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扬东 刘卓红

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内容极为丰富，概言之，它包含市场、国家、社会三者间边界的重新界定。其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的职能在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优化公共服务，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与此同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包含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以进一步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如果说“治理”“国家治理”更多体现的是国家的工具理性，那么，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则赋予国家治理和公共治理一种“价值理性”。这意味着国家治理或者说公共治理不仅需要从技术上加以完善，以提高行政效率，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还意味着所有国家治理和公共治理活动都要遵循宪法和法律，宪法和法律将成为国家治理和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通过社会主义发展史和政治思想史可知，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在国家观发展史的一个重大转变*林来梵：《宪法学讲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179页。，也是马克思国家理论的新推进和新发展。

一、从国家批判到国家建设：国家论述的突破

众所周知，马克思很少谈及国家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而且其著作不断挑战国家存在的基础，把资本主义国家视作人类“异化”的产物，批判并排斥国家的存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指认当时的普鲁士国家沦为林木所有者的奴仆，成为林木所有者的耳、目、手、足，“为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7页。。与霍布斯笔下的海中怪兽“利维坦”不同，“林木”质朴轻灵，没有海中怪兽“利维坦”那般暴力嗜血，让人不寒而栗，但却更直观地展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奴仆性”和“工具性”*参见陈周旺：《马克思国家学说的演进逻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锋芒直指黑格尔的国家理想主义，批评黑格尔的国家理想主义不过是“市民社会在自己内部建立起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国家同样是建立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上的，是人类异化的产品。国家由社会产生，却反过来钳制、凌驾于社会之上，因此国家违反了人的社会性、社群的性质或者说人的类本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总结说，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4页。。在1851-1852年撰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管理资产阶级共同事务委员会的资产阶级国家有了更为生动和具体的形象，马克思以传神之笔描绘了法国这一现代国家：

这个行政权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50万人的官吏队伍和50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迷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并没有增添什么东西，不过是扩大了分工，这种分工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分工愈益造成新的利益集团，即造成用于国家管理的新材料，而愈益扩大起来。每一种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脱离社会而成为一种最高的普遍的利益来与社会相对立，都不再是社会成员的自主行动而成为政府活动的对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前揭书，第675页。

鉴于“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马克思明确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7页。，而是必须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来反对这个国家机器。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再次提及无产阶级专政概念，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前揭书，第314页。。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一种暂时的、过渡的国家形态，当阶级之间的区分消失后，国家也将随之消亡。

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个体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前揭书，第753页。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对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1917年8-9月间写就的《国家与革命》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罕见之作”*[美]史丹利·阿若诺威兹、彼得·布拉提斯：《逝去的范式——反思国家理论》，李中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6—47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著作中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最权威著作*[英]密里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49页。，其基本主题是毁灭和暴力革命*L. Colletti, From Rousseau to Lenin, Studies in Ideology and socie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pp.219-220.。在该书中，列宁坚持认为，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复杂，但本质上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并以占领冬宫、焚烧内务部、逮捕和处决旧政府的政治官员极为形象地诠释了工具主义国家观。同时，列宁重提并进一步深化了国家异化(寄生、祸害、废物)论，提出要“消灭国家政权——寄生物”*《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5页。，“‘打碎’现代国家机器”*《列宁选集》第3卷，前揭书，第135页。。按照列宁的构想，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后，国家官吏可以转变为受委托的简单执行者，变成对选民负责的、可以撤换的、领取微薄薪金的“监工和会记”，“这个开端自然会导致任何官吏逐渐‘消亡’”，“日益简化的监督职能和填制表报的职能将由所有的人轮流行使，然后将成为一种习惯，最后就不再成其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列宁选集》第3卷，前揭书，第154页。。吊诡的是，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不得不全盘接收布尔什维克曾当作资产阶级制度与之战斗的全部事物，并重新面对一个新的“利维坦”*[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第82页。。

马克思的作品本身是否缺少一种关于社会反思物的国家主题，列宁的国家观是否可以直接追溯到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甚至是否过于受到恩格斯的阶级-国家观的影响，这些无疑都有巨大的讨论空间*胡兵：《列宁〈国家与革命〉研究读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64—65页。。抛开这些不谈，可以肯定的是，在国家观上，马克思和列宁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者，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被资产阶级俘获，成为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不过，与奥古斯丁、路德等把国家视为一种必要的恶，并极力贬损国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不同，马克思和列宁并非悲观主义人性观和历史观的信奉者。在他们看来，国家的善恶取决于掌握权柄者；同时，国家表征着恶但并非必要，至少作为恶的国家将随着产生它的历史条件的消失而消亡。作为资本主义伟大批判的结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无疑可以与其他任何一种国家理论鼎足而立，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令人惊叹的影响力*[英]克里斯多夫·皮尔逊：《论现代国家》，李国兵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81页。。

马克思列宁提笔之时，资本主义国家已罹患沉疴，病态日显，国家不断降格为一种疏离大众的异化力量；对未来社会和国家的建构而言，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揭示资本主义主义国家的病理自然意义重大。总体而言，马克思和列宁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所展开的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和批判是深刻的，是一笔值得珍惜的重要历史遗产。不过，诚如前已述及的，马克思和列宁的国家观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不是建构性的。马克思未及见证并经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列宁则因为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去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思考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这一论题。马克思列宁之后，受政治情势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少马克思主义者固守成见，局囿于马克思列宁的国家观；面对社会主义的发展，他们未能及时跟进，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进行新的理论图绘。总之，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的思考，马克思主义者多有疏忽，并未为此事费心尽力*Axel Van den Berg, The Immanent Utopia——From Marxism on the State to the State of Marx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519.。1949年开国建政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上进行积极探索，在国家治理上积累了丰富经验，但也出现了严重挫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91页。。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经验，也是因应新时期而提出的一个新命题*胡鞍钢等：《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8页。，是社会主义中国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新探索，丰富并深化了对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认识。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全面系统的改革和改进，关系到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前揭书，第105页。。在不少学者看来，国家治理现代化堪称第五个现代化，开启了中国国家制度建设转型的新征程。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现代化，某种程度上是“器物”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则把我国的现代化从“器物”提升到制度，核心是制度现代化或政治现代化。国家制度建设是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其目的旨在为“良治”和“长治久安”创造制度条件、制度环境和制度功能，是一个国家的重要软实力*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主编：《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页。。

二、从国家统治到国家治理：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首先是从批判黑格尔的国家理论、研究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政治国家)的相互关系开始的*参见俞可平：《让国家回归社会——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的观点》，《理论视野》2013年第9期。。在黑格尔看来，家庭、市民社会是“从属于”和“依存于”国家而存在的外部事物，是一种和国家本质相矛盾且应该被扬弃的非现实因素。马克思接受了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立的事实，把它看作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不过，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对国家、市民社会及家庭关系的理解并不合乎经验现实，并认为现代国家的基础就在市民社会中，因此期待现代国家能以普遍利益之名行动。这无疑是一种幻想。由于马克思把市民社会视作现代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认定国家将极力捍卫私人产权，因此，他把现代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看成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并基于唯物主义和阶级视域确立了作为其主导地位的工具主义国家观。此外，马克思把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国家形式称为无产阶级专政，并预言随着阶级对抗的消失，国家将最终消亡。显然，马克思把国家与市民社会加以对立，否认国家的中立性，并主张国家消亡，实际上也就否决了通过社会逐渐改造国家的可能，否认了国家社会长期共存互动的可能性*杨学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简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2期。。

20世纪初期的中国可以说是各种主义轮番登场的时期，也是中国不断实验各种外来制度的时期。最终，马克思主义脱颖而出，成为“黑暗中的曙光”，深深吸引了中国的先进分子和知识分子，并对中国国家的建构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自创建时就奉行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指导思想。与西方国家建构以民族为起点不同，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建构以阶级作为主要考量。国家间的“我者”与“他者”的关系不是定位于不同民族，而是定位于不同的阶级。此后，中国共产党走上一条以马克思主义阶级主义建立新国家的道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经由列宁、斯大林深化和阐发后，也在中国落地生根，逐渐成为中国国家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

1949年后，受苏俄影响，中国共产党建立一种全能主义*[美]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体制，这是一种以单位制为细胞、以纵向组织为中介、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这种制度的特点是以行政区划分割整个社会，社会组织呈现为一种蜂窝式状态，通过意识形态、组织结构以及有效的干部队伍来实现对社会生活方面的渗透和整合*李强：《后全能体制下现代国家的构建》，《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6期。。在这种高度组织化的国家形态中，国家几乎垄断了全部重要的物质财富和信息资源，并以此为基础对社会进行规管。意识形态是社会的软力量，被誉为社会主义中国国家制度的根基*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1971, p.1.。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和观点的表达形式”*邓正来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68页。，意识形态在维护现实、解释现实以及确保社会统合和思想统一上起着重要作用，是社会的重要粘合剂。除思想的规管，国家还藉由组织机构及其相关机制，比如户籍制、单位制、街居制等，甚至是强制性力量的运用，强化对公民的身体规制。

1978年后，国家开始重视和强调“管理”，即“行政管理”(public administration)和“公共管理”(public management)。行政管理指与政府管理相关，特别是与政府的行政部门对内对外事务相关(主要以行政机关内部事务为主)的管理活动；公共管理则泛指所有公共组织的管理活动。20世纪90年代，“治理”一词开始在西方学术界流行，并逐渐成为一个囊括从公司管理到国际关系的政治流行语。由于“治理”看起来更具中立性，较少政治敏感性和意识形态色彩，因此很快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并迅速在中国学术界流行起来。“治理”理论主张“多元共治”，推崇基于合作网络权威的管理机制。

虽然治理理论还很不成熟，它的基本概念还十分模糊，但它打破了社会科学中长期存在的两分法的传统思维方式，即市场与计划、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他把有效的管理看作是两者的合作过程；它力图发展起一套管理公共事务的全新技术；它强调管理就是合作……它把治理看着是当代民主的一种新的实现形式等等，所以这些都是对政治学研究的贡献，具有积极意义。*参见俞可平：《作为一种新政治分析框架的治理和善治理论》，《新视野》2002年第5期。

2004年以来，执政党和政府逐渐接受了治理和社会治理所包含的理念，在社会管理体制中为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提供了政策空间和机会*俞可平、[德]托马斯·海贝勒、[德]安晓波主编：《中共的治理与适应：比较的视野》，北京：中央编译局，2015年，第270—271页。。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页。。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是我们国家的主流国家理论，影响力巨大。其中，最引人注目、传播最广泛的是有关国家是阶级斗争工具、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国家消亡的论述。作为一种唯物主义的阶级国家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不是中立的，而是具有明显的阶级属性。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统治实质就是阶级专政，强调阶级斗争，强调国家对社会的驾驭和控制。国家治理包含国家统治和国家管理的要素，但内涵更丰富。从政治学理论看，统治和治理的区别在于：1.权力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是单一的，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2.权威的性质不同，统治是强制的，治理更多是协商性的；3.权威的来源不同，统治源于暴力机器和国家强制性的法律，治理的来源还包括各种非国家强制的契约；4.权力的运行向度不同，统治是自上而下，治理则更多是平行的；5.两者的范围不同，统治的范围以政府的公权力所及为边界，治理以公共领域为边界*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页。。可见，相对于统治的单一性、强制性、僵硬缺乏弹性、自上而下性，治理是多元的、相互的，更具柔性，更注重协商、沟通、对话。概言之，国家治理是基于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过程，而非基于国家一味管控和压制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表述，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推进，预示着中国国家治理形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从革命建国到依法治国：中国国家建设的推进和深化

革命是唯一使我们直接地、不可避免的遭遇开始问题的政治事件*[美]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10页。。革命堪称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政治形式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7页。始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现代革命，凝结了开端、自由、创新性、暴力等要素，具有一种明显的进步主义和激进主义内涵*田飞龙：《中国宪制转型的政治宪法原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261—262页。。前面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动员唤醒民众，通过革命创建而成。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四分五裂，处于极度无组织的全面危机情形，革命被认为是克服全面危机的最好选择。在革命和阶级斗争逻辑的驱使下，中国人迎来一个梦寐以求的统一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制度根基，打下扎实基础，实现“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4页。。1949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国家建构明显受到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进行中国化改造后形成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理论的影响*田飞龙：《中国宪制转型的政治宪法原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263页。。人民民主专政是对人民民主与对敌人专政的有机结合，它基于并依赖一个敌我区分的逻辑结构，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如果说革命建国和阶级专政意在建立和巩固人民共和国，在特殊历史时期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值得一再“重拾”和“回望”*[美]裴宜理：《重拾中国革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Elizabeth J. Perry，HanChao Lu. Narrating the Past to Interpret the Present: A Conversation with Elizabeth J. Perry,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22. 2, 2015, pp. 160-173.；那么，1999年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原则写入宪法，2014年史无前例地在党的中央全会单独聚焦“依法治国”，则是中国国家建设的推展和深化，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前揭书，第19页。。

今天，中国已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孕育并产生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同上，第22页。。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是一个扎根人民、心系人民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同上，第1页。。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社会”建设为依归*参见鄢一龙、白钢、章永乐、欧树军、何建宇：《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鄢一龙：《中国道路辩证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潘维：《信仰人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传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习近平：《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前揭书，第21页。。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同上，第22页。。作为一个包容性和整合型概念，人民由不同阶级构成，并不同质*王绍光：《国家治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57页。。“八二宪法”序言明确指出，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虽然在我国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肖蔚云、王禹、张翔编：《宪法学参考资料》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9页。。不过，在法治的核心原则下，“八二宪法”序言这一有关“阶级斗争”的论述确保了对所谓“敌人”的认定并不是随意的、预先设定的，而是依法的标准判定的*陈玉山：《中国宪法序言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67页。。可以说，依法治国赋予人民民主专政以新的内涵，进一步强化了人民民主专政，某种意义上也强化了国家治理的正当性，是中国国家建设的推进和深化。

正当性(legitimacy)是拉丁语lex(法)的衍生语，原义为合法性*在古代及中古时期，所谓合法更多应从当时的自然法或者上帝的意志来理解。，意指一种特性。这种特性并非来自正式的法律或法令，而是来自有关于规范所判定的、“下属”据以(或多或少)给予积极支持的社会认可或“适当性”*邓正来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前揭书，第439页。。显然，正当性表达了一种“有权统治”的信念*[英]海伍德：《政治学关键概念》，苏子乔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第27页。。近代以前，政治正当性源于“神授”“天赋”或“天命”，具有神秘、超验的意涵。近代以来，政治遭遇祛魅，政治正当性开始“下行”，转向人间。依据近代以来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契约论思想，政治正当性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是自由平等的道德主体自愿同意的人为产物*[英]马克·戈尔迪、罗伯特·沃克勒主编：《剑桥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史》，刘北成、马万利、刘耀辉、唐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32页。。政治的祛魅和自主不仅掀开了政治头上的神秘面纱，还进一步引发工具式国家理性的勃兴。 16、17世纪以降，近代国家的出现同时伴随着“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这一“思想和意识形态的革命”。“国家理性”的出现与早期西方世界的“理性化”进程密切相关，它的出现意味着一种新型“理性”的出现，意味着“公民理性”的衰落、“工具理性”的崛起以及“利益政治”的凸显。因此，“国家理性”被视为“冷酷的妖怪”，充满“资产阶级的功用意味”*参见周保巍：《“国家理由”，还是“国家理性”？——三重语境下的透视》，《读书》2010年第4期；周保巍：《“国家理由”还是“国家理性”——思想史脉络中的“reason of state”》，《学海》2010年第5期。。

中国古代以天下为中心，其政治具有超越性的源头，这个源头即天命、天道或天理。在中国古代思想中，自我、社会和宇宙是一个秩序整体，中国人依此模式构思世界，形成世界观，中国古代的政治秩序也因此获得其正当性*参见许纪霖：《近代中国政治正当性之历史转型》，《学海》2007年第5期。。晚清后，天下秩序遭遇挑战乃至崩解，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出现，近代中国政治秩序的重心开始从天下转移到国家，天命、天道或天理作为超越性政治正当性源头已经失落，并逐渐被公理、公意或民意等所取代，并最终在革命和阶级斗争的牵引下，走上一条以马克思主义建立新国家的道路。如前所述，出于国家统合和稳定考虑而设定的有关“阶级斗争”论述，与依法治国并不矛盾，依法治国事实上赋予了人民民主专政以新的内涵，强化了人民民主专政。需要指出的是，单纯基于阶级和暴力逻辑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国家观是一种动荡的国家观，无法稳妥解决国家的正当性问题*林来梵：《宪法学讲义》，前揭书，第178—179页。。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把国家当成阶级统治的工具，很大程度上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意涵，更凸显的是国家的工具理性。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全面推进法治国家建设，不仅要提升国家的治理效率，而且需要规范国家，赋予国家一种价值理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前揭书，第21页。。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在此，习近平把法治视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强调依法治国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是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四、结 语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无疑是中国当代史的一个重要事件。对于长期受列强欺凌、饱受战火涂炭的中国人而言，这预示着一个统一独立的现代国家的出现，它克服了近代以来困扰中国人的两大历史危机，即国家领导力量的衰败和国家的分裂*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4页。。新中国的出现，意味着“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的终结，意味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不过，共和国奠基于枪杆子和暴力，是暴力革命的逻辑结果*参见王奇生：《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1949年后，革命风暴非但未能终止，反而狂飙突进，影响深远。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重启国门，开始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在此过程中，中国迅速崛起，成为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英国学者马丁·雅克预言说，中国将在2050年主宰世界、统治世界*[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中国的崛起和强大不仅引发西方世界的关注和侧目，也极大激发了国人的自信，不少知识分子对中国国家有新的期许，希望中国国家能够实现由富强国家向文雅国家或文明国家的转变。甘阳认为，中国国家只有经济上的崛起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文化上的崛起*甘阳：《文明·国家·大学》，北京：三联书店，2018年，第308页。。许纪霖指出，中国的改革需要有新的突破，不能仅仅满足于提高制度能力*参见许纪霖：《富强还是文明——崛起后的中国走向何方》，《贵州文史丛刊》2012年第3期。。换言之，要实现富强中国向文明中国的转变，仅有制度的理性化、效率化还不够，还必须关注理性化和效率化背后的价值理性。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日益理性化，行政效率逐渐提高，治理能力不断加强，已初步实现了中国国家的再造*Dali Yang, Remaking the Chinese Leviathan: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Governance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国家再造的继续，它要求继续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以提升和强化国家治理能力。不过，一种具有合宜权力范围而治理能力极强的国家显然还不是中国国家建设的最终目标。如果说改革开放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国家能力提升的过程，那么在接下来的改革中，除继续提升中国国家能力外，我们还必须规范国家。为此，必须进一步推进和深化中国国家建设。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在此，习近平进一步强调：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治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党要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可以说，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最重要、最具现代性，最富有开创性的目标*陈明明：《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02页。，是国家治理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国家建设的重要目标。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推进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