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家彬

“苏维埃”作为一种政权形式，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目前学界已有的研究，主要从四个方面探讨“苏维埃”的内涵：一是实践史角度，厘清苏维埃在群众运动、社会动员等方面的作用；二是国际共运史角度，研究共产国际对中国苏维埃的影响；三是制度史角度，探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苏维埃与后来政治制度的关系；四是思想史角度，追寻苏维埃在整个中共政权思想中的价值。这些研究为后人继续研究苏维埃问题奠定了重要基础。学界多将“苏维埃”视为一种受苏俄影响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形式，但并未探寻其复杂政治内涵，也很少注意到它曾长期被中共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标志。在国际共运中，“苏维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等同于无产阶级专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将它转变为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形式，并推动共产国际重新定义了“苏维埃”的内涵。

本文选择这个案例旨在说明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并非是单向的“指导—接受”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学习理论—结合实践”过程。中共与共产国际、中国革命与国际共运之间具有一种双向互动关联：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了“苏维埃”，中共则推动了它的内涵变化。中共一方面探索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革命实践，另一方面又将自身的革命经验国际化，推动了共产国际理论的发展。中国革命经验国际化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伴而生的另一个历史进程，是中共在革命探索中形成的有益思想和理论，并通过一定渠道逐步向国际共运推广，影响共产国际甚至整个国际共运，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一、建党初期“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象征

从共产国际诞生之日起，“苏维埃”就在国际共运中与无产阶级专政画上等号，成为共产国际提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中共建党之初秉承了共产国际这一理念，将建立以苏维埃为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奋斗目标。

把“苏维埃”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源自于列宁对俄国革命的设想。1905年，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提出无产阶级要领导民主革命，将马恩时代单一的革命目标转变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目标。相应地，政权问题由“无产阶级专政”扩展到“工农民主专政”；政权形式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机构“公社”扩大到推翻沙皇制度的起义机关、民主革命的政权机关 “临时革命政府”*《列宁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70页。。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期间，“苏维埃”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取代了列宁之前曾经设想的“公社”*《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22—423页。。1917年10月，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接管了临时政府原来掌握的权力，“革命委员会”扮演了“临时革命政府”的角色，成为“工农民主专政”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政权形式。“十月革命”胜利后，“革命委员会”取消，“苏维埃”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对列宁而言，“苏维埃”虽然诞生于俄国民主革命中，但由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转变非常迅速，不存在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工农民主专政”时期。而且，“十月革命”中“革命委员会”承担了“工农民主专政”的职能，担负了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作用，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并未将“苏维埃”作为“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形式。

根据苏俄革命经验，1919年3月成立的共产国际确定“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随后成立的各国共产党多将这一思想列入政治纲领。1920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详细讨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问题，再次确认“苏维埃”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是向完善的共产主义过渡的唯一适当的国家组织形式”。大会还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划分为封建关系占主导的落后国家与资本主义关系占主导的先进国家两类。针对前者，列宁反对将其革命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主张这些国家的共产主义组织应该与资产阶级民主派携手结成临时联盟，而不是建立苏维埃政权。对于后者，共产国际通过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号召“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经常大力宣传苏维埃思想，并且一有机会就建立工农苏维埃”，“这些苏维埃将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苏维埃政权一起，为彻底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共同努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0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644页。。

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对“苏维埃”的理解与共产国际一致。1920年8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表示，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后的政治组织”，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形式与重要手段*《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0页。。11月，陈独秀使用“无产的劳动阶级专政”一词来表达对“苏维埃”的理解*《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49页。。李达在介绍俄国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时，称苏维埃政权为“劳农会”，认为这是“已有组织的生产者”的“独裁政治”，即“无产阶级独裁政治”*李达编译：《劳农俄国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30—34页。。

由于共产国际二大将中国列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中的先进国家，所以中共成立之时提出的是“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管理制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页。。随后，受张太雷等人的影响，共产国际又把中国归为初步发展国家，将建立与资产阶级的临时联盟，而非立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确定为第一阶段任务。所以，中共二大提出革命分两步走的主张，即先建立民主共和国，再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

由上可知，在中共正式打出苏维埃旗号之前，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产党，对不同革命阶段的政权形式都有清楚的划分，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权是各阶级的临时联盟，“苏维埃”是仅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象征。

二、土地革命战争前后“苏维埃”成为迅速过渡的标志

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转变政治旗帜，开始尝试建立苏维埃政权。中共打出苏维埃旗帜后，各地暴动迅速升级，纷纷要求在苏维埃基础上迅速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此时，“苏维埃”仍被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象征。

南昌起义爆发后，中共认定革命处于高潮之中，开始酝酿建立苏维埃政权。甚至连斯大林都相信中共有实力打倒国民党，中国成立苏维埃不再是遥远的事情。对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机，中共界定为两种情形。一是联合左派国民党的策略成功且革命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时，应建立“革命委员会”指导各地起义；成功后，在保证中共领导权的前提下加入部分左派国民党人。“革命委员会就变成临时的革命政府之性质”，“全省范围之内，应当称为某省临时革命政府”，之后再逐步过渡到苏维埃。二是重建左派国民党的策略完全失败且革命形势高涨时，应模仿俄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的转变。中共希望像“十月革命”一样，利用高涨的革命形势迅速推翻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政权。在这个过程中，中共也承认革命短期内仍旧是工农民主革命，但认为这只是一个暂时的过渡阶段，无产阶级专政很快就会在苏维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苏维埃本身就是民主革命突入社会主义革命的部分，即政治革命早于经济革命、文化革命，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导而发生*《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28—339页。。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在苏维埃问题上与中共高度一致，正是在中国可能重演“十月革命”迅速过渡的意义上，斯大林认可中共建立苏维埃的主张。将苏维埃视为无产阶级专政标志的思想，与认为苏维埃将快速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在本质上相同，都强调苏维埃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联系，都源于“十月革命”的实践。

最终，中共实践的是第二套方案。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承认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中重建左派国民党计划的失败，提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同时提醒苏维埃在中心城市起义成功后才能建立，小县城主要建立革命委员会，应避免建立苏维埃政权，农村依旧执行一切政权归农会的方针，并强调“这是为着不要失掉苏维埃政权的真意”*同上，第369—371页。。从字面上看，“苏维埃政权的真意”即苏维埃应该始于大城市。从更深层次看，中共所谓“真意”是指苏维埃要建立于革命高潮中，是革命占领重要区域甚至全国胜利的标志和向无产阶级专政转变的开始，这也是国际共运曾长期坚持的观点。

1927年初，斯大林提出区分工农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四点标准：一是资本主义的命运，前者将保留部分资本主义，后者则应将资本主义铲除；二是权力归属，前者资产阶级民主派可能在政权中占优势，后者则是无产阶级在政权中占据主导地位；三是权力分配，前者由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共同控制政权，后者则由无产阶级单独控制政权；四是与农民关系，前者无产阶级要积极争取农民的支持以逐步孤立资产阶级，后者无产阶级虽然要继续坚持工农联盟，但二者的关系是工人阶级实现对农民的绝对领导，通过国家政权带领农民打击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66—169页。。

随着联合左派国民党计划的失败，中共放弃了联合政权的设想，要求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单一政权，提出没收部分资产阶级财产和工人监督生产的主张。依照上述四点标准，中共只差夺取政权。因此，对中共而言，工农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转换的枢纽在于重要区域甚至全国政权的夺取。

秋收起义爆发后，中央才提出苏维埃旗帜问题，因此秋收起义使用的政权口号多是革命委员会。但各地起义迅速升级，纷纷要求直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927年11月初，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敦促全党转变旗帜，强调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虽然还没有全部完成，但革命马上就要超越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并将建立苏维埃的标准由中心城市降低为任何可以割据和固守的区域，既可以是中心城市，也可以是县城乃至乡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前揭书，第453—460页。。会后各地省委、特委加快了革命进度，此时苏维埃仍被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例如，同年12月，广州起义曾宣布建立苏维埃，没收工厂、土地。虽然广州起义很快被镇压，但将党内推崇无产阶级专政的风潮推向顶点。此时，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地区也认为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权”*《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205页。。

三、中共在“苏维埃”问题上的两套话语

广州起义失败后，共产国际虽然肯定这是建立苏维埃“英勇的尝试”，但也告知中共，广州暴动建立的苏维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苏维埃，包括海陆丰苏维埃在内的一系列建立在武装割据基础上的苏维埃名不副实*《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51—354页。。面对共产国际对中共苏维埃实践的质疑，中共一面坚持宣传广州苏维埃的意义，高举工农苏维埃政权口号；一面承认错误，重新制定苏维埃规划。中共六大前后，中共在苏维埃问题上逐渐形成宣传鼓动和实际计划两套话语体系。

1928年1月，在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上，布哈林提出中国不会像俄国一样出现“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期间两种政权对立的局面，中国苏维埃的建立标志着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开始，中共现阶段应拆散武装积蓄力量准备暴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45—249页。。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议决案》既接受布哈林的部分意见，确认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强调中国革命已经具备了无产阶级领导、排斥资产阶级参政和追求非资本主义等条件，所欠缺的只是胜利。中国只要有足够的阶级力量就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继续坚持斯大林关于两种革命四点区别的论述*《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95—302页。。许多学者认为中共六大已经确立了苏维埃即工农民主专政形式的思想，实则不然。虽然在革命性质、苏区地位的问题上，中共与布哈林看法一致，但在苏维埃与革命转变关系问题上，双方仍是各唱各的调。

若综合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议决案》与《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简称《苏案》)这两份文件，可看出中共此时在苏维埃问题上有两套话语。一方面，对共产国际有关中国苏维埃的质疑，《苏案》肯定“苏维埃应在劳动群众直接选举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决不是像在广州(实际上只是革命委员会而非苏维埃)，海陆丰和一部份在上海(人民代表会议的形式)一个样子，仅仅根据上层组织的代表集合”。此外，《苏案》明确规定中国不会再现“十月革命”中苏维埃与临时政府二元政权对立的局面，中国革命出现暴动高潮时要先组织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打倒敌人、巩固政权后才能组织苏维埃政权，这实际上否定了在已有武装割据基础上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主张。*同上，第390—403页。另一方面，在宣传上，中共仍坚持广州起义是中国苏维埃革命阶段的开端，宣称广州起义建立的苏维埃意义重大。

六大后，中共在使用的“苏维埃”一词时包含两方面含义：在亮明旗帜或宣传鼓动意义上，它是“革命委员会”与“苏维埃”两组概念的结合体；在中央层面的革命计划中，两者则截然分开。正如前文所述，1905年，列宁在《两种策略》一文提出革命两阶段与相应的两种政权形式之间的区别；而“十月革命”中，俄国“军事革命委员会”向苏维埃的过渡，实践了列宁的假设。两种政权形式的思想随着共产国际的建立传播到各国。中国革命的“革命委员会”是对俄国“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模仿，“革命委员会”与“苏维埃”的关系类似俄国“军事革命委员会”与“苏维埃”的关系，前者是革命的领导机构和临时政权组织，后者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

就宣传而言，“苏维埃”是革命委员会与苏维埃的总称，既包括工农民主专政的特点，也有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特点。例如，1928年8月，瞿秋白在共产国际六大发言，提出革命在中心城市获胜时，“苏维埃”就将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机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47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132页。。就实际工作而言，中共六大放弃了在起义中建立“苏维埃”的举措，不再将它当成起义指导机关，转为革命胜利后的政权形式，建立“苏维埃”就意味着将要开启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革命委员会”承接了起义指挥机关的角色，承接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功能，带有临时性、短期性的特点。因此，中共党内出现了奇特的景象：一方面中央大力宣传苏维埃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又反对各苏区建立县级以上苏维埃政权。

具体到拆散武装的问题，中央和地方的思路、方法互有冲突。1929年2月7日，中共中央致信毛泽东与朱德，指出目前的核心工作是争取群众，要求他们将武装力量分成小股部队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并提出“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4—37页。。其他党组织也接到中央分散武装的指示。对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部分组织选择服从，部分选择抵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四军前委批评中央“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都太悲观了”，提出“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是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反对中央分散武装的指示*同上，第673—674页。。

四、“苏维埃”重新定义与中国革命经验的国际化

中东路事件后，共产国际又重提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前共产国际对苏维埃与无产阶级专政联系的强调，直接影响了中共对这一政治信号的判断，对“立三路线”的出现造成了一定影响。中共不得不重新调整对“苏维埃”的认识，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国民政府的长期二元对立取代速胜论，将“苏维埃”定义为长期的、稳定的工农民主专政。据此，共产国际改变了对“苏维埃”的定义，指出苏维埃不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而且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形式。

受到1929年下半年中东路事件的影响，斯大林曾考虑让中共组织满洲起义，通过推翻张学良、建立苏维埃政权来牵制国民政府。随后，斯大林对这一计划进行修正，将推翻张学良改变为发展武装割据，中共很快付诸实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重要的苏维埃政权几乎都是在中东路事件以后，也就是执行共产国际这一新策略后建立的。

尽管中共的革命策略在斯大林、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推动下发生重大调整，但与之相应的理论却未能及时调整，这给李立三等选择性地运用六大理论路线、阐发自己的理论创造了空间。1930年5月15日，李立三撰文《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认为一省与几省的胜利、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全国革命高潮的标志。之后，中共中央曾指示苏区成立革命委员会，认为在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革命胜利后再以苏维埃取代革命委员会建立正式的无产阶级专政。

“立三路线”的出现让共产国际面临一个不小的逻辑矛盾。就共产国际对“苏维埃”的已有认识而言，提出建立苏维埃就意味着革命高潮的到来与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开启，李立三对“苏维埃”的理论符合共产国际的理论。但事实上，斯大林、共产国际提出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并非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条件，而仅仅是为了巩固和发展武装割据。此时，共产国际面临着新策略与旧理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因此，共产国际虽然批评“立三路线”在实践中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但是对如何理解“苏维埃”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采取了回避态度。共产国际此时仍不得不承认“建立苏维埃政府的意义，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正在走向大城市以及最大城市的武装暴动”，“苏维埃”确实预示着革命高潮，“立三路线”的问题在于没能选准起义时机而非错误地理解“苏维埃”的内涵*《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54—361页。。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上，中共根据中国革命的现实情况提出工农民主专政的长期性问题，解决了共产国际策略与理论之间的矛盾。1931年，中央苏区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指出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与国民政府这两个政权的对立是中国政治的中心问题，工农民主专政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45—459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中共正式放弃了中共六大提出的避免政权二元对立、以“苏维埃”作为革命胜利和迅速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标志等思想。对中共而言，“苏维埃”已经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稳定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形式，这标志着中共对“苏维埃”认识的根本转型。

在数次“围剿”中屹立不倒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为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二个长期存在的苏维埃共和国，共产国际曾多次称赞中国苏维埃运动对国际共运的贡献。作为其领导力量的中共，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日渐上升。1933年11月，中共代表王明曾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上发表演讲，提出“我党在实践中证明，苏维埃不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形式，而且也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最好形式”*姚金果、陈胜华编：《共产国际与朱毛红军(1927-1934)》，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51页。。

对中国苏维埃的意义，共产国际表示认可。在决议的形成阶段，王明的发言改变了库西宁《关于法西斯主义、战争危险和各共产党任务》报告的内容。库西宁最初的报告仍强调“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审议通过的报告将王明有关“苏维埃”的新提法加入，肯定“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也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国家形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5卷，前揭书，第654页。。

“苏维埃”的新内涵在国际共运中得到逐步推广。1935年2月，米夫所著的《中国争取建立苏维埃的经验》发表于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强调中国“资产阶级民主的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在世界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采取苏维埃形式”，“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经验证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实践上可以赢得和确立苏维埃政权”，“在此之前，历史上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形式的苏维埃政权”，因此这是一种“新型的革命国家”，是“无产阶级与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国家形式”，相比俄国革命，中国苏维埃革命的首要特点就是“长期性”*[苏]米夫：《米夫关于中国革命言论》，王福曾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50、461页。。1935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给共产国际七大的工作报告，也对“苏维埃”新内涵大加赞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7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76、88页。

其实，共产国际很早就开始号召其他国家学习中国革命的经验。例如，1928年，在共产国际六大期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库西宁和红色工会国际书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洛佐夫斯基等，就曾呼吁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学习中国革命的经验*例如，洛佐夫斯基表示“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后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件”，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中，中国革命是最为突出的部分，“最近三年中国的革命斗争积累了丰富经验，需要用很长时间来消化它”，多次强调借鉴中国革命的经验。参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47卷，前揭书，第29—30、459—460、471—472页。。1930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远东局也曾提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可以学习中国工农在革命斗争中取得的经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85页。。1930年9月，印度支那共产党模仿中共，在越南北部发动农民运动创建苏维埃，不过很快遭到镇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7卷，前揭书，第266页。

从土地革命战争爆发至此，共产国际和中共就“苏维埃”的一系列探索形成最终结论：“苏维埃”在中国，既不是指导革命通过起义直通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也不是经革命委员会之后巩固革命成果、向无产阶级专政迅速过渡的方式。前者直接否认革命的长期性，后者则将长期性放在准备起义上。一旦起义成功，革命委员会向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就变得十分迅速。这两种观点都认为中国没有长期的工农民主专政。将“苏维埃”作为“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国家形式”确定下来，一方面肯定了工农民主专政的长期性、稳定性，是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理论前提；另一方面对中共乃至国际共运而言，“苏维埃”与无产阶级专政逐渐脱钩，象征意义不断减弱，更加接近单纯的政权形式，所附带的强烈的政治暗示日渐消退，为中共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策略空间。1935-1936年，在民族危机背景下，中共能提出的“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和“民主共和国”口号，正得益于此。

在此过程中，中共将列宁的革命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反馈给共产国际，推动共产国际相关理论的完善。由此可见，“苏维埃”内涵演变的过程既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趋向，更体现出中国革命经验国际化的趋向。

余 论

关于共产国际或国际共运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以及中国革命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学界已有充分研究。但关于中共对共产国际的反馈与影响，中国革命对国际共运的推动，学界的研究较为薄弱。这造成长期以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者，往往过于强调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

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列主义原理的具体运用，是“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的结合：一方面，中国应尊重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意识到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面，在尊重理论普遍性的前提下，将理论应用到中国，与中国特殊的民族形式结合，进而解决实际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在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眼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仍是对普遍性理论的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是中共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普遍性的深刻体现。

中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与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联系紧密，虽然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是建立在普遍联系基础上的差异。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应用带有特殊性，但这种应用并非要否定其理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要将马克思主义转化为狭隘的、民族性的或区域性的理论，而是要在中国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8页。。中共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不是要降低马克思主义理论地位，而是要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更好地运用普遍性理论指导实际工作。中共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上探索中国革命，产生自己的经验。这种经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同上，第374页。中共推动共产国际转变对“苏维埃”内涵认识的历史过程证明，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了最初的理论认识，中共在实践理论中不断提出新情况、新问题，使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产生新的思想甚至理论，双方在互动中共同推动了中国经验的国际化，使中国革命经验成为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来源。我们应从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出发，既关注世界对中国的影响，也重视中国对世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