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婉月

2017年8月8日的《泰晤士報文学增刊》网站上，刊载了著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的文章《强硬的女性》，在文中，肖瓦尔特对戴博拉·尼尔森的著作——《咄咄逼人》，进行了评论。

《咄咄逼人》一书的主题，即西蒙娜·薇依、汉娜·阿伦特、玛丽·麦卡锡、苏珊·桑塔格、戴安·阿勃丝和琼·狄迪恩这六位现代女性思想家在政治、心理和哲学层面的“强硬”：众所周知，这六位女性给人的印象，就是严肃、疏离、决绝。

肖瓦尔特指出，这六位女性，各自从美学、政治和道德意义上，坚持直面二十世纪的惨痛历史。她们的强硬，带有相当程度的自觉；但当她们坚持以不带感情色彩的方式来面对苦难时，迎接她们的，却是愤怒和敌意。使得她们成名和得到尊敬的，是她们对创伤性事件不动声色的阐释。但是，“超然”和“冷酷”往往容易混淆不清，所以这就使得她们常常不被时代接纳：在面对有些问题——比如大屠杀、艾希曼审判、民权运动、越战、“9·11”时，她们拒绝移情的态度，即使是其最为亲密的朋友和盟友，都感到震惊。

尼尔森将她们高度理性的姿态称为“非感伤”，从而暗暗地将情感等同于感伤。“感伤体”在十九世纪的美国女性写作中备受嘲弄，但女性主义文学史家辩护说，它是一种有着自身美学实践的写作风格。与“感伤体”不同，“非感伤体”没有文学史可以追溯，因此如果有女性践行，人们就很容易认定它是个人情感上的失败，而非某种具有哲学活力的能量。因此，对于这六位女性来说，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她们心理上的冷酷无情，而非这样的理解，即她们从不同的假设出发，正投入到某种伦理工程之中。而在尼尔森看来，她们的写作风格之所以强硬，是因为她们接受了这一点，即为迫使读者审视难题，就有必要使读者有痛感，但这并不意味着六位女性本人多么残酷无情、不通世故。

肖瓦尔特指出，这六位女性之间的相关性，可能主要在于其对“集体性”——特别是女性主义这样的“集体性”——的厌烦。对于女性主义所强调的姐妹情谊、集体斗争和乌托邦愿景，她们都嗤之以鼻，这表明了她们的个人主义风格，及其对于任何权宜之计和乐观前景的抗拒。尼尔森并没有强调她们的性别，但肖瓦尔特认为，性别至关重要，因为身为女性而选择强硬的语调和风格，这当然绝非寻常。

肖瓦尔特指出，将“强硬”作为方法和风格提出来，这正当其时，特别是当女性正在公共生活中扮演更多实权角色，并需要与敌对的刻板形象相对抗时。但肖瓦尔特也指出，该书比较缺乏语境性的梳理和介绍，且对这六位女性的自传借助不够，因此也不易吃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