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帅康

摘 要：《礼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其中对于传统小康这一理想社会道德方面的描述，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道德建设提供了借鉴。传统小康的道德是建立在“天下为家”的私有制基础上，形成了以“礼”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体系，既规范了社会秩序和人的行为，又提供了道德评价的标准。全面建成小康应该有道德层面的标准，这就需在历史和辩证地对待传统小康道德的基础上对其合理内涵加以吸收借鉴，藉以丰富和发展当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这既是继承中国优秀传统的需要，也是稳定社会秩序、提高公民素质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礼运》；道德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11 — 0069 — 03

自《礼记·礼运》首次论述“大同—小康”后，“小康”作为比“大同”更贴近现实的理想社会，成为更贴近中国现实社会的发展目标。“大同—小康”这一理论在秦汉至清末期间没有适合其扎根的土壤，直至近代以来以康有为和孙中山为代表的仁人志士将其进一步丰富，作为新的社会理想展现，“小康”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并未长久实施。邓小平同志立足《礼运》中大同和小康理想的精华所在，提出“小康社会”真正将其落脚到现实。

“小康”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从其开始就不只是一个经济水平的概念，而是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以及道德相契合的内涵丰富的理念。“全面小康”是对传统“小康”合理内涵的继承，是基于中国发展过程的现实实践的丰富和发展。“全面小康”之中应有的道德维度，是衡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准，更是事关中国现代化体系良性运转的关键要素。

一、《礼运》关于小康社会道德的基本内涵

《礼运》描绘了比大同社会理想次之的“小康”社会，其合理内涵是中国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即“小康社会”的理论基礎。“全面小康”作为“小康”更高层次的理念，其包含的道德理念是对“传统小康”理念中道德内涵的合理继承。

（一）传统小康的道德植根于“天下为家”的私有制

《礼运》中关于“小康”的论述中，“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是小康社会得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在《礼运》中，“大道”与“公”作为相互依赖的一对概念出现，“大道”施行的年代，“为公”是百姓社会行动的价值准则。“大道既隐”，说明“为公”的价值准则不能适合当时社会的发展，“天下为家”成为与“大道既隐”相适应的价值标准。“小康社会中有明确的‘私的观念和‘私的现象的合理存在， 而大同社会则是一个“公”的社会。”〔1〕 “公”为超越伦理和家庭的价值准则，维护血缘为纽带的基础之上，更要超越家庭伦理的界限，克服自己内心的“私”，这是“大道”所要求的价值准则。“公”与“家”相对而存在，而“家”作为比“公”次之的价值尺度，植根于已经出现的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经济基础即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家庭私有制。

人道效法天道而行，大道既隐，即“为公”产生的哲学依据消失，“为公”即为了天下人，其经济基础也植根于“为公”的土壤。但“大道既隐”，“为公”的哲学依据与经济基础不复存在，由此大道隐成为“为家”产生的哲学基础，同时与之相适应的“天下为家”私有制，成为“小康”产生的经济基础。私有制基础下，突出表现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维护自身利益成为首要价值取向。为私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动物的本性，“为家”导致的后果即“谋用是作，兵由此起”，为了维护社会的有序运行，必须在“为家”成为为一种社会价值取向的前提下，与封建政治相结合，进而形成以“礼”为核心的一整套伦理与政治密切相关的体系，成为小康社会的关键要素。

（二）传统小康关于道德行为的界定

以“礼”为核心的“小康”社会道德体系，形成了一整套以对个体以及社会发挥作用的道德体系。“礼义以为纪”，即以礼义对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提出来约束。

在协调个人之间关系上，提出了以“为家”为前提的伦理观念，具体表现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以礼义的要求来达到“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的目标。《礼运》中对“小康”的家庭道德层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

在维持社会秩序层面，在“为公”的价值理性准则不起作用的情况下，以“礼”为核心的工具理性准则开始对社会秩序发挥作用，成为社会道德层面的基本准则。“礼”，是包含社会道德规范和道德规范的调整社会秩序的道德手段。其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包括形式层面的“礼仪”，即仪式层面的“礼”的象征性符号；第二，隐藏在“礼”的形式层面背后的象征性意义。礼义作为“礼之本”，是“小康”中“礼”的社会功能发挥的最重要体现。由“礼”的形式所形成的一整套伦理规范和等级秩序，其工具理性的发挥更体现在稳定社会秩序。

（三）传统小康关于道德评价的阐述

《礼运》中关于小康的论述中，从“谨于礼者”和“不由此者”正反两方面对道德评价进行了论述。礼作为“小康”的伦理与规范体系，既是道德行为的规范又是道德评价的规范。“小康”道德评价的标准就是是否符合礼的标准。“谨于礼者”，如禹、汤、文、武、成王、周公，都能遵从礼的规定，所以能称之为“六君子”，且彰显仁义，成全信用，刑仁讲让，示民有常。符合礼的标准，以礼的标准严格要求自身并进以德行治理国家和人民，即符合道德标准，并且能取得百姓的爱戴。反之，“不由此者”即不谨于礼者，不能称之为君子，对于在位者其直接结果为“埶者去，众以为殃”。不符合礼的标准，就不能称之为道德的行为，不能获得民心，就要去其埶位，为众所殃。

《礼运》对于礼的阐述极为详尽，由此提出了道德评价的标准。《礼运》从礼的形式和内容对于何为“非礼”，进行了详尽的阐述，进而提炼出关于道德评价的标准问题。“僭君”，非礼也；“胁君”，非礼也；“乱国”，非礼也；“君与臣同国”，非礼也。这四种行为都是不符合礼的标准，可以将其视为道德评价的标准。endprint

二、道德上的小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对传统小康合理内涵的继承并进一步发展，是对传统小康扬弃后的时代性创新和创造性转化。“‘全面小康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制度建构、文明形态等诸多层面对传统‘小康概念进行了科学扬弃。”〔2〕 2012年，十八大首次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其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一，成为指导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纲领。 “全面”和“建成”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两个重要关键词，从道德层面的视角来看，“全面”意味着其实现内在包含了道德上的小康；“建成”意味着其实现对于“全面小康”需要有一个道德层面的标准。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民素质和道德层面有这样的论述，“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广泛弘扬，向上向善、诚信互助的社会风尚更加浓厚”〔3〕道德上的小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道德上的小康是保证全面小康得以健康合理运行的内在保障。

（一）道德上的小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层内核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只有保证建成的小康合理健康有序的运行才能称之为合格的小康。道德是社会有序运行的导向，其同政治和法等一样，是社会调控力量。任何社会以及各个领域，必须在其运行过程中形成一定的秩序，以保证该社会能够有序运行，只有与该社会的经济、政治等领域相互适应，同时保证个体在社会机构中得以合宜生存和发展。“不论在那种社会控制中，道德都是不可或缺力量和方式。”〔4〕p74

道德上的小康水平是与全面小康相适应的社会调控力量，以其非强制性对社会的利益关系，提出应然性要求，调节全面小康的利益矛盾，以良性合宜的方式，形成有利于社会继续向前向好发展的应然性社会秩序。

（二）道德上的小康是协调利益藩篱的社会基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和五方面提出了要求和宏观标准，各方面发展的同时，以经济利益为代表的诸多利益的交错和矛盾，既得利益与更加公平的利益分配方式等諸多利益藩篱交错。诸多利益对立和利益矛盾冲突，需要更高层次的道德和法律以调整更复杂的利益对立。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此引发了社会利益关系的交错纵横，更为复杂和多元的利益关系必然带来道德个体价值观念的多元取向。个体价值观反映在行为上就产生诸多符合抑或不符合价值标准的个体道德行为，群体和社会层面的利益矛盾增多，对于稳定社会秩序的重构造成威胁和挑战。只有实现道德上的小康，以调节更为复杂的利益藩篱，藉以维护健康有序的社会秩序。

（三）道德上的小康是公民道德素质提升的重要引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这个价值标准即道德上所应达到的小康水平。只有道德上的小康，一方面为全面小康提供应然性的价值引导，以规范社会秩序，纯净社会风气，促进社会各个子系统有序运行；另一方面对于个体的行为提供价值标准，以规范个体行为，引导个体形成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符合的个体价值观念。

公民道德素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素质水平直接影响个体交往行为和个体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个体道德素质水平是衡量道德上小康的关键因素，“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尺度，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5〕

三、传统小康的道德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道德建设的启示

《礼运》中所描绘的传统小康的道德，虽然作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具有极为浓重的等级主义和封建主义色彩，但是其作为一种理想社会，其道德层面的积极意义对于如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德标准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道德上的小康对于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启示

传统小康社会的道德依靠以“礼”作为其道德体系的核心，在规范社会秩序，稳定社会发展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抛开其不平等的阶级和性别观念不谈，在稳定社会秩序和延续文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值得现代人深思。

中国正处在“三步走”战略“第三步”的攸关时期，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道德上的小康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更是稳定社会秩序，缓解社会利益纠纷的有效润滑剂。我国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处在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只有道德上达到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水平，才能稳定社会秩序，延长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二）道德上的小康在规范个体道德修养的借鉴

传统小康社会对于个人道德规范层面上形成的以“礼”为关键的层次严格分明的宗法等级制度，虽然展现出个人不平等弊端，以及泯灭人的个性方面的消极意义，但是其中蕴含的人性基础值得全面小康参考。

传统小康形成的以“礼”来统治家庭的伦理纲常，其中内隐的包括了现代中国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的内涵。其中关于长惠幼顺、夫妻和睦等方面的思想，在去除其背后不平等的等级思想后，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值得吸收并有效践行。在个人品德的塑造方面，对于个体自我道德修养也有所借鉴意义。例如礼在革除个人的大恶和大欲方面，对于现代个体道德修养以及践行道德行为等层面都有参考价值。

《礼运》中的“小康”作为一种追求的社会理想而存在，其中有关传统小康的道德内涵，对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秩序和个人道德层面的积极意义不可忽视。“全面小康”作为中国当代实现现代化的代名词，既是来源于传统小康，对于其合理性内涵的有力继承，又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色和中国国情的创新性发展。“现代意义上的“小康”，其制度基础是社会主义，其终极目标是共产主义，这与封建制度和小农经济时代的传统“小康”是不可同日而语的。”〔6〕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有一个道德标准，这是适应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和衡量标准。

〔参 考 文 献〕

〔1〕陈伟.政治哲学视野中的小康社会——试论中国小康社会的政治前提和道德预设〔J〕.理论与改革，2003，（03）：37-42.

〔2〕〔6〕樊和平.发掘阐扬“全面小康”的伦理学意蕴〔N〕.人民日报，2017-03-21，（07）.

〔3〕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奋力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J〕.前进，2016，（07）：14-18.

〔4〕罗国杰.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5〕马永庆.与时俱进的道德建设论要〔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06）：11-14.

〔责任编辑：侯庆海〕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