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国代

朱熹（1130—1200）是南宋理学家、教育家、文献家和社会活动家，蛰居乡里以著述施教为业，入仕为官则以廉正勤劳著称，一生爱国忠君恤民，以“安贫守道，廉退可嘉”名垂青史，也为廉政文化留下丰厚的遗产。

一、朱子廉洁自律，以君子自期许，具有文化自觉性

1.朱熹重视古人为己之学与廉洁自律

朱熹的廉洁思想，是有根源的。朱熹自小接受庭训，在朱松指导下读《论语》和《孟子》等书，涉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资源，“以先君子之余诲，颇知有意于为己之学”［1］，领会孟子“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的含义，树立“人须是有廉耻”的道德理念。朱熹十四岁失怙，到五夫屏山下从学于武夷三先生，又受胡宪影响。之前胡宪任建州教授时，“日进诸生而告之以古人为己之学，闻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观于先生所以修身，所以事亲，所以接人，无一不如所言，于是翕然尊信悦服，而先生犹以为未足也。郡人程君元以驯行称，龚君何以廉节著，皆迎致之，俾参学政。于是教日益孚，士日益化。”［2］朱熹受学于胡先生，自然得闻古人为己之学。关键是朱熹30岁得到李侗先生教诲，“近岁以来，获亲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3］，即读儒家经典，而知“静中气象”意涵，人生发生了根本性转折。

“熹少而鲁钝，百事不及人，独幸稍知有意于古人为己之学，而求之不得其要。晚亲有道，粗得其绪余之一二，方幸有所向而为之焉，则又未及卒业而遽有山颓梁坏之叹，怅怅然如瞽之无目，擿埴索途终日而莫知所适，以是窃有意于朋友之助。”［4］何镐“天资夷旷，廉静寡欲，有过人者”［5］，与朱熹认识后往来密切，两人年龄相仿，学问相当，亦师亦友，对朱熹有积极的影响，廉洁自律，知耻而不为。朱熹道德人格的形成，正是受益于良师益友的耳提面授与相互砥砺。

2.朱熹安贫乐道，廉退可嘉

朱熹不忘李侗先生的栽培，终身笃信恩师教诲，“其语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节义、厉廉耻为先，本末备具，可举而行，非特空言而已。”［6］朱熹在同安首仕归来，多年过着贫困的生活，以人能弘道的精神，复古人忠厚廉耻之余风，致力于“崇节义、厉廉耻”的践行，自律律己，做好内圣修养工夫。而世风不古，为世通病，由来已久。东晋陶潜曾感叹“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7］北宋孙抃同样感慨“臣观方今士人，趋进者多，廉退者少”［8］。朱熹继承孟子“耻之于人大矣”的观点，将廉耻列为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9］，并按儒家德性要求强化自身修为，为官则清廉，以洁身自好，退居则独善其身，不苟且循世，不但不“奔竞”讨官要官，以求美差厚禄，还不断推辞朝廷的授官迁职。朱熹认为这样做，是合乎天理要求的，无须自衒自鬻。早在乾道七年（1171），王阮拜谒袁州太守张栻，得告以“当今道在武夷，子盍往求之”［10］，把朱熹掌握孔孟思想精髓者。从孔子开始，儒者所说的“道”，是一种治国之道和作人之道，其内容主要是行仁义、守礼制［11］，朱熹确实是知“道”的儒者，引领当时文化主体意识。乾道九年五月二十九日，朱熹接到建宁府派员送到尚书省札子一道，其中有“朱熹安贫守道，廉退可嘉，特与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观，任便居住”［12］者，这是奉圣旨而下的省札，显然是孝宗给予的褒奖。淳熙五年（1178）八月，朱熹仍有“盖熹本以无能退处田里，圣朝过听，误加奖借，宠以廉退之名，励以坚高之操，训词在耳，天鉴弗违。熹虽至愚，不能及此，犹当刻心自誓，终始不渝，庶几可以仰报万分，下全素守。”［13］多年来，民间、士族和朝廷，皆知朱熹是不可多得的道德君子。绍熙四年（1193）重阳节，与朱熹密切交往的福建安抚使辛弃疾寄来《寿朱晦翁》诗，有“历数唐虞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14］之称，反映出朱熹得古贤圣王所传之道，道德修养可为世标。但朱熹不敢自满，三省吾身，总说自己是“粗识廉耻”［15］者，始终沉毅，反映出朱熹具有良知心态。

就南宋官场互送祝寿礼而言，可谓蔚然成风。有门生问朱熹：“在官所，还受人寿仪否？”曰：“否。然也有行不得处，如作州则可以不受，盖可以自由。若有监司所在，只得按例与之受；盖他生日时，又用还他。某在潭州如此；在南康漳州，不受亦不送。”［16］这是因为湖南长沙设有安抚使司、转运司、提刑司、常平司，有中央派出的监司；而江东南康军、福建漳州都是一路偏垒，州军为当地最高行政机构，知州（军）可以自我主张。师生又论监司巡历受折送之事，朱熹说：“近法，自上任许一次受。”黄榦说：“看亦只可量受。”朱熹说：“某在浙东，都不曾受。”［17］因此，尽管朱熹在官场生活有身不由己的感受，但没有借自己庆寿而收礼敛财，并没受馈赠礼金的人情所困惑，始终心里坦荡。现实社会复杂得多，为官者往往令行不止，“上下视法令皆为闲事。如不许州郡监司馈送，几番行下，而州郡监司亦复如前；但变换名目，多是做忌日，去寺中焚香，于是皆有折送，其数不薄。间有甚无廉耻者，本无忌日，乃设为忌日焚香以图馈送者。朝廷诏令，事事都如此无纪纲，人人玩弛，可虑！可虑！”［18］变换名目攫取不义之财，为朱熹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增添一个新的注脚。

朱子书——忠

3.朱熹正面宣扬与引导，提倡礼义廉耻

倡廉，绝不是老生常谈、没有意义的事。廉，原指堂屋的侧边廉隅，因它棱角分明，被人用来比喻人的品行端方。廉，是从政者的品德之一。后世多用廉洁一词要求官员的。屈原《楚辞·招魂》有“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尔未末沫。”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注释说：“不受曰廉，不污曰洁。”也就是说不接受他人的馈赠的钱财礼物，不让自己清白的人品受到玷污，就是廉洁。“廉”与“钱财”联系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廉”与“官位”联系在一起。掌握公权力的官员，不能以廉自律，最终难免滑向贪腐的罪恶深远，对自身，对家庭，对国家，皆是百害无一利，已为无数历史事实所反复证明。

我们检索《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发现朱熹使用廉白、廉耻、廉俭、廉节、廉洁、廉介、廉谨、廉静、廉靖、廉明、廉平、廉勤、廉逊、廉退、廉正、廉直，忠孝廉节、寡廉鲜耻等大量词语品评人物。朱熹提倡礼义廉耻，用“廉”作为一个基本的标准来衡量人，如表彰陈汝楫“在事以廉勤自约敕，所至有能声。”［19］表彰王十朋“处闺门、居乡党，则又亲亲敬故，隆信义，务敦朴，虽家人孺子，亦皆蔼然有忠厚廉逊之风。”［20］表彰萧之敏“隆兴间以选来知建阳县事，廉静易直，不务为赫赫名，人便安之。”［21］表彰刘靖之“为人廉静寡欲，敦重少言，而和易端粹，不为崖异之行。”［22］表彰江介“受俸米者率倍其劵，君独不取，其予人也亦然。郡将试以难事，又皆从容以决，遂以廉吏荐之。”“居官廉直，不可屈挠，孜孜焉以爱民为事。”为其撰墓铭曰：“学以为己，仕以为人。廉直不挠，有志必伸。”［23］表彰潘良贵“平生廉介自将，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后在官不过八百六十余日。所居仅庇风雨，郭外无尺寸之田。经界法行，独以丘墓之寄，输帛数尺而已。其清苦贫约，盖有人所不堪者，而处之超然，未尝少屈于（秦）桧。其子熺暴起鼎贵，势倾内外，亦未尝与通问也。”［24］朱熹表彰廉者，树立浩然正气，让后人引以为鉴。

二、朱子重视人才选用，完善制度建设，约束官员行为

1.朱熹建言参酌汉代举孝廉的做法选拔人才

朱熹读管子“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之格言，终生不忘。早在朱熹初仕同安主簿期间，兼主县学事，前后出了三十三道《策问》，其中第八道：

朱子书——孝

古以孝廉举士，今废其科，入官者一于进士与夫公卿大夫之世而已。而所以驭其行者，则于参选问其葬父母与否，于荐举使举者任其不犯入己赃，此孝廉之遗意，而责之则已恕矣。然犹有不能者，何也？将所以厉之者非其本与？抑法废不修而然也？今欲献言于上，请以古制举士而严今之法，以御其末流。二三子以为便，则具其施行之语，为有司陈之。［25］

“孝廉”是“孝顺亲长、廉能正直”的意思。在汉武帝时，设立察举孝廉的科目考试，以选拔和任用官员。北宋以来，不再通过举孝廉的考试选拔人才。仅是通过三年一考的进士科选拔人才，最突出的弊端是泥沙俱下，不少急功近利者进入官场。当时朱熹二十五岁上下，出这样的考题，要求从学者回答，把教学与社会治理紧密结合在一起，不仅仅只是提高从学者对事物的认识能力。而“今欲献言于上，请以古制举士而严今之法，以御其末流”，就反映出朱熹有意要向宋高宗建言，力图使高层制订选用人才之法度更加严密。在北宋，范仲淹当政时，“方厉廉耻，振作士气”［26］。陈荐曾“议学校贡举法，请会三年贡士数均之诸路，计口察孝廉如汉制。”［27］降至南宋，也曾举办“贤良科”考试，考生答卷尽是陈词滥调，“最切害处，是轻德行，毀名节，崇智术，尚变诈，读之使人痛心疾首。”［28］因此，制度层面仍要完善。

自从周公定《周官》后，天子、公卿与百官，明确了手中都握有公权力，正常情况下是用来为天下苍生服务的。故而朱熹在国君确立并能行使最高权力的情形下，对辅佐皇帝的宰相选用、各级管理人才选拔尤其在意。朱熹认为，朝廷要依照“古以孝廉举士”的传统做法，制订更严格的制度，选拔德才兼优的人才，充实管理阶层，共同完成社会稳定发展的伟业。但终高宗一朝，朱熹没有获得建言献策的机会。而孝宗主政早期，尽管有恢复中原故土与治理社会秩序的宏图大愿，却受高宗退而不休、刻意安插亲信的制约，处处掣肘，一直得不到实现。孝宗锐气逐渐被消磨，往往用人不当，宰相与诸士大夫不能同心齐力，常常造成“纲纪不振于上”，以至于有了“风俗颓弊于下”，就是俗语所说的上梁不正下梁歪的不良局面。

2.朱熹奏言顶层制度设计，以御其末流

朱熹具有文化自信心，懂得《管子·立政》所言“礼义廉耻不立，人君以自守也”的含义，希望国君能廉明自守，养成定力，镇住歪风邪气。这也是朱熹中晚年要格君心之非的出发点，也是其从顶层制度设计层面入手建设廉洁政府所付出的努力。特别是朱熹在新儒学思想体系建立后，廉政建设的愿望更加强烈，故而在面见皇帝，或应诏上封事时，屡有建言，并围绕民本、德治、任贤、治吏、明法、勤政、节用、教化八个理念而展开。

朱子书——廉

朱熹在经历同安主簿、南康知军的六年磨砺，于淳熙八年（1181）冬觐见皇帝。在延和殿，朱熹露章奏论人才选拔任用：“夫天下之治固必出于一人，而天下之事则有非一人所能独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诚其意于堂阼之上、突奥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诚实、刚明公正之贤以为辅相，使之博选士大夫之聪明达理、直谅敢言、忠信廉节，足以有为有守者，随其器能，寘之列位，使之交修众职，以上辅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亵使令之贱无得以奸其间者。有功则久其任，不称则更求贤者而易之。盖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废而其任不可以轻夺，此天理之当然而不可易者也。”［29］可以看出，朱熹提出对皇帝、宰相和大臣的纲领性要求，即要求皇帝心正意诚，选用敦厚诚实、刚明公正的贤相，辅相博选有为有守的士大夫而委任其职，进而形成以皇帝为领导核心，以道德君子为高层领导的中央政府。这是朱熹治国安邦理念的体现，具有制度顶层设计的意蕴。

朱熹一直关注管理队伍的纯洁问题，特别重视人才选拔与道德要求的问题。朱熹看出当下“士夫之间志趣卑污、廉耻废坏”，阻碍社会的文明进展，于淳熙十五年（1188）上封事说：“纲纪不振于上，是以风俗颓弊于下，盖其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为尤甚。大率习为软美之态、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为得计。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咈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则千途万辙，经营计较，必得而后已。甚者以金珠为脯醢，以契劵为诗文，宰相可啗则啗宰相，近习可通则通近习，惟得之求，无复廉耻。父诏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术，而不复知有忠义名节之可贵。”［30］人无廉耻的恶习，对社会构成危害不容忽视。当孝宗倦政而禅位给光宗时，朱熹拟好封事，想提醒新帝，带头改变道德滑坡的状况。“纲纪既振，则天下之人自将各自矜奋，更相劝勉以去恶而从善，盖不待黜陟刑赏一一加于其身，而礼义之风、廉耻之俗已丕变矣。惟至公之道不行于上，是以宰执台谏有不得人，黜陟刑赏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于靡然不知名节行检之可贵，而唯阿谀软熟、奔竟交结之为务。一有端言正色于其间，则群讥众排，必使无所容于斯世而后已。此其形势，如将倾之屋，轮奂丹雘，虽未觉其有变于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蠧朽腐烂，而不可复支持矣。”［31］因光宗不成器，朱熹想从制度设置上下足功夫以御其末流的愿望落空。

3.朱熹爱才也爱财，大才要大用，钱财莫滥用

长期以来，朝廷不能登贤良远小人，往往选用非聪明达理、直谅敢言、忠信廉节者为宰执、大臣，听任一些位尊权高者作出寡廉鲜耻、误国蠹民的事。在朱熹眼中，孝宗皇帝身边，也是贤者少，小人多。而对正直之贤达入朝辅佐帝王，朱熹无不寄托莫深的希望。如刘珙入朝为官，曾采纳朱熹建议，“尤以辅成上德、振肃朝纲、抑侥幸、奖廉退为己任，进则尽言无隐，退亦未尝轻以词色假人。”［32］朱熹写信给陈康伯，“惟明公留意，取其强明正直者以自辅，而又表其惇厚廉退者以厉俗，毋先文艺以后器识，则陈太傅不得专美于前，而天下之士亦庶乎不失望于明公矣。”［33］对侍御史黄洽在朝，“乃者天子以执事有廉靖贞孤之操，擢寘谏垣，纳用其言，屏去奸恶，皆所谓膏盲之余证”［34］，大加赞赏。

朱熹廉政思想，以民本思想为基石。朱熹爱惜由百姓交纳上来的官钱，说：“某见人将官钱胡使，为之痛心！两为守，皆承弊政之后，其所用官钱，并无分明。凡所送遗，并无定例，但随意所向为厚薄。问胥辈，皆云：‘有时这般官员过往，或十千，或五千。后番或是这样，又全不送，白休了。’某遂云：‘如此不得。朝廷有个公库在这里，若过往官员，当随其高下多少与之，乃是公道，岂可把为自家私恩！’于是立为定例，看甚么官员过此，便用甚么例送与之，却得公溥。后来至于凡入广诸小官，如簿、尉之属，个个有五千之助，觉得意思尽好。”［35］这是朱熹在漳州实施的公款使用改革，使得资助过往官员的公款消费有章可循，恩惠广博，而腐败得控。这是儒家以义制利的精神体现。

三、朱子实践活动，勇于奖廉惩贪，标本兼治见成效

1.朱熹从教育入手，培养有德行的人才

朱子书——节

两宋大规模设立学校教育士子，始于庆历三年（1043）。当时范仲淹任参知政事，提出十项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在全国州县设立官学，为国家培养人才，“意欲复古劝学，数言兴学校，本行实。”近臣宋祁等向仁宗皇帝进奏：“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材。参考众说，择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则学者修饬矣。”朝廷规定，“士须在学三百日，乃听预秋试，旧尝充试者百日而止。试于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亏行、冒名等禁。”［36］官方明文规定，州试前就要把住考生品行审核关，“朝廷立学建官，所以教养人才而待其用，德意甚美［37］，绝不含糊应事。

朱熹作为教育家，从教育入手，培养道德人才。绍熙元年（1190）朱熹在漳州任上，经过多月的严格考察，才慎重出公牒，延聘郡士黄樵、施允寿、石洪庆、李唐咨、林易简、杨士训、陈淳以及永嘉徐寓八人入郡学，而张教授与旧职事沮格。朱熹到州学视察，僚属又有乞留旧有官学正，有司只得守法，言者不止。朱熹很恼火，变色厉词曰：“郡守以承流宣化为职，不以簿书财计狱讼为事。某初到此，未知人物贤否，风俗厚薄。今已九月矣，方知得学校底里，遂欲留意学校。所以采访乡评物论，延请黄知录，以其有恬退之节，欲得表率诸生。又延请前辈士人同为之表率，欲使邦人士子识些向背，稍知为善之方，与一邦之人共趋士君子之域，以体朝廷教养作成之意。不谓作之无应，弄得来没合杀。教授受朝廷之命，分教一邦，其责任不为不重，合当自行规矩。而今却容许多无行之人、争讼职事人在学，枉请官钱，都不成学校！士人先要识个廉退之节。礼义廉耻，是谓四维。若寡廉鲜耻，虽能文要何用！某虽不肖，深为诸君耻之！”［38］朱熹的用意非常明确，让八人入郡学为诸生的表率。

朱熹曾大书“忠孝廉节”四字，用意明确，至今仍镶嵌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讲堂壁上、江西九江濂溪书院正大门两边墙上和福建武夷山武夷精舍讲堂壁上，对往来受学与参观者都起到警励作用。

2.朱熹以自己的影响力，劝导士人亲友

庆国卓夫人为朝廷一品命妇，在都城为亲生子刘玶经营干官差遣。朱熹写信加以劝止，信中说：“五哥岳庙近自春中以来，顿减游燕，复近书册。若常能如此，寡过可期。更望因书褒劝，以奖成之。且闻尊意欲为经营干官差遣，不知然否？熹则窃以为不可。近世人家子弟多因为此坏却心性，一生仕宦费力。盖其生长富贵，本不知艰难，一旦仕宦，便为此官，逐司只有使长一人可相拘辖，又间有宽厚长者，即以贵游子弟相待，不欲以法度见绳，上无职事了办之责，下无吏民窥伺之忧，而州县守倅势反出己下，可以凌轹，故后生子弟为此官者无不傲慢纵恣，席势凌人。其谨饬者虽不至此，亦缘不亲民事，触事懵然，非如州县小吏等级相承，职事相辖，一日废慢则罪戾及之，故仕于州县者常晓事而少过。愚意以为平父可且令参部，受簿尉之属，乃为正当。若不欲如此，即舍人兄为营一稍在人下、有职事、吃人打骂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与求干官，乃是置之有过之地，误其终身，恐非太硕人高明教子之本意也。”［39］但年老的卓氏爱子心切，还是赶在刘珙“使金告即位”之际，为刘玶谋到调诸路提点坑冶铸钱司干办公事。

而对晚辈要求朱熹推荐，则说：“朝廷设官求贤，故在上者不当以请托而荐人；士人当有礼义廉耻，故在下者不当自衒鬻而求荐。平生守此愚见，故为小官时不敢求荐，后来叨冒刺举，亦不敢以举削应副人情，官吏亦不敢挟书求荐。其在闲居，非无亲旧，在官亦未尝敢为人作书求荐。唯老成淹滞、实有才德之人，众谓当与致力者，乃以公论告之。此事首末，众所共知，向者亦屡尝奉告矣。今乃复见喻如此，何贪躁不思之甚耶！前日已禀尊丈，教子如此，似非所谓义方。熹若在官，有人合荐者，见其如此，亦不复荐之矣，况使作书宛转求荐耶！试思此言，反己为学，异时才德有闻，自不患于不达。今不须如此汲汲，反取人鄙薄也。”［40］朱熹不因自己与闽宪辛弃疾关系密切而降低标准推荐德才不显的人，为此得罪乡人，却加固了道德底线。

3.朱熹持节巡察浙东，弹劾贪官，影响深远

朱熹不仅旗帜鲜明地批评寡廉鲜耻之人，还义无反顾地与腐败分子作斗争。淳熙八年（1181）朱熹提举浙东常平使司，以朝廷命官入朝见孝宗，得君王面授机宜，马不停蹄地赶赴浙东巡视灾情，不断向朝廷汇报灾伤和民情，同时举报不作为、失职、贪腐的官员。此行影响最大的是按劾前台州知州唐仲友。朱熹得到百姓举报，将收集到的大量材料，包括审理涉案的卷宗内容，整理成文，以奏札的形式呈报皇帝御览。从淳熙九年七月十九日开始，相继于廿三日、廿七日，八月八日、十日，九月四日，一连上六道奏章，按劾贪污枉法的唐仲友。［41］道骨铮铮的朱熹，不顾个人安危，在浙东刮起反贪旋风，实在震撼人心。

朱熹行使监司职权，弹劾不公不法的太守，为此付出许多常人无法想象的代价，连救灾工作都受到影响。淳熙九年八月初八，朱熹在给皇帝的密件里写到：“臣于今月初一日及六日两次具奏，乞给降钱物，……缘臣近日不合按劾知台州唐仲友不公不法事件，违忤贵臣，不敢更以私书手劄陈恳庙堂，催促敷奏。”［42］八月廿二日，朱熹完全意识到“臣伏为今者按发唐仲友，遂与宰相、侍从、台谏皆有妨嫌”［43］，自觉请求罢黜。在当时，贪污者必以廉介者为不是，趋竞者必以恬退者为不是，搅乱是非，黑白颠倒，致使朱熹陷入尴尬境地。唐仲友与王淮同是金华人，且有姻亲关系，不但保护了唐仲友，把朱熹调离岗位，还乘机发动党徒打击道学人物，力图为唐仲友翻案［44］，但最终还是定格于南宋历史。朱熹在浙东反腐，也不是孤军作战，孤助无缘。“某以按发赃吏之故，诸公相害不遗余力。独赖圣主保全，未至斥逐耳，其势岂可复出？到官之后，或更有一唐仲友，又作如何处置耶？只得力辞，得罪亦无如之何。但两脚不可过分水岭一步耳。”［45］尽管如此，朱熹按劾唐仲友，使腐败分子不再继续危害社会，不失为南宋廉政建设的典型。

这场反腐斗争，牵涉到皇权、相权与士权的角逐与再平衡，也是正义与非正义的双方较量。淳熙十二年（1185）二月十三日早朝，奏事毕，孝宗赐王淮等酒，有一段君臣对话，值得品味。“天下全赖良监司。若得一好监司，则守令皆好。”淮等奏：“监司郡守皆在得人。”上曰：“先择监司为要，若郡守亦当选择得尤好。卿等今后为朕除授监司须是留意。”上又曰：“近日来，郡守亦胜如已前。若是资序已到，其人不足以当监司郡守，则监司且作郡守，郡守且作通判，亦何害？”［46］孝宗开场便以知“道”自居，面对宰相王淮、参政兼知枢密院事施师点、参政黄洽、枢密使周必大等人，强调加强吏治，“先择监司为要”，强化监司的地位高于郡守，郡守地位高于通判，再次为县令。孝宗尽管是重复老祖宗设置官位与权重的话，但倾向性非常明确，包含了对朱熹弹劾唐仲友的认可。

总而言之，朱熹弘扬儒家廉洁精神，既有自上而下的理论建构，又有具体的社会实践；既有对帝王将相的约束，也有对士友故旧的规劝；既有对寡廉鲜耻者的揭露，也有对廉洁自奉者的表彰。凡此种种举措，就是要共同消除积弊，营造社会生态文明，不仅对南宋廉政制度建设发挥积极的作用，也为当今社会廉政建设提供宝贵的经验。

（文中图片为作者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