动“反思文学”思潮的形成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茹志鹃在1979年第2期发表的《剪辑错了的故事》拉开了“反思文学”的序幕。“反思文学”不同于“伤痕文学”仅停留在揭示罪恶，而是更注重反思清理这种“极左”政治形成的历史文化及其人性的原因。因此 “反思文学”比“伤痕文学”有着更深刻的思想力度。“反思文学”关注“人民”的命运，将“人民”从文学的匮乏中拯救出来，在“反思文学”中，“人民”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如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古华的《芙蓉镇》、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人民文学》在“改革文学”的发展上也起着推动作用，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就是发表在《人民文学》上。

在新时期初期的文学思潮的流变中，《人民文学》发挥了主导作用。由于新时期以来文学与政治的分离，1985年以后，《人民文学》对“文学思潮”的影响在逐渐减小。之后出现的“寻根文学”思潮，《人民文学》就没有太大的介入。1982年第二期的《新疆文学》发表了汪曾祺的《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语言》的理论文章，之后汪曾祺创作的《受戒》将寻根文学的基础奠定下来。1985年韩少功在第4期的《作家》上发表《文学的根》，阿城在《文学报》上发表了《文化制约人类》，他们都强调了民族文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郑万隆在《上海文学》发表的《我的根》，强调要将民族文化意识贯彻到文学创作之中。这些“寻根文学”的理论建构文章均发表在相关的文艺刊物，从而推动了“寻根文学”的发展。在创作上，韩少功的《归来去》《爸爸爸》等均聚焦在我国的民族文化上，对民族文化的悲剧性进行了书写。冯骥才的《三寸金莲》则聚焦了民族文化的劣根性问题。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对传统文学进行了批判。可以看出，“寻根文学”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是在文学期刊的推动下向前发展的。

“先锋文学”的产生也是在期刊的推动下发展的，《收获》在先锋文学的发展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关于《收获》与先锋文学的关系，笔者将另文专述。“新写实主义”思潮则是在《钟山》杂志的推动下向前发展的。“新写实主义”兴起于1985年，到1989年第3期《钟山》杂志推出“新写实小说大联展”，“新写实主义”才得以蔚为大观地发展。“新写实主义”与“寻根文学”不同，它是由创作开始而后经过理论提炼的。在《钟山》“新写实小说大联展”的卷首语中论及了“新写实主义”的一些基本特点：强调写实，专注于对生活原生态的呈现，但是笔调冷静，态度中立，不对现实生活做任何的价值判断。代表性作品有：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等。

另外，《上海文学》对“人文精神”的讨论也是文学期刊对文学思潮推动的一个例证。王晓明1993年6月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论文《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拉开了“人文精神”讨论的序幕，《读书》杂志从1994年3月号到7月号连续发表了5篇题为“人文精神寻思录”的座谈讲话，引发了范围广、时间长的关于人文精神的热烈讨论和争论。这场从文学思潮进入的讨论最后蔓延到思想领域，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可以说，文学期刊不仅仅是刊登文学作品的载体，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文学期刊在一定程度上还参与了某一特定“文学思潮”的形成、发展与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