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美堂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工业文明从西欧开始，而西欧的工业文明以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形式开始。19世纪以来，当人们面对前所未有的问题并因此对现代社会作价值批判时，习惯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为市场经济、商品逻辑和资本主义。这方面最典型、最深刻、影响最大的当然是卡尔·马克思。他对资本主义所作的价值批判，包括异化劳动、商品拜物教、资产者对剩余价值的剥夺，直到资本主义总危机。这些批判产生广泛影响，被后人从两个方面加以扩展乃至泛化。一方面，马克思对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价值批判，被平移到东方社会。东方社会尤其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在批“资本主义”，仿佛他们面临的社会问题，也是资本主义导致的。例如，我国“文革”就不顾客观实际地批“资本主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极大伤害。另一方面，20世纪以来的西方思想理论界对现代性问题作价值批判时，都或多或少回溯到马克思。例如，萨特、梅洛-庞蒂等剖析人的异化状态，霍克海默、阿多尔诺批判启蒙理性，马尔库塞等批判科学技术对人的统治，葛兰西批判文化霸权，福柯批判知识权力，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的后殖民主义批评，福斯特等抨击生态问题，鲍德里亚等批异化消费和符码消费等，几乎都可以看到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商品逻辑的影子。

问题是，对市场、商品逻辑和资本主义作价值的批判是万能的吗？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其本来意义究竟是什么？这种意义的有效性是否有特定的语境和限度？资本的价值批判在马克思的“哲学的历史”的大框架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基于这样的质疑，笔者重读马克思的文本并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历史批判有四个层次：1.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价值批判，主要见于《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三大手稿(1857-1858，1861-1863，1863-1865)等文献。这里借助了黑格尔辩证法和物理学方法，以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为原型，意味着商品和资本的价值批判是有其界限和限定的。2.对东方社会所做的批判。这部分比较分散，例如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系列评论，很可能包括《历史学笔记》。对东方社会，马克思批判的主要是专制王权、小生产狭隘性。3.将东西方看作互动的整体，并试图探讨其互动机制，进而得出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结论。这项工作在《宣言》《形态》等早期著作中即有端倪，主要见于《人类学笔记》及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几封信，但这项工作没有完成。4.将第三点即东西方互动形成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置于人类历史由依附状态到独立自由发展状态的历史系列中，看作历史由必然向自由过渡的临界点。这是借助黑格尔“哲学的历史”观念，对人类历史进行“冷观”。

二、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价值批判

马克思社会历史批判的第一个层次无疑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批判。从价值的角度说，就是批判异化劳动、资本逻辑、商品拜物教、剩余价值的剥夺，以及对人的独立自由个性的压抑，对人的类存在、类本质的否定。这个批判主要见于以《资本论》为代表的著作-手稿群。这个价值批判是通过以下几个层次逐级展开的：

1.使用价值，即物的有用性，这大体相当于价值论讲的“功利价值”。单纯的使用价值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这是个有争议的话题，原因在于人们对这个命题的解释不同。就商品的价值必须以使用价值为载体而言，政治经济学当然涉及到使用价值。不过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是使用价值本身，而是针对其作为交换价值或价值的伴随物而言。，那是商品学等的对象。不过，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使用价值能承载价值，从而使交换得以完成，因此作为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使用价值，成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2.价值，即商品包含的抽象劳动，是在市场这种特殊的情境中呈现出来的价值之间的比例关系*“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5页。)，也可以说是在交换关系中才呈现出来的一种权利。人们拥有一定量的价值，意味着他有获取等量价值的其他使用价值的权利。价值的二重性表明：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使用价值不直接呈现给主体。用价值哲学的说法：没有市场交换这个平台，客体的(使用)价值只是潜在的、可能的；必须借助市场这个平台，借助(交换)价值这个中介，商品的使用价值(=客体的价值)才成为现实。

3.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及所有相关要素，都需要一个前提——市场。市场是供商品交换的公共平台，是不同主体的价值得以实现的中介系统，因此它是使用价值和价值进一步具体化的条件。没有市场，使用价值就不会借助价值而转移，作为抽象劳动之凝结的商品价值也就不存在，人们无需依照市场尺度把自己的具体劳动转换成抽象劳动，无需依照价值规律与他人进行交换。换言之，没有市场就没有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形态。

4.劳动异化与商品拜物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只有通过(交换)价值才能获得使用价值，只有把自己的具体劳动在市场上化约为抽象劳动才能生存，于是，人必然依赖市场。商品、资本、市场就仿佛获得某种力量与生命，成为某种神秘的东西，反过来决定人的命运。人被物化、异化，成为商品的附属物，人的主体性、自觉自由本质被否定，被物化。

5.剩余价值的剥夺问题。在异化劳动和主体性被否定的条件下，工人阶级的命运尤其悲惨，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特殊的商品——劳动力。资本家实际使用的是工人的活的劳动，这实际上不是等价交换，因为工人的剩余价值被攫走了。工人阶级除了承受“商品拜物教”的价值否定外，比其他阶级多了一条：成为资产阶级提供剩余价值、扩张资本的工具。

关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商品逻辑所作的讨论和阐释，国内外学术成果汗牛充栋，本文没可能也无必要另行解释。我们只想指出：马克思对资本逻辑做价值批判，不是简单的道义谴责，也不是单纯否定；马克思的批判包含不同的意境，既是道义视角下的抨击，也是历史发展尺度上的肯定，更是“哲学的历史”框架下的冷观。

要理解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价值批判，必须同时理解他的方法及针对的语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做的价值批判“限于西欧”，以英国作为范例。他还借鉴物理学方法和黑格尔辩证法将其抽象成理想模型；一旦超越这个限定和范围，把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放到世界市场和全球语境时，他的问题、方法和叙事逻辑必然需要一个巨大的转换。由于这项工作没有完成，所以在历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被遮蔽了。

具体来说，在以《资本论》为主的著作-手稿群里，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主要借鉴两种方法：经典物理学的方法和黑格尔辩证法。这两种方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中，有异曲同工之妙：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典型化、模型化。

马克思曾明确表示他借鉴物理学方法：“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观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的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目前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前揭书，第100页。19世纪的物理学是经典物理学，是伽利略模型。它相信世界的复杂性背后隐藏着简单性和美；它的方法论特征主要是纯粹、典型、封闭、不受干扰；如果现实中没有这样的理想状态，就人工设计这种场景，这就是实验。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研究大体也是这种方法。他以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最充分、最成熟的英国为原型。而且，他把英国现实的经济形态标准化、典型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前揭书，第114页。社会的阶级结构也被典型化：“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3页。在当时的英国(更不用说其他国家)难道没有非本质的经济和社会因素？应该是有的，但按照经典物理学的研究范式，那是“可有可无的”非本质的因素，不予考虑。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虽然不能像物理运动那样按公式和定律演算，但马克思还是借鉴了物理演算的理念，“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前揭书，第101—102页。。

马克思运用的另一方法是黑格尔整体的辩证法。他明确说：“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前揭书，第112页。列宁、卢卡奇、阿尔都塞等都讨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法？马克思解释：经济学分析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只能借助本质的抽象；不能从人口、占有关系等现实的感性出发，只能从具有普遍本质的范畴出发，这就是商品。商品是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的细胞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前揭书，第100页。，它像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全息式地包含了资本主义全部经济形态。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各环节、各阶段，都可以看作是商品的否定、展开和具体化。价值、劳动、剩余价值的产生、生产资本、商业资本、银行与信贷、地租等都可以视为商品的“异在”“自己的他物”，就像黑格尔的逻辑阶段(存在、本质、概念)、自然阶段(机械、物理、有机)和精神阶段(主观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都是绝对精神的“异在”“自己的他物”一样。他用范畴的矛盾分析来完成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现实分析，阐述商品不断否定自己、完成自己的复杂过程。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本质从光怪陆离的感性现象中透析出来，上升为总体性。

换言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对资本所做的价值批判，特指其社会财富可以概括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可以纳入资本的总体性范畴的经济形态；那些不可以做如是归纳与抽象的其他社会形态和经济范畴，例如东方的小农经济和专制王权社会，自然不在此之列。只有当一个社会的全部经济形态可以归结为商品“细胞”及其衍生物时，关于资本的价值批判才有意义。超出资本的总体性范畴，泛泛地套用《资本论》话语；把对资本的价值批判简单地套用到东方社会，在资本从来没有真正发育起来的专制帝国也批劳动异化、资本逻辑、商品拜物教，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对此，马克思(尤其是晚年)有明确交代*例如，马克思批评茹科夫斯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会给我过多的侮辱。”他认为《资本论》论及资本主义起源时所说的“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6、455页)。

三、关于东方社会的价值批判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全球性的，它主导的现代工业文明波及全世界，哪怕是最原始的部落。马克思不但清楚地意识到这点，而且是最早对这个问题做深刻分析的思想家。于是，对资本主义做完整的分析，就不止针对资本主义本身，还需越出欧洲，把问题放到整个世界体系中。换言之，这也要关注东方，研究东方。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把关于英国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价值批判照搬到东方；它的问题、方法和叙事逻辑，不能简单扩展到非西方国家，不能用同质化的思维理解东方。对东方社会的价值批判必须深入到这些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历史过程中，把握它们特有的本质特征。因而，对东方社会的价值批判，其问题、方法和叙事逻辑必然需要根本的转型。

那么，马克思究竟如何理解东方社会的基础？如何对东方社会作价值批判？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马克思并未给“东方社会”这个概念以明确说法，就它的“所指”言，它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等有交叉。于是，“东方社会”这个概念从空间上说，包括了从俄罗斯、波斯、印度、中华帝国到世界各地的“土著”；从历史尺度上说，它还泛指资本主义以前的古老的经济形态。而且，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远没有像资本主义批判那么成熟。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看得出马克思的大体思路。

(一)关于东方社会的基础

东方社会形态千差万别，有没有一个能体现普遍本质的总体性范畴，就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商品范畴那样？对此，马克思如何看？纵观马克思的著作和手稿，他似乎想把农村公社当作东方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

农村公社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共同体，氏族、部落公共占有土地、森林、牧场等大型不动产；因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差异，房屋、农具和生活用品等的私有化程度有别。农村公社因发展程度不同，可分为原始公社和农业公社。马克思论部落所有制和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俄国社会的发展，与恩格斯的通信(1868年3月14日)，以及晚年写的《人类学笔记》等，都强调农村公社(德国称“马尔克制度”)的意义。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并不是把农村公社与生产方式的某个形态例如封建所有制相对应，而是好几个生产方式共有的现象。例如，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从部落所有制到封建等级所有制都存在农村公社。封建所有制“像部落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一样，也是以一种共同体为基础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前揭书，第70页。。农村公社强大的生命力使得它能够穿越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得以留存。马克思谈到，他的故乡特里尔就还保存着公社的痕迹。俄国也如此，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经历了这种社会制度尚未触动的时期而幸存下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2页。。

(二)价值批判的对象

以农村公社为基础的东方社会的经济形态究竟是什么因素？它以何种方式制约和否定人的主体性和自觉自由本质？马克思是从哪个角度对它们作价值批判的？这显然不是异化劳动和商品拜物教等资本主义因素。相反，马克思充分肯定资本主义对东方专制社会和小生产狭隘性的解放作用，肯定西方对东方的入侵客观上促使封闭保守落后的旧体制解体，为东方社会进入普遍交往创造条件，虽然是以野蛮的方式。例如，马克思谈到不列颠在印度统治具有双重使命：通过资本的集中，在印度建立起大工业，“造成以全人类相互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前揭书，第773页。。同样，英国对中国的战争的结果使“旧中国的死亡正在临近”，我们会亲眼看到“整个亚洲新世纪的曙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前揭书，第711—712页。。

在东方社会，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里，压抑人的主体性和类本质的主要是落后的生产方式，马克思主要批判的是小生产的狭隘性以及由此决定的人的依附状态。例如，封建所有制是“狭隘的生产关系”，“粗鄙原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业式的工业”，“土地占用的等级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武装扈从制度使贵族掌握了支配农奴的权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前揭书，第70页。。马克思评价当时的中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家长制权威”、“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与外界完全隔绝”*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前揭书，第691—692页。。资本主义大工业才是突破小生产的束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使人的类本质和类生活成为现实的条件。只有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狭隘的地域性的个人才能为世界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如果没有这样的发展，就只有贫穷的普遍化，极端贫穷的情况下全部陈腐的东西会死灰复燃*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前揭书，第86页。

此外，讨论东方社会(以及资本主义以前的欧洲社会)时，马克思还涉及封建王权、宗教、战争等。例如对中国社会，马克思指出：家长制权威是这个广大国家机器里唯一的精神联系，皇帝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官吏在各自管区维持这种父权关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前揭书，第691页。；又如，马克思分析了法国小农经济为拿破仑称帝提供社会基础。马克思晚年在紧张地写作《资本论》的情况下，读了大量历史学著作，留下了卷帙浩瀚的《历史学笔记》。由于马克思只是摘录，自己没有直接评论，我们不好断定他的写作动机。不过从其内容看，主要涉及战争、王权和宗教。笔者推测，这应与马克思分析东方社会的基础有关。此外，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还谈到宗教：“至于宗教，可以归结为一个一般的、从而是易于回答的问题：为什么东方的历史表现为各种宗教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55页。

综上所述，马克思倾向于把农村公社理解为东方社会的基础和总体性范畴，并把其他各种经济社会形态囊括进去。但他似乎又有些犹豫：应该怎样理解宗教、王权等因素与农村公社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东方社会需要做的，不是从资本的角度作价值批判，而是批判专制王权和小生产的狭隘性对人的否定。在小生产条件下，人的主体性和独立自由个性被低下的生产力和狭隘的交往关系所束缚，人的类存在和类本质处在“自在”的状态。既然如此，人要发展到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状态，就需要资本主义大工业带来的革命和解放作用。

四、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价值批判

马克思对现代社会所作的价值批判，第三个层次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总危机的揭示。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危机不能理解为英国式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简单放大的结果，而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向东方扩张，形成西方资本主义主导、东方社会“冲击-反应”格局的综合性后果。

马克思是最早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导致全球化的思想家(虽然他没使用这个词)。早年，他与恩格斯合作的《共产党宣言》描述了资产者游走于世界各地，开辟世界市场的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又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和普遍交往，使得“民族的历史”被“世界的历史”所取代。

以50年代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系列评论为重点，马克思结合经济、军事、政治等事件，具体阐述了欧洲资本主义向东方扩张产生的后果。在他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在东方的殖民统治呈双重效果。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渗透、殖民统治以及对东方国家的战争，给东方造成巨大苦难。从道义上，马克思进行毫不留情的谴责和抨击。例如，他抨击英国“用海盗式的借口经常向中国勒索军事赔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605页。；评价英国对波斯的战争是“又一件证实邪恶永存、证实狼和小羊这个寓言的永恒寓意的血腥事件被载入了英国的史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前揭书，第77页。等。另一方面，正是这种残酷的方式，使那些古老的“木乃伊”风化瓦解，促使这些古老帝国从千年迷梦中醒来，迎接新世纪的曙光。例如，他评价英国在印度“强使一部分印度自给自足的村社变成纯粹的农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前揭书，第159页。，“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前揭书，第765—766页。；英国在印度的经济掠夺客观上促成资本的集中，也把现代资产阶级的两大创造，即全人类互相依赖的普遍交往及对自然力进行科学统治的生产力带给了印度。此外，恩格斯的说法可以视为马克思观点的旁证：“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前揭书，第712页。

资本主义向东方扩张，按自己的方式改造东方，使得西方与东方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于是，西欧与东方各自内部的矛盾与危机，都通过东西方的联系与互动连在一起；西方殖民国家与东方“被殖”国家之间，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的联系与冲突，都因此放大成世界性的危机。在《欧洲的金融危机——货币流通史片段》《欧洲的金融危机》《对华贸易》等文章中，马克思从原材料、市场、白银流向等角度，详细分析欧洲特别是英国的经济危机、贸易危机与印度、中国等东方市场之间的相关性。他还从战争和军事的角度，对中国革命(太平天国)与文明世界之间的相互影响、“两极相通”的趋势做了评论。

如果说马克思早年主要是在从哲学和时政评论角度分析资本主义总危机，有笼统之虞；那么他晚年的《人类学笔记》等著作和手稿，就试图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深入探讨东方社会在资本主义渗透下的“冲击-反应”机制，从东方社会的角度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而与《资本论》等著作-手稿一起，形成完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和危机理论*笔者曾撰文否定了以往关于《人类学笔记》写作动机的诸说。结合马克思当时的理论任务、问题语境和“理论实践”特点(阿尔都塞语)等背景，笔者认为马克思是要探讨以农村公社为基础的东方社会在欧洲资本主义冲击下发展演变的规律，它可以归纳为“一元主导，多相互动，总体危机”的模式。按笔者的理解，“人类学笔记”这个说法显然是不对的。参见孙美堂：《未完成的“哲学的历史”：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主旨再探》，《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4年第4期。。

按照《资本论》的叙事逻辑：商品范畴的自我否定在经过商品的一般形态、生产资本、商业资本、信贷、地租等环节后，必然要越出典型资本主义的语境，进入开放的世界体系中，面对东方社会的小生产、专制王权甚至原始的社会形态。马克思的写作计划也的确如此。他有两份简略的写作提纲。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应该这样写：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5.世界市场和危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7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说：“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前揭书，第31页。这两份提纲大同小异。但《资本论》及手稿群的内容所及，不超过“国家”或“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这个环节，后面内容连简单的手稿都没有。从问题语境和叙事逻辑看，马克思后面应该越出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研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等内容，并把东方社会和东西方互动的问题纳进来。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究竟如何影响东方？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下，东方社会究竟如何反应？它的经济形态如何发展？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东方社会危机怎样相互影响，构成资本主义总危机？《人类学笔记》应该是从东方的角度回答这些问题。

《人类学笔记》视野广阔：空间上遍及全世界大多数非西方的民族，如美洲、澳洲和太平洋岛屿的原始民族，柏柏尔人等游牧，以及印度、波斯等古老民族；时间上除马克思同时代的资料外，还包括某些已经消逝了但社会形态和演变机制相似的历史上的民族，如古代爱尔兰人。这些民族有大致相同的问题：社会基础是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等血族组织，经济基础是农村公社。他们受欧洲资本主义(或外族)入侵与殖民统治，原有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解体、剧变，社会矛盾因此加剧。

马克思很早就意识到东方社会基础是部落所有制或农村公社，不过他早期尚无专门研究，这从他用过“亚细亚生产方式”“部落的所有制”“农村公社”(“村社”)等游离不定的说法可看出。要跟《资本论》及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相匹配，马克思必须深入研究部落制的形成过程，以及经济与社会组织方式等。在《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马克思详细研究了诸多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等形式，详细摘录了印第安人部落的职能和特征、易洛魁人联盟的主要特征，还与希腊人和罗马人的部落等组织进行对比研究。他认为“氏族根源于蒙昧时代的状态”，并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发展到它的最后阶段，因此，详细了解野蛮时代的中级阶级是很重要的。16世纪的印第安人就处于这一阶段，只是西班牙人来后破坏了他们的本真状态*参见《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2页。引号里是马克思说的，后面是笔者概括马克思摘录的摩尔根的说法。。也就是说，还原印第安人等部落所有制的真相，辨析它们与西班牙等殖民者入侵后的改变，是马克思研究的目的。

在《人类学笔记》的其他手稿中，马克思的思路大致相同：某氏族、部落原先有自己的经济组织即农村公社；但随着资本主义入侵和占领，这种古老制度趋于解体；他们被迫卷进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例如，美洲印第安人(又分很多亚种群)原有自己的农村公社，但西班牙人入侵并按自己的需要对之加以改造，于是印第安人的村社基础开始发生重大改变；印度各邦、各部落原有自己的农村公社，但英国人入侵并按自己的需要对之加以改造，于是印度人的村社开始重大改变；柏柏尔人原有自己的农村公社，但法国人入侵并按自己的需要对之加以改造，于是柏柏尔人的村社开始重大改变，等等。这些改变昭示着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的东方一种什么样的未来呢？

显然，如果能把东方社会在西方资本主义殖民统治下的“冲击-反应”规律揭示出来，《人类学笔记》就能与《资本论》等政治经济学批判一起，勾勒出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工业文明总危机的完整图像。如果缺了这个环节，资本主义总危机就不完整了。

关于西方资本主义主导、东方社会“冲击-反应”资本主义总危机机制，马克思还讲到另一种模式——俄国社会的发展。19世纪的俄国是农奴制为主的帝国，它有独立的主权和强悍的军事力量，自彼得大帝开始它主动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故俄国社会发展不同于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虽然如此，它与后者仍有相似性：传统的农村公社基础受到外来资本主义因素冲击，社会向何处去？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等文稿中，马克思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他反对将西欧资本主义道路简单平移到俄国，反对人们将他针对特殊语境讲的话泛化。他申明《资本论》所述资本原始积累等情形“仅限于西欧”；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俄国农村公社被完整保留下来，它也因此不需要像西欧那样摧毁这个基础以发展资本主义，而应保留原有的农村公社，同时吸收欧洲资本主义先进的技术和生产方式。这样，“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56页。；农村公社“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开始获得新的生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前揭书，第467页。。他批抨“社会新栋梁”联合起来杀死“下金蛋的鸡”，主张反哺农业，那样俄国就可以避免欧洲资本主义正在发生的危机，跨越“卡夫丁峡谷”，从而便捷地过渡到共产主义。

马克思心目中的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有点类似我们今天所谓“后发优势”：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主导下，后发国家既不能照旧延续原有的历史，也不会照搬西欧模式，而是两大传统的“叠加”；它们不可能重复原发性国家的每一步，而是跨越某些历史阶段。农村公社具有原始共产主义性质的因素，用资本主义工业标准看似乎是劣势；但向共产主义过渡，有可能成为优势。

五、“哲学的历史”视域下的冷观

马克思对现代社会作价值批判的第四个层次，可以表述为“哲学的历史”视域下的冷观。“哲学的历史”这个词是借用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范畴。黑格尔把历史学划分为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在“哲学的历史”看来，世界历史由某种普遍的法则支配，这就是理性。“‘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个合理的过程”*[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8页。。历史理性以自由为目的，世界历史最高的合理性就是普遍的自由。“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这一种进展是我们必须在它的必然性中加以认识的。”*[德]黑格尔：《历史哲学》，前揭书，第17页。“冷观”是指用超然的、形而上的视角看历史，在历史的必然性中认识历史。马克思的历史观分不同境界。在相对具体的层面上，历史观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和自觉的实践使命；但是它还有一层极高的、形而上的境界，用超然的、不带情感和价值立场的纯客观的眼光看待历史，似乎历史的大势是个定数，无法回避，无可逃匿。历史的重大事件是历史合乎规律的产物，历史的具体形态是整个历史链条中合理的环节。个人即使是英雄、伟人，也不能左右历史，他们只是充当历史前进的工具。

黑格尔的历史理性，在马克思那里成了历史规律；历史理性追求自由目标的过程，成了人由依附状态向独立自由个性发展的过程，也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历史发展中的每一具体阶段都是人与历史从自在到自为、从必然向自由发展的合理环节。这一过程是客观的。“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它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去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或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前揭书，第101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前揭书，第101—102页。。

马克思关于人类“自然史的过程”之描述是众所周知的，这里无需重复，只想指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大工业已经把人类历史带到了一个临界点、一个突变的前夜。资本主义创造的巨大生产力、普遍交往方式和惊人的物质财富，为人的“类存在”“类本质”的复归奠定了物质基础，为人类向以“个人全面发展”和共同的生产能力为基础的“自由个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前揭书，第104页。之突变和飞跃准备了条件。

无序是有序之源。向无阶级社会过渡，需要经过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斗争；向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飞跃，需要经过资本主义总危机和由此引发的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包含着深刻的矛盾，包括资本主义内部生产方式的矛盾、阶级矛盾以及西方宗主国与东方殖民地之间的矛盾等。每一个因素都可能发酵，每一粒火星都可能引爆资本主义世界的总危机。于是，上文讨论的资本主义总危机，不但具有空间的即世界体系上的意义，还具有时间的意义：从“哲学的历史”视域看，它预示着世界历史将面临重大转折。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向东方的扩张、东方社会的“冲击-反应”，这一切不但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要被置换，也意味着整个人类历史到了一个临界点，越过这个临界点，历史就能实现真正的理想与自由。

六、简短的结论

毋庸讳言，后来的历史比马克思预料的复杂得多：资本主义没有像他说的那样灭亡，东方兴起了一些出乎马克思预料之外的社会主义，全球化远比马克思描写的“世界的历史”和“交往的普遍化”发展得深入，西方与东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出现了某种互相依存、共生共荣的局面(当然也有斗争)。面对新的历史事实，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文本，很多问题需要我们重新反思：

第一，当我们借用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分析各种社会问题时，我们所讨论的对象和问题是否符合马克思的本意？是否在他所指称的限度内？劳动异化、资本逻辑、商品拜物教是否可以泛化，不但用于资本主义经济批判，还用于技术、理性和文化的批判？不但用于西方社会的批判，还用于东方专制王权的批判？

第二，对东方社会来说，我们面对的究竟是资本逻辑、商品拜物教问题，还是小生产的狭隘性和宗法王权的习惯传统，是技术、文化、宗教的力量，抑或是它们的混合物？把19世纪西欧语境中的资本的价值批判理论拿来剖析我们的现实时，我们需要解决哪些跨文化差异问题？如何解决？

第三，今天，全球化日益深入，东方社会的特权资源与西方社会的资本力量特别是金融资本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究竟该怎样看待那些束缚人、否定人、与人的类存在和类本质相矛盾的因素？人类要进到“真正人的状态”，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主体，我们要扬弃的那些物化因素、异己力量究竟是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