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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现代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但是公司股东与高层管理团队的效用函数往往是不一致的，而且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削弱了股东对公司管理层的监督和约束，使得公司管理者更可能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Berle、Means，1932），从而产生第一类代理问题。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股权高度集中，小股东缺乏有效的监督。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公司大股东或控股股东会以小股东利益为代价，直接或者间接地干扰公司决策，使得“内部人”受益，导致了大股东与小股东的利益矛盾，从而产生第二类代理问题。Jensen、Meckling（1976）首先对代理成本进行了研究，并将代理成本划分为三部分：公司股东监督管理层成本；管理层自我制约成本；管理层执行决策产生的剩余损失，如在职消费、偷懒行为等。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不同，代理问题的严重程度也不同，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也会因公司而异。如何设计合理的股权集中度，促使代理人与委托人的利益目标趋于一致，同时保障小股东利益不受恶意侵占，这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Jesen、Mecking，1976）。根据现代企业代理理论，股权集中度能降低管理层的道德风险，缓解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但是股权集中度是否有助于抑制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的恶意侵占，减少管理层决策产生的剩余损失，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目前，学术界对于该类问题的研究尚不够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