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 奇

应该是整整十年前了，在杭州教工路上那家现早已消失的新民书店门口，为了“动员”童世骏教授把他的老师居纳尔·希尔贝克（Gunnar Skirbekk）教授的文集《时代之思》放到我和一位年长的同事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筹划的一套丛书中，我曾经在短信里“深情告白”：“如果减去十岁，我打算到卑尔根求学！”这诚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事实条件句”，尽管其“命题态度”乃是无比真诚的！认真说起来，我与挪威哲学的“因缘”还可以追溯得更远，当《跨越边界的哲学》中译初版于1999年面世时，我还在为拙著《从自由主义到后自由主义》中的“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的对话”一章而“殚思竭虑”。这个文集的两篇“压卷之作”—— 希尔贝克的《情境语用学和普遍语用学：实践的语用学与先验语用学的相互批判》和哈罗德·格里门（Harald Grimen）的《合理的分歧与认知的退让》—— 当时曾给我很大的启发，并隆重在文中加以引用。在一种几乎不夸张的尺度上，我大概可以说是除挪威实践学传统在中文世界的“传人”之外，最早契合并受惠于这一学脉的中国大陆学者之一。而且，自那以后，我还经常在自己的学生圈和朋友圈子中“宣扬”和“传播”挪威哲学—— 亦可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当《挪威哲学文集》相隔十五六年之后在本人的推动下得以增订重版时，根据我的推荐，得到郁振华教授的支持，我的两位学生惠春寿和贺敏年承担了新增译文的翻译工作。而这次有机会访问挪威，正是因为贺君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的支持，在卑尔根大学访学。国家留学基金委不但支持学生的访问计划，也同样支持访问学生的先生到该国该校访问。这是我继2007年普林斯顿之行后，时隔十年第一次出国，也许我还是该像前次那样，再次写下点儿什么，作为对自己严重不足的“国际化”程度之“检讨”和“弥补”！

一

“故事”还是要从希尔贝克教授讲起。2016年5月，正是杭州最美时节，借座紫金港南华园，希尔贝克作为主要撰稿人的《西方哲学史》修订版和本人主持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跨学科的理论与实践”译丛举行首发和研讨活动，其时正在上海访问的希尔贝克教授在童世骏教授的陪同下来杭参加会议和活动。虽然整个议程只有短短半天时间，但因为各项工作准备充分，所邀会议代表均质整齐，可谓效果上佳，也给与会代表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有因故未能与会的郁振华教授“兴到”之语为证：“看到兄发来的照片，可以想见诸位师友欢会神契（conviviality）的景象。很遗憾我不能肉身在场（physically present）！”我还记得在会议结束后的午宴上，希尔贝克还特意询问这样的会议质量和状态在中国学术界是否属于常态—— 他的原话是：所讨论的是严肃认真的“高水准”话题，但却自始至终洋溢着一个“优雅”“友好”甚至相互欣赏的学术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友情！

在会议结束之后，因为《跨越边界的哲学》增订版的样书以及相关事宜，我和希尔贝克偶有电邮往来。当他得知我将在今年暑假访问卑尔根后，很早就欲与我相约在湾城见面的时间，这一方面当然是出于他的优（雅）客（气），另一方面也说明他虽然年近八旬，但仍然处在繁忙紧凑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中—— 用他的弟子郁振华教授的话来说：仍然是满世界跑的节奏！

振华教授对乃师状态的描述在我们八月四号与他见面时得到了确证，热情而带着明显的亲切之感的寒暄之后，希尔贝克就谈到，近年他还在不断地写作，去年刚出版了一本书，现在正在用德文写另一本书。他提及从中国到挪威是一段漫长的旅程，此话让我回想起他去年的那场飞行，于是再次惊讶于他的健旺精神，他坦率地说，对于这样的旅行，他也感到非常非常疲劳，并带点儿幽默地对我说：经过这样的飞行，你这整个礼拜都应该休息！我心里暗想，我这不是才呆一个月嘛，当然要一下飞机就开启工作的节奏啦！

事实上，我不但没有把话说出口，而且除了随身带有一部《挪威哲学文集》，我对于此番“工作”的“准备”是不够充分的，好在我们这只是礼节性的拜访，而在他则是礼节性的会见。可是哲学家们在一起就不可能不谈哲学，虽然我并没有就此准备专门的话题。而且再一次地，也许同样因为时差的原因，我这个习惯性“短路”的脑袋更是在谈话中几次发生了短路，证据是贺君好几次提醒和敦促他的老师把意思再说清楚一点！

说起来有个有趣的“悖谬”是，不管我对挪威哲学的了解如何“肤浅”，这种了解一定比我对挪威的了解要“深入”一些，虽然从字面上说，前者无疑是后者的一部分！也许正是那种有点儿想“独立”于挪威哲学了解挪威的兴趣，让我在去会希尔贝克之前想起了他的《多元现代性：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经验的故事》，这本书我前年就已经拜读过了，特别是作为它的附录的希尔贝克的哲学自传当时还读得颇为津津有味。但因为身边并未携带此书，我于是“灵机一动”，想到求助于此书的译者之一、我的新同事王寅丽教授，她很快就给我发来了此书的电子文本（应该就是译稿的PDF版），并委托我给希尔贝克带好。于是我在转达了希尔贝克的两位弟子的问候之后，接着就转达了他的译者对他的问候。希尔贝克听清楚我们的话后，很快就从书架上取下了此书的中译本，并开始宣讲他的多元现代性思想。与童世骏教授在《跨越边界的哲学》译后记中对于“小国”哲学的印象有些不同，希尔贝克完全是纵论天下的风范。一会儿中国，一会儿美国，一会儿俄罗斯。我想到童教授在一次访谈中曾经自爆国际关系乃是他最心仪的专业之一，并把在马堡工作期间所撰写的《政治文化与现代社会的集体认同》一文算作是在“偿还”自己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夙愿，又想到他在一次私聊中曾经说和自己的老师在一起时就有说不完的话，就忍不住“联想”：难不成师生俩在一起就是大念“山海经”—— 虽然是在三种合理性（工具合理性、解释合理性、论辩合理性）的基础上念？！这种谈话节奏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更为轻松，但在我却是完全跟不上的。于是我有点儿想把话题“转向”所谓“纯哲学”的方向。我坦率说，《跨越边界的哲学》中的《情境语用学和普遍语用学》这篇宏文是我念过的他最“精粹”甚至“精悍”的文字，几乎可以说是他的“顶峰”了—— 听着我的“恭维”，希尔贝克露出了兼有自得和忸怩的微笑，似乎是表示“首肯”，而这时贺君更是“会心”地“补充”了一句：这只是我老师的观点，我当然认为您的哲学是在不断地攀高的！在一起午餐时，我再次谈到自己对于所谓“纯哲学”的“偏好”，谈到自己喜欢读“哲学”书，这时贺君再次原地“转渡”：“您一个哲学家，当然是要读哲学书的！”闻听这话，正在啃希尔贝克所谓“international food” （口感非常坚硬的三明治）的老中青三代发出了轻松会心的笑 声。

世骏教授仍然是我们与希尔贝克闲谈时的一个主要话题，希尔贝克不但把童教授当年在SVT时的住地指给我们看，还回忆起当年的种种情形和趣事，其中关于最初对于博士论文的设想与童教授本人在《论规则》前言中的“自供”完全一致；我也向他求证了以前在童教授的若干访谈中读到的细节，例如在卑尔根“遭遇”哈贝马斯的智性经历，希尔贝克的回答很干脆：“That’s what happened”。希尔贝克还特别谈到他与自己的弟子一家人的交往，尤其是带着如温旧梦的神色回忆到童教授的一对千金在格里格音乐学院的钢琴上弹起了格里格的短曲的那动人一幕。这些“旧事”在旁人听来或许只是有趣，而在亲历其事的老者心中或者不免引发怀旧和伤感。果不其然，说完这一段，老人似乎陷入了沉思，感叹道：“那时候童30岁，我50岁，人生真如白驹过隙，转眼这都是30年前的事了”。我闻言默默半晌，最后也只是“答非所问”地接口说，“童和郁是您优秀的弟子，而我们是这个‘实践学传统’的外围成 员。”

对了，因为谈到自己对于所谓“纯哲学”之“偏好”，我忽然就想起了好多年前就知道希尔贝克有一本书叫做《合理性与现代性》①Gunnar Skirbekk，Rationality and Modernity：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Pragmatics，Oslo：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1993.，似乎记得初版是英文的，于是向他求证，除了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他还请我们午餐后和他一起返回他的办公室，他打算把这本书找出送给我。拿着希尔贝克从书架上取下并签名后递给我的这部初版精装书，望着他满头的白发和满脸的沧桑，我心中有些感动，口中喃喃：“我20年前就知道这本书了，今天是我第一次见到！”

二

为了表达对老师“无微不至”的“关怀”—— 用我的学生自己的话：“陪伴最是深情”—— 平时住在离校区十几站路的卑尔根大学学生宿舍的贺君几乎每天都往我这里跑。我记起《十力语要》中似乎经常有“吾生宗三来见，盘桓多时”之类的话，不意今日在异国他乡竟然对此语有了更为真切的体验！我也想起俞宣孟师有一次以一种上海人特有的自然而然的“精明”对我说：“跑到国外去，一个人躲起来看书是最傻的，应该抓住一切机会和老外交谈交流。”—— 那么怎么交流呢？用最具有“中国特色”的话来说就是：有机会要交流，没有机会创造机会也要交流！宣孟师进一步“现身说法”：我就去敲各位教授办公室的门，一个一个交流！他还特别提到有一次和一个研究黑格尔的学者交流，他们谈到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不料那位教授先生却专拿其中的“附释”说事。宣孟先生于是大摇其头：“附释”乃是学生的课堂笔记，不足为凭，不足为凭啊！呵呵，我没有宣孟先生那么强烈的交流欲望，交流技能更是远逊于他。再说，我到卑尔根来，本来就是咱们的博士生培养计划的一部分，于是我也就“心安理得”地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和学生的“交流”上了！

据说八月份是卑尔根最好的时节，虽然在这时令夜是最短的，但是夜色却很迷人—— 用贺君的话来说：卑尔根的灯光对卑尔根之夜有一种“孕育”之功。惯常的交流模式，都是贺君在我这里“盘桓”到晚上十一二点，然后去车站坐轻轨回宿舍，而这时候我一般都会和他一起从“教堂山”下到湖边的轻轨始发站。一是欣赏下夜色，特别是峡湾两侧半山腰上那种独特的万家灯火，二是师徒俩在房间里“闭关”太久，也该出来放放风了。除了便利店和酒吧，卑尔根的商店一般歇业甚早，完全是“朝九晚五”的公务员节奏，但是即使打烊了，店堂却还总是亮着灯。有一回我从车站返回自己的住处，路过圣约翰教堂正对着的那条路时，从靠近台阶左侧的一家门店的昏黄灯光中却发现了店里有一架子一架子的书，直觉告诉我这应该是一家旧书店，但怎么从未听我的学生提起呢？他来此已经一年，也曾给我“预防针”：卑尔根没有什么旧书可淘，如果抱着淘旧书的目的来湾城，怕是要失望的！在夜色中找到玻璃门窗上一个简单的说明，也看不出个所以然。于是我第二天见到贺君时，头一件就是问起这事，他仍然答不上来，只是说一开始他也以为是一家书店，但却从未见它开过门，只有一次看到一个大汉进去，但随即就把门带上了，于是他怀疑这是一个私人会所之类的所在，也就没有再去探寻。既然看到了整架子的书，我自然不可能就此死心了。但此后几次路过确实都是“铁将军把门”。是一个周六，已是中午十二点，我想起“下山”吃点东西，顺便再到那里去碰碰运气。路过那家“店”时，却发现门开着，我兴奋好奇地往里走，见店堂里坐着一个典型的挪威汉子，我用最原始的话语急切地向他确认了这是一家书店：如果我给你钱，就可以把书拿走？给了我肯定的答复后，这个汉子有些热切地围了上来：大概从我的“话语”之不够“优雅”和“有文化”，他推测我是一个要找些纪念册的游客，就热情地向我推荐起一些介绍挪威风情的画册，我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表示我将自己发现“好东西”，并几乎是“默会”地走向了有哲学书的架子，双目余光留意到那挪威人还有些诧异地看着我，我就转过身去正式告诉他：“哲学是我的专业！”

无论从事先之“伏笔”，过程之“精彩”，还有事后之“余绪”，逛这家店的经历一定属于我的访书生涯中最为神奇难忘的一笔。更为难得的是，除了所有其他的所得，正是这家店中所得的几种书为我“具象”地呈现了一幅挪威当代哲学的“谱 系”。

在《挪威哲学文集》中居于开卷地位的阿恩·内斯（Arne Nass）—— 希尔贝克如是形容内斯：“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一直到战后，在复兴挪威哲学方面，内斯无疑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的书有以下三种：一是《怀疑论》 （Scepticism，1968）。十年前在纽约的STRAND，我曾经得到此书的“国际哲学图书馆”版，同一系列的尚有塞拉斯最重要的论文集《科学、知觉与实在》和冯赖特的名作《善之种种》，在这里得到此书的奥斯陆版，自然有些纪念意义。二是《科学事业的多元论和可能论面向》 （The Pluralist and Possibilist Aspect of the Scientific Enterprise，1972）。虽然内斯的哲学生涯漫长，领域广泛，但是科学哲学是他“最长期不懈坚持思考的” （most longstanding preoccupation）。而本书在其哲学思想的演化中似乎具有一种总结性的地位，再用希尔贝克的话来说：“内斯的经验主义以及他对人类行动作客观主义描述的努力，引起了整个战后时期的激烈争论……在其后的讨论中，内斯自己也参与了对作为一种哲学立场的经验主义的瓦解，而转向一种自我反思的怀疑主义，最后走向一种多元的可能论。”希尔贝克还对此作了动人的颇有洞见的发挥：“在许多方面，这一转变类似于（后来发生的）分析哲学从库恩到费耶阿本德、从后期维特根斯坦到罗蒂的一般转变。但是，不管他早期的怀疑主义和后来的可能论，也不管他会对关于科学的经验主义解释以及在一个现代社会中制度化的科学所产生的破坏性后果（如生态破坏）提出怎样的批评，内斯始终是一位开放的科学研究的拥护者。他是绝不会乐滋滋地参加像罗蒂这样的后现代主义文本读者的文学性对话的。作为一个心灵开放的可能论者，他始终是一个科学研究—— 即使不是戒律森严的科学—— 的快乐的支持者，也就是说，他一直是受哲学全启蒙了的探究（inquiry）的热情爱好者。”三是《甘地与群体冲突：对非暴力抵抗理论背景之探究》①以上三处引文均见于希尔贝克、童世骏等编：《跨越边界的哲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页。。我用大字眼胡乱猜想，此书之写作是否与“六八风潮”在西方社会内部引发的分裂有关？记得希尔贝克告诉我，内斯还写作过一本中国哲学的书，他还知道当代中国哲学家冯契的名字。呵呵，“猜想”内斯研究甘地的非暴力抵抗思想与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的分裂性风潮有关总比“猜想”他研究和介绍中国哲学是因为有一位中国妻子来得“靠谱”些吧！而事实上，同样是希尔贝克，他认为内斯对非暴力抵抗的兴趣是从20世纪40年代初德占时期的挪威开始的，而内斯自己在此书的序言中却只字未提及这一重要背 景！

《挪威哲学文集》的主要编者希尔贝克本人可谓挪威哲学“第二代”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从挪威哲学的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尤为可贵的是，希尔贝克在不少场合把挪威哲学的自我认同作为一个反思和刻画的对象，在这方面所贡献的文字对于局外人实有指点迷津之功。作为《多元现代性》中文版之附录的《我的哲学自述》—— 据说也是应“中国同行”之邀而写下的—— 是这类文字中篇幅最大的。记得王浩在为《沈有鼎文集》所附作者书信撰写的前言中曾吁请学界关注有鼎先生对于西方哲学的一般见解，我也同样建议哲学学人关注希尔贝克的这个饶有趣味的哲学自传—— 特别是译者翁海贞那些表面看“古雅”倒有些“滑稽”的译文笔调，如果我们想到这是一个风霜老人的回忆，反会觉得是颇为传神贴切的了。

尼尔斯·吉列尔（Nils Gilje）和格里门在他们合编的希尔贝克七十寿庆文集《论理的现代性》 （Discursive and Modernity，2007）的前言中把他称作“漂泊的思者”（a nomadic thinker）—— nomadic也可译为“流浪的”或“游牧的”，但是与后现代主义者的取径不同，希尔贝克的特点在于那种“从有利于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传统的角度探究后现代主义者提出的问题的能力”。这两位编者还认为，虽然有些主题反复出现在希尔贝克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哲学生涯中，但其中似乎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线索贯穿始终。其实，在《哲学自传》和《时代之思》中文版的导言中，希尔贝克精要地刻画过挪威哲学和他本人的哲学思考的主要特点。他如是概括挪威哲学的四大特色：调和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对于科学与学术研究的兴趣，以及向其他领域的同事学习的兴趣，同时对科学与学术工作持一种自我批判的观点；由于对紧迫的政治问题的兴趣，从而产生对于政治哲学的关切；对于开放和开明的公共争论的兴趣。就其本人的哲思历程而言，我的印象则是，如果说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其哲学进路主要在于融合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并形成一种“对于内在于行动之前提条件的以案例导向的分析” （case-oriented analyses of act-inherent preconditions），而这种“实践学” （praxeology）进路似乎还是在接续和深化“二战”后挪威语境中的“建立并证成普遍有效的规范”的问题；那么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还，他所主要致力并形成的所谓先验语用学（也称作“先验的实践学”）则与现代性的辩护乃至多元现代性的证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这显然已经超出了挪威语境，是要在世界主义的视域中，在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下捍卫和发挥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传统之潜能，从而维护启蒙与现代性之谋划于不 坠。

正是基于对希尔贝克哲学的这种“理解”，我才特别重视《合理性与现代性》一书。当书店的伙计得知我对于挪威哲学的兴趣后，也特别向我推荐书架上的这本书，我只好告诉他我不但已经有了此书，而且还是作者题赠本！不过我还是从这家书店得到了希尔贝克的一著一编：一著是他的成名作《虚无主义？》，“可惜”是挪威文版，我是当作“纪念品”收藏的—— 所幸的是，当我二晤希尔贝克与他提到这桩访书经历，他就慷慨地表示愿意把此书的英文版赠送给我—— 今年已经80周岁的老人从二楼卧室取下书，直接坐在楼梯的台阶上，分别用挪、英两种文字为这两个版本的《虚无主义？》签名，而当我称道他的情景敏感性和合宜性时，老人哈哈大笑了起来。一编是他参与编著的《商业方舟》。这是一本“通俗读物”，它生动地描述了当代的生态危机，是一则关于地球上的生命存活的现代寓言，其基本理念是把地球作为我们共同的方舟。作者试图告诫，正因为有“大洪水”威胁着我们，就需要有与古老的诺亚时代完全不同的处理和应对方式。

或许因为这家旧书店紧邻着卑尔根大学，而书店的伙计又似乎是一个“上通天文下知地理”的“民哲型”人物，他还为我“准备”了格里门的两本论文集，两者都是挪、英两种文字并用的，里面不乏对于了解格里门颇为重要的几篇英文论文。基于我对于格里门一贯的兴趣和重视，自然就把它们收于囊中了。英年早逝的格里门在当代挪威哲学中的重要性似乎也可以由童世骏教授对此的反应见出，看到我发布的访书状态，他悄悄问：“格里门的单篇论文，不是论文集，对吧？哪篇论文？”希尔贝克曾在《哲学自传》中回忆到当年与吉列尔和格里门一起“逐章探讨”童的博士论文；而当我多年前向童教授提及格里门的《合理的分歧与认知的退让》一文时，他回忆起当年在卑尔根的一个研讨会上，哈贝马斯面对格里门的质疑，明确表示“要回去再想一想”。这种同行之间践行的“广博而严肃的论辩”同样体现在我从这家书店得到的《发展与现代性：透视西方现代化理论》 （Development and Modernity： Perspectives on Western Theories of Modernisation，edited by Lars Gule and Oddvar Storebo，Ariadne，1993）之中。此书是根据希尔贝克倡议于1989年和1992年在SVT召开的两次会议的论文和报告集成的，论文的作者包括艾森斯塔德、理查德·伯恩斯坦和希尔贝克，也包括格里门和童世骏。童教授应该是两次会议都参加了，因为其中收入了他的两篇论文：《调和儒家与现代性的尝试》和《在赛先生和德先生之间：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格里门的论文题为《哈贝马斯与日本的现代化》。我的初步印象，相比于童教授的博士论文侧重运用哈贝马斯的理论资源探讨中国的现代化，格里门的论文似乎更注重揭示哈贝马斯的理论在解释日本现代化过程上的局限，如果我的这个关于孰轻孰重的外部印象是基本准确的，那么这毋宁说是又提出了一个本身就有待于进一步阐释和发挥的问题。希尔贝克在《虚无主义？》40周年版的序言中曾经感叹自己再也不可能写出那样的书了，这有两个“理由”：一是自己已经不再年轻了，二是自己不论好坏都受到了作为职业哲学家这个身份的影响：“如果现在再写这本书就会有很多不同，会更为专业，更少些‘虚情假意’，但是对于寻求意义的年轻人来说，可读性就会差很多。”这同样让我想起了王浩在前及文字中也曾经感叹自己因为所学和所成就者与人生相关过于遥远而感到失望，然则此时此刻，让我自己感叹的却是希尔贝克在与我们的谈话中的这一句兴到之语：当童在80年代末来到卑尔根时，他所赶上的正是走在融合两大哲学传统之路上的挪威哲学的最后一个阶段。听了这句话，一贯戏谑的我当然会戏谑地想到，那么我们所“赶上”的又是什么呢？当然，其实我完全清楚，希尔贝克这番话是以他对于包括挪威在内的当今世界哲学教学和研究上似乎如滚滚潮流“不可阻挡”的英美化（其实就是美国化）趋势的深重忧虑为背景而发出的，想到这里，我的那种显然是可笑的“小我”的“伤他梦透”似乎也就“升格”为了值得深长思之的“大我”的“忧患意识”。

三

金岳霖曾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提出“中国哲学的史”与“在中国的哲学史”的区分，这个区分其实内涵着“中国哲学”与“在中国的哲学”或“中国的哲学”与“中国底哲学”的区分。无论“的”与“底”的差异有多么大，也无论挪威与中国的差异，或挪威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差异有多么大，就正如无法脱离中国来了解中国哲学，或脱离中国哲学来了解中国一样，我们同样无法脱离挪威来了解挪威哲学，或脱离挪威哲学来了解挪威。

与中国相比，挪威是一个“小国”；与中国历史相比，挪威的历史没有那么悠久。恕我浅陋，易卜生、格里格和蒙克几乎已经是我能够数得出的挪威所有标志性的历史文化人物了。易卜生广为中国知识界所知泰半应该是因为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这个演讲之广为流传，特别是那篇短短的讲辞中还贡献了“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和“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几乎也要血”这两个“旷世名句”—— 说来有些“惭愧”的是，我几乎是通过李泽厚先生当年（似乎是）在《走我自己的路中》对后一句话的引用才留下对其不可磨灭之印象的，这就正如我对格里格之有“难以忘却”的印象也几乎就是因为那句我已经在别处引用过的“一听到格里格的《培尔金特》，我就想起了挪威的冰川和峡湾”。这么说来，就大概只有蒙克是我在自学而不成才的过程中基本上自主地发现的。除了在大学时代因为对美学的兴趣而读过意大利批评家文杜里的《西欧近代画家》和英国美术史家里德的《现代绘画简史》，我对西方艺术没有任何素养，可是当年第一次遭遇蒙克的《尖叫》 （挪威文Skrik）却给我带来了入骨难易的震撼，至今挥之不去。

震撼归震撼，从一个观光客的心态，我似乎总还是想带点儿有关这三位的纪念品回去。有关易卜生的很快就解决了，在我第一次邂逅教堂山下的那家旧书店时，我就发现了一本老旧而精美的易卜生画册和肖像集①Ved Mentz Schulerud，Ibsen-Bilder，Olso： Gyldendal Norsk Forlag，1978.，当我付款时，书店所在那幢房子的女主人恰巧也在店，记得她真诚地称道这是一本好书；至于格里格，其故居和博物馆俱在，只是据贺君告诉我，他今年四五月过去时还并不需要门票，到我们八月一起过去时，就已经有本地人守在故居门口，告诉我们要参观必须返回博物馆购买门票，大概因为八月份是挪威的旅游旺季吧！我们在基本上按照原样布置的格里格故居遇到了一位热情的解说员，是一位美丽的波兰姑娘，一直到下一拨貌似来自德国的游客进来，她才抱歉地表示不能继续为我们解说了。不过故居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格里格在某个墙角上挂满了德奥音乐家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和瓦格纳的各式画像。如果我们记得德国文化对于挪威的塑造性作用以及格里格音乐的德意志渊源，就不会对此感到丝毫奇怪了；只有蒙克，据我们向卑尔根大学哲学系的一位博士生了解，这位画家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奥斯陆，虽然他的作品主要收藏人在卑尔根，但据这位朋友说，那个私人收藏似乎并不接受公众参观。那家旧书店中关于蒙克的传记、书信和画册不下五六种，但无一例外都是挪威文的，我掂量再三，还是选择了放弃，而只留下了书店伙计特意为我准备的Finn Benestad和Dag Schjeiderup-Ebbe的 Edward Grieg： The Man and the Artist（translated By William H.Halverson and Leland B. Sateren），此书挪威文原著问世于1980年，作者是格里格研究的权威，这应该是格里格的研究型传记中的经典之作。

正如格里格的音乐受到德意志音乐的决定性影响，我们在挪威的大小新旧书店都能发现几乎是铺天盖地的德语文学和哲学作品的挪威文版本。记得希尔贝克在《哲学自传》中曾经生动地回忆起20世纪40年代初德占时期挪威社会中那种布满寒意的智识和生活氛围，他的博士论文讨论的是海德格尔的真理概念，这种选择绝不是偶然的，就正如他后来对哈贝马斯哲学的共鸣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在我们心目中几乎可以作为挪威哲学“代言人”的希尔贝克经常强调挪威的“小国”特征和色彩，这当然可以看作一个纯粹的事实陈述；另一方面，我们又何尝不能把希尔贝克的这个“事实”陈述定位为一个“准规范”的陈述，也就是把它看作哈贝马斯所谓“理想的角色采取”—— 它的要害在于学习并善于从他者的角度观察他人和这个世界—— 这个规范要求的一种应用。从这个角度，如果说所谓“小国”要践履这个要求几乎是一种天造地设的宿命，那么在从宿命到使命的视域转换中，能够从这个规范性要求中学习到更多的恰恰是所谓“大国”。已经有人把这个道理说得更为清楚、更为通俗也更为动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批判人家主要是为人家好，而学习人家有价值的东西，是为自己好。对我们更重要的，是学人家好的地方，帮助改正自己身上的毛病……我确实不忙着去找人家的毛病，忙着为人家做好事；学习人家好的加以借鉴，才是为自己好。”

那么好吧，还是让我们把话题转换得轻松些吧，但是即使如此，或者说正因为如此，我还是要继续引用这位作者的话：“几十年后，如果有谁问我在挪威哪些东西给我留下最深、最美好的印象，我也将告诉他：峡湾、冰川和穿着布纳德的挪威姑娘……”不过这次我会有选择地作出某种保留，我会基本上不算是“口是心非”地把这里的第三项悄没声息地替换为“在成千上万的挪威文书籍中发现几本我勉强能读的不怎么常见的英文小旧书”。至于峡湾，我则可以“贡献”三个不同的意象：如果说在格里格故居前的峡湾可以用“风光旖旎”来形容，在卑尔根北线上的转渡口Fjordk Jokken所看到的峡湾则可以用“云海苍茫”来描述，那么，置身于维特根斯坦小木屋的遗址所在的Skjolden回望有二百多公里之长的松恩峡湾之尽头，剩下的就只有那份无垠的“清泠”到“凛冽”的感受了。或许，哲学的所谓“转渡”就正是在这样的区间和场域中展开的？那么，挪威哲学又处于其中的哪个阶段、区域甚至位阶 呢？

在这样“混茫”的思绪中，我想起了在“帮助”我建立挪威哲学“谱系” （我的学生贺君曾经形象地把这个“谱系”概括为三个“度”：内斯的高度、希尔贝克的广度，还有格里门的深度！）的那家旧书店得到的内斯的讨论集①Ingemund Gullvag and Jon Wetlesen（eds.），In Sceptical Wonder： Inquiries into Philosophy of Arne Naess on the Occasion of his 70th Birthday，Olso: Universitetsforlaget, 1982.。得到这本勒口上有作为世界级的登山运动员的内斯在喜马拉雅山上阅读斯宾诺莎的《伦理学》那张著名照片的书后的数天中，我和贺君一直都在讨论该怎样翻译这个书名，直到某一天贺君忽然在微信中提出用“询唤”两字来翻译这个短句，我一开始还莫名所以，甚至不知所谓，故而不置可否，直到他告诉我，他是在为师这次“漂洋过海来看他”时带给学生的《理智并非干燥的光》中发现这个词的，我在那里“似懂非懂”—— 贺君“高度肯定”为师在此行中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不懂不要紧嘛！”—— 引用了德国大学问家汉斯·布鲁门伯格在《神话研究》中的这番话：“‘赤裸裸的真理’不是生命所能承受的；让我们谨记，这种生命乃是漫长的历史上人类环境与‘指称活动’和谐一致所产生的结果—— 这么一种和谐一致直到最近才破碎。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上，生命不断地自我剥夺，而丧失了同其深渊的无根状态，同其不可能性之间的直接关系，因而它拒绝顺从并询唤其令人惊骇的‘本真性’。”即使如此，饶是如此，对于贺君的“转渡”，我仍然不置可否，因为我此刻想起的只有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的这句话：“唯有说诳和做梦，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