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先兵

“核心意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针对管党治党宽松软和党的领导被忽视、淡化、削弱的状况而提出的一个新的党建专有名词。从正式提出和后来使用的语境看，“核心意识”有一体两面的内容：一是服从领导核心的集中统一领导，一是维护领导核心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两方面内容要具体落实到三个层次：全党是全国核心、党中央是全党核心、党的领导人是党中央核心。“核心意识”的“种子”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筹备建党时就已播下。“种子自身还不是树，但已经包含了树的全部色相。”*[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2页。就是说，作为“种子”状态的“核心意识”，包含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发展可能性，但究竟怎样发展、凸显什么发展向度，是由建党后的革命实践决定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社会意识的“核心意识”，是依赖和反作用着作为社会存在的领导核心，并随其一起曲折发展的。但由于其时还未正式提出“核心意识”这一概念，为表述方便，下面依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核心的三大发展阶段，来分析和折射“核心意识”的历史进路。

一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时，就是其建树领导核心和培育“核心意识”之始。这是因为建党不能没有核心人物，党的运作不能没有领导者和中枢机构。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核心意识”必定发轫于建党之时，尔后随着形势发展和实践需要而交替凸显不同的发展向度*某些内容成为凸显的发展向度，并不表明别的内容不发展，但后者为前者所遮蔽，要有合适环境才能成为新凸显的发展向度。同理，后者成了凸显的发展向度，也不意味着前者湮灭了，它们会在后者的统摄下继续发展。(参见彭先兵、覃正爱：《“现实的人”及其发展向度》，《江汉论坛》2017年第9期，第58页。)。党史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是指陈独秀和李大钊是发起建党的核心人物。中共一大正式建党时推选了总书记，成立了中央局。但这时的领导中枢形式上存在是一回事，事实上是否“权威”“稳定”“成熟”“有能力”是另一回事*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提出“三代领导核心”的重要论断，并多次提及领导核心的标准，其中，“权威”“稳定”“成熟”和“能力”是主要标准。(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0、319、298页。)。一般来说，这两方面应该实现统一，否则后者会成为社会实践的优先需要，革命战争年代尤其如此。当然，这个问题在当时还未突显，因为建党时的总书记和中央局被认为是合适的，特别是总书记陈独秀是党内的众望所归者，更是共产国际看中的重量级人物。至于此后有无问题、有多大问题，还需革命实践来检验。

事实上，作为一个刚诞生、只有很少党员且受共产国际直接领导和资助的革命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中央领导机构的产生，因共产国际的包办代替而相对简单，例如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和王明(博古)的任免都是由共产国际决定的。这反映了党尚处幼年阶段而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陈独秀和李立三等曾发出要求独立自主的声音，但因为党尚处幼年时期，在革命方针、战略部署、干部培养、日常经费甚至营救被捕的革命者(包括陈独秀本人)等方面，离开了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和财力资助便无以为继。后来，毛泽东等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较少依赖共产国际的帮助和资助，因而能较好地进行独立自主的探索。。当时凸显或强调的是党的阶级基础和夺权目标等全党“何以安身立命”的大问题，即重点围绕全党能否代表和领导自己所属阶级去夺得全国领导核心的问题做文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优先发展了无产阶级先锋队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前者表明全党要成为全国工人阶级的领导核心，后者表明全党要成为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显然，中国共产党能否成为全国领导核心，首先取决于能否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进而取决于能否掌握民主革命领导权。而二者能否实现，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领袖和党中央要先具备这方面的思想意识。从党史看，早在1920年11月为建党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就有这种先声：“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如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共产主义小组(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50页。。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规定，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翌年6月，首次向全社会公开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宣称：“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7页。同期，总书记陈独秀撰文指出：“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199页。显然，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不能停留在本党的纲领和宣言，而必须在工人运动中表现出来，进而率领本阶级在即将兴起的大革命中居于领导核心地位。所以，中共二大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不但“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下”*《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前揭书，第139页。，还应成为中国的“革命领袖军”*《“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04页。。值得注意的是，二大通过的《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有个附件是《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它的译文首次使用了“核心”一词——“应以坚忍的工作在其中组织一些共产党的核心”*《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前揭书，第144页。。加入第三国际后，中国共产党有了外力支持，获得更大发展。

然而，由“最强有力的领导支部”联共(布)所控制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并不限于中国共产党。十月革命后，为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特别是为免受东西夹击，苏俄政府迫切希望与北洋军阀控制的中华民国尽快建立外交关系，又暗中支持中国的地方实力派、革命党，以削弱北洋军阀政府的力量或通过革命建立一个亲苏俄的政府。但当时的中华民国是协约国成员，追随西方列强对苏俄采取强硬态度，孙中山的革命党也一贯仰望西方，所以苏俄政府的愿望难以如意。后来，孙中山因陈炯明叛乱陷入革命绝境，转而主动顺应十月革命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潮流。苏俄便开始大力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并欲将其改造为联共(布)式的政党。孙中山完成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后，于1923年元旦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强调革命要依靠民众。于是，共产国际指令中国共产党以党内合作形式同中国国民党合作，因为它“没有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强大力量，没有视之为领导力量，只看到中共暂时弱小的一面，甚至把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追随者的地位”*赵万江：《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看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自主》，《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4期，第25页。。同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接受了该指令。这样，在此后兴起的国民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形式上不掌握革命领导权。尽管如此，一些早期中共领导人在实际斗争中还是看到了事实上掌握革命领导权、成为政治核心的可能性，即“从全国革命运动的实质看来，本党确成了一个政治核心”，“在许多方面，本党确已渐渐的站在领导地位”*《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78页。。为反对“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错误主张，瞿秋白率先指出，“中国的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能担负此等伟大使命”，“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之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7页。。稍后，毛泽东也强调“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页。。但是，因为“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04年5月1日第1版。，特别是政治上对国民党二大、军事上对中山舰事件、党务上对整理党务案的三次大让步，严重削弱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终致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不但没能竞争到革命领导权，反而遭到蒋介石国民党的残酷屠杀和疯狂镇压。对此，毛泽东总结道：“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导权，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毛泽东选集》第1卷，前揭书，第48页。

大革命失败证明了总书记陈独秀及中央局事实上不堪为领导核心，只是形式上的领导核心。“八七会议”撤了陈独秀的职，作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此后，中国共产党走上主要通过武装斗争与国民党争夺全国政治核心的道路。红色革命根据地很快在全国呈星火燎原之势，特别是毛泽东等坚持从实际出发领导土地革命，使中央苏区一度取得很大胜利。然而，在遵义会议前，由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直接操控，中共领导人走马灯似地换，但都无法摆脱城市中心论的窠臼，无一例外地重复犯“左”倾错误。在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联经验绝对化、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大背景中，“核心意识”不但没能正常发展，反而出现背离民主集中制的独断专行作风。第五次反围剿后期成立的“三人团”，更是置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于不顾，大权独揽，民主集中制被破坏殆尽，最后导致革命力量在白区损失百分之百，在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不得不进行长征。后来，邓小平对遵义会议前这段历史的总体判断是“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都没有形成有力的核心的领导”*《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16页。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总体判断并不否定此阶段就如何建设党的领导体制和实现集中统一领导等问题做过探索，且还有些局部亮点。譬如，一大建党时建立了中央领导机构，在“党纲”中强调“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4页。；二大通过的第一个党章对党的组织和纪律等问题作了规定，其中还有能典型体现“核心意识”的“两个服从”，即“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三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强调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最高指导机关的地位；五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在“党的建设”部分首次写入民主集中制，并单列一章规定“党的中央机关”；1928年1月，《中央通告第三十二号》强调“集体指导为党的建设一个最严重的问题”，但并非说“党不要有首领，不要有中心，如果是这样的认识，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80页。；六大将民主集中制原则正式写入党章，强调下级组织必须承认和执行上级组织的决议*盛继红：《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9页。。在此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了富有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意义的探索。他们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建设“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共产党”*《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4页。；“坚持严格的民主集中制，既反对不正当地限制民主，也反对不正当地限制集中”*《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85页。；坚持反对极端民主化，强调“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毛泽东选集》第1卷，前揭书，第89页。；将“支部建在连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原则。但是，上述亮点性探索，都因受到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和绝对控制，而无法促成有能力的中央、有力的核心的领导。

二

面对长期缺乏党内领导核心而屡遭惨痛失败的残酷现实，中国共产党被倒逼着迅速成熟，通过遵义会议优先选择了事实上的领导核心。这次会议“号召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6页。。这是“核心意识”的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总号令。从此，党内领导核心的建设成了显性问题，即由过去那种听凭他人的状态转变为自觉自主的状态。其实，若非共产国际包办代替，党内领导核心的建设早就成为理所当然的头等大事。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要成为全国领导核心，不能不先有名副其实的党内领导核心，否则就不可能整合全党力量，更不可能赢得全国政权。

首先，从政党发展的实践逻辑看，任何政党的领导中枢要成熟起来都离不开独立自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能否建成的首要问题亦是如此。遵义会议前，党内长期不能形成名副其实的领导核心，关键原因在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乃至列宁的一手操办。无论党的领导人、路线方针等重大问题，还是工作方案、经费预算、筹备会议等一般事务，都由共产国际直接领导着筹划和确定，中国共产党少有决定权，“只有贯彻共产国际所制定的路线和政策的义务”*郭德宏：《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述评》，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2页。。大革命时，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把共产党人看作是私生子”*《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37页。，中国国民党称“中国共产党为俄国之子”*《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579页。，时人认为“广州其实是中国的小莫斯科，到过那里的同志都证实了这一点。在那里发号施令的首先是共产国际的同志”*《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前揭书，第60页。。这说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直接领导、大力帮助和诸多庇护，但也因此而饱受错误领导、越俎代庖和无辜牺牲之苦。为此，陈独秀曾抗议道，“中国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王树棣等编：《陈独秀评论选编(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5页。。可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无法做到这一点。陈独秀之后的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和王明，更是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变本加厉地操控，因而更缺少独立自主的空间和能力。尤其是数月内由一名普通党员上升为中共领导人的王明，“是共产国际强行扶植上台的教条宗派主义者，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组织上粗暴干涉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产物”*赵万江：《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看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自主》，《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4期，第27页。。这样的人怎能独立自主？他只能“百分之百地忠于共产国际路线和布尔什维克”。红军反围剿和长征前期的毁灭性失败，彻底证明由共产国际确定中共领导人的做法是不切实际、不妥当的。最令人发指的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共产国际扶植上台但又不谙国情的王明在国外遥控，由王明指定但又没有领导能力的博古在国内操盘，由博古指派但又非本国人的劣等军官李德掌军，这种不能体现半点独立自主的高层权力架构简直近乎玩笑，失败当然在所难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换掉了不合格的中央领导人，选择了一贯敢于、善于独立自主的毛泽东为事实的党内领导核心*独立自主已成为党内多数高级领导人的共识，而联系共产国际的电台被打坏也为独立自主提供了客观条件。，中国革命从此不断走向更大胜利。因此，遵义会议成为“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点。此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主要依靠独立自主解决了党内外各种复杂问题，建成了巩固的党内领导核心。仅从大的问题看，党内先后解决了长征后期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主义、抗战初期王明对抗中央的分裂主义、放弃统一战线领导权的右倾主义、党内长期存在的种种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等。党外则复杂得多，当时苏联为避免东西两线作战，希望中国拖住日本，极看重国民党的力量，通过共产国际一味要求共产党向国民党妥协，但是中共中央只吸取正确主张，抵制住不符实际之处，从而既坚持了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又与国民党、共产国际始终保持联系与合作。这“一方面是在保持自己已取得的阵地……另一方面，这就是为了发展阵地”*《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4页。。在此期间，虽然毛泽东更多是在军队发展和军事战略方面使用独立自主的话语，但实际上这是以领导核心能独立自主为前提的，只是为了妥善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和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在话语上低调而已。当然，党的领导核心建设与其他方面的工作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其他方面独立自主的理论与实践，体现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独立自主的思想和主张。

其次，从政党发展的制度逻辑看，任何政党的存在都得以一定制度为支撑和保障，其发展变化也得通过制度来确认，因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能否建成必然离不开相关的制度建设。“一个国家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内部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很难成为一个大国，即使成为一个大国，也不是持续的。”*郑永年：《中国改革三步走》，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187页。同理，虽然中共中央落脚陕北后有了较稳定的局部执政条件，但要在全国范围内崛起，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就必须将党的制度建设特别是党内领导核心的制度建设视为重中之重。否则，党的高层会因制度不健全而陷入混乱，造成内耗，甚至葬送党的革命事业。事实上，王明回国后能在党内搅起风浪，就与党的领导体制不完善特别是党的领导人在制度和事实上分离有关。遵义会议后，制度上张闻天是党的最高负责人，而战争是长征中压倒一切的问题，所以“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核心人物毛泽东，事实上也是党的核心人物。这种应变之举虽说是明智的，但也使党中央的情况变得有点微妙，因为中国人有讲究名正言顺的传统。而王明挟国际而令中共，使这种状况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古老的中国也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传统。显然，这两个传统都不利于毛泽东，所以建设事实与制度一致的领导核心，成为当时党的建设的焦点，党内和国际为之瞩目。在王明未归国前，中国共产党已开始有意识地重点宣传毛泽东。1937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将毛泽东列名第一位，并制定了《政治局工作规则和纪律草案》和《书记处工作规则和纪律草案》，初步显示了领导核心要在事实和制度上实现统一的大趋势。然而，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仍“是孤立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81页。，因为遵义会议解决了迫切的军事路线问题，但思想路线和组织问题以及相应的制度一直未理顺，中央领导层的构成基本是长征前的状况，以致“教条主义宗派”在王明归国后举行的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仍能形成气候*王明在共产国际担任系列职务，一些会议上与斯大林等同台就座。他通过发电遥控中国共产党，养成了妄自尊大的野心，加上他回国前受到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接见，所以回国后敢于挑战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阻滞毛泽东成为制度上的领导核心。此后，王明更是或明或暗地对抗毛泽东，以致一度出现了“两个中央”，数月内中央领导机构颇为混乱*王明对抗中央的事实主要有：在主持长江局(中共中央代表团)期间，将长江局凌驾在中央书记处之上，违背中央的抗战方针，多次擅自以中央名义对外发表宣言、提议，公开主张所谓的“统一指挥”；在1938年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响应蒋介石“一个军队”“统一军令”的要求，提出应服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后来还拒让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武汉的《新华日报》刊登。。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在全会召开前的政治局会上，刚从莫斯科回国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王稼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1页。这才让王明失去了一贯倚为靠山的东西，为建设事实和制度合一的领导核心起了推进作用*建国后毛泽东曾说，党史上有两次关键会议，一是1935年遵义会议，一是1938年六中全会。后者也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随后举行的全会批评了王明、张国焘等人的分裂主义，同时着力进行领导核心的制度建设。毛泽东在会上提议“在六中全会通过一个中央工作规则”*《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前揭书，第90页。。他还首次使用了“党内法规”这一概念，即“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毛泽东选集》第2卷，前揭书，第528页。。刘少奇也建议“党内要制定一种党规”，“在组织上、党规上保证党的团结，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刘少奇传(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09页。。他在作关于党规党法的报告时，强调“要保证党的团结与统一，除政治上思想上之统一外，条文亦应规定法律上非团结不可”*《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49—750页。。随后，全会通过了一系列党内法规，基本理顺了党的领导体制。特别是《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确立了“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的高层权力架构，使得书记处的核心地位初步树立起来，规定“各中央局、中央分局须完全执行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决议和指令，并不得有任何违反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文字与行动”*同上，第770页。，强调各委员不得发表和做出同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决定相违背的意见和行为；各委员未经委任不得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名义发表言论文件；各书记以书记处名义发表训令、电文、文件，须得半数以上书记同意；中央派出之中央局(分局)除地方事件自行决定发表宣言文件，其他均须遵循《决定》之一切要求。而《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将二大提出的“两个服从”发展为“四个服从”，强调“全党服从中央，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必须无条件的执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769页。。毛泽东在大会上强调：“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毛泽东选集》第2卷，前揭书，第528页。他还特别申明，“四个服从”是四项最重要的纪律。此后，为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和增强中央的领导效能，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了中央机构的问题，重新决定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毛泽东同志为主席”，“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前揭书，第431页。。这就从体制上基本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1945年4月，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建成党内领导核心进一步奠定了党内法规基础。接着举行的中共七大，以党的根本大法形式即新通过的《党章》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确认了六届六中全会规定的中央领导体制，规定了书记处在党中央决策中的核心地位。毛泽东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刘少奇在大会上正式宣布，“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02页。。至此，事实与制度统一的党内领导核心完全建成。

最后，从政党发展的理论逻辑看，任何政党均有一定思想理论为指导，且其理论有自身内在的发展逻辑，因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能否建成，还得看党的理论创新特别是领导核心方面的理论创新。事实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既注重创新领导核心的理论为建设领导核心提供指南，又注重微观阐明建设领导核心的道理和方法。无论独立自主地建设党内领导核心，还是加强党内领导核心的制度化建设，都得以相应的理论为先导。

先看微观说理方面。毛泽东既注重从反面剖析分裂主义、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等的危害，批评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的偏向，更注重从正面说明“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的道理*《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9页。。他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只要我们能团结，“就能在全国人民中形成一个坚强的核心，争取抗日的胜利和建设一个新中国”*《毛泽东选集》第3卷，前揭书，第535页。。他形象地分析说：“一个桃子剖开来有几个核心吗？不，只有一个核心……要形成领导核心，我们党要有领导核心。”*毛泽东：《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1942年11月21日)，参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8年武汉版，第267—273页。他还专门撰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强调重视“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个条件的第九条中所说建立领导核心问题”；批评“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团结积极分子组成领导核心，不注重和不善于使这种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毛泽东选集》第3卷，前揭书，第898-901页。；明确要求“每一单位的整风，必须在整风过程中形成一个以该单位的首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的领导骨干……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31页。。中共中央则发文指示，“建立领导会议的党核心，三至五个人就可以，或由支干会担任，或另行组成，保证党的领导”*《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6页。，“以最可靠的一个行政首长为中心，围绕着他组织几个人的小核心，再围绕着小核心组织十几人乃至几十人的中核心，大核心”*《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前揭书，第533页。。循此方法和进路，1943年3月，党中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初步组成党内最大的核心；1945年中共七大，完全建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

再看宏观思想方面，最突出的是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两个先锋队”来引领党内领导核心建设。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20页。。不难看出，“两个先锋队”是对大革命时期提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整合与创新，沟通了建设党内领导核心和竞争国内领导核心两个问题。前者以“两个先锋队”为目标，后者以“两个先锋队”为前提。反思历史，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思想，强调本党是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应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78- 179页。，对其他阶级及其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79页。。这种高扬无产阶级政党独立性的做法，忽视了与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联络联合，明显打上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社会主义革命纲领的烙印。须知，与沙俄历来为帝国主义国家、十月革命前俄国已是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是革命主力军等国情不同，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无产阶级队伍弱小，农民是革命主力军，而且正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蚕食。这个阶段“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资本主义前的关系还占统治地位，因此，还谈不到纯粹的无产阶级运动”*《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7页。。中国无产阶级既要“同专制君主制的残余、地主、非工业资产者和小资产者作斗争”*《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0页。，又要与外来的侵略者作斗争。1935年的“华北事变”完全暴露了日本要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结束内战，一致抗日”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只有能担起“抗日救亡”历史重任的政党，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先锋队，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领导权。这就是说，成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与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是一致的。这种国情和时代特征决定了中国工人阶级同其他人民群众在民族利益上是一致的，因而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适时地提出了“两个先锋队”。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2页。他高屋建瓴地分析道，“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毛泽东选集》第1卷，前揭书，第277页。，“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前揭书，第602页。。毛泽东把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中共中央正式提出，要将党建成“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的党，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443页。。总之，将“一个先锋队”发展为“两个先锋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根本摆脱了此前照搬苏联的做法，实现了对领导核心理论的重大创新，为建设党内领导核心提供了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指引和目标，而且“两个先锋队”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思考中国问题和建设党内领导核心的集中表现。

三

建成事实和制度合一的党内领导核心后，中国共产党再度将竞争全国领导核心的问题作为“核心意识”发展的显性向度。党的七大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整合全党的力量开始显性地向党外大发展，要在全国范围内兑现“两个先锋队”的诺言。这种显性大发展之前有个隐性延伸的过程。此前，为促成、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贯彻了“韬光养晦、徐图将来”的策略。抗战初期，毛泽东指出，“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全中国就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之下”*《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1册，前揭书，第560页。，要公开拥戴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但反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以利于发展“我们的力量”*中共中央在陕北站稳脚后，把抓枪杆子作为重中之重，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时，武装力量由长征结束时的几千人发展到20余万人，并开始向华北及江南发展。。在战胜王明右倾主义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重申要公开承认国民党在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处于领导和基干的地位*毛泽东：《论新阶段》 ，《解放》第57期，1938年11月6日。，而对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只作含蓄的说明，即“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性”*《毛泽东选集》第2卷，前揭书，第524页。，“共产党员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与模范的作用”*同上，第521页。。随着党内领导核心制度化建设的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逐步建立和革命根据地的迅猛发展*到1940年初，共产党军队人数已翻番，达50万余，根据地扩大到整个华北敌后。而国民党在抗日战场上节节败退，损失惨重。国共力量对比的差距迅速缩小。，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公开演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时自信地说，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是人民的救星。中国资产阶级若不能尽此责任，则它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由“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中国文化》第1期，1940年2月15日。(在后来的文本中，“或参加领导”的字样被删去。)。此后，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击国民党的反共言行，在成功打退1941年春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后，造成“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毛泽东选集》第2卷，前揭书，第778页。。到中共召开七大时，国共双方力量又明显地此消彼长*因抗战后期国民党军队继续溃败，到1945年中共七大时，国民党军队减至150万，而共产党有121万党员、91万正规军、220万民兵和近1亿人口的解放区。，因而毛泽东在大会上自信地指出，别人说天下是我们的，“这个报告中我们没有说这样的话，但有这股神气，我们要准备迎接胜利”*《毛泽东文集》第3卷，前揭书，第274页。。这意味中国共产党要在全国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了。

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公开走出去，参加重庆谈判，就是党内领导核心整合全党力量显性外延的重要标志。另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共中央整合全党、全军的力量挺进东北。在东北立稳脚后，人民解放战争便在全国展开。经过一年半的战争，歼灭国民党军队169万，解放军发展到200余万，从而根本扭转了敌强我弱的态势。随着“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毛泽东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33页。，毛泽东在1947年“十二月会议”明确提出了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纲领。中国共产党彻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成为全国领导核心已指日可待。翌年4月，毛泽东完整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明确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同上，第1313页。。循此总路线，中国共产党很快推翻了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成为全国的政治核心。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获得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关键在于毛泽东所说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毛泽东选集》第2卷，前揭书，第606页。。“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毛泽东选集》第2卷，前揭书，第613页。，所以人民解放战争顺利发展并很快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仍在于党的建设，即一面继续巩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一面将全党建成全国的领导核心。在赴重庆谈判前，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时说明了这个道理。他说重庆可以去、必须去，因为“领导核心还在延安，党内也不会有什么扰乱……因为有了里面的中心，外面也就能保得住”*《毛泽东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页。。中共中央也掌握了毛泽东所说这个道理，重庆谈判期间就开始着眼全国布局党的建设伟大工程，首先设立了东北局统一领导东北的工作。从重庆归来后，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指示，其中特别提醒在各种斗争中都要“建立党的核心”*《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80页。。此后，人民解放军打到哪，党的核心就建到哪。可以说，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过程，就是把党的核心发展到全国各地区、各行业、各阶层和各团体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党建工作：

其一，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抓好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以集中力量应对全国规模的战争和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建设。此前各革命根据地被敌分割且地处偏远，主要依靠独立自主发展壮大，权力被分散是必须的，也在所难免，但由此也产生了地方主义、游击主义、分散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诸多倾向。这对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非常不利，因而必须通过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来解决这些问题。为此，毛泽东多次强调“集中领导”“统一领导”的原则*同上，第1176、1207、1216、1275页。。中共中央还专门发文要求党员干部再次学习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第二章，在印制的该资料的前言中特别地指出，要保持已得的胜利并继续胜利和达到全国规模的胜利，集中的革命纪律便具有头等的决定意义；要为消灭现在工作中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而进行必要的与适当的斗争，使全党全军达到真正的统一*《西柏坡档案(三)》，北京：中央档案出版社，2012年，第1033—1034页。。在同年9月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著名口号。为使各级党委善于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毛泽东专门撰写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将“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列为第一条方法*《毛泽东选集》第4卷，前揭书，第1440页。。党中央则及时作出决议，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定期召开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为实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提供合法性和民主基础。值得注意的是，鉴于抗战时期，有些根据地闹独立，不应由其发表的意见发表了，应听中央指挥的也不听，于是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的决定等来纠正，但在纠正时仍给各根据地很大的自治权力。到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又发出关于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逐步把这种过于分散的状态纠正过来*《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1页。。但林彪领导的东北局长达半年不配合，毛泽东对此进行了严肃批评，并在事后指出“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不然“就不可能克服完全不适用于现在大规模战争的某些严重地存在着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5页。。

其二，加强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抗战结束之际，建立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军在以后的解放战争期间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主要有三方面工作：一是恢复重建军队的各级党委。将晋冀鲁豫军区建立党的各级委员会、团一级设立党委的成功经验加以总结和规范，然后推广到全军，要求营以上恢复建立党委，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二是加强军队的支部建设。在总结各地方军区支部建设经验的基础上，1947年7月，中央军委总政治部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会条例草案(初稿)》，对全军各部队的党支部建设进行规范统一，提高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三是在军队中大力发展新党员。用士兵诉苦、群众评议与集中教育的形式启发战士们的觉悟，大量采用火线入党这一创新性方式发展新党员。这既有效保证了党员质量，又及时壮大了党的队伍，还在军队基层依靠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其三，实现党对全国农民和农村的领导。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解放战争实质上是党领导的农民战争，而土地改革是获得广大农民支持的关键所在。因此，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不久，中共中央发出《五四指示》，各解放区先后发动土改。随着土改的推进，党内的官僚主义、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等问题逐步抬头。毛泽东指出：“这个任务如果不解决，我们在农村中就不能前进。”*《毛泽东选集》第4卷，前揭书，第1253页。于是，1947年9月，全国土地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整党运动。这次运动创造了开门整党这一最健全的整党方法，即“用党内外民主结合的办法来整党审干”*《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00页。，后期又纠正“左”倾错误，确保整党工作的健康发展。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土改、整党也推向全国，既达到纯洁党的队伍、强化党的战斗堡垒作用，又获得广大农民对党的领导的认同、支持。

其四，实现党对全国工商业和城市的领导。随着战争的推进，人民解放军占领了越来越多的城市。由于革命队伍主要来源于农民，在处理工商业和城市问题时表现出浓重的小生产者的眼光、游击习气，甚至用斗地主的方法去斗资本家，出现很多违反党的城市政策、破坏生产的现象。对此，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就如何接收官僚资本企业、保护民族工商业、处理劳资关系、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各方人士、遵守入城纪律和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等，及时作出指示，形成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并通过发现典型和总结经验适时地提升政策水平。例如，1948年2月，党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各部队攻占城市后的接管工作都应学习石家庄的经验，并规定比较完善的城市工作政策。从此，接管城市的工作在全国都进行得比较顺利，被解放的城市均能很快地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从而获得工商业者和城市居民的认同和支持。

其五，实现党对爱国民主运动和青年学生的领导。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非常重视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称之为“第二战场”*《中共中央关于蒋管区党的斗争方针的指示(1947年5月23日)》，《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第653页。“第二条战线”*《毛泽东选集》第4卷，前揭书，第1224页。。党中央设立城市工作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设立城工部，各大城市设立学生工作委员会，在党组织周围建立民主青年同盟、民主青年联盟、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等先进青年组织，指导学生党员和先进青年争取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进而在学生运动时能直接、间接地掌握领导权。例如，先后由昆明大中学校学生罢课委员会、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华北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等发起的爱国民主运动，其领导权都经此途径由共产党掌握着。平时，这些领导机构致力于搞好学校地下党建设，使之成为团结学生和群众的核心，并由其引导先进青年加入新青联、民青、民盟等先进组织，尔后从中择优发展新党员，逐步壮大地下党的力量。这就一步步地拓展了党对青年学生乃至整个文化教育界的领导。

其六，实现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抗战结束后，为了实现和平建国，原有的、新立的各民主党派都非常活跃，但后来多数遭到实行一党专政的国民党的敌视和迫害，中国共产党大力支持民主党派的民主主张和革命活动，与之建立起亲密的合作关系。当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举行政治协商会议时，各民主党派纷纷响应，承认中国共产党是新政协的当然领导者，并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共同迎来新中国的成立。为此，周恩来总结说：“我们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压迫民主党派，因此他们就要反对国民党的独裁。这种历史条件，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能够在民主革命时期逐步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大党的对立中选择了共产党。当然，单是有了历史发展的有利条件并不能解决问题，关键在于领导，在于党的政策。党领导得正确，才能使历史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变成现实。”*《周思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47—348页。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将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发展到全国的过程都离不开法制所起的促进、规范和保障作用，它们都是与相应的法制建设配套进行的。抗战结束后，为了配合和促进解放战争，党中央在坚持原有革命法制的基础上适时进行一系列新的法制建设，主要有：1.以《关于健全党委制》《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关于严格执行报告制度的指示》《关于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分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关于组织部业务与报告请示制度的通知》《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报告制度的决定》《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等，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完善民主集中制；2.以《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关于军事管制的指示》《惩处战争罪犯的命令》《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立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宣示党的建政主张和实现党对新政权、民主党派的领导；3.以《关于恢复军队中各级党委制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等，发展“支部建在连上”的传统和巩固党指挥枪的原则；4.以《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中国土地法大纲》等，拓展和实现党对全国农民、农村和农业的领导；5.以《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东北公营企业战时劳动保险条例》等，实现党对全国工商业和城市的领导。以上各方面法制的内容是交叉重合、有机结合的，共同推动全党成为了全国的领导核心。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萌发了今天所说的“核心意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同历史阶段，对“核心意识”的发展和领导核心的建设均作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为十八大后正式提出“核心意识”和建设领导核心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思想资源和参照方位。其中，最富启示的地方在于：不管领导核心的建设和“核心意识”的发展如何艰难曲折，最终要以形成事实与制度一致的领导核心及相应的“核心意识”为归宿。在民主革命时期主要是以党内法规推进领导核心的制度化建设，在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则既要在党内法规建设层面，更要在国家法治建设层面推进领导核心的法治化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到习近平，往往将制度和法治联系在一起使用。站在新时代高度看发展“核心意识”和建设领导核心的问题，主要任务就是基于事实，发展以法治为方向的“核心意识”和建设以法治为保障的领导核心。现代社会所说的法治与法制有根本区别，后者与国家相始终，有国家就有法制，专制社会也有法制；前者与民主、自由、平等和公正相联系，并不是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法治*李清伟、李瑞：《法理学》，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68页。。因而，在全面依法治国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背景下，必然要求“核心意识”的发展，要以促成领导核心的民主化、法治化为根本方向。只有这样，才能使领导核心既有民主的坚实基础，又有法治的可靠保障。这也是确保产生权威、稳定、成熟和有能力的领导核心的唯一可靠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