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健民

长溪是闽东第一大河，也是海峡西岸东北翼最重要的出海口。位于闽东地理中心的福安占据了这条母亲河的主要部位，在她的哺育下，形成内涵丰富的长溪文化，福安成为闽东的经济、文化和教育的中心。长溪文化在传承中华传统的同时，也生动地展示出自己的“个性”来。

一、长溪文化的主要内涵

（一）农耕文化

农耕种植是古代长溪经济的主流。明万历《福安县志》载：“（福安县）坊民擅桑麻之利，谷民擅田山之利，溪海等处擅鱼盐之利。”这里的“田山之利”即指农耕种植。长溪两岸的种植农业以粮食作物为主，稻谷最为重要。历史上福安稻谷的品种很多，明代就有早稻、晚稻、双季稻、秫稻等，“又有一种山稻，畲人种于山坞。”

围海垦山是福安先民的拿手好戏，也是长溪农耕文化的重要内容。福安人较大规模的围海造田工程始于宋代。北宋元丰三年（1080），甘棠洋的围垦工程开始，到绍兴十年（1140），共用了60余年，筑堤10.16公里，围成海田大片，形成甘棠洋的雏形，甘棠洋后来成为“闽东第一洋”。此后历代劳动人民继续不断围垦，到明万历时期，长溪下游赛江两岸共有“圩”“堰”“陂”“塘”等水利设施57处，数量之多、绵延之长、拱卫水田面积之广，居闽东第一。（明万历《福宁州志·水利》）

除了江河两岸围垦而成的“洋田”外，还有许多层层叠叠的山田（梯田）。南宋王十朋在《入长溪》诗作中盛赞“插稻到山顶，栽松侵日边”；明天顺年福安知县孟充用“水碓月中转，山田火后耘”诗句描述山区的稻作文化。明万历中期（17世纪初）甘薯传入后，福安各地开始普遍种植。由于甘薯耐旱高产，受到山民的欢迎。清光绪《福安县志·物产》载：“山田硗确，不任菑畲者，悉种薯蓣以佐粒食，贫民尤利赖焉。”

南宋以后随着北方移民的增多，开始普遍种植小麦，福安成为闽东重要的产麦区。史料载：“闽省福安乃产麦之区，贩运售广，民间之食，与米谷事同一体。”

旧时普通百姓多穿用苎麻织成的衣物，苎麻织成品的社会需求量非常大。由于土质和气候的原因，福安产的苎麻布尤其优质。清乾隆《福宁府志》称，“夏布之属以福安为上。”

福安是产茶大县、全国著名的茶乡。清咸丰年间福安茶人创制的坦洋工夫红茶，成为“闽红三大工夫”的领军品牌，其影响力远超福安一邑，涵盖整个长溪流域。

福安还是产糖名区，明万历福安县志就有砂糖的记载。到了清末，开始产白砂糖；不久，土产白砂糖面临着“洋白”（机制白砂糖）的竞争，福安人转而生产红板糖。历史上福安的糖业与茶业同为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

（二）工商文化

1937年福建省银行福安分理处营业室

工商文化在长溪两岸有着悠久的历史。1965年，秦溪官村发掘了50多公斤西汉和王莽时期的钱币。这些古钱告诉我们，两千多年前长溪两岸尽管还很荒凉，但是韩阳坂（今福安城区）秦溪畔的社会生产力已经达到了使用钱币的水平。

大留张氏宗祠的匾额

唐之前长溪下游出海口的工商业就已比较繁荣，官府在黄崎设镇进行管理。入唐以后，国家在黄崎镇设“税课场”。唐昭宗光化元年（898）王审知组织疏凿黄崎港道以后，这里进一步成为水路交通要冲，经济地位也得到极大的提升。宋代，黄崎成为福州四大名镇之一。[1]

古代穆阳溪两岸也是长溪流域工商经济的发达地区，富溪津和穆阳两个市镇尤为重要。富溪津市在廉村，旧名石矶津，史志上称“鱼盐之货丛集，贩运本县，上通建宁。”明中叶官府在此“设官牙，以平贸易”，负责市场管理。穆阳市在富溪津上游，是福安西部的重要墟市，同时是闽北和浙西南的物资集散地和运转站。“盐货从富溪津过者居积于此，盖廉溪之上游亦泰顺、寿宁、政和、松溪、浦城之喉舌也。”（明万历《福安县志·镇市》）黄崎、富溪津和穆阳并称为古代福安的三大市镇，唐代就已存在。

宋淳祐五年（1245）福安建县以后，韩阳、察阳（阳头）和白沙三镇发展成为长溪中游的重要市镇。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长溪沿岸的市镇也越来越多。乾隆中期（18世纪后期），长溪及其主要支流沿岸较大的市镇有寿宁县的斜滩和福安县的黄崎、富溪津、穆阳、韩阳、察阳、白沙、溪柄、社口、潭头、沙坑、甘棠、苏阳等。

福安的工商经济进一步发展，商人阶层不断壮大，进而形成商帮。福安商帮从各中心码头将茶叶等土特产装上船，沿赛江出白马门，或上宁波、温州，或下省城福州，转手后再采购回乡亲们需求的商品。一些劳动力比较密集的行业如造船业、制茶业等出现了雇工现象，孕育了近代工商经济的萌芽。

五口通商后，赛岐凭着自己的天然优势迅速崛起；19世纪后期，一跃成为闽省东北部的商贸重镇。光绪十年《福安县志》的“街市”增加了赛江（赛岐）、苏堤、洪口、龟龄、坦洋、上白石6个，全市主要市镇达24个。

在近代工商经济中，最重要的是茶业。坦洋因得“坦洋工夫”之利以茶市闻名，该村镇“产茶美且多，有武夷之风，外邦称为‘小武夷’”。1934年“福安茶地面积达6万亩，占全省茶地面积的10.3%；茶叶产量达5.1万担，占全省茶叶产量的21.7%，居于全省第一位。”鼎盛时全县茶庄达到百余号，遍布各主要茶乡。抗战胜利以后，坦洋工夫红茶的中心从坦洋转移到穆阳和赛岐。1948年全县有茶厂、茶号82家；茶叶总产量约1.5万担，其中红茶与绿茶的比例为2∶1，红茶主要用于外贸，绿茶主要供应内销。[2]

福安和周边各山县产制的外销工夫红茶从四面八方涌至赛岐码头，赛岐成为闽东海上茶叶之路最重要的起点。[3]长盛不衰的茶叶转运业务和空前发达的航运业极大地促进了赛岐的繁荣，使赛岐镇的工商业大放异彩。据1941年《福建之茶》记载，当时的赛岐码头，商贾云集，“闽东各地货物，多由此进出，商业之盛，俨如大邑。”除了茶叶，传统土特产品的工商经济也很值得称道，尤其是制糖业。据统计，1921年“福安县约有30家工厂生产红糖”，红糖是福安县主要的出口物资之一。1942年《福建省各县农业概况》记载，福安县年出口糖1250吨，“农产品出口物资茶居首位，糖出口位居第二。”

在福安的众多市镇中，韩阳、穆阳、赛岐三镇最为重要，至今仍被称为“老三镇”。该三镇鼎足而立，分别是福安东部、西部和南部的经济中心，这些市镇的经济影响力还辐射到周边县区。

（三）疍民文化

疍民“以船为屋，以水为田”，自成一族。历史上闽东是疍民的主要聚居地之一。旧时的长溪水域，只要是可以行船的地方都有疍民的活动。宋代以后，官府开始对疍民实施有效管理。明代地方官府还调用疍民船只，以为土兵，守卫海防。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将各地沿海内河的“渔船网户”“水次搭棚趁食之民”归入当地保甲编制，成为皇朝子民。但实际上疍民的地位十分低下，除承担官府的船税渔课外，还受到种种歧视和盘剥。[4]

长溪疍民以水域采捕和船运为主要营生手段，在艰苦的生存状态下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疍民在语言和生活习俗方面有许多特点，更令人感动的是洋溢着江海气息的疍歌船谣。这些歌谣题材广泛、体裁丰富，粗犷、率真、悠远，可惜都已成了绝唱。

在近代浪潮的冲击下，闽东港口经济空前繁荣，疍民出现贫富分化。随着时代的进步，陆居疍民逐渐增多，与汉族通婚也越来越普遍，传统的内婚制自然瓦解。同宗疍民开始修谱，建祠，疍民的“汉化”进程最后完成。

（四）畲族文化

闽东是闽浙一带畲族最早入迁的地区之一，唐末五代时期就有畲民迁入长溪流域。明中叶以后畲族大量入迁，福安最具影响的“大林钟”“后门坪雷”和“溪塔蓝”于明景泰至万历年间（1450—1588）迁入。

畲族人口的分布具有“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福安西部和南部的山区半山区是畲族主要的聚居地。清光绪《福安县志》记载“各都畲民村居”共有209个。1953年福安县有畲族30743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1.8%和全省畲族人口的31.9%。福安畲族由雷、钟、蓝、吴、杨五姓构成，雷姓最多，其次是钟和蓝；雷钟蓝三主姓超过福安畲族总人口的95%。福安畲族现有户籍人口7.3万，占全市总人口的11%、闽东畲族总人口的37.4%、全国畲族总人口的10.5%，是我国畲族人口最多的县级行政区域。

畲族入迁福安后，开始了定居农耕生活。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畲族大量吸收当地汉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结合自身传统，形成富有特色的本民族文化。

（五）宗教文化

1.释道和民间信仰

甘棠倪下石塔（建于北宋）

福安民间普遍佛道同信，既拜如来观音又敬老君玉皇，根据祈求需要，时道时佛，亦道亦佛，佛道相杂，真正意义上的道徒和佛教徒并不很多。

福安的道教可分为全真道和正一道两类。福安的全真道系龙门派，道徒出家住观修行。福安的正一道士分文武两科，文科称为“道师”，主要为死者超度；武科称为“巫师”，主要从事斋醮祈雨、设坛驱鬼等，同时也为“殇死鬼”“拔殇”（超度）。

唐朝中叶（公元8世纪前期）佛教正式传入福安，迄今千余年。福安佛教为禅宗之临济、曹洞二门，亦兼修净土。随着佛教影响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净土宗的传修，佛教进一步世俗化，南宋代以后民间逐渐形成以儒、道、释为基本内容的社会风俗。

史志上反复述及福安“习尚鬼巫”。所谓“鬼巫”即民间信仰的神灵。福安民间崇拜的对象宽泛而且杂乱，还有不少“土特产”。这许多地方神灵丰富了民间的信仰资源，影响着乡民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

闽东商埠赛岐中兴街旧址

2.基督宗教

天主教于明崇祯四年（1631）正式传入长溪流域，福安成为福建省和闽东的天主教中心，并且对中国天主教产生了很大影响。发生在天主教内部、曾经影响东西历史的“中国礼仪之争”发端于福安，中国天主教第一位主教罗文藻和第一位守贞女陈子东都是福安人，清代四朝禁教期间被称为“乾隆朝第一教案”的白主教案发生在福安，福建省第一所培养本土传教人才的圣十字修院创办于福安。福安历史上还设办过多所修院和神学院，培养了大批本土宗教人才，因而有“福安出神父”之说。

上世纪20年代后天主教采取了“中国化”措施，使天主教向纵深发展。天主教文化成为福安地域文化的组成部分。1950年统计，福安县共有天主堂47处，大多分布在长溪及其主要支流沿岸，教徒2万多人，为闽东教区教徒总数的81%。

清末光绪年间基督教（耶稣教）传入福安，相较天主教晚了200多年。福安基督教主要通过传播西医和发展新式教育来扩大教会影响和进行传教活动，如创办职业教育（育淑妇女学校，1908年），女子教育（陶清女子学校，1915年），幼儿教育（陶清女校幼稚班，1919年），西医诊所（1898年），圣教医院（1946年）等。也正因此基督教在知识阶层有着较大的影响力。

溪柄院前出土的东晋墓随葬品

二、长溪教育文化的变迁

（一）古代儒学教育

儒学是长溪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唐代开闽第一进士薛令之潜心攻读的灵谷草堂到名家辈出的历代书院，从南宋开县首创的县学到清代遍及城乡的书馆私塾，儒家文化之火在福安薪传不熄。南宋以后，儒学进一步深入人心。清光绪《福安县志·风俗》记述：“扆（福安别称）为朱子讲学之地，圣贤所过则化，故士多知读书求道。弦诵之声不独朱门也，即白屋绳枢，亦往往不绝。”儒家思想的传承、浸润和广泛流播，使兴养立教、耕读传家和尊师求道、爱智向真的观念深入人心，哪怕是在穷乡僻壤、海角山陬，也可以感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

福安建县伊始就创立县学，从此县学成为传播儒学的大本营。加上历代设办的许多包括书院、私塾、社学、义学等教育机构，组成一个庞大的封建教育体系，使“天地君亲师”的观念深入到城乡的各个阶层。

古代福安的科考文化成绩斐然。从唐神龙二年（706年）薛令之进士及第到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1200年间福安士子共约900人次通过科考获得中高级功名，其中进士约占全部功名的十分之一。这许多“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是传统社会的精英，其中不乏封建皇朝大厦的栋梁之材；更多的作为士绅阶层，在地方上与官府共享政治资源，对乡里的重大事件拥有话语权，维系着宗法社会的稳定，对地方的社会、经济、宗教、文化诸方面发生重要的影响。[5]

（二）近代新式教育

近代以后，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和西方文化的传入，长溪两岸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开始全方位发生变化，由传统的、带有封闭性特征的农业社会，向开放的、民主化的现代社会转化。在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下，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穆阳景贤义塾率福宁五县之先改制为初等小学堂。此后新式教育不断发展，在福安延续了1000多年的封建旧学正寝寿终。

1912年后，福安县城影响较大的新式小学校主要有官立紫阳两等小学堂（紫阳小学）、商会公立两等小学堂（湖山小学）、私立陶清女校（陶清小学）、私立崇一小学等。1940年开始，福安县政府在各乡镇公所所在地设办1所中心国民小学（六年制完全小学），在各保设办1所保国民小学（四年制初级小学）；1949年春季，全县有中心国民小学17所、保国民小学53所、私立崇一小学1所，教学班763个，学生6101名，教职员182人。

随着社会的进步，制度性的旧儒学逐渐消亡，而精神性的新儒学得以重生。各校课程仍有尊孔读经内容。创始于1924年的县立扆山中学是福安的第一所中等学校，学校在传播新思想、新知识的同时也是传承中华道统的重要基地。这首《福安县扆山初级中学校歌》充分表达了办学理念：“吾校皇皇，扆山之央，兴养立教悠长。博文约礼，棫朴相匡，乐群济济跄跄。春风化雨，桃李芬芳，人才作育多方。行健自强，邦国之光，君子贻泽无疆。”扆山中学于1933年改名福安县立初级中学。

天主教文藻修院

福安的新式教育特别是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有很大的发展，除了县立初级中学，还有闽省第一所茶业职业学校（创办于1934年）、省立初级农业职业学校（创办于1935年）；全面抗战后有三都福安联合中学（始于1938年）、省立福安国民师范学校（创办于1940年）、省立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始于1944年）等，这许多学校都是当时追求进步、崇尚科学、渴望知识的闽东青年争相向往的求学胜地，福安也因此成为闽东的教育中心。当时国家民族正处于危亡之秋，学校和教师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念激励学生，培养勇毅精神，“担负起天下的兴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