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 奇

应该是整整十年前了，在杭州教工路上那家现早已消失的新民书店门口，为了“动员”童世骏教授把他的老师居纳尔·希尔贝克（Gunnar Skirbekk）教授的文集《时代之思》放到我和一位年长的同事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筹划的一套丛书中，我曾经在短信里“深情告白”：“如果减去十岁，我打算到卑尔根求学！”这诚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事实条件句”，尽管其“命题态度”乃是无比真诚的！认真说起来，我与挪威哲学的“因缘”还可以追溯得更远，当《跨越边界的哲学》中译初版于1999年面世时，我还在为拙著《从自由主义到后自由主义》中的“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的对话”一章而“殚思竭虑”。这个文集的两篇“压卷之作”—— 希尔贝克的《情境语用学和普遍语用学：实践的语用学与先验语用学的相互批判》和哈罗德·格里门（Harald Grimen）的《合理的分歧与认知的退让》—— 当时曾给我很大的启发，并隆重在文中加以引用。在一种几乎不夸张的尺度上，我大概可以说是除挪威实践学传统在中文世界的“传人”之外，最早契合并受惠于这一学脉的中国大陆学者之一。而且，自那以后，我还经常在自己的学生圈和朋友圈子中“宣扬”和“传播”挪威哲学—— 亦可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当《挪威哲学文集》相隔十五六年之后在本人的推动下得以增订重版时，根据我的推荐，得到郁振华教授的支持，我的两位学生惠春寿和贺敏年承担了新增译文的翻译工作。而这次有机会访问挪威，正是因为贺君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的支持，在卑尔根大学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