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

摘 要： 白居易的《长恨歌》以一段缠绵悱恻的帝妃恋谱写了一曲哀婉动人的深情长歌。作者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在体会到主人公的悲欢之后含泪相劝，他说不出“岂应妻子关大计”这样的话，因为他不是旁观者。作者把《长恨歌》的主题归纳为“动之以情的婉讽”。诗人对它的诠释情真意切，饱含着对政治人物的理解和同情。

关键词： 《长恨歌》 婉讽 人情味

引言

《长恨歌》是白居易35岁时写的一篇歌行体诗作。元和元年，诗人与好友同游仙游寺，触目伤怀，回忆往事，同游之人皆慨叹不已，遂令擅长诗文者作诗，擅长传记者作传，于是便有了流传至今的《长恨歌》。历代对《长恨歌》的主题诠释有多种说法，诸如“爱情主题说”、“‘隐事说”、“讽喻说”、“感伤说”等。白居易将自己的诗作分为讽喻、闲适、杂律、伤感四类，那么《长恨歌》的主题应该归为哪一类呢？我认为，《长恨歌》的内涵极其复杂且深刻，不能单纯将它归为以上四类之一，而要另做他论。

白居易有言：“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一首好诗首先是发乎于情的，因为即便是政治事件，也是发生在有血有肉的人身上的。对于这一主题，诗人对它的诠释可谓情真意切，饱含着对政治人物的理解和同情，写情如泣如诉。但作者写情不仅仅为写情，而是意在“讽喻”，是以一种温柔敦厚的笔法“讽”，他的“讽”更多出一种深情，多出一种对人性的关怀。他的“讽”加上了“婉”的色调，这种美学处理对传统的讽喻主题进行了“美化”、“诗化”，使得这种劝说扣动读者的心弦。

对文本进行解读能够更好地诠释《长恨歌》的主题，我将从以下五个方面做分析：

一、回眸一笑百媚生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此笑可谓一绝千古，贵妃与六宫粉黛比美，不需要化妆打扮，也不需要走台步亮相，更无须展示，她只需回眸一笑，就把六宮所有嫔妃给比下去了。可以想象这样的笑是何等的甜美、迷人、摄人魂魄，又是何等的有魅力，这种笑无法模仿和超越，连她自己也不易复制。诗人不写她的眉、眼、口、鼻，而单单写笑，可见笑得含情，笑得有特色。贵妃一笑，六宫粉黛能奈她如何？

这样的描写显然是在为之后的情节做铺垫。向来红颜多祸水，这虽是一种难言的说辞，但事实表明，王朝的衰落有时的确是祸起萧墙，是君王最亲密的、最挚爱的人引起的。君王本应是最不该动情的人，但他偏偏动了情。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在爱情的路上李杨都没有错，即使杨玉环本是玄宗之子李瑁之妻，诗人在此也避而不提。对于这样一个绝色女子，这样一段感人至深的爱情，没有人会忍心去批评，这就奠定了该诗内敛、温柔、敦厚的劝说基调，从人性的本能出发，满含深情，婉转讽刺。

二、“从此君王不早朝”和“姊妹弟兄皆列土”

“不早朝”是因为皇帝“重色”，诗人用大量篇幅渲染玄宗宠信杨贵妃之事，甚至不惜对事实略有歪曲，他没有揭露皇家的丑闻，对于娶子之妻这件事完全掩去。但文学作品描绘的图景、形象不过是“立象”，透过“重色”、宠幸之表，更深层的原因是国家太平历久之后君王滋生的骄矜、懈怠、重色、宠信，荒怠朝政等不过是骄矜懈怠的表现形式或表现形式之一。在危机四伏的艰难创业阶段，唐玄宗这样有作为的皇帝也曾励精图治，不至于因为宠信而导致国家管理荒弛。但随着帝业的日益昌盛，帝王的骄怠随之而生，因此更容易沉溺、放任，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李、杨爱坎坷情之路就合情合理，以艺术的温柔手法凸显唐玄宗的懈怠。

“姊妹弟兄皆列土”是封建裙带关系的产物。古代社会，普天之下皆王土，“家天下”本是正常现象，但超出“度”便会暗伏危机。杨玉环的大姐嫁给大户崔家，为韩国夫人；三姐嫁于裴家，为虢国夫人；八姐嫁于柳家，为秦国夫人，兄长杨国忠为右丞相，封魏国公。尤其是杨国忠过度敛财以充国库，是导致安史之乱的重要原因。“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白居易对这件事态度比较明确，也是婉讽，虽用墨不多，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马嵬之变”及“贵妃之死”

史载马嵬坡杨氏被赐死，是形势所迫。两唐书《杨贵妃传》均有“帝不得已，与妃决”之类描写，也就是说，唐玄宗在处理这件事时还是相当人道的，看得出他对杨玉环的真心。在封建社会刑罚无所不用其极的背景下，选择了在当时情况下可能最快和痛苦最少的方式了断杨氏。“六军不发无奈何，婉转峨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这是诗中对杨贵妃之死的描写，君王的深情厚谊在“马前”，在婉转的“峨眉”之间，此六句展示了香消玉殒的杨玉环和万般无奈、凄惨痛苦的唐玄宗的情态。诗中所述与正史比较，我们发现：

（1）正史中讲，尽管形势所迫，但唐玄宗仍给爱妃以“礼遇”：“缢死于佛室”或“祠下”，而诗中改作“马前”，方式显得更残酷。

（2）诗作增加一些含情脉脉的细节，如“花钿委地”、“血泪相和流”等，写出了明皇与爱妃诀别时的切肤之痛、锥心之痛，突出悲惨、凄凉之状。

（3）略去了两唐书中所载的帝妃之死的基本礼遇与庄重，尤其以帝妃之尊却在马前而死，与史实不符。

我认为恰恰是这些有违史实的虚构，隐含着作者真正的创作动机。严格来讲，旧、新唐书等正史所记杨贵妃之死更真实可靠，杨氏是“赐死”，并非被乱军掳掠，但诗中，明皇“回看”贵妃“马前死”，眼睁睁看着心爱之人死在自己面前，其场面之惨烈不能不令人“掩面”。史实记载，唐玄宗并未亲睹贵妃之死，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这种切肤之痛更能够加强警示，更有利于表达婉讽主题，因为帝王的一片深情在那兵荒马乱之时显得极为动人，这一切一旦失去，就是玉石俱焚，教训理应记取。唯有通过这铭心刻骨、万箭穿心的感情，才能征服人心、征服读者，讽劝才更有力度，对帝王才更有效。

比较相关文本，我们发现《长恨歌》的这种表现形式并不是独树一帜的。清代洪昇的《长生殿》中，描写杨贵妃之死虽与诗歌迥异，但依然可以看出文本对悲剧的一种诗话、美化。今取《长生殿》第二十五出《埋玉》一部，以资比较：endprint

【旦】陛下虽则恩深，但事已至此，无路求生。若再留恋，倘玉石俱焚，益增妾罪。望陛下舍妾之身，以保宗社。

【旦哭介】【哭相思】百年离别在须臾，一代红颜为君尽！

【转作到介】【丑（高力士）】这里有座佛堂在此。

【旦作进介】且住，待我礼拜佛爷。

【拜介】……

【作除钗、出盒介】这金钗一对，钿盒一枚，是圣人定情所赐。你可将来与我殉葬，万万不可遗忘。

【丑接盒介】……

【旦看介】唉，罢、罢，这一株梨树，是我杨玉环结果之处了。

【旦作哭缢介】我那圣上啊，我一命便死在黄泉下，一灵儿只傍着黄旗下。

【作缢死下】

【未】杨妃已死，众军速退。

可以看出，《长生殿》中，杨玉环有情有义，为保全“宗社”，依然赴死。她在生前苦苦哀求，只求一死，并出现了交代后事的情节，庄重肃穆，而且完全省去了直接描写杨玉环死亡的场面，这与《长恨歌》的表达方式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再如清代高璜《马嵬驿》诗云：“三郎底事太郎当，埋玉伤心傍佛堂。莫谓红颜真误国，曾将一死报君王。”高璜认为，杨玉环“曾将一死报君王”，所以不会想象“血染马蹄”，而是“埋玉伤心傍佛堂”，实与《长恨歌》类似。还有方玉润的《马嵬怀古》：“悠悠情事总难堪，莫怪君王泣再三。泾渭不消呜咽水，棠梨一树立佛龛。”表现了贵妃之死庄重严肃。

由此可见，作家们都不愿直接批评玄宗的荒淫失政和杨玉环的红颜误国，而是一个“婉”字定乾坤，在美好纯真的感情里，将心比心，如含着泪水诉说，巧夺人心。

《长恨歌》描写杨玉环之死，在以莊重典雅为传统的中国古典诗歌中另辟蹊径。诗人细致地描写了杨贵妃的死亡过程，惨状历历在目、字字滴血，如同事故现场血腥的展览，其目的恰恰就与他对此所持的批评态度是一致的，而这种批评采用了婉曲的修辞手法，与诗人所做的很多讽喻诗的直露、尖锐不一样。在现代新闻报道中，我们经常会见到这样的情形：有时候为了增强警示效果，会有意让交通事故的肇事司机直接到事故现场或医院参观受害者伤亡的场面。同样的道理，诗人安排“回看”这样残忍的政治后果，犹如安排肇事者参观交通事故，丝丝入扣，动人心弦，巧妙地表达诗人的讽谏之意，告诫君王，莫让红颜误国。

四、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唐玄宗的思念及随后的仙界寻环，是马嵬之变以后李、杨悲剧的进一步升华，构成了故事的悲剧结尾。

《长恨歌》后半部分描写李、杨之间相互思念，极尽渲染两人的悲痛、凄凉，我们可以看到，自“黄埃散漫风萧索”玄宗入蜀、贵妃身亡起，诗歌即为沉重哀伤的悲剧氛围所笼罩，周详的叙事一变而为婉曲的抒情。无论是人间的帝王，还是仙界的贵妃，都过着以泪洗面、孤苦寂寞的日子。

“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汉皇重色思倾国”及贵妃的恃宠而骄最终引发安史之乱。但在安史之乱初步平定之后，玄不回到长安却依然念念不忘曾经的爱人。这既是对史实的概括描写，又是诗题“长恨”的前因后果。至此，一个铁血柔情的君王跃然纸上，虽有讽谏之意，却使人不忍痛诉。因为从历史角度讲，尽管经历了安史之乱的皇帝不如当年的风光，但毕竟还是一国之君，绝不会像诗中所写的那般晚景凄凉，“孤灯挑尽”、“谁与共”。这显然是诗人有意而为之，他是想通过对玄宗的凄苦的渲染，着墨于悲苦，遮盖对帝王的讽刺之过于露骨。

“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从“泪阑干”和“日月长”可以看出，杨贵妃所在之仙境亦非超然的乐土，她同样凄清寂寞。按照中国的诗歌传统，“仙”可以作为一种消解悲苦的东西，即它可以将悲剧转化为“大团圆”的喜剧模式。《长恨歌》中的“思念”、“仙界寻环”情节，无一丝喜庆气氛，让读者感到诗人是“铁石心肠”，不但在“贵妃之死”这一场面中安排“回看”，而且到梦中不叙相会，仙界更无法团圆。由于这种一反常态的表达方式，使它更加夺人耳目，以一种更加深邃的目光审视李、杨之间的爱情悲剧，在讽刺时政时加上人情的冷暖。

五、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这两句以非同寻常的力度，对各种可能的圆满结局加以相当明确的否定，这就使《长恨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现实悲剧，它没有采用“大团圆”模式，没有给出哪怕是虚幻的圆满结局。这便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长恨歌》的主题是“婉讽”而非“爱情”。因为对于表达批评主题的艺术作品来说，为直接的批评对象安排“大团圆”结局是不可思议的。正如白居易在作品《李夫人》中写道：“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尽管封建帝王不只是无情的统治机器，但帝王溺于声色的确是很危险的。

历来研究者认为，中国真正的悲剧极少，因为悲剧到最后都通过某种非现实的方式进行了消解，形成了一个通用的“大团圆”模式。如妇孺皆知的悲剧传奇《窦娥冤》，从剧情和封建社会时代背景来看，“窦娥”的冤情几乎是无法“消解”的，但作品中借助非现实的誓言应验等手法，一个旷世悲剧便改了性质。再如被称为“乐府双壁”之一的《孔雀东南飞》，最终的焦仲卿夫妻化为鸳鸯，悲剧借助“仙界”彻底“消解”，激烈的矛盾冲突也解决了。然而白居易并没有采用这种当时通行的也是更容易得到认可的模式，即便是出现了“蓬莱”这一“仙界”意象，也不是为了表现欢乐喜庆而作，而是对爱情的追思和怀念，是无尽的伤痛与泪水。这样，诗作后半部分所述玄宗国破妃亡、两情相聚无期等后果，恰恰是前半部分其荒废朝政、沉迷美色等引发的。

结语

《长恨歌》的主题应该是：通过描写李、杨爱情的悲欢离合，反映了封建帝王荒废朝政造成的国家动荡、爱妃惨死及悲苦凄凉、深情无寄的严重后果，婉转地批评唐玄宗因为骄矜懈怠、沉迷色情、疏于理政的错误行为，并以此作为后世人君的鉴戒。“一篇长恨有风情”是对《长恨歌》意义最直接的诠释。这里的“风情”二字尤为重要，它正是《长恨歌》的主题所在。endprint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44岁的白居易因在朝中得罪权贵以越职奏事、有伤名教等，被贬为江州司马，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同年，白居易写给元稹的《与元九书》问世，在书中，白居易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年秦吟近正声。”这是白居易本人对《长恨歌》的评价。世人对“风情”的理解不一，我认为“风情”应指“婉转以讽谏”之意。

唐孔颖达在《诗大序》说：“一国之政事善恶者皆系属于一人之本意，如此而作诗者谓之风。”同样，白居易以个人之见感观历史，以自己的一腔热血站在沧桑变革中，在风花雪月的漩涡中，悲泣历史，痛书政治。这里的“风情”二字在汉唐时代是具有特定内涵的文学批评术语，而白居易又是一位十分注重诗歌政治功能的诗人，所以我们在考量和阐释“一篇长恨有风情”时，需要考虑今天与汉唐时代存在的“时间差”。白居易是以继承《诗经》“六义”为己任的，他曾在《与元九书》中说：“人之文，六经之首，就《诗》言，六經首之。”这就是很好的证明。《诗经》“六义”又具有“泄导人情”和“补察时政”的强烈现实主义精神，这正为国家管理者所需，用以辅政治世。

先秦的《诗经》里的风诗绝大部分是民歌，本是单纯采集的民谣，“诗三百”的选编是对其中大量诗歌的筛选，这一过程很明显赋予了《诗经》的导向作用、政治功能。孔子“删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里的“兴、观、群、怨”就是《诗经》的政治功能。至汉代，儒家学者不遗余力地搜求“微言大义”，才真正把风诗断定为婉转含蓄的政治诗。至唐，有“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诸侯之政，行风化于一国，故谓之风”之说，也就是说，孔颖达认为“风诗”就是表达政治观点的诗。由此看来，可以把白居易本人所说的“风情”定义为“风诗之情”，然而这里的“风情”并非我们通常所说的儿女私情，很大程度上是对帝王的讽劝，但是诗人的夺人之处在于这种讽劝不是直白露骨的，而是在不断铺衍真情的基础之上，温柔敦厚地娓娓道来。

《长恨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诗人设身处地，似与主人公进行灵魂交谈，哀他人之所哀，痛他人之所痛。但不取一般讽喻诗的说教与尖锐、直露的批判，而是从具有传奇色彩的帝、妃爱情题材的特殊性出发，以艺术的典型与形象，动之以情，婉劝帝王。在这种情感表达方式中为我们展示了一段难分难舍的情，撼动着每一位读者的灵魂。《长恨歌》也因此名垂千古，至今传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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