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红先，刘若雨

(安徽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安徽 蚌埠 233000)

美国服务贸易壁垒的测度及其对中国服务出口的影响

万红先，刘若雨

(安徽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安徽 蚌埠 233000)

首先采用Hoekman B(1995)提出的频度工具对美国金融、旅游和交通运输部门的服务贸易壁垒进行测度，再将其引入引力模型中，利用中国2000—2014年金融、旅游和交通运输部门对美国出口的面板数据分析美国服务贸易壁垒对我国服务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服务的出口受美国服务贸易壁垒的影响并不显著，而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较弱是导致中美持续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如何提高我国服务出口竞争力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服务贸易；壁垒度量；频数工具；引力模型

0 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以及世界各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作为世界各国经济竞争力重要表现之一的服务贸易，发展势头十分迅猛。1980年至2014年间，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从3 600亿美元增长至98 006.90亿美元，在这34年间增长了近27倍。而同期的货物贸易总额由19 880亿美元增长至135 700亿美元，增长了近7倍。由货物和服务的出口总额来看，服务贸易明显比货物贸易的发展势头更为强劲，世界服务贸易或成为世界贸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服务贸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同时也是解决全球性失业问题的重要着力点，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

从国别来看，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且美国的服务贸易发展较为成熟，服务贸易结构更加合理。在中美货物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出超地位，且近年来货物贸易顺差呈现出不断上涨的趋势，到2014年中美货物贸易总额达到5 569.46亿美元，其中中国向美国出口3 971.05亿美元，美国向中国出口1 598.41亿美元。与货物贸易发展不同的是中美双边服务贸易发展严重不平衡，在中美双边服务贸易中，中国对美国一直存在极大的贸易逆差，且逆差增大的态势十分明显。从2014年统计的数据来看，中美服务贸易之间的差额已达280.77亿美元之高。目前，从OECD数据库掌握到的数据资料来看，旅游、运输和金融部门是我国对美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但从图1来看自2005年开始我国的旅游部门在对美国的贸易中一直处于逆差状态且也是这三大服务贸易部门中逆差最大的部门。而金融服务部门在2009年之前一直处于顺差状态，可能由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我国金融贸易部门在对美国的贸易从2009年开始出现了持续逆差的状况，但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金融贸易部门的贸易逆差并没有严重增大的趋势。相反的，在旅游和运输服务部门贸易逆差出现逐年增大的状况，旅游部门在其中表现的及其突出。我国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国内经济的持续发展必将会受到这种不合理的对美贸易结构的严重影响，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中美贸易发展不平衡问题将会成为主要阻碍。究其主要原因，我们会考虑是否美国服务贸易壁垒设置过高，是造成我国与美国在服务贸易往来过程中产生巨大逆差的根源所在？

图1 2005—2014年中美服务贸易差额数据来源：OECD数据库

下面对与本文相关的文献进行简单梳理：

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第一个问题，是对一国服务贸易壁垒程度的测度方法的研究。服务的无形性就导致了各个国家在参与服务的进出口活动时无法像货物贸易那样，采取征收关税的方式对其进行保护。因此大多数情况下服务贸易所采取的都是非关税壁垒，而对服务贸易壁垒的测度一直是一个难点。目前，在国内外研究中频数方法、价格方法以及数量方法是学者较常使用并且较为科学的方法。俞灵燕指出，所谓的频数方法它们是以所观察到的特定国家、部门或某类贸易所用非关税比率为基础，显示出不同的贸易壁垒在各个国家的贸易活动中出现的频率[1]。由于频数方法在使用上较为容易，能方便的获取到相关数据，因此相关的国际组织也把频数方法作为他们较常使用的一种服务贸易壁垒测度的方法。由于本文在对美国的服务贸易壁垒进行测度时所采用的也是频数方法，所以接下来就对与频数方法相关的文献进行简单的梳理。关于频数方法测度服务贸易壁垒最早可以追溯到1995年，Hoekman B就在当时提出频度指标这一概念。蒋庚华提出所谓频度指标就是以GATS达成的成员国承诺时间表为标准将承诺分为三种，并分别赋予权重，综合计算来构造服务贸易壁垒的频度指标，也就是计算开放/约束因子。根据计算的开放/约束因子，可以进一步计算三类覆盖率指标，第一类为一国在GATS时间表中所做承诺与最大可能承诺的比率；第二类为平均覆盖率，即经开放/约束因子加权后的所有部门/模式与最大可能承诺数之比；第三类是没有限制的承诺占成员国总承诺的比重[2]。之后又有学者在原有Hoekman B提出的方法之上，对频数方法进行了修正，其中最受学者认可和广泛使用的就是澳大利亚生产率委员会研究小组所提出的方法，主要修正的内容就是对所有利用资料的来源进行了扩展，在计算频数时不仅使用各国在GATS所承诺的时间表，还包括了从各国与服务贸易壁垒有关的法律文件、政府和行业协会报告，以及国际相关组织来获得服务壁垒规模的相关信息。

对于服务贸易壁垒测度方法的研究，国内尚还处于不太成熟的阶段，多数文献都主要进行了定性分析，很少有实证研究的文献资料。关于国内服务贸易壁垒测度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关于服务贸易壁垒在理论方面的研究，俞灵燕就曾对三类服务贸易壁垒的测度工具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比较，并对服务贸易壁垒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度量，最终认为服务贸易壁垒测度工具所测量出的结果只是一种指示性的作用[1]；从连一方面对国际上现有的服务贸易壁垒的测度方法进行了综述，另一方面又从数据和资源的要求以及信息含量、使用范围等方面对这些方法进行了详尽的比较和评价，得到的结论是：频数方法比价格和数量方法更适合用于不同规模指标的服务贸易壁垒测度中，对于单独某一个部门进行分析时，澳大利亚生产率委员会小组的所提出的频数方法则更为合适，而对于跨国家和部门的服务贸易壁垒测度则最好选择Hoekman B在1995年所提出的方法，这就为国内外学者以后在选择服务贸易壁垒的测度方法时提供了明确的指向[3]。其次是在实证研究方面，蒋冰冰、张建华利用频数方法对世界主要贸易国家的服务贸易壁垒进行了测度，再将其引入引力模型中，利用中国金融、旅游和交通运输部门对主要贸易国家出口的面板数据分析贸易国的服务贸易壁垒对我国服务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的服务出口在国际上没有较强的竞争力，这是我国在与主要贸易国家进行服务贸易时产生贸易逆差的最根本的原因，而并非贸易国设置了较高的贸易壁垒[4]。在Hoekman B1995年提出的频数方法之上，刘庆林，白洁对其进行改进，修正了开放/约束因子，对服务部门项下的12类大项、46类中项、155类小项分别进行测算最终得到中国服务贸易壁垒的频数指标。结果表明保护水平最高的部门是旅游与旅行相关的服务贸易，贸易保护水平最低的部门则存在于娱乐文体服务行业[5]。薛伟贤从商业存在模式下金融服务贸易的“显性”和“隐性”壁垒两个方面构建了一套金融服务贸易壁垒测度体系，同时选取了2002—2012年时间序列数据，并且将因子分析法首次引入到实证分析中[6]。夏天然、陈宪利用联合国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库，构建了83个国家和地区近13年的金融服务出口数据度量了各国金融服务贸易的壁垒。结果表明，金融服务部门相对于其他服务部门的壁垒设置相对较高，中国在未来实现金融自由化还需要更多的努力[7]。

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第二个问题，是将引力模型应用到服务贸易中。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发现，引力模型在服务贸易中的应用可以归纳梳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在研究某些因素会对服务贸易产生影响时使用引力模型。黄建锋、陈宪就利用引力模型，发现信息通信对服务贸易部门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激励作用，而且在“商业存在”模式下这种激励作用发挥的更加明显[8]；考虑到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王英获取中国与OECD国家之间的服务和货物双边贸易流量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货物贸易在服务贸易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9]；周念利研究了发展中经济体在服务贸易进出口时各种区域贸易安排在其中发挥的作用[10]。第二是引力模型在测量双边或多边服务贸易流量方面的研究。卢现祥、马凌远利用引力模型模拟出中国对OECD主要国家服务出口贸易流量的数值，结果表明我国对OECD主要国家存在着服务贸易出口量不充分的现象[11]。

笔者阅读大量的相关文献发现，有很多学者运用Hoekman B的频度指标测算服务贸易壁垒高低，运用引力模型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的学者也很多，但是将服务贸易壁垒进行测算并且将服务贸易壁垒作为变量引入到引力模型中的相关文献并不多，尤其是可能考虑到服务贸易数据的可获得性，大多数文献中都从较为宏观的角度进性服务贸易壁垒的测度，很少有学者将影响中美双边服务贸易逆差最主要的金融、旅游、运输三大部门单独提炼出来进行研究，本文正好可以补充这部分的不足，可以通过本文的研究结果为中美双边服务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一、美国服务贸易壁垒的测度

(一)美国服务贸易壁垒的小类频度检验

本文采用的频数工具并不是Hoekman B研究的方法，而是采用了刘庆林、白洁在Hoekman B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后的方法。Hoekman B在进行服务贸易壁垒测度时使用了开放/约束因子，所谓的开放/约束因子即为：结合贸易国服务贸易开放的具体情况和承诺履行的情况，以开放/约束因子为标准分别对商业存在、境外消费、跨境交付以及自然人流动这四种服务贸易的提供方式，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承诺和履行程度进行计分。Hoekman B曾提出将1、0.5和0三种程度作为开放/约束因子，分别代表贸易国不做约束、约束适中以及不做承诺。但是由于这种计分的方法过于粗糙，不能对贸易国服务贸易的开放程度进行精准的衡量，因此刘庆林、白洁就在此基础之上将1、0.75、0.5、0.25和0作为新的开放/约束因子标准对服务贸易壁垒进行测度。如果贸易国对某种服务项目承诺没有给出任何约束记作1，较少的限制记作0.75，适中的限制记作0.5，对绝大多数服务项目都作出限制则记作0.25，不对任何服务项目做承诺则记作0[5]。本文就将使用改进修正后更为成熟的频度分析法对美国服务贸易项下的金融、旅游和交通运输3个大类，9项中类和13项小类分别进行测算。《美国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是在计算过程中需要参考的重要资料。

下面本文就对美国服务贸易的13项小类进行测度，具体的方法如上所述采用刘庆林、白洁改进和修正后的方法。例如，金融服务中的再保险与交还，Insurance companies incorporated in Nevada may purchase reinsurance only from an insurer admitted to Nevada.Unbound for Maine for the provision of reinsurance for workers'compensation.(在内华达州的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再保险只能通过在内华达州的保险经纪人购买，对内华达州工人的再保险和补偿金提供没有限制。)我们就将开放/约束因子记为0.5。然后再结合四种服务贸易提供方式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比重对小类四种服务贸易提供方式赋权重，程大中认为考虑到商业存在在服务贸易中的重要性，服务贸易的四种提供方式在国际市场上所占比重分别为：跨境交付提供35%，境外消费提供13%，商业存在提供50%，自然人流动提供2%[12](P8)。根据上述权数的设计，为了得到13项小类频度指标，就要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这两个方面分别进行测算。下面我们以“金融服务——所有保险及与保险有关的服务——生命、事故及健康保险服务”的国民待遇为例进行计算方法的说明：根据美国对四种提供方式的具体承诺，对开放/约束因子进行赋值，分别为0.5、1、0、0这四个数值，将四种服务贸易提供方式所得的开放/约束因子与其对应的权数(0.35、0.13、0.5、0.02)相乘然后进行相加(0.5×0.35+1×0.13+0×0.5+0×0.02)可以计算出该小类的服务贸易壁垒为0.305。按照这种方法可以对入世承诺表中每一项小类进行服务贸易壁垒的测度，得到小类频度指标(见表1)。

(二)美国服务贸易壁垒的中类频度检验

在计算出美国在金融、旅游和运输服务部门项下的13项小类的频度指标的基础上，本部分将采取以下具体方法对9项中类的服务贸易壁垒进行测算：首先求出某项中类下涵盖的小类频度指标数值的算数平均数，这样该中类的简单平均覆盖率就能够得到，再将相应的承诺比例与之相乘，最终就可以计算出该中类的频度指标。我们以“金融服务——所有保险及与保险有关的服务”的市场准入限制为例进行具体计算步骤的说明。在该项中类项下有4项小类，根据上一部分计算得到的频度指标分别为：生命、事故及健康保险服务0.14，非生命保险服务0.14，再保险与交还0.38，与保险有关的辅助服务0.098，因此该中类的简单平均覆盖率为0.190。下面我们需要使用第二重权重，也就是美国对于服务部门的承诺比例。该比例是等于美国实际承诺的服务部门数除以最大承诺部门数，通过《美国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可以得到美国实际承诺部门数，通过《国际服务贸易分类表》可以查询到最大承诺部门。以“金融服务——所有保险及与保险有关的服务”为例，在所有保险及与保险有关的服务项下，美国的实际承诺部门数为4，而最大承诺部门数为4，所以铁路运输的中类频度指标为0.190(4/4×0.190)。然后对剩下的部门重复上述的计算步骤，即可得出美国在金融、旅游和运输部门服务贸易壁垒的中类频度指标(见表2)。

表1 美国金融、旅游及运输部门服务贸易壁垒的小类频度指标

数据来源：根据《美国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测算得出。

表2 美国金融、旅游及运输部门服务贸易壁垒的中类频度指标

数据来源：根据《美国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国际服务贸易分类表》以及表1整理计算得出。

(三)美国服务贸易壁垒的大类频度检验

在中类频度指标的基础之上，将各项中类频度指标进行加总便可以得到金融、旅游和运输的最终服务贸易壁垒的数值，具体结果见表3。

表3 美国金融、旅游及运输部门服务贸易壁垒的大类频度指标

数据来源：根据表2计算得出。

根据上述的分析可知，我们所测度的大类频度指标的数值越小则表明该服务部门的限制越多也即保护水平越高。反之如果我们所测度的大类频度指标的数值越高则说明该服务部门的限制越少也即保护水平越低。从最终得到的三大部门的平均限制水平来看，贸易保护水平由低到高依次为：运输服务、金融服务和旅游及旅游相关服务。

二、美国服务贸易壁垒对中国服务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基于对于引力模型的经验研究，为了避免数据残差的非正太分布和异方差现象的出现，一般我们都采取引力模型的对数形式。依据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将服务贸易壁垒作为新变量引入到标准国际贸易引力模型中。2000年—2014年中美双边金融、旅游和运输服务贸易流量作为模型中的因变量，中国和美国的人均GDP、人口总量和服务贸易壁垒等作为自变量。具体模型如下所示：

各个解释变量系数符号预测与经济意义如表4所示。

表4 解释变量系数符号预测与经济意义

(二)样本和数据

金融、旅游和交通运输服务的出口值均来自OECD数据库，本文选取2000—2014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金融、旅游以及交通运服务的出口值作为样本数据。笔者在研究时之所以选择美国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从国别来看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在中美双边服务贸易中中国又长期处于逆差状态，且逆差在近年来又有持续扩大的趋势，同时金融、旅游和交通运输又是中美服务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部门，因此研究中美在这三类服务贸易中的关系可以更好的发现中美服务贸易逆差的根源，一方面有助于提升我国服务出口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又能使中美服务贸易发展取得良好的前景。美国总人口和人均GDP、中国总人口和人均GDP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对于缺失的少量数据就用前一年和后一年的进口值的平均数补充。

(三)模型检验与回归分析

在随机效应模型的情况下采用广义线性模型XTGLS对异方差和序列相关进行了修正，调整后的结果在表5中显示。我们可以得到修正后的拟合优度为0.57，拟合优度不高，部分解释变量显著，表示模型在整体上还算合理。拟合优度不高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数据的缺失，OECD数据库中最早的统计数据是从1999年开始，有些服务贸易部门的数据缺失较为严重，且数据的精准度不高；同时在进行模型设定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并没有将服务的水平、价格以及美国市场消费者的行为习惯加入到模型中去；另一方面，在服务贸易壁垒的度量上，较为简单的测度方法可能导致测量结果与实际情况并不符合；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世界经济变化的不确定性都有可能对服务贸易的出口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在本文中只选取了美国的金融、旅游和交通运输这三个服务部门在2000—2014年的数据，导致本文的样本量较小，这将成为本文的一大不足。

表5 回归报告

数据来源：根据STATA13.0回归报告整理得到，*** 在1%水平上显著(P≤0.01)，** 在5%水平上显著(P≤0.05),* 在10%水平上显著(P≤0.10)。

下面对主要变量的系数进行分析：

1、中国的人口和人均GDP。中国的人口增长对于服务贸易出口有消极的影响，从表5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口每增长1%，中美服务贸易流量就会下降87.7912%，可见中国的人口变动对中美服务贸易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国内经济迅猛发展，国民收入增加导致的人口增长，使得国内市场对服务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面对这种状况国内的服务供应商在极力地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的情况之下，必然就会减少对国际市场需求量的回应，也就造成了中国人口增加服务出口减少的情况出现。中国人均GDP的增加使得国内的经济实力增强，对于服务的创新和投入资本增加，相应的会使得我国服务出口的国际竞争力增强，进一步扩大我国的服务出口量。同样的从表5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均GDP每增加1%，中美服务贸易流量就会增加2.438 44%。

2、美国的人口和人均GDP。美国的人口和人均GDP的增长对我国服务出口都有积极的影响效应。美国的总人口和人均GDP的增长会扩大美国市场对我国服务的需求，进而使得美国的服务进口增加。但是美国的人口和人均GDP的系数并不是很大，分别为2.892 66和29.467 9，这就表明美国的人口和人均GDP的增长并不会使得我国的服务需求有显著的增加，主要原因就是相对于美国这样服务贸易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自身贸易的发展就很完善，而我国的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较低，所以造成美国人口和人均GDP的增加并不会对于我国的服务需求有大幅度的提高。

3、服务贸易壁垒。从理论和经验上来说服务贸易壁垒应该会对服务出口造成显著的阻碍作用，但是从回归结果上来看美国的服务贸易壁垒对我国服务出口的影响不但为正而且并不显著，这与之前的理论推测并不相符。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中国的服务出口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明显不强。因为金融、交通运输和旅游，这三个服务部门均为中国服务出口逆差存在较大的部门，同时也是我国的服务出口中较为劣势的部门，这些部门还没有达到美国对于这三大部门服务贸易壁垒的限制要求。尹国君、刘建江就曾计算出我国的服务贸易并不具备比较优势，在保险和通讯方面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介于0.2～0.6之间，这就表明了这两个部门存在较弱的比较优势，尤其是金融服务处在非常低的水平，存在极强的比较弱势[13]。由此可见劳动密集型行业仍然是中国的优势行业，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目前的发展依然较弱。包堃将中美的运输行业竞争力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美国的运输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一直处在(-0.3，0)之间每年的变化并不是很大，这就说明美国的交通运输服务也已经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尽管近年来中国的TC指数有上升的趋势，但自1999年以来TC指数处于(-0.6，-0.3)之间，一直表现出较大的竞争劣势[14]。另一方面，服务贸易壁垒的设定本身就具有极其的隐蔽性，而本文在进行服务贸易壁垒测度的时候并没有将审批的主观性考虑在内。综上原因也就造成对于服务贸易壁垒变量系数的回归结果与预测不符。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依据《美国服务贸易承诺减让表》对美国的金融、交通运输和旅游三个服务贸易部门的贸易壁垒进行了测度，将服务贸易壁垒进行了量化，对基本的引力模型进行改进将服务贸易壁垒引入模型中，研究美国服务贸易壁垒对我国金融、交通运输和旅游三大服务部门服务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的服务出口受到美国的总人口和人均GDP的正向影响，这就说明我国的服务出口在美国人口和人均GDP增长的激励作用下，在未来会有巨大的出口潜能。我国的人均GDP增长表明我国的经济实力增强，有利于服务的创新和资本投入，所以人均GDP对我国的服务出口有正向效应。而我国人口的增长会导致国内服务市场需求增加，国际市场的供给量相对下降，这就会导致我国对国际市场服务供给不足的现象出现，进而产生负效应。本文研究的重点美国贸易壁垒对我国三大服务部门的出口影响并不显著且出现了与预测相反的正效应，这就表明，我国的服务出口在国际市场上较弱的竞争力表现才是导致中美贸易逆差的根源，而这种较弱的国际竞争力还没有达到美国服务贸易壁垒限制的条件。若想从根本上改善我国服务出口竞争力不强的现状，就必须要从根本原因入手进行解决，也就是要不断增强我国服务出口的竞争力，因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优化产业结构，加大第三产业的投资力度

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中国的产业结构一直没能得到合理的优化，这是造成中美服务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使中国的产业结构得到合理的优化是解决中美服务贸易逆差问题的前提。为了使第三产业朝着服务业的“标准模式”发展，首先就是要降低对第一和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相应地增强对第三产业的投资力度，促进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使中国服务业有更加良好的发展前景，缩小与美国服务贸易之间的差距。其次要引导国内外的资本向相对薄弱的贸易部门流动。目前中国对于第三产业的投资还主要集中在例如交通运输和旅游等传统的贸易部门，对于较高层次的例如金融等部门的资本投入量较少，而这些传统贸易部门的发展和提升空间有限，所以加大资本向金融等发展空间较大的贸易部门流动是十分重要的。

(二)加强服务业专业人才培育

当今世界，人才竞争成为服务业特别是新兴服务业的核心，服务业专业人才在素质方面的差距成为了中美服务贸易逆差巨大的重要原因。因此，若要缓解中美贸易逆差，就必须加快培育既懂专业又能掌握多门外语的综合性人才。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加快技术性和专业性人才的培养对国际贸易的发展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服务贸易质量和服务效益的提高，依赖于具备良好专业技术知识的高素质服务贸易提供者。与美国相比，在我国专业技术过硬、综合素质较高的复合型人才严重缺乏，因此把我国发展成人才大国、人才强国，加快中国服务贸易人才的培育、提高素质教育水平是目前中国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缩减与美国服务贸易逆差的重要任务。

(三)政府加强对服务业发展的支持和保护

政府在支持市场自由化、公平化的同时，还要对服务业的发展进行积极的引导，加大对服务业的保护和支持力度。在服务经济到来之前,国家必须要完善政策法规，使国家的产业政策更多的服务于服务业的发展，同时政府还要协调好服务业内部主要创汇部门和技术、知识密集型部门之间的关系，促进服务业发展模式的创新，增强我国服务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国民经济中的其他各行业也能在此基础上获得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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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蒋庚华，张曙霄.服务贸易壁垒对货物外包的影响：基于中国的理论与实践[J].经济问题探索，2016(8)：113-123.

[3]从连.国际服务贸易壁垒的测度方法：文献回顾与评价[J].中国城市经济，2012(3)：266-267.

[4]蒋冰冰，张建华.服务贸易壁垒：度量及其对我国出口的影响[J].当代经济，2012(2)：76-79.

[5]刘庆林，白洁.中国服务贸易壁垒测度：基于频数分析的方法[J].财贸经济，2014(1)：75-83.

[6]薛伟贤，唐媛媛，刘骏.中国商业存在模式下金融服务贸易壁垒及其测度[J].中国经济问题，2014(3)：71-78.

[7]夏天然，陈宪.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壁垒的测度——对83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J].财贸经济，2015(9)：85-96.

[8]黄建锋，陈宪.信息通讯技术对服务贸易发展的促进作用——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05(11)：58-64.

[9]王英.中国货物贸易对于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基于服务贸易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0(7)：45-4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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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ofAmericanServiceTradeBarrierandItsInfluenceonChina’sServiceExport

WAN Hongxian, LIU Ruoyu

(SchoolofInternationalEconomicandTrade,AnhuiFinanceandEconomicsUniversity,Bengbu233000,China)

This paper uses the frequency tools that Hoekman B. (1995) had proposed to measure the US finance, tourism and service trade barrier. An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gravity model,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American service trade barriers on China’s service exports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s export to America in finance, tourism and transportation from 2000 to 2014.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ervice trade barrier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China’s service exports. The reason for the large deficit in China’s service export is due to the weak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service exports.

service trade; barrier measurement; frequency tools; gravity model

2017-05-19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安徽省服务进出口技术结构变迁及经济效应研究”(SK2016A0019)；2015省级质量工程(2015msgzs137)；安徽财经大学校级重点教学研究项目(acjyzd201631)；安徽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ACYC2016033)。

万红先(1966-),女，安徽颍上人，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国际服务贸易；刘若雨(1995-)，女，安徽蚌埠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服务贸易。

F752.7

A

1009-9735(2017)06-005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