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艳 蔡建峰

摘 要 以新制度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创业使命和组织激励两个组织因素，研究了组织因素对学者的产业参与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自我效能感解释组织因素对产业参与的影响机理。实证结果表明，创业使命和组织激励均对产业参与有正向显著影响，自我效能感在组织因素与产业参与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创业使命；组织激励；自我效能感；产业参与；中介作用

[中图分类号]F204；G3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8）10-0015-08

一、引 言

传统的观念认为大学主要承担着培养人才和学术研究的使命。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部门和管理者逐渐认识到大学对于推动中央和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学术界也积极关注大学知识向产业界转化，并提出了创业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的概念，强调大学应该同时具备培养人才、学术研究和推动经济发展三种使命[1]。目前对大学成果转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术成果商业化方面，主要包括学者创业和专利商业化[2-3]。然而，研究发现专利成果成功商业化的比例极低，学者成果成功创业的案例更是寥寥无几[4-5]。此外，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大学的技术优势相对较低[6-7]。在我国，拥有新兴高端技术的高等院校更是十分有限。因此，可以推断商业化途径可能并不能够全面概括我国大学科研成果转化情况。相对于商业化而言，非商业化转化形式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8-9]，然而研究表明非商业化活动能够显著增加企业的创新吸收能力[10-11]。学者将学术成果的非商业化转化形式定义为学术参与（academic engagement），并进一步指出其内容既包括委托研究、咨询、共同开发等正式合作形式，也包括网络构建、人员借调、学生实习等非正式的合作活动[12]。为了表述方便，本文用产业参与表示这一类活动。

目前，针对产业参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国家。个人因素，例如性别、职称、科研绩效等，对产业参与有显著影响[9，13]。少量学者研究了组织因素对产业参与的影响[14]。然而，我国的大学既有从西方学习的经验，也有在我国传统文化影响下而形成的特有特点[15]。影响我国大学成果转化形式的组织因素有哪些？组织因素对学者的产业参与行为有何影响？组织因素如何影响学者参与产业活动的自我效能感？是否可以用自我效能感解释组织因素对学者产业参与行为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些问题深入探讨。新制度理论认为，组织环境能够通过一系列准则约束组织成员的行为[16]。社会认知理论指出，自我效能感能够解释个体的行为变化[17]。前人的研究中也使用过新制度理论和自我效能感解释高校组织环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18-19]，因此新制度理论和自我效能感为本文提供了理论基础。本研究为全面认识和促进我国大学成果转化以及制定有效的政策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二、概念与研究假设

1.组织环境

现有文献对大学成果转化的组织环境进行了一定的分析。首先，大学的发展使命显著的影响学者行为。随着创业大学概念的出现，创业使命（entrepreneurial mission）成为除了教学、研究两个传统使命之外的第三使命，主要强调大学对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职能[1，20]。创业使命代表大学对应用性研究、创新创业性人才培养以及研究成果转化的重视程度[19]。学者验证了创业使命能够显著影响学者的产业合作活动[18，21]。尽管我国相关部门也已认识到大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将成果转化纳入考核体系[22]，大多数院校仍然对其重视不够[23]。其次，晋升和经济收入等激励措施，以及完善的成果转化服务等也能够影响学者的产业合作行为。提高产业项目在职称晋升中的作用能够促进学者参与成果转化[24]，然而我国大多数院校未将其纳入晋升评估考核[25]。直接的经济激励，例如提高股权分配和专利收益分成等，对促进学者积极参与成果商业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6-27]。降低对产学合作项目的管理费用也能够推动高校知识溢出[28]。另外，西方学者的研究结论表明有效的技术转移办公室能够极大的促进成果转化[29-30]。然而，针对我国的研究指出大多数院校没有设置专门的成果转化机构，而是由负责多种职能的科技处统一管理[31]。缺乏专门机构导致的重视度不够和服务不够专业的问题可能直接制约成果的有效转化。

根据现有研究基础以及我国大学的现状，本文提出创业使命和组织激励为最有可能影响学者产业合作行为的组织因素，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创业使命代表大学对成果转化职能的信念和目标，而组织激励表示实现组织使命的具体实践。

2.研究假设

（1）组织因素与产业参与。新制度理论（neo-institutional theory）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新制度理论指出，制度能够影响个体的信念和目标[32]，组织可以通过准则、规范和价值导向引导个体从事符合组织期望的活动[16]。基于此，本研究認为组织环境因素能够影响学者参与产业活动。

创业使命代表大学对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职能的重视程度[1，20]，并且倾向于鼓励从事应用价值较高的研究和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19]。现有研究表明，阻碍学者的参与产业活动的问题有两个：首先，一些学者认为创业使命会使学者分心于教学和科研，进而对传统使命造成一定的危害[33]，即使在产业合作项目中取得成就的学者也担心自身的科研绩效[34]，因此大学使命变革受阻。其次，学者的研究成果不能够满足产业部门的需求，供需存在不匹配的问题[12，35]。在创业使命导向较高的组织，学者的产业参与行为得到鼓励，因此其对产业活动的抵触心理也会较低。此外，若组织创业使命导向较高，学者的科研成果普遍有相对较高的应用价值，所以更有可能满足企业的需求。相反，在创业使命导向低的组织，学者的精力主要放在教学和科研绩效方面，较小可能会考虑企业的需求。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a：组织创业使命导向对学者的产业参与行为有正向显著影响。

组织激励既包括直接收入和职称晋升方面的激励，也包括提供完善的服务。首先，直接的激励能够从内在增强学者参与产业活动的动机。研究表明，学者产业参与的动机既可能为了获取直接的经济收入，也可能为了获取研究相关的资金和信息资源[36]。此外，一些学者，尤其是资历较浅的学者，不愿参与产业活动处于耽误科研绩效进而影响职称晋升[37]，因此组织激励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学者的顾虑。其次，完善的成果转化服务能够从外部增强学者获取产业合作的机会和能力。学者主要通过个人渠道获取产业合作项目，完善的服务机构能够为学者提供更为宽阔的合作渠道。此外，学者通常在法律、市场和商业方面较为欠缺，完善的职能部门能够弥补学者在这些方面的不足。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如下：

H1b：组织激励对学者的产业参与行为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2）组织环境与自我效能感。社会认知理论认为，自我效能感可以用来解释个体的行为变化[17]。自我效能感的形成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成就表现（performance accomplishment）、间接经验（vicarious experience）、言語劝说（verbal persuasion）以及情绪唤醒（emotional arousal），其中成就表现代表个体直接的成功经验；间接经验指个体观察周围人员的成功经验；言语劝说指外部环境的劝说和建议；情绪唤起是指对于焦虑、害怕等不利情绪的控制[17]。组织环境因素可以从这四个方面影响学者在产业参与方面的自我效能感。

创业使命导向鼓励学者从事应用价值较高的研究，同时也注重对学者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19]。来自于创业使命重视程度较高的大学里的学者，首先其研究成果应用价值高，更有可能满足企业的需求，学者自身也具有相对较高的创新合作能力，因此可能会拥有较多的直接成功经验；其次，由于学者倾向于受周围同事的影响进而安排自己的行为[13]，因此创业导向高的组织不仅有助于学者获取间接的经验，也有利于获取其他同事的建议；最后，情绪唤起导致的不利情绪可以通过不断学习和自我重塑得到控制。相反，如果大学的使命过多的侧重于教学和基础研究，那么学者参与产业活动的自我效能感则相对难以树立和提高。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创业使命导向能够正向显著影响学者参与产业活动的自我效能感。

组织激励政策也会影响学者参与产业合作活动的自我效能感。首先，功能完善的成果转化办公室，能够为学者寻找合作渠道，同时也能提供相应的市场和法律服务[38]，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学者在产业合作中取得成功，进而增加学者的直接成功经验；组织的直接激励措施，能够从内在促使学者积极参与成果转化，进而增加其产业合作的经验。其次，经验丰富的成果转化办公室不仅直接促进成果转化[39]，也可以为学者提供较多的间接经验；组织的直接激励可能提高组织内的产业合作的氛围，进而为学者从周围同事获取间接经验提供可能性。此外，完善的成果转化服务不仅能够为学者提供有效帮助和建议，也能够降低不利情绪的唤起和负面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b：组织激励能够正向显著影响学者参与产业合作活动的自我效能感。

（3）自我效能感与产业参与。社会认知理论将自我效能感定义为个体关于自身从事某项活动能力的认知，并从微观分析指出自我效能感能够影响个体的行为[17]。随后，不同领域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了自我效能感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例如个人的创新自我效能感能够正向影响其创新行为[40-41]。针对大学学者的研究表明，创业自我效能感能够正向影响学者的创业意愿[18]，进而影响学者的创业行为[42]。从前人的研究结论可以推断，较高程度认为自身能够在产业合作中取得成功的学者，其参与产业活动的意愿也会较强，其参与产业活动的可能性也会较大；反之，其参与产业活动的可能性则较小。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学者的自我效能感能够正向显著影响学者的产业参与行为。

H4：自我效能感在组织因素与产业参与之间起中介作用。

根据假设，构建本文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三、研究方法

1. 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以大学的学者作为调查对象，以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研究数据。问卷通过实地发放、移动工具和Email等形式进行发放，调查对象主要来自于陕西、北京、上海、河南、新疆以及云南等地，院校类型包括“985”“211”、重点本科、一般本科以及专科院校等。本研究调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预调研阶段，针对50名学者发放问卷，获取数据的同时也咨询学者对问卷本身的意见；第二阶段为集中发放阶段，根据专家们提出的意见对问卷进行修改后大规模发放。本调查历时6个月，最终回收问卷586份，其中有效问卷为564份。有效问卷的基本情况如下：男性占62%，女性占38%；正高及副高职称占56%，中级及初级职称占44%；应用性学科占62%，基础性学科占38%。采用双样本T检验验证回收数据的无偏性和代表性，结果显示前期和后期收集到的数据在性别、职称、学科等方面无显著差异（p≥0.05），说明样本数据不存在差异性的问题。

2. 变量测量

（1）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为产业参与，通过构建产业参与指数进行测量[43]。首先，根据前人总结出的11种产业活动类型[9]，以及调查对象在2014和2015两年间参与各类活动的频率（“0次”“1～2次”“3～5次”“6～9次”和“10次以上”）计算每类活动的难度系数：dj=∑■■aij/N，其中aij为虚拟变量（若第i个调查对象调查期内未参与过第j类产业参与活动，记为1；否则记为0），N为样本量，即564。其次，计算各调查对象的产业参与指数：IEIi=∑■■Fjdj，其中Fj代表各频率区间的均值，五个频率区间的均值分别为0、1.5、4、7.5和10。产业活动类型及难度系数见表1。

除了构建产业参与指数外，本研究还使用被调查对象在调查期内参与11种活动种类数的多少对产业参与进行测量，取值范围为0到11之间的整数，将用于研究结论的稳定性检验。为了方便分析，将以上两种测量方式分别记为产业参与Ⅰ和产业参与Ⅱ。

（2）自变量。本文的自变量为组织环境因素，即创业使命和组织激励，二者均使用李克特五分制量表测量，“1”到“5”分别表示对本组织具体情况的同意程度由最低到最高。创业使命采用Guerrero和Urbano开发的量表设置五个题项[19]，包括重视具有应用价值的研究；重视学术成果向产业界转移；重视对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重视创新创业文化；重视创业人才的培养。组织激励借鉴Wu的研究结论设置五个题项[31]，包括管理费用收取合理；完善的产学合作服务；合理的收入分成；产业合作项目在职称评估中占有一定的分量；成果转化办公室职责明确。

（3）中介变量。中介变量为自我效能感，使用李克特五分制量表，“1”到“5”表示被调查对象对参与各类活动的自信程度由最低到最高。借鉴现有研究[18]，并根据产业参与定义中包含的4个方面的内容设置4个题项，包括高校和产业界共同合作项目；产业界委托高校项目；为产业界提供咨询服务；非正式合作活动（如：构建关系网络、学生实习、企业员工培训等）。

（4）控制变量。根据前人的研究结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职称、学科、发表论文数、纵向基金数等。性别用虚拟变量表示，1为男性，0为女性；职称用虚拟变量表示，1为正高或副高，0为中级或初级；学科用虚拟变量表示1为应用性学科，0为基础性学科；论文数用调查期内调查对象发表的论文数量表示；纵向基金数为调查对象在调查期内主持的纵向课题数。

四、实证结果分析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各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矩阵如表2所示。

2. 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使用SPSS 22对本文使用的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由表3可知，各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25、0.834、0.924，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KMO检验和Bartlett's球形检验结果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最低为0.680，说明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由表4可知平均提取方差（AVE）均大于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數，说明变量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此外，对所有测量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并将因子提取个数固定为1，得到累计方差解释量为32.93%，说明本研究不存在同源方差的问题。

3. 假设检验结果

根据Baron和Kenny介绍的方法[44]，本研究采用层次回归方法进行假设检验。首先，分别以自我效能感和产业参与指数为因变量，分析控制变量对它们的影响，分析结果见模型1和模型3。由结果可以看出性别、职称以及代表科研绩效的论文数和纵向课题数对自我效能感和产业参与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与前人的研究结论一致，说明了本研究结论的有效性。为了检验假设1a和假设1b，在模型3的基础上将自变量加入回归方程，得到模型4，由结果可以看出创业使命和组织激励均对产业参与指数有正向显著影响，说明假设1a和假设1b得到支持。为了检验假设2b和假设2b，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自变量得到模型2，由结果可以看出创业使命和组织激励对自我效能感均有正向显著影响，说明假设2b和假设2b得到支持。在模型3的基础上将自我效能感加入回归方程得到模型5，由结果可以看出自我效能感对产业参与指数有正向显著影响，因此假设3得到支持。最后，以产业参与指数作为因变量，将控制变量、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均加入回归方程得到模型6，见表5，由结果可以看出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均对产业参与指数有正向显著影响，说明自我效能感在组织环境因素和产业参与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假设4得到支持。

4.稳定性检验

为了检验研究结论的稳定性，本文用产业参与第二种测量方法代替产业参与指数进行分析，由于产业参与Ⅱ表示产业参与活动种类的多少，本文使用stata14进行泊松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中的模型3至模型6。由结果可以看出，所有研究假设均得到支持，说明研究结论具有稳定性。

五、结论与讨论

1.研究结论与研究意义

本研究以大学学者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方法探讨了组织环境因素对学者产业参与行为的影响，并分析了自我效能感在组织因素与产业参与之间的中介作用。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得到了实证支持，研究结果表明：组织创业使命和组织激励对学者的产业参与行为均有正向显著影响，自我效能感在组织因素和产业参与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说明组织因素不仅能够直接促进学者参与非商业化成果转化活动，还通过自我效能感间接影响学者的产业参与行为。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尽管大学对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职能已经得到政府部门和管理者的重视，但是当前研究主要针对学术成果商业化，对非商业化转化形式重视不足。本文通过构建产业参与指数来测量学者的产业参与行为，不仅包括了学者产业参与的各类活动，也涵盖了参与各类活动的频率，有利于深入全面的理解我国学术成果转化的非商业化形式。其次，当前对产业参与的组织因素的研究主要针对西方国家，然而我国的经济环境以及大学的组织特征与西方国家存在一定的不同之处，本文在分析我国大学的组织环境的基础上提出两个因素，探讨其对产业参与的直接影响的同时，也研究了其通过自我效能感对产业参与的间接影响，不仅有助于理清我国成果转化的情况，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本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由于组织创业使命和组织激励能够正向影响产业参与，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推动学术成果转化，例如鼓励应用价值较高的研究、重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完善成果转移办公室的服务职能、提高产业项目在晋升中的作用以及降低管理费用等等。另外，自我效能感也能显著影响学者的产业参与行为，管理者可以通过制定政策措施以提高学者的自我效能感，进而提高成果转化效率。

2. 研究不足與未来展望

本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除了组织创业使命和组织激励外，其他的组织因素以及部门层面和团队层面的因素也可能影响学者的产业参与行为，未来研究可以探讨其他的影响因素。其次，由于受成本和时间等条件的制约，本研究使用截面数据进行分析，主要探讨了变量间的相关关系，未来研究可以使用时间序列数据进一步探讨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后，本研究在数据收集过程中，一些学科的学者（例如语言、艺术类）以本学科不涉及产业合作为由拒绝填写问卷，因此学科覆盖不够全面，未来的研究可以借助二手数据和档案数据更加全面地分析各个学科的产业参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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