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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铸造权究竟归中央政府，还是归民间私人企业主？这是一个藏富于国还是藏富于民的问题。西汉昭帝期间，曾经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一场政治学术辩论。辩论的一方是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代表的汉朝官员，另一方是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民间学者。

这次政治学术辩论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汉初文帝时期，国家为了促进生产，曾经放任民间铸钱。这一方面为汉家经济恢复创造了宽松的经济条件，另一方面也为藩国诸侯创造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并为奸诈不法之徒提供了聚集的条件。汉武帝时期，朝廷施行内兴功利、外伐四夷的政策，急需大量钱财，在国库告罄的情况下，朝廷决定将铸钱权收归国家，这有效地缓解了汉家的经济困境，有力地支持了汉家外伐四夷政策的实施。但是，在新币发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弊病。桑弘羊站在朝廷立场之上，坚持由国家统一铸造钱币，认为这是强干弱枝、平息奸伪、均衡贫富的必要手段。文学则认为，应该允许民间铸钱，保持货币多样化，反对朝廷与民争利。

这场政治学术辩论聚焦在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社会贫富悬殊的症结在哪里？御史大夫桑弘羊认为，贫富悬殊，这是由于民间少数人垄断财富造成的。他指出，流通钱币，交换有无，民众衣食生活费用供给不够，这是因为货物被极少数奸商垄断了。计算农业收入，再量入为出，而民众还有忍饥挨饿的，这是因为粮食被极少数富人囤积了。一个有智慧的人收入可以抵一百个人的劳动收入，愚蠢的人却连本钱都赚不回。中央政府对此如果不加以调整，民间就会产生侵犯他人利益的富户。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储存的粮食一百年也吃不完，有的人连糟糠都吃不饱。民众太富有，就不可以用俸禄支使他；民众太强势，就不可以用刑罚来威慑他。如果不去分散聚积的财富，均衡独占的利益，就会贫富悬殊。因此国家储备粮食，掌管财用，限制有余，调剂不足，禁止拥有过多的财富，堵塞牟取暴利的途径，这样老百姓可以做到家给人足。按照桑弘羊这一说法，汉家收回铸币权，是为了解决社会贫富不均的问题。贤良、文学对此则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社会贫富不均，是由官府侵占民众利益造成的。贤良、文学指出，古时候重道德而贱利益，重大义而轻财富。夏禹、商汤、周文王三王的时代，道德大义交替盛衰。衰落了就扶一把，倾覆了就安定它。所以夏朝行政风格是忠厚，殷朝行政风格是敬鬼神，周朝行政风格是礼文繁缛，学校的教化，恭让的礼节，鲜明灿烂，现在还能从文献中看到。到了后来，礼义松弛崩坏，良风善俗熄灭，因而那些领取国家俸禄的官僚，违背礼义，争夺财富，以大吞小，激烈地互相倾轧。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储备了百年粮食，而有的人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古代当官的人不种植收割，打猎的人不会捕鱼，守关的人，打更的人，都有固定的俸禄，不得兼有职务以外的收入，不得将利益一网打尽。这样，愚笨的人和智慧的人都会同样有收获，不会互相倾轧。他们征引《诗经·小雅·大田》的诗句，其中大意是说：“那里有漏掉的一把庄稼，这里有丢下的谷穗，它们属于寡妇的利益。”这几句诗说的就是官府不能将利益一网打尽啊。在贤良、文学看来，朝廷与民争利，收回铸币权，这才是造成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

其次，应该用什么办法制止假币盛行、竞相奢侈、互相倾轧的不良习俗。御史大夫桑弘羊认为，货币政策应该与时俱进，以此来纠正时俗之弊。桑弘羊指出，商汤、周文王继承夏桀、殷纣王衰世，汉朝乘秦朝弊政之机而发迹兴盛。行政风格有的质朴，有的富于文采，并不是随意改变传统法度。风俗变坏就要改变法度，并不是一定要改变古代传统，而是要拯救失误扶持衰世。因此教化与风俗一起改变，货币与时世一起变易。夏朝的钱币是黑色贝，周人的钱币是紫色贝壳，后代则用刀布做货币。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变衰，这是事物由始到终的运动。因此山林川泽不征赋税，就会导致君主与臣民同等利益；刀币不禁止私人铸造，就会使真假货币并行于市。臣民富裕就会竞相奢侈，私人操纵财利就会互相倾轧。贤良、文学则认为，要从根本上纠正假币盛行，就要加强教化，做到移风易俗。他们认为，古时候有集市而不用钱币，各人以其所有去交换所无，拿布帛去交换蚕丝而已。后世即有龟甲、贝壳和铜钱，几种货币交替使用。钱币屡次变化，民众因此越来越虚伪。他们主张要以质朴去补救虚伪，用礼义防止过失。商汤、周文王继承夏桀、殷纣王衰世，改革法度，改变教化，使殷、周王道兴盛。汉初乘秦朝弊政机会，而不去改变法度和教化，反而积蓄财利，改变货币，却想着要返回农业根本，这如同用煎熬去防止烧烤，用烧火去防止水的沸腾一样。在上位的人爱好礼义，那么民众就知道用礼义节制自己行为；在上位的人爱好财货，那么下民就会冒死去追求财利。

第三，应该如何评价汉武帝收回铸币权的政策。御史大夫桑弘羊指出，汉武帝收回铸币权，这是根据民间铸币导致的种种乱象而制定的政策。汉文帝时期，放任民众铸造钱币、冶炼铁器、煮制食盐。吴王刘濞擅自垄断沿海湖泽，文帝宠臣邓通垄断西山铜器。崤山以东奸诈狡猾的人，都聚集到吴国，秦地、雍地、汉中、蜀郡的奸民都依附邓通，吴王、邓通钱币遍行天下。就是针对藩王作乱、奸民聚集等种种乱象，因此朝廷才有铸钱的禁令。管制法规一旦确立，奸诈作伪之风就平息下来；奸诈作伪之风平息，民众就不期望非法所得，而去各自从事他们的本行，这样，他们不返回农业根本又做什么？因此国家统一铸钱，民众就不会产生二心；货币由国家发行，下民就不会产生疑问。贤良、文学则指出，国家收回铸币权之后，在新政策施行过程中，又产生了铸币官从中谋利、部分钱币不合规格、商贾从中取巧、民众怀疑新币等问题。往古时候，货币多样，财物流通，民生安乐。到了后来，渐渐去掉旧钱币，另发行银锡龟龙钱币，不少民众巧妙使用新币。钱币屡次改变，民众越发怀疑。朝廷于是下令废除此前天下各种钱币，命令水衡都尉属下均输官、锺官、辨铜令三官统一铸钱。主管铸钱官吏和铸钱工匠从中牟利，有些钱币不合规格，因此铸出来的钱有薄厚轻重之分。农夫不习惯新币，拿熟悉的旧钱币来与新币比较，相信旧币，怀疑新币，不知钱币真假。商贾用质量好的钱币换取质量差的钱币，用半数真钱换取成倍的假钱。要买进就要损失实利，要卖出就怕失去常理，心中的疑惑越来越大。对铸造伪币虽然已经有了国法，但货币有好有坏的现象和过去一样。选择真钱会导致货物的积压，用钱的人尤其痛苦。《春秋》说：谋划赶不上蛮夷就不要实行。因此官府对外不垄断河海川泽，以便有利于老百姓的使用，对内不禁止铸钱，以便沟通民间的交易。

在以上三个问题上，双方的观点针锋相对。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辩论双方的是非曲直，应该怎样看待这场关于铸币权的辩论呢？从辩论内容可以看出，双方的分歧是由立场与视角的不同造成的。桑弘羊站在官方的立场上，他更多地看到私铸钱币对国家政权所造成的危害，坚定地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贤良、文学则秉持鲜明的民间立场，他们强调的是官府铸币对民生利益的消极影响，希望官府关注民间利益。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封建国家掌控财权，将经济命脉牢牢掌握在手中，这是大势所趋，也是历史对这场辩论所作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