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胜清

在当下文学和文化批评的知识场域中，媒介文化以其议题的时尚性和言说话语的新锐性昭示了自己的独特在场。这种独特性不仅表现在媒介的技术层面，而且表现在价值理念与问题范式层面。相对于传统文化形态而言，媒介文化中的媒介不仅仅充任着工具的角色，而是本身就构成与其指涉意义具有同等重要性的观照对象，媒介本身及其特定的在场方式就提示了一种丰富复杂的价值意向。问题的这种提法意味着，对媒介文化作一种纯粹的知识论与工具性考察显然会低估其中的意义蕴含，唯有在知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到价值论与实践论的层面，媒介文化才能对象化其应有的价值关切与人文品格。

一、媒介文化的历史性澄明

媒介自古就有，但媒介文化则只是人类历史演进到一定程度才有的一种文化经验。换言之，在媒介对于人类生活的建构仅仅局限于工具性角色的历史阶段，媒介文化这样的问题或者处于某种不自觉状态或者根本不可能被提出。只有当媒介对人类生活的塑造具有质的规定性的时候，才可能生成一种媒介文化，也就是说，媒介开始对人类文化产生某种定性规定之一，它从总体性上规定了人类文化的基本性质与问题框架，而且成为人类文化构成要素中居统治地位的规约因素之一。职是之故，人类文化在某些方面就显示了很强的媒介导向意味，正是在这种特设的意义上，媒介文化及其所提示的价值理念才成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基础性历史语境。

从人类文明发展角度来看，媒介文化代表了人类人化自然的一种新的发展阶段，即信息文明。与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时期人类主要借助于自然力和机械力来进行社会实践不同的是，在信息文明时代，各种媒介尤其是数字媒介和镜像媒介成为了人类表情达意以及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主要方式。有论者指出，媒介演化史在别一种意义上就意味着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演化，“从默声时代到有声语言时代，从语言时代到文字时代，从文字时代到电子时代，从电子时代到数字时代，人类在媒介空间的建构中走过了五种文明：刻画文明→语言文明→印刷文明→电子文明→数字文明。”[1]它表明，社会文明形态与人化历史的范式业已发展到了一种新的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媒介符号成为人类用以对象化并确证自我本质力量的主要实践形式。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媒介及其所表征的文化形态不但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人类文明与社会生活的基本形态，而且成为人类获取知识、阐释世界的某种合法性前提，对此，麦克卢汉关于媒介问题的经典评论就表达了这样的意向：“所谓媒介即是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及人的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2]很显然，这种“新的尺度”指的就是由媒介文化及其价值理念所形构的新的文明体系，它表明，人类社会的进步达到了一种新的阶段，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也出现了质的飞跃。媒介及其所表征的文化理念几近一种全景视域，对媒介文化而言，社会生活似乎不再是无法穿透的，它的意义痕迹遍布从宏观到微观的各种经验场域。由此所导致的文明体系一旦发生变化，就必须建构一套与之相匹配的实践原则、知识系统与文化观念，其原因就在于“媒介是文明的载体、标志和形态，也是知识的载体和形态。人类的媒介进程，既是文明演进的历程，也是人类知识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历程。媒介技术和形态的变化，改变并决定着知识的生产者、拥有者，同时也决定着知识的形态以及传播方式。”[3]

检视当下生活，媒介尤其是数字媒介已经作为一种实体性元素日益介入商业广告与营销、智能交互、新闻传播、电子商务与金融、网络舆情、大数据运行与处理等领域，媒介文化也相应地成为这些领域的一种新的观念要素，进一步说，媒介文化时代的到来，使得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变得不同于以往，而置身于其中的我们将日益具备一种“适媒性”质素。

二、媒介文化的社会关系表意

在媒介文化的内在意义结构中，媒介作为一种技术因素或生产力要素是与其所提示的社会关系内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实际上不过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而已。在实践论阐释语境中，媒介不仅仅是一种中立性的技术形式和工具形式，而且是一种具有丰富复杂价值意涵的文化符号。对于媒介的实践论考察主要指向它的社会属性而非自然属性，也就是说，在实践论的逻辑框架中，考察媒介实际上就是对它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的分析，揭示其中所蕴含的社会关系内容。

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符号形式，媒介的本质不在于其本身的物理性状，而在于其社会学和文化学的形式，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人们对于媒介的特定使用方式和价值态度方面。按照这样的逻辑方式被考察的媒介自然就生成为一种特定的媒介文化，此时，尽管媒介还是以物的形式在世，但是其本质却是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特定的社会关系性质。作为一种本身就是经由社会发展变化而形成的文化形态，媒介文化的存在及其变化潜在地指涉了社会关系的历史变化，马克思曾经以作战工具变化对于军队内部社会关系的影响分析为我们提供了类比的方法论启示，“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他们借以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全部生产活动的条件，当然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所不同。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4]媒介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资料形式显然会在一定范围内对社会关系进行重构，如果说此前的社会关系主要是由人与人直接发生联系而结成的，那么在媒介文化时代，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则主要借助各种媒介以一种间接的形式来达成，一如商品社会中借助商品来结成社会关系一样。在这样的语境中，人们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性质已经被压缩到一种隐性的深度，经验层面所能直接感受到的只是一种无差别的媒介交往和同质化的符号关系。人与人之间那种充满质性差异和所指内涵的社会关系已经被置换成了一种虚拟的媒介关系和符码关系。对于社会关系的这种性质及其显现方式，如果仅仅从纯粹的知识论和经验论角度来进行分析，我们所能感受到的就只有一系列的媒介符号与数字化的信息交换，其中所承载的个性化的社会关系内涵则可能逸出考察视野之外，唯有对媒介和媒介文化同时进行实践论的解读，才有可能发微隐伏其中的深层社会关系指涉意义，恢复媒介所表征的人的意义及其与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的联系。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美国科技哲学家米切姆认为对于工具因素和技术因素的真正批判主要是一种以社会学和文化学为内涵的实践论批判，“这种批判并不是指向技术本身，而只是指向它的社会关系，没有任何关于技术的质疑，只有关于技术镶嵌于其中的社会情景的质疑。”[5]其原因就在于，媒介文化与特定的社会关系处于某种互文共在、相互建构、相互表征的状态，媒介化的社会基础关系确保了媒介文化作为社会生活立法者与阐释者的合法性，而媒介文化则从情感态度与价值理念层面塑造相应的主体形象，以确保媒介化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

媒介所呈现的社会关系镜像虽然从直接形态上疏离了现实生活领域，但实际上它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始终存在，更准确地说，正是特定的社会关系性质才使得它对于社会关系的表征采取了这种符号化的方式。考察媒介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考察它所承载的社会关系性质以及这种性质所由以形成的原因，在媒介文化的意义域建构中，媒介不但成为界划特定社会关系的意义边界的符号形式，而且它本身就是特殊的社会关系表征形式。

三、媒介文化的仪式功能

媒介文化的大规模出现不仅仅在自律的意义上改变了当代文化艺术的存在方式与美学秩序，而且它对于现实的深度介入也使得总体性的社会生活发生了一种媒介化的价值重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媒介崇拜。从福柯话语实践理论视域来看，媒介文化不但在事实经验层面改组了社会生活的技术性存在方式，而且重构了社会人生实践的意义系统、象征系统与信仰模式，这就意味着，媒介文化已经具有了某种形而上的意味，它从符号仪式层面成为了社会生活与意义实践的立法者与阐释者。

在媒介文化语境中，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与实践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媒介为人类把握世界与理解世界提供了新的实践范式与话语符号，就像波兹曼所分析的那样：“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6]很显然，在媒介所构成的文化符号体系与仪式中，人们更愿意将世界把握为一种数字结构或影像景观，不管现实世界在质的规定性方面存在多少差异，媒介的介入程度不同地使个性化的经验都对象化为可通约的符号形式，并且以符号形式来组织自己的生活，规定自己存在的意义边界，“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7]媒介符号成了人们无可超逸的现实，作为一种深层存在的价值框架，媒介文化所提示的理念使得人们相信，如果周遭的世界与自己的思想感情不能被转化为某种媒介符号的存在形式，它们就会因为显得陌生而难以获得理解与信任。换言之，在这样的语境中，媒介的缺席将使得组织生活变得更困难，对其中的意义阐释也将可能遭遇“失语”的危机。在媒介中并通过媒介来探索世界的可能性，借助媒介来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加深对自我的认识和理解已经成为媒介化时代人们的基本在世方式与身体化经验。置身于媒介符号及其文化氛围中，人们感到熟悉而亲切，一如置身于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在家”状态。使问题更趋严重的还在于，尽管媒介符号最初是以现实事物的某种表象形式而出现的，但是当媒介符号本身脱离与现实事物的指涉关系并且成为一种独立的自我指涉体系时，它可能会使人们对于真实性的理解发生一种功能性的改变，媒介符号所建构的世界使得人们确信它就是真实本身，从而对现实生活产生一种有意无意的拒绝与质疑，英国传媒学者李斯特以摄影为例分析了媒介符号可能带来的意义后果：“摄影影像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更愿意相信表明事物的符号而不是事物本身，更愿意相信复制品而不是原件，更愿意相信幻象而不是真实，更愿意相信表象而不是本质。”[8]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其原因就在于媒介文化对于世界进行了一种总体性的影像化与符号化重构，它形塑了一种媒介化的生活客体与经验结构，而且也重构了一种与之相匹配的主体性格、感知结构与实践方式，即一种媒介世界与媒介人的形象。当世界的媒介化成为一种结构性现象的时候，它意味着，被媒介文化所赋魅并谋求在媒介符号的世界秩序中获得一种合法化的存在就成为了人们的诉求与期许，它为人们建构了另一种维度的存在体验。英国学者西尔弗斯通在电视媒介问题上就持论这样的观点：“作为一个物体：电视荧屏为日常生活提供了一个焦点并为有限度的超越提供了一个框架——它暂时消除人们的不信任——它让我们从日常单调的世俗惯例中抽身出来，进入到一个由节目表与节目组成的神圣惯例中。”[9]在这种由媒介符号所建构的秩序中，人们通过媒介并且就在媒介中似乎找回了一种自我意识与自我认同。

媒介文化的仪式感寄寓了人们对于媒介所表征的精神意向的诉求，它以技术的方式生产了一种媒介至上与媒介拜物教的意识，一旦澄明与解蔽媒介符号的价值身份，其中所蛰伏的意义就会获得绽放，对此，费雷认为：“从根本上说，技术是需要和价值的体现。通过我们制造和使用的器具，我们表达了自己的希望、恐惧、意愿、厌恶和爱好。技术一直是事实和价值、知识与目的的有效结合的关节点……通过对技术的解析，我们会从中发现一个完整的信奉和信仰世界。”[10]媒介在其作为技术因素的存在中实际上就昭示了人们的情感意志、理想态度与价值信仰，而媒介文化则为这些观念性与精神性意向的生产与再生产提供了意义语境的支撑。

四、结 语

鲍桑葵曾经从美学角度一般性地谈及了媒介问题的重要性，他说，“任何艺人都对自己的媒介感到特殊的愉快，而且赏识自己媒介的特殊能力。这种愉快和能力感当然并不仅仅在他实际进行操作时才有。他的受魅惑的想象就生活在他的媒介的能力里；他靠媒介来思索，来感受；媒介是他的审美想象的特殊身体，而他的审美想象则是媒介的惟一特殊灵魂。”[11]这对于当代媒介文化来说尤其显得具有启发意义。就媒介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结构性价值布展和总体性的精神表情而言，媒介化生存确乎已经成为了人们的一种本体论在世方式与自觉的文化体验，人们之所以日益介入媒介文化或者被媒介文化所建构，其旨归显然不仅仅是出于知识论的考量，更重要的可能还在于，人们透过媒介文化获得了某种新的价值认同，并且就在一种媒介世界秩序中寻觅到了一种新的意义系统，探索出了人性的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