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坤生

江西师范大学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从1991年青岛市人大通过《青岛市表彰与保护见义勇为公民条例》到2016年9月30日南京市人大通过的《南京市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现行有效的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一共54件，有关见义勇为的法制建设在不断推进，立法者对于新形势下弘扬传统美德，突出人文关怀，保障不断涌现的中国“好撒马利亚人”①的权益在不断努力。但不可否认的是，见义勇为的理论基础整体仍然薄弱，在概念这个核心问题上现行立法认识不统一，理论上的一些误区影响立法甚至损害立法的科学性，需要学界予以思辨并厘清。本文拟从权益保障的立法目的出发，探讨民法视域下见义勇为的本质特征，并提出对策和建议。

一、以私法为主体的见义勇为法

首先，从比较法的角度而言，英美法系有基于“行善人”(Good Samaritan)而发展出的“行善人原则”(Good Samaritan doctrine)和“行善人保护法”(good-samaritan law)等相关制度。行善人原则是“侵权法上的一项原则……该原则的目的在于对见义勇为者给予更多的法律保护，在美国大多数州制定有相应法律”。②美国“行善人保护法”主要分为侵权法和海商法的内容，在海商法的特殊领域，中国的《海商法》第174条和《美国救助法》实质上都苛责船长类似的见义勇为的义务，只不过限度有所区别。而在英国的立法例中，“1935年，上诉法院首次认为救援人员由于自己的境地陷入危险被他人救人的，前者要赔偿后者因此遭受的损害，由此形成了鼓励和表彰救援他人行为的司法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