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震

这里所说的“西学”一词，是一个泛称，最早出自17世纪初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1582—1649）撰述的一本书的书名：《西学凡》。这是相对于“中学”而言的泛指西方学术的一个术语，其中就包含了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等西方哲学、神学等重要思想。这种介绍伴随语言翻译而出现了大量的新学术用语，形成了中西文化的沟通乃至碰撞，历史上称之为“西学东渐”的现象。其实，这一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重要影响的文化传播现象在早于艾儒略的16世纪末的利玛窦（1552—1610）时代便已经发生，并导致“儒耶互补”这一奇特思想现象的出现。此一现象又可被称为儒学与基督教的“双重转化”之现象—— 即它们在互相汲取对方思想之同时，又将对方的思想转化成自己本土的语言概念及其叙述格局。

然而，人们或许已经忘记另一个现象也几乎在同时发生，即“东学西传”。正是自16世纪末以来，通过传教士的大量书信以及对中国经典的翻译，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传到了欧洲，乃至在17世纪以及稍后的欧洲启蒙运动过程中，出现了诸多“中国因素”：如法国的伏尔泰（1694—1778）、德国的莱布尼兹（1646—1716）以及沃尔夫（1679—1754）等都对中国思想表示了尊重和赞赏，沃尔夫甚至曾因发表《中国的实践哲学》的演讲而受到教会的攻击，并被普鲁士国王驱逐出境，成了轰动当时欧洲的著名事件。因此可以说，在17世纪的东西方，就已经同时发生了西学“中国化”与中学“西学化”的两种文化转向。尽管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