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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篇章结构的政治哲学意蕴

2018-01-09胡晓地

理论观察 2017年11期
关键词:政治哲学论语

胡晓地

摘 要:《论语》作为孔子政治哲学的最重要文献,其编者囿于当时书写材料的匮乏,需要透过特定的章序,表达自己的旨意。将《论语》章与章之间贯通起来阅读,就会发现全书开篇与结尾极有寓意,关乎全书的性质与主基调;篇与篇之间的过渡,环环相扣,逻辑自洽;重出章并非通常认为的编辑失误,而是编者刻意所为,合乎语境,天衣无缝。重视《论语》章序的潜在信息,将有助发掘其篇章结构所蕴含的政治哲学意义。

关键词:论语;篇章结构;贯通阅读;政治哲学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11 — 0065 — 04

《论语》为孔子弟子所撰,并非完全的原始记录。《论语》各章句的本意究竟是什么?最權威的阐释者应是其编者,而非后世的孟子、朱熹等。笔者认为,《论语》编者不是随意排列全书章序,而是要透过章序的编排,表达自己的意向。考虑到《论语》大致成书年代(公元前479年孔丘去世-公元前400年子思离世)基本在战国早期,当时书写载体相对稀缺,需在一定的书写材料上表述更多的寓意,所谓“将一堆存简随意分篇”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相反,《论语》的篇章结构本身有着丰富的政治哲学意蕴,如果我们联系上下文,将章与章之间贯通起来读,在特定的语境下会有新的发现。

一、《论语》全书开篇与结尾,寓意重大,耐人寻味

《论语》从何处下手,关乎全书主基调。孔子政治哲学归根到底是人学,人与人差异、人的自我提升,都源自一个“学”字。《论语》以“学”开篇,一方面可充分体现君子求道的自强不息;另一方面,《论语》其实是君子养成之书,“学”“习”是其基本路径。华夏文明对学习和教化的重视,在《论语》的开篇表现得淋漓尽致。

《论语》辑集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是夫子与弟子轮着讲,开篇首章老师讲,次章学生接着讲,有学问传承之义,亦有教学相长之喻。在孔子诸弟子中,有若最先登场,一是内容本身的逻辑需要;二是说明在编辑《论语》过程中,有若的门生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甚至具有特殊地位,弟子藉机抬高老师也在情理之中。

次章“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可看作“学”的具体化——学做人,这一过程是从家庭开始的,而社会学中把家庭当作初级社会组织,人在其中度过自己社会化的准备阶段。学习“孝悌”,是要阻止普通人向下沉沦,与首章旨在让普通人提升为君子,形成鲜明对比。

“仁”与“礼”是孔子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其基础实践离不开“孝”,由“家”到“国”再到“天下”,使人藉“孝”而有亲亲爱人之心,最终实现由天子作为大家长的“天下一家”,这才是孔子所要的“大一统”(即建立在更高制度文明之上的社会秩序,而不是指国土的形式上统一)。如果说乱臣贼子是“大一统”最大的破坏者而应设法杜绝,其基础工程便是行“孝弟”之道,这是为人之本。《论语》编者这里是将家庭亲情作为人性之本源,破坏了这一本根就将“失其亲”,就会冲击社会政治秩序,动摇社会基础。

首篇第三章是“巧言令色,鲜矣仁!”如果说前一章点出了“仁”的正面内容,这里则指出“不仁”的具体表现,可视作对上章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纠偏,也暗示孔子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思想,即凡事要有度,正面的价值也不能没有度,这个度便是“礼”所划定的界限。孝弟者表现出为人恭顺,但恭顺也要有度,否则“巧言无实,令色无质”(王肃《论语注》),自然而然、表里如一,这才是真正的仁,不能违背己意、邀宠悦人。

说完开篇,再看结尾。《论语》最后一篇《尧曰》共有三章,首章列出尧舜禹汤武王,寓意儒家道统的永续,而中庸之治顺合天道,以此为道统,可使万民永享天赐之福。这里实际是暗示“道统”高于“治统”,这是孔子“大一统”理想之治的重要条件,也可以说此处展示了中国文化传统意义上的“王在法下”,道统的有关内容可看作中国的“大宪章”,可惜它只有道德上的劝说作用,因缺乏税赋限制乃至革命压力作硬约束。

次章“子张问政”,孔子的回答,实际是对其“政治伦理学”高度概括,说明好的“治统”需要有什么样的官员来执行,否则难以承续上章所讲的“道统”。然而,能够从政的毕竟只是少数人,全书的最后一章论述即便不从政,学子应如何才可成为君子。如果说上章是“外王”之前提,本章讲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则是“内圣”之条件。

君子以弘道为己任,这也是君子的天命所在。为此,他不受利益诱惑,不畏艰难险阻,展现自己积极主动的人生。“知命”就是知责,这才是自强不息君子的本色。君子自强不息不是蛮干,他要以社会规范约束自己,其奋斗不能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否则就难以在社会立足。君子自强不息也不是单干,他要选择同道共同奋斗,而通过“知言”鉴别同道,简便易行,这是君子必须具备的重要能力。一个人做到这三点,其人生大概不会有大的差池,也基本可从孔门毕业,走向社会。

《论语》以君子“学而时习、不知不愠”开篇,以君子“三知”结束,全书可谓“君子教程”。可见孔子政治哲学,首重君子养成:只有君子构成一国政治精英,担负治国大任,国家才能兴旺发达,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不能源源不断地造就出“君子”,政通人和的社会善治将难以维续。

二、《论语》篇与篇之间的过渡,环环相扣,逻辑自洽

《论语》需要精读,读者若细细品味,就能体会编者的苦心孤诣;在篇章布局上,多问几个为什么,就会感受到编者对于每篇之间的串接,真是煞费苦心。当我们在这些关节处下功夫,编者所要表达的孔子政治哲学思想理念也就慢慢浮现出来。

首篇末章讲“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此前,孔子与子贡讨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暗示修德进学无止境。此处讲修德进学,是忘我之学,不以“为人所知”作为成功的标志。整个《学而》篇论学,以“学为人”始,至“学知人”终。接下来是《为政》篇,为政在“知”,重在知人而善任、知民需而尽其求,两篇间如此过渡,自然而然。另一方面,从政也是对“学”的最重要“运用”,所谓“人道政为大”(《礼记·哀公问》),而“德”的本意是“直心不伪”,当政者自己不能去作伪,也不能逼治下的民众作伪;如果当政者“失德”,就会误用其所学。这就是《论语》编者在《学而》篇后,强调“为政以德”的深意,并由此引出孔子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理念——德主刑辅。endprint

《为政》篇的末章讲“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此前的一章讨论“继周”,孔子以继周为己任,在他看来,只要周礼作为基本制度是适宜的,其中就有“义”,就应勇于捍卫它。孔子的“勇”不是匹夫之勇,是勇于捍卫国家根本制度的大勇。当时各种悖礼行为频频出现,孔子多加抨击,以本章导入下篇《八佾》,说明为何孔子对违反礼制的行为“是可忍,孰不可忍”。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是批评“不当为而为”,“见义不为,无勇也”是批评“当为而不为”。这里的“祭、谄”耐人寻味,从政治哲学上讲,它暗示胡乱引入别人的基本制度就是乱礼,就是祭他人之鬼,就是改“夏礼”认“夷制”的谄媚之举。如果把夏礼的基本内容加以拓展,就有了“文化中国”的概念,其内核便是“苍生意识”和“民本主义”。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一旦丢掉这一内核,都是对华夏文明的背叛,最终要被华夏儿女所唾弃。

《为政》末章讲的是抽象的“勇”,《八佾》首章则讲具体的“勇”,即勇于批评权贵的“乱礼”之举,这样的衔接体现了孔子政治哲学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方法。政治的正常运作需要一定的礼制。在孔子看来,礼制乱了,政治将失序。“礼”最重要的功能是维持社会差序格局,甚至在没必要有差别的地方,也要制造出差别。只有通过各种差别,才能彰显统治权威,其中的优越感可以激发士人向上的动力,即通过这种差别性的仪式品尝“权力的滋味”。因此,无视礼制就是挑战既定秩序,就是“犯上作乱”,而士子从政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则是维护既有礼制。如果能同情地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本章从正面意义上讲,表现了孔子作为知识人的社会责任感,对权贵滥权的批判精神是其政治哲学的重要元素。

再看《卫灵公》篇与《季氏》篇的串接,钱穆先生认为《卫灵公》末章,属于章旨无类可从,而编入篇末,其实,本章核心是对盲人应尽礼,由此切入《季氏》首章,讲对君侯应尽礼,盲人是公认的弱者,君侯可谓强者,但在孔子看来,服务对象有异,尽礼之心则是无分别的,可见《论语》此处编排并非随意而为。另一方面,《卫灵公》末章讲相(盲人乐)师之道,《季氏》首章讲辅助君侯之道,前者是助生理上的盲者,后者是助认知上的盲者,这两种不同的“助”是在不同层面上尽人道,这样编排能很好体现孔子政治哲学的以人为本思想。

最后看《子张》篇末章,它承接前一章讲的“孔子如日月不可逾越”,说明孔子为何不可逾越。子贡对陈子禽说:“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在子贡看来,孔子的遗憾在于没能被掌权者任用,如果有施政的机会,其“立”立得住、其“导”国人从、其“抚”远人来、其“动”国人应。有了这样的景象,再不会有人质疑他老人家了。《子张》篇的最后三章,都是子贡为孔子做宣传,末章可看作弟子对老师的盖棺定论,由此过渡下篇《尧曰》,暗示孔子作为一代素王,其历史影响可与尧舜文武媲美。换言之,从孔子有“四斯”之功而享“生荣死哀”,其“圣”难以及,再串接到《尧曰》首章,借喻孔子赖以成圣的思想资源,以及儒学“道统”的基本内容。如此编排能让读者充分体会到,孔子政治哲学是对前人优秀政治遗产的集大成。

三、《论语》重出章的嵌入,合乎语境,天衣无缝

《论语》有九处出现重复或部分重复的章句,过去都认为是编辑时因统校不细而未删除,纯属多余。其实,这些所谓重出的章句,从上下文来看,都有特定的意义,并非可有可无,是编者刻意留存的。

第一处重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首次出现在《学而》篇,重出于《里仁》篇。此前是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编者此处重出是要从上章“父母在”时,子女应在身边尽孝,转述“父母不在”时,如何尽孝。上章强调陪伴父母、承欢膝下,本章强调子承父道、永续良善家风,属于更高层级的孝。两章都有强烈的农业文明色彩,只是后章更强调遵从既有传统,属于典型的“按既定方针办”。重出章句还有“转承启下”的作用:与其通过“无改于父之道”来尽孝,不如抓住当下,把父母放在心上,随其年事增加,倾注更多关注:或高兴其又增一岁,多享了一年天伦之乐;或担忧其身体更虚弱,来日能尽孝的机会越来越少(“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因此,通过重出编排,可以体现孔子政治哲学分析方法的“两点论”,不作单方面论断。

第二处重出,“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首现《学而》,重出于《子罕》。此前是说“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讲的是如何对待老师的教诲,这里讲如何结交朋友;上一章讲要“从而能改”,这里讲要“勿惮改”。本章重出,目的是强化上章内容:忠信之人方能“说而能绎、从而能改”;和那些与自己同类的交朋友,才好“相应求、相辅仁”。相较前两点,有过不惮改,是对闻道君子更基本的要求。重出章还可自然引出下章“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因为有志者多有改过的勇气。这里从人“内”要有忠信,切入到“外”要不可夺志,失志之人难守忠信。这样编排,将如何对待师友,与同强权相处的底线相对照,将温良恭敬与不畏强权,自然集于一身,可以充分表达孔子政治哲学所寄望的士人政治品格。

第三处重出,“入太庙,每事问。”首现《八佾》,重出于《乡党》。这里重点突出一个“问”字,编者是想暗示孔子事君之礼,很多也是问来的。具体说,太庙作为鲁国祭祀祖先周公旦的庙,不仅是供人行祭礼的场所,也是具体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不作详问就没有传承中的互动,只有通过“问”,才能更好理解周公制礼的良苦用心。下章讲“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编者通过嵌入重出句,暗示孔子平时能依周公之“礼”处理朋友之事,“礼”已成为他的社交准则,用现在话说,孔子在日常生活中也是“讲政治”的。

第四处重出,“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首现《雍也》,重出于《先进》。此前是说“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讲弟子南容谨言谨行而无过,这里孔子称赞颜回好学而无过。孔子所讲的好学,不能片面理解为死读书,而是要做到“不迁怒、不贰过”。南容尽力避“过”,但过失恐将难免,关键要如颜回那样正确对待:不去找客观原因,怪罪他人;能记取教训,不会再犯同样错误。因此,編者通过重出手法,意在防止读者对上章作片面理解。重出句也表达了孔子感性的一面,与下一章孔子对颜回丧事表现出的理性,形成对照,间接向读者传达孔子政治哲学所寄望的,是那种既有感性又有理性的君子儒,不是有求必应、不讲原则的好好先生。endprint

第五处重出,“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首现《雍也》,重出于《颜渊》,只是少了开头“君子”二字。此前孔子回答子张问政:“居之无倦,行之以忠”,根据前后语境,其实是讲“君子如何使民无讼”,本章再补之以“君子如何使己远讼”。博文者明智,礼约者谨慎,自然不会作违法背礼、犯上作乱之事,不会吃官司。如此解读,不难理解为何要有此重出。另一方面,下章是“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编者是想透过重出句来说明,如果“博文约礼”是要“己立”,那么“成美不成恶”则旨在“立人”,两者补全而使社会趋于“无讼”,这也是孔子政治哲学中理想社会的重要特征。

第六处重出,“不患人之不己知”,首现《学而》,重出于《宪问》。此前孔子针对子贡喜欢评论别人,表示自己的看法:“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讲君子不应随便评论别人,这里则讲君子不必担心别人不知道自己,两章都是强调要心无旁骛,一心内修。常人评论别人,多顺便夸奖自己,这都是孔子所不能认同的。“今之学者为人”,首先是想让别人(尤其是有身份的人)知道自己,以“求名”代替“内修”,由此暴得大名,往往名不副实,这或许是“小人儒”的通病。《论语》编者四次提及孔子类似警告:不要急于求名!当君子“立人”及“达人”到一定程度,必然有其相应的“闻”,此时,名声不求而自来,这样的名声更加坚实,不会昙花一现。从启下的作用来讲,这里以不要担心别人不知道自己,切入下章不要担心别人欺诈自己(“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两章主旨相同:尽力做好自己,不要为自己不能决定的事分心。重出句的过渡能让读者感受到,孔子的政治哲学倡导阳光政治,任何“阴谋论”的所谓计策都不在其讨论范围。

第七处重出,“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首现《子罕》,重出于《宪问》,只是前两句顺序有变。此前内容是“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实际是讲君子的最低标准,这里讲君子的最高追求。上一章讲不要夸海口,此处讲自己有所不能(“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都是强调一个“谦”字。本章所引重出内容也为下章的“我则不暇”埋下伏笔,说明在孔子看来,一是君子修身应多关注自己,老评论别人并不厚道,破了自己修身之功,误了自己修身之业。 二是修身的动力在自身而非外界批评,没有自觉意识,外部因素是不能转化为自己前行动力的,重出章句强化了孔子政治哲学重视自身主观因素的特点。

第八处重出,“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首现《子罕》,重出于《卫灵公》。此前是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里讲好德不易。好德者有远志,好色者多短视,眼光不同,品位也不同。好德的政治家在乎历史定位,好色的政客求及时行乐。前者理智战胜本能,后者不懂后天下之乐而乐。此处重出句的作用,一是说明当有位者大多为近利所惑而难有远虑,尤其是被郑声、佞人包围时,自然难有好德者;二可自然引出下章讲具体的“好德不易”:“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举荐贤才应是在位者重大职责之一,有才不举难以称作好德者。编者通过重出的手法,向读者传递孔子政治哲学如下理念:每个政治人物如好色般地关注、提携有德的年轻人,国家自然兴旺发达。

第九处重出,“巧言令色,鲜矣仁”。首现《学而》,重出于《阳货》。此前是说“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讲的是世风日下、作伪盛行,本章讲作伪之人鲜有仁,暗示仁之缺失是当今民风不正的根本原因。巧言与愚直相反,令色与矜廉相反。编者重出本章,是要告诫:勿以“巧言令色”欺骗别人,与其巧言令色,不如“狂也肆、矜也廉、愚也直”,因为仁者无敌。本章过渡到下章“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实际是从勿“巧言令色”、做表面功夫,引出不能无视邪气压正气,危及国家根本。此处编入重出章是想说明,这里讲的不是个人的小节问题,而是关乎一国政治风气,用时下的话来说,是有关“政治生态”的大问题。

《论语》作为孔子政治哲学的重要文献,如果我们阅读时能关注该书的篇章结构,细细琢磨,挖掘其中所蕴含的深刻政治哲学意味,常会有意外的惊喜。《论语》作为经典,常读常新,耐人寻味,发人深省,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也只有这样读《论语》,才能把它读活,才能“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参 考 文 献〕

〔1〕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三联书店,2002:425.

〔2〕楊义.论语还原〔M〕.北京:中华书局,2015:136、91-92、100、151.

〔责任编辑:侯庆海〕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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