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　纲

胡耀邦振臂一呼

1978年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文革,挽救了国家,完成历史的大转折,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三中全会的要点实际上是两条,即邓小平在三中全会召开前竟开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所指出的:一、“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质上就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这两条也就是今后党的各项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当然,也是发展我国文艺事业的根本指导方针。

三中全会闭幕12天,1979年1月2日,中国文联举行“迎春茶话会”,刚刚就任中宣部长7天的胡耀邦到会讲话,主题是:从今开始,建立党与文艺界的新关系,热情洋溢,态度极其真诚。胡耀邦要把党的宣传部门建成文艺界同志的“服务站”,下设:一、“问讯处”(指出文艺的方针、路线,给文艺创作以指南);二、“资料室”(提供过去和现在的资料);三、“休息室”(歌手们渴了,有一杯凉白开渴);四、“医疗室”(感冒、嗓子哑了,给搞些清凉剂);五、“修理室”(乐器坏了,总得修理修理)。“医疗室”和“修理室”也就是文艺评论、文艺批评。

敢言把“党的宣传部门”建成“文艺界同志的‘服务站”,也就是说,党的宣传部门要为文艺家“服务”!这是多么大胆地设想,多么明智的政策调整,多么惊人的“拨乱反正”,留下一根多么长的“右倾”辫子啊!革命文艺史上破天荒!

胡耀邦振臂一呼,报告了文艺界初春的消息,近三百知名人士掌声雷动!

胡耀邦拍板,尽快召开迄今中断19年的文代会——第四次文代大会。

胡耀邦讲话数日后的1979年1月,在叶剑英建议下,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从一月份一直开到4月份,一石击起千重浪!许多涉及党的历史积案以及党的民主集中等根本性的大问题被大胆地提出来了,特别是个人迷信和党内民主问题。

4月,假京西宾馆礼堂,邓小平为“理论工作务虚会”作总结,提出“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讲话时,态度极其严肃,我们当时听了,知道中央在为“理论工作务虚会”纠偏,重申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此后,“四项基本原则”被奉为“立国之本”,成为此后批判时起时伏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神圣武器。

1979年3月,茅盾给文代会筹备组负责人林默涵写了一封信,信称:

……我认为代表的产生,可以采取选举的办法,但也应辅之以特邀,使所有的老作家、老艺术家、老艺人不漏掉一个,都能参加。这些同志中间,由于错案、冤案、假案的桎梏,有的已经沉默了十多年了!

由此我想到,应该尽快为这这些同志落实政策,使他们能以舒畅的心情来参加会议。……因此我建议是否可以由中组部反映,请他们催促各省市抓紧此事,能在文代会前解决;还可以文联、作协的名义向各省市发出呼吁,请他们重视此事,早为这些老人落实政策!

胡耀邦见信,百感交集,即令中组部、中宣部、文化部、全国文联联合召开试办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会议于3月底在北京举行,加快了工作进度,特别是在几个大案中受到迫害的知名人士,迅速得到平反昭雪,冰河解冻,文艺界冲出牢笼。

1979年早春天气——中国新文艺史上不可遗忘的一页!

“文艺战线第一次比较大的风波”

1979年,三中全会刚刚开过,人们欢呼“文艺的春天来了”的时候,《河北文学》第6期新开栏目“新长征号角”,发表了淀清的《歌颂与暴露》和李剑的《“歌德”与“缺德”》,挑起一场惊动中宣部直到胡耀邦的大论战。

李剑的文章出言不逊,充满了杀机,说什么“现代的中国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衣蒙面的大汉轻轻叩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当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为何不可‘歌其德?” “善于阴暗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是自诩高雅,不近工农,在悠悠的柳树下苦思‘惊人语。” “社会主义文学都应一律地歌颂社会主义之德,歌无产阶级之德,歌工农兵英雄之德;否则便是‘缺德。”

河北文艺界紧张了,说“春天刚来,倒春寒就来了”。甚至预感到这是“反右的信号”。

《文艺报》主编冯牧闻讯后,认为“缺德”之论与三中全会的精神相违背,唐因即刻署名“于睛”撰写文章《如此“歌德”》,发在第七期《文艺报》上,同读者见面较晚。

李剑的文章华而不实,混淆视听,“左”派幼稚病。我写于病中、发表于《人民日报》7月16日的文章:《“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两年多来文坛之一瞥》顺便提出“歌德”“缺德”的问题。文章历数粉碎四人帮以来从相声《帽子工厂》、《白骨精现形记》的畅笑,到《怒吼吧,黄河》、《曙光》的公演,到《转折》、《陈毅出山》的连演,到《哥德巴赫猜想》、《班主任》的轰动,到《大墙下的红玉兰》、《铺花的歧路》等中篇小说的崛起,到《于无声处》一声惊雷,到《天安门诗钞》的大爆炸,解放了的人民何等欢迎文艺的解放啊!然而,比起真正的解放来,倒是应了毛泽东主席当年曾经说过的话:“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文章最后写道:

……意见分歧,完全应该通过同志式的讨论来解决,也就是通过“放”的方式去解决。是“向前看的文学”还是“向后看的文学” ?干文艺这一行的人到底是“歌德”还是 “缺德”?(近读一篇奇文:李剑同志的《“歌德”与“缺德”》)看来,一场为繁荣文艺创作而兴起的“放” 和“争”的新局面正在酝酿之中。这是大好事,完全符合“放”的方针,一定会开花结果。

几天之后的7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王若望的文章《春天里的一股冷风》,痛斥李文“比江青还江青”,“比张春桥十三年还十三年”。一下子让事态升温。接着,上海文艺界召开座谈会,《文汇报》、《人民日报》等多达24家报纸进行声讨,群起而攻之,火力很猛。

9月4日,中宣部在钓鱼台国宾馆召开座谈会。

9月6日,胡耀邦讲话。胡耀邦说:“全国16个省市参加了讨论,是粉碎四人帮三年后文艺战线第一次比较大的风波。”他讲了四点:

一、应该采取同志式的、讨论的方法,平心静气的方法。

二、李剑同志的文章确实有毛病,是不恰当的。青年人犯错误是允许的,我像你那年岁——29岁前,犯错误比你多。不要紧张,只要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王若望是老同志了,出来批评是对的,但气太大了些。

三、李剑的错误为什么在三中全会之后而且在河北出现呢?因为三中全会澄清了历史上的大是大非,转弯幅度大,容易转向。“拔西瓜”的事出在河北,形势变了,正定的某些同志还停留在原来的位置上。李剑的错误不是偶然的。

四、接受教训,团结起来向前看,把河北的文艺事业搞好。(以上摘录参照刘哲著《编余论集》)

“你们回去……千方百计把河北的文艺事业繁荣活跃起来。”6年后的深夜,高占祥对我说,他不忘耀邦同志此次讲话给河北工作的这一叮嘱,要千方百计,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定把河北文艺搞上去。

第四次文代会上

我刚刚胃切除手术出院,第四次文代会召开,通知我以“列席代表”的身份旁听会议,联想到胡耀邦一月份登高一呼的那次讲话,喜不自禁,精神之亢奋难以言表。

1979年10月30日,第四次文代大会顺利开幕!

邓小平代表中央向大会致《祝辞》,充分肯定文艺成绩,反对横加干涉,全场振奋,掌声如雷,震耳欲聋!

茅盾致开幕辞,周扬作主题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周扬的报告,曾由胡耀邦发给百多人进行讨论修改,实事求是地总结我国文艺界30年的经验教训,是一篇大文章。

历经世变,劫后余生,19年后重逢,一把辛酸泪,文艺家们热烈地议论,兴奋之余,不禁发出诘问:“这是为什么?”“哪里出问题了?”“今后怎么办?”

邓小平的《祝辞》振奋人心,他明确指出“所谓‘黑线专政,完全是林彪、‘四人帮的诬蔑”,肯定“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好的”。宣称“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鼓励文艺家“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特别指出“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各级党委都要领导好文艺工作……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代表们莫不欢心鼓舞。

也有代表担心出现反复,因为思想解放是要破除迷信、摒弃权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遇到过重重的阻力,大人物起而反对,说是“针对伟大领袖”,而且下令:“中央明确指示《红旗》杂志不介入。”邓小平批示:“应卷入。不卷入本身就是卷入。”

会上,我们私下还议论到刚刚由邓小平作总结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对于会议上大胆地质疑感到异常震惊。务虚会对于党史上路线斗争的评价,对于解放后三大政治运动的追问,对于政治与文艺的关系以及文坛几大冤案的追究,尤其是对于个人迷信的控诉以及周扬在会上忏悔的眼泪和欲说还休的无奈,闻之不禁栗然。邓小平的总结报告明确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特别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大家明白,这是党在危难时期校正方向的根本原则,今后的一切,均将以此作为言行的指南。

文代会在西苑饭店举行,我家住北郊和平街,每天来车接送。我和同院的朱海观、白薇(偶有邹荻帆)同一辆车,来往途中热烈进行交谈,十分舒畅。

邹获帆和朱海观都是作协《世界文学》的领导。邹家、朱家50年代以来,两次和我家同一个大院,过从甚密。邹获帆,“七月派”诗人,反右后写长篇,同我接触较多,谈创作,提建议,不大谈政治;怕是因有胡风一案的牵连,待人谦恭却小心翼翼。文代会上,他同牛汉倾吐衷肠,不禁地伤感和叹息。朱海观,英语翻译家,国学底子深,书房立有一架《二十四史》,常常面对,说古论今。赫鲁晓夫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就是他透露给我的,毫不在乎我当时是个积极争取入党的团干部。斯大林大开杀戒大清洗,赫鲁晓夫大反个人迷信,听了好吓人啊!“赫鲁晓夫把列宁主义这把刀子丢了,中国不能丢,中国是不是有人想丢?”我跟他都陷入权力的迷雾之中。苏联的劳动营文学也是他向我介绍的,索尔仁尼琴因对斯大林有忤逆之言而被投入8年的劳改生涯,服刑期间写出《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揭露苏联当局的阴森恐怖和对人权、人性的蹂躏。爱伦堡的第一声“解冻”,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等,曾经被我国认作借知识分子的灾难以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修正主义大毒草和“暴露社会阴暗面”的活标本。这一切的一切,无不在劫后重逢的文代会上被记忆所唤醒,无不引起关于社会现状的联想和比照。我等抚今追昔,从苏联到中国,从运动到文艺,从文艺到运动(几番政治运动是从文艺打开缺口的),从非斯大林到彻底否定文革。

白薇非常可怜,息影文坛,孑然一身。她住在我家对面楼上,重门紧锁,形影相叩,谁也不让见,丁玲来了也吃闭门羹。因为应邀参加第四次文代会,同一辆车子,我才有缘大大方方叩她的大门。当年的风华尽失,一个几乎连自己的面部都包裹起来的白色幽灵。谁知道她的面部怎样成了现在的样儿,那也许是一部锥心的传奇。屋子非常阴暗,到处呈现出灰白色,原本是一色的纯白。要是换成一台烛光,会以为这是位置身欧洲十八世纪深宅寡居怪脾气的垂暮贵妇。

白薇反抗封建婚姻,加入“左联”,想以文学为武器批判黑暗社会,抗战时任《新华日报》特派记者,1949年参加湖南游击队,解放后,主动去北大荒生活7年,写出不少作品,文革后一直重病。

20年代,白薇女士与左联诗人杨骚179封情书的浪漫,成了现代文学史上一段爱情经典。

白薇性格率直,不隐晦自己的看法。她对我说,不管你看江青多么坏,我对江青的印象却不坏。她说,毛主席是我湖南老乡,早就认识,解放不久,我到中南海看他,相谈甚欢,江青出来给我沏茶,举止大方,热情朴素,对主席毕恭毕敬,给我留下好印象直到今天。又说,我对许广平的印象反而不好。(我奇怪地问她原因。)她说,20年代,我常去鲁迅家,那时老太太还在,朱安也在,我对鲁迅先生敬重有加,他对我也挺随和。一天,许广平来了,谈完事,老半天赖着不走,坐到鲁迅床上消磨时间。(我说那是因为你没走,她还有什么知己话跟鲁迅谈。)她说,老太太对我说她不是一回两回了,老太太很不高兴。

参加文代会,白薇的脸上放出光彩。

事有凑巧,多年以后,我和唐达成等一行到彰州开会,邂逅杨骚的儿子杨西北。我私下问杨西北怎么不去看看白薇阿姨?他说,去过,等我把写父亲的真实经历的书写成后,再去看她。

杨西北说,父亲与白薇的相识到相爱在《昨夜》的两人179封情书中都可以看到。父亲和白薇在一起痛苦比幸福的时候多,分手是迟早的事。1983年夏天,我到了北京看她,她已经89岁了,一直没有成家,性格变了。我说,我是从福建来。她问是福州吗?我答是漳州。她说:“我爱人是漳州人!”她娓娓地叙说父亲的一些往事,当我表明身份是杨骚的儿子后,她不愿多谈了。

我对杨西北说,文代会上,白薇说她对鲁迅格外崇敬,对许广平印象不好。杨西北说,父亲1928年给白薇的信中说,你的病还是继续医下去,费用不必忧虑。原来,鲁迅寄给他50元,又两次借给他上百元,让贫病交加的他和白薇度过难关。杨骚不想让白薇知道借钱的事,鲁迅很理解,属守诺言。许广平感动地说,鲁迅为了爱人又不要给爱人知道,感人至深!杨西北郑重地对我说:“白薇对许广平的印象不准确,对江青的印象太迂腐。”

8年后,白薇逝世,享年93岁。

以第四次文代会作为标志,中国文学艺术进入复兴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