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兵

摘 要：在吸取胡乔木等人思想的基础上，“两个发展趋向”观点由龚育之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正式提出。随后，龚育之又把“两个发展趋向”观点贯穿于建国后前29年的党史通史编撰。他提出和运用“两个发展趋向”的观点的意义与价值在于：为建国后党史编撰提供了新视角；为划分建国后党史分期提供了新思路；为深化建国后党史研究提供了新认知。

关键词：龚育之；“两个发展趋向”；党史分期；党史编撰；党史认知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11 — 0022 — 03

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随着党史学界对中共党史学科建设问题（诸如党史编撰方法、党史分期理论、党史研究理念等）研究的深入推进，这方面研究成果的涌现对深化党史研究以及加强其学科建设有直接的积极意义和作用。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党史界在这方面问题的研究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因此，如何加强党史研究以及党史学科建设的问题，就应该成为学界着力思考的重大课题。纵观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及其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历程来看，一大批党史学者（包括龚育之先生）对此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其中，党史学家石仲泉曾指出，龚育之先生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关于‘一面旗帜”的思想、“‘两个发展趋向”的论述、“20世纪‘三位历史伟人的提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四个观点”、“党史‘中卷稿的五编构想” 〔1〕。不过，目前学术界关于“两个发展趋向”观点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到“两个发展趋向”的观点在党探索十年（1956—1966）社会主义道路领域的一系列表现等，如李曙新发表的相关论文，还有用笔者发表在《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上的论文《“两个发展趋向”观点与中共党史编撰范式》等；此外，还有研究者专门就“两个发展趋向”的观点作出评析等〔2〕。因此，本文在梳理资料的基础上，拟对龚育之所提出的“两个发展趋向”观点及其意义再作探讨，以深化学界对“两个发展趋向”观点的认知。

一、龚育之与“两个发展趋向”观点的提出

尽管，“两个发展趋向”观点的正式提出者是龚育之，但若对这个观点进行思想史的追溯时，那么其较早源自于胡乔木。并且，胡乔木关于“两个趋向”的认知也经过了一个发展的过程。特别是在1989年，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的學术讲演中，就提出了在1956-1966年十年探索期间中共党内指导思想中存在着“两种趋势”观点。他认为：“党内的一种趋势是适应历史的变化，继续从实际出发，力求中国经济在新的制度下稳定发展，同时继续完善新的制度”，“另一种趋势是不能适应历史的变化，坚持要求沿着过去长期的革命轨道前进。”〔3〕这个观点对于后来龚育之正式提出“两个发展趋向”的观点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两个发展趋向”观点的正式提出，是在由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第七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中。这一章是由周承恩提供初稿，龚育之最终修改和定稿的。龚育之明确指出：“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4〕可以说，“两个发展趋向”的观点是对胡乔木关于“两个发展趋势”思想观点的进一步深化研究之成果。

二、龚育之对“两个发展趋向”观点的运用

随着研究思路的逐步深化和拓展，龚育之不仅把“两个发展趋向”观点运用于中共党史通史编撰中，还运用“两个发展趋向”的观点进行社会主义前期（1949-1978）中共历史阶段的划分。这不仅是他对于“两个发展趋向”观点继续进行深入思考的结果，也为学界关于中共党史通史的编撰和中共党史进程的划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丰富了关于“两个发展趋向”观点研究的内容。下面，笔者就拟从中共党史通史的编撰和中共党史阶段的划分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中共党史通史的编撰

20世纪90年代中期，党中央开始启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现改为第二卷）的党史通史编撰。这部新中国成立以后前29年的党史通史编撰是由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主持，龚育之等参与编撰。这样，龚育之就把“两个发展趋向”的观点具体运用于建国以后的党史通史编撰中。他还指出，这个论点提供了观察和分析建国后党的全部历史的一个重要思路和方法。

关于这部书稿的整体思路，龚育之指出，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分析十年曲折发展的“两个发展趋向”的思路，贯穿到全部建国后的历史，包括建国前七年和“文化大革命”十年以及“徘徊中前进”的两年。他作了进一步地阐述，明确地指出，十年曲折发展中的几次突然的大转变，要分析转弯前指导思想内部的两个侧面。由于对形势估计的变化，一个侧面就压倒另一个侧面，整个指导思想就发生大转变。这是对“两个发展趋向”思路的一个深化。〔4〕

关于中共党史通史的编撰，一直是党史界所关注的重大课题。不过，就党史研究史而言，真正对于中共历史发展的进程进行初步系统和研究的第一部研究著述，是195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乔木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由于各种原因，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党史编撰的成果才重新真正以实事求是的面目进入到人们的视线中。尤其是在1991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由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才真正体现出20世纪90年代初党史编撰的较好水准。1995年启动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初稿编撰就是在吸收《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体裁、体例、编撰思想等基础上的延伸之作。而龚育之把“两个发展趋向”的观点运用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的初稿中，更是对党史通史编撰的一次新尝试和创新，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endprint

（二）中共党史阶段的划分

历史分期问题是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所谓历史分期，就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和依据，把事物的历史进程具体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或时期，进行深入的考察与研究，探求其中的历史经验和客观规律。具体到党史学研究而言，对它的历史分期问题的探讨是一项基本研究课题。比如，1991年出版的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在阐述关于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发展进程时，是这样安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1993年，龚育之就指出：“我想，将来写党史，也许可以考虑分为三个时期，写成三大篇：第一篇为民主革命篇，写党领导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其间经历两次大的曲折，遵义会议以后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最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胜利而告结束；第二篇为社会主义前篇，写建国以后党领导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中间又经历两次大的曲折，最后以粉碎‘四人帮、终止‘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而告结束；第三篇为社会主义新篇，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5〕1998年，关于党史的分期，龚育之又指出：“建党以来、建国以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来，这三个‘以来，把我们党的整个历史划分为三大时期、三大篇章：从建党到建国，为党的历史的民主革命时期篇；从建国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前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社会主义时期党史新篇。”〔6〕

另外，龚育之特别重视把党的十一届三种全会作为划分新中国建立后中共党史分期的重要标志。其一，这是他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可以分为“三大篇”的合理性体现；其二，能够凸显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地位和意义。龚育之分析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提出了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根本方针，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新时期中国农村改革的新进程，评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新进展并展望了祖国统一的新前景。〔6〕总的来看，龚育之关于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历史的分期问题研究，既是在广泛吸收学术界有关党史分期观点的基础上所作的进一步思考和探讨，又把“两个发展趋向”的观点运用于党史分期之中，特别是有他自己的创新之处，就是在于把新中国头七年分为头三年和后四年的设置，以及将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两年进行独立成篇。

三、龚育之和“两个发展趋向”观点的反思

龚育之正式提出“两个发展趋向”观点后，将其运用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的编撰以及关于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分期之中。但是，龚育之对于“两个发展趋向”观点也有研究反思。这不仅包括学界关于“两个发展趋向”观点的评价，也包括龚育之自己的反思。

关于“两个发展趋向”观点的积极评价，胡乔木针对前十年期间党内高层指导思想存在着的“两个发展趋向”观点，指出：这段历史比较难写，现在对这段历史不但提出了许多首次发表的事实，而且作了比较确切的解释。〔7〕而胡绳指出：“这两种趋向虽然许多时候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但确实是存在着两种趋向。后一种趋向直接引导到‘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而前一种即正确的趋向，也正是‘文革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的路线方针的先导。”“也许至少这是提供了足以贯穿社会主义时期历史的一种看法。”〔8〕总之，史学界对于“两个发展趋向”观点的褒扬是占主流的。笔者认为，“两个发展趋向”观点的积极意义在于：第一，运用“两个发展趋向”观点来审视和看待1949年到1978年中共历史发展的进程，是一种崭新的党史学“范式”；第二，运用“两个发展趋向”观点来审视和看待中共党史，有助于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中的内在脉络关系，是对中共历史书写中的“路线斗争史”等模式的突破。当然，龚育之对于“两个发展趋向”观点也进行了反思。他指出，“两个发展趋向”的概括是合理的，但是有一个不足之处，即没有用“离开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这样一个中心论点来贯穿全部论述。〔9〕

综上所述，龚育之所提出的“两个发展趋向”观点，是解释新中国成立后前29年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中一个崭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是对中共党史通史编撰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并且，龚育之还把“两个发展趋向”的观点深入运用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分期的分析之中，拓展和完善了中共党史分期理论的内容和视域，也为我们深入认识中共历史分期问题提供了新的参考坐标。而且，“两个发展趋向”的观点也给我们认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进程提供了新视角，有利于我们辩证地对待新中国成立以后前29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中的成就和失误。而且，如何看待中共历史的进程以及书写中共历史，不仅是国外学界关注的重大课题，也始终是党史学界的研究任务。龚育之提出的“两个发展趋向”观点，无疑是众多党史学理论范式中一种值得重视的“研究模式”，不僅增添了党史学理论范式的内容，而且，通过把“两个发展趋向”观点运用于党史编撰中，也拓宽了对中共历史画面的深刻认知。

〔参 考 文 献〕

〔1〕石仲泉.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独到研究

——感悟龚育之的几个理论贡献〔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01）：05-10.

〔2〕吴国兵.“两个发展趋向”观点研究评析〔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7，（09）：29-30.

〔3〕胡乔木.胡乔木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67.

〔4〕龚育之.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上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402，437-438.

〔5〕龚育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增订新版 ）〔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15-16.

〔6〕龚育之.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下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513，514-518.

〔7〕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J〕.中共党史研究，1991，（06）：01-22.

〔8〕胡绳.胡绳文集（1979—1994）〔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481.

〔9〕龚育之.龚育之党史论集（下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889.

〔责任编辑：谭文富〕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