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松++韩烁

摘要：针对欠发达地区开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弱势情境，突破主流农产品供应链和农业产业化思维，基于替代性食物网络（AFNs）的生态性、可持续性、社區发展和本土性特征与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政策的内在契合点，提出“多阶段二维协同”的欠发达地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主张欠发达地区应坚持特色农业发展方向，在挖掘区域“适应优势”的基础上，以AFNs的建设和拓展为主线，分4个阶段开展农业生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发挥“互联网+”技术优势，促进配套的农业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协同发展，从而有效克服AFNs固有的“空间接近”短板，推动AFNs与主流农业产业链集成发展以及三产融合发展，逐渐实现将欠发达地区农业“适应优势”转化为综合优势的目标。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替代性食物网络；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互联网+

中图分类号： F320.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7）19-0018-07

收稿日期：2017-08-17

基金项目：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编号：2016012）。

作者简介：刘 松（1981—），男，湖北荆州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决策支持系统、虚拟企业管理。E-mail：jialiusong@126.com。 我国现有农产品供给体系总体上缺乏对城镇农产品消费结构向中高端调整的动态适应能力，而农业发展所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已使农业可持续性发展的根基受到严重侵蚀，同时还面临农业发展成果分享机制不健全、涉农产权转移不规范、农业创新要素市场建设和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为中央政府破解“三农”新难题的主动选择。然而，我国农业结构性改革在经过3个五年规划期后，反而出现粮食总产量十二连增、进口粮食和社会粮食库存总量不断增加的“三量齐增”现象，农业结构性问题总体上更加复杂化、严重化[1]。特别是，我国农业主产区多数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小农经济仍然是当地农业发展的基本形式，即使在国家大力推进新型农业主体建设的背景下，农业主产区仍然处于农业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缺乏组织化的大环境[2]。尤其是，区域内的小农经济主体受新型农业主体同质农产品局部竞争的影响，其农产品市场供应的市场空间和利润日趋狭小，进而造成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困难、农业竞争力弱化的格局长期固化[3]。如果欠发达地区不及时进行农业发展规划的改革创新，这种弱势格局将在新一轮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进一步恶化，使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出现严重的区域发展不均衡，造成明显的时空格局[4]，不利于我国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战略部署。

我国政府、理论界和实践界现已对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明确共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范围不断扩大、模式与技术不断创新、政策不断完善。张蓓认为农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调整和优化主体、产品、资金、信息、技术和制度等供给侧要素及其配置，着力夯实供给侧基础，提升供给侧质量，提高供给侧效率，开拓供给侧空间，保障供给侧安全和增加供给侧价值[5]。孔祥智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3步走：一是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二是通过结构调整实现农业领域去产能、降成本、补短板；三是通过粮食价格体制和补贴制度改革，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粮食产业[6]。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的实施需要足够的宏微观条件，政府部门或市场主体需要围绕改革路径规划，进行必要的体制机制、农业生产模式、商业模式以及服务模式的改革和创新，包括加强顶层设计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深化涉农产权和要素市场改革，培育适度规模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农业补贴政策的转型[1]；培育各类农业服务主体、重视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加大农村金融供给[7]；加快农业结构和全国种植结构调整、扶持区域地标性农产品品牌[8]；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促进农产品流通，引导涉农平台经济有序发展[9]，以及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1，10]等策略。

总体上，遵循生态经济规律，发展生态农业和特色农业，探索与中国农业现实紧密相联系的农业生产方式将成为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途径[11]。但当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及对策方面的研究，本质上是基于国内外发达地区的实践经验和对未来形势的判断，围绕“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等问题提出的基本思路或“补短”策略；一方面，缺少面向我国农业主产区多数为欠发达地区的针对性，有关解决方案尚不能很好地嵌入欠发达地区农业发展基础薄弱、农业主体经营能力不强、财政投资有限等弱势情境；另一方面，缺少具有可持续性的改革切入点和长期发展主线，不足以贯穿现有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策略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内在逻辑。特别是，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面临粮食安全保障思路调整、“互联网+”农业推进、“五化同步”、国家精准扶贫等重要涉农战略的叠加期，研究欠发达地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必须系统地考虑这些重要涉农政策对区域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支撑和导向作用，又要立足于欠发达地区特殊的弱势情境。但现有研究对“互联网+”技术的支撑作用以及“绿色化”发展的统领性强调不足，特别是较少关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区域农民利益联接机制的缔结要求。本研究将在理顺国家重要涉农政策叠加对农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支撑和导向作用的基础上，按照市场对农业供给侧资源要素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提出以替代性食物网络（alternative food network，AFNs）建设为主线，研究欠发达地区在弱势情境下开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期路径规划，以期为欠发达地区优化农业发展顶层设计和加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提供系统性的参考方案。

1 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的导向和切入点

1.1 涉农政策叠加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导向

在2017年中央1号文件正式发布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纲领性意见之前，2016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就明确提出要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而与此同时针对我国农业发展出现的新问题、新形势，关于粮食安全保障、“五化同步”、“互联网+”农业、精准扶贫等重要涉农政策相继推出，已经开始引领或决定了各地农业战略部署；同时，这些政策所强调的农业发展理念和改革措施也或多或少地体现或接近2017年1号文件的核心内容，将不可避免地对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设计及其实施对策产生系统性影响。endprint

1.1.1 粮食安全保障政策调整激活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潜力 我国粮食安全保障政策已经从“量”的保障调整到“生产能力”的保障，更加注重质量安全和农业可持续發展，这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聚焦于优化农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效益问题指导思路相同。粮食安全保障新政策要求农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维护现有主要粮食品种的生产基础，守住粮食主产区优良耕地的红线，围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目标，提高主要粮食品种的质量；其次，根据“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思路，可随国家粮食储量的变化，适时挖掘利用粮食主产区开发高效农产品供应的潜力；再者，要立足区域自然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改造劣势粮食生产区域，抓好特色农产品引进或挖掘区域现有农产品潜力，把非粮特色产业做大做强，实现区域农产品品牌化发展[9]。

1.1.2 “绿色化发展”统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 “四化同步”能引导欠发达地区提高区域城镇化水平，鼓励用工业的思维来发展农业，有利于实现土地规模化和标准化经营，促进合理的农业产业布局，对发展农业物联网和推行智慧农业有重要指导意义。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绿色化”统领“四化同步”的发展思路，进而要求欠发达地区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开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内外发达地区当前都存在消费者对有关绿色认证标志信任偏低的问题，使得绿色农业生产区域成为了稀缺资源，而欠发达地区由于工业化开发程度低，相对于发达地区更具有发展绿色农业的得天独厚条件。在国内农产品消费结构向中高端调整的趋势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充分发挥“绿色化”的统领性作用，将绿色农业、订单农业、观光农业、生态农业等生态发展形式作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方向。

1.1.3 精准扶贫政策巩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生动力 占我国粮食生产总产量73.64%以上的800个产粮大县的发展普遍落后，人均财政收入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八成，综合城镇化率仅为24%左右，国家级贫困县竟达105个之多[12]。若不解决粮食生产贡献越大，区域财政收入越少、农民收入越低、经济越落后的恶性循环，国家粮食安全将存在重大的隐患。事实上，国外农业产业发展特别注重通过农业扶持政策，确保农业生产稳定与农民收入增长[13]。我国的精准扶贫政策同样有利于统筹安排惠农资金，针对性地服务于欠发达地区困难小规模农业主体，开展多样性的生产和经营模式创新，并带动具有减贫效用的农业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投资，有利于确保农业主体参与粮食生产和响应农产品结构调整政策的积极性，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生动力。2016年中央1号文件就明确提出了“完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农民利益联接机制，将产业融合作为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的手段”等要求，使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与精准扶贫政策的主旨具有一致性，而关键问题在于如何针对欠发达地区传统弱势农业主体建立起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为他们创造更多 的“收入中心”价值[14]，而不是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边缘化。

1.1.4 “互联网+”行动计划创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式 《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将“互联网”+现代农业作为重点发展领域。“互联网+”农业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直接作用是改善农产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提供实时化、感知化、物联化、智能化等手段，有效地改善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另一方面，“互联网+”行动计划有利于以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代替劳动密集型的方式促进农业要素升级和流通。“互联网+”行动计划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创新的理念，能对农业电子商务、产业链资源整合、农技推广、农村金融等提供全方位信息服务，促进专业化分工，提高服务的组织化程度，使跨区域农业资源能实现低成本整合和农业商业模式创新。

国家重大涉农政策将引领或支撑欠发达地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避免区域政府以局部工作部署的适用性任意放大或以领导意愿指导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致严重束缚区域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选择空间。欠发达地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出发点、改革方向、改革动力和改革结果必须符合国家重大涉农政策。基本思路是，充分利用国家推进“互联网+”战略和精准扶贫等政策红利，发挥“绿色化”的统领作用，按照“四化同步”要求，加强城乡统筹规划，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上优化农产品供给结构，构建起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区域农业主体的利益联接体系，促进欠发达地区新型农业主体和更多的传统农业生产主体共同发展。

1.2 AFNs与国家涉农政策导向的契合点

农业本应该具有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11]，但当前主流农业产业链却过分地强调农业的生产功能和农业效益的提高。主流农业产业链以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为特征，由于农业生产主体与采购商、销售商之间资本实力悬殊，且存在若干信息不对称因素以及强烈的机会主义行为，农业生产主体的利益受到挤压。更严重的是，主流农业产业链所采用的生产方式已造成土壤板结、食品质量安全、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逐渐恶化。针对这些问题，政府部门、农产品经营者、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偶尔会在媒体场域下进行公开的霸权与反霸权的竞技，更多的则是通过“无声”的实践向主流工业化食品生产体系进行反抗和挑战[15]。AFNs可以说是这种反抗和挑战所产生的结果，它作为不同于主流工业化食品生产的新兴食物体系，与食品安全、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农村发展等的社会运动联系紧密，代表着一种对食物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空间重构与社会重构的努力。AFNs不单纯追求农产品的产量和收益，更强调农业的社会性、生态性、可持续、社区发展和本土性的原则，注重环境保护和农业多功能发展。这些本质特征与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相关涉农政策存在明显的契合点（表1）。 表1 AFNs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相关涉农政策的契合点

比较维度 工业化农业产业链 AFNs 政策契合点 产品核心价值制造/加工自然/新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生产特点大规模生产工艺/手工（小规模）生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精准扶贫 产业链构成信息不对称的多环节长链信息对称的生产者/消费者短链绿色化发展/精准扶贫 成本消耗围绕农产品流通成本围绕农产品生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产品类型大宗产品/标准化小批量/多样性粮食保障思路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农业功能性农业主导功能强化非农业功能扩展粮食保障思路调整/精准扶贫 产品定位均质性食物区域特殊偏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销售渠道大卖场本地多样性市场精准扶贫 消费类型快餐慢食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种植过程工业化农业有机农业绿色化发展 关注核心数量/经济性质量/社会信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经济贡献外部资本得利嵌入当地经济精准扶贫 “互联网+”作用提高运作效率/效益强化信任关系“互联网+”农业 网络价值分配流通主体强势生产主体为主精准扶贫endprint

上述契合点使以AFNs为切入点开展欠发达地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很符合国家重要政策导向的正确选择，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发挥政府在财政支持、解決标准、政策等制度性要素配置上的重要职能，更要体现市场在农业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1]。由于AFNs的初期建设无需依赖于完整的农业产业链，因而特别适合欠发达地区财政政策有限、农业基础投入不足的弱势情境；同时，AFNs建设的出发点不仅在于丰富生态农产品的供给渠道，满足城镇消费者日益增长的生态农产品消费需求，它更重要的外部效应是将欠发达地区新型农业主体与弱势农业主体、农产品生产和生态环境、城镇消费者和生态食品生产者、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区域农业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欠发达地区弱势农业主体创建能提升非生产性收益的市场化平台，调动区域传统弱势农业主体参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积极性，发挥市场对区域内各类农业主体自主经营行为的调节作用。

2 基于AFNs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

2.1 农业生产供给侧和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协同

建立AFNs能直接解决欠发达地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生产维度问题，特伦蒂诺（Trentino）、约翰尼斯堡（Johannesburg ）等地食物供应链系统的发展经验表明，AFNs可以激活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链，推动区域农业经济发展[16]。但从中国AFNs发展的实践看，应用AFNs开展生产维度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将面临诸多问题。首先，AFNs中的组织者、农民收益与消费者权益关系平衡困难。利益关系不平衡将降低组织者、消费者和生产者对AFNs的归属感，进而影响AFNs长期运营的稳定性[17]。当前促成消费者和农业生产者对接的AFNs负责人往往是兼职志愿者，当面对AFNs运营后期管理的复杂性时，兼职负责人容易因管理疲劳感而选择退出网络，而AFNs将面临因失去运作核心而退出市场的危机。另一方面，农民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信任关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适度的溢价机制，城镇居民愿意为高质量农产品支付的溢价能否保障生产者额外付出也值得关注。其次，AFNs的短链供应体系较为脆弱。虽然AFNs运作以信任关系为基础，也可能伴有明晰的合同约束，但同主流农产品商业体系相比，AFNs主体处于一种相对松耦合的状态，缺少基于高关联性资本投入而产生的强依赖关系以及市场调配的灵活性。当生产者、组织者、城镇消费者甚至是消费场所等客观环境的任何一个出现问题都容易导致AFNs链条断裂。再次，AFNs的赢利能力普遍较弱。AFNs农产品价格通常会高于主流渠道，而当前小众化的市场规模对农产品相对高价位需求的支撑不足，这种状态容易导致参与主体的“毕业效应”，即参与主体会因AFNs的预期盈利能力和变现能力不足而重新加入主流农产品供应网络。最后，AFNs的“空间接近”优势与多样性需求间存在矛盾。AFNs利用“空间接近”优势，保障生态农产品供给和信任关系的建立，但也会造成农产品供给的单一性和时滞性。同时，“空间接近”的特点会限制本地优质农产品的消费规模，使AFNs的生产端难以吸引新型农业主体的规模化投资，不利于AFNs的市场化和发展壮大。将产品销售给位于生产区域之外或对该区域农产品特色没有明确认知的消费者，以及整合外部优势农产品供本地城镇居民消费，都是AFNs“空间接近”特征要补齐的短板。

针对上述问题，欠发达地区通过建设AFNs开展农业生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要通过服务要素的重构和服务模式创新对AFNs建设和扩展形成强有力的支撑，即要开展农业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农产品结构性过剩的深层原因在于流通环节没有理顺，因政府干预而导致价格失真，消费者的真实需求没有准确地反馈到生产者那里，存在供求之间信息的不对称[9]。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农业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点是加速农产品生产和消费领域的要素和信息流通。欧美农产品市场的发展实践表明，互联网平台性组织有助于产生规模化的市场渠道、紧密的合作组织结构、信息共享和信任机制以及公共的支持环境等，并且由平台性组织而引起的经营模式变革会促进农业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18]。欠发达地区AFNs建设的推进，不仅导致对农业生产性服务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的需求更加强烈，还导致农业生产性服务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发展日趋紧迫。因此，基于AFNs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把握国家推行“互联网+”农业的大趋势，探索“互联网+”技术与基于AFNs推进生产维度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佳接入点，引导涉农平台经济有序发展。但关键问题是，欠发达地区政府或行业组织要相对弱势的情境下，完善“互联网+”创新进入农业生产服务体系的激励机制，创新“互联网+”技术衍生出的服务模式，使高级或专业化的生产要素有效地植入AFNs产业链，针对性地解决AFNs存在的“空间接近”短板，从而形成农业供给结构性改革的生产维度和服务维度协同发展的态势。

2.2 “多阶段二维协同”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

由于农产品生产对自然生态资源及其空间分布与组合有着特殊的要求，那些品质优良、独具地域特色的地标性农产品，是特定地域生态环境的产物，因而具有与生俱来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价值[8]，发展特色农业也应该作为欠发达地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方向。欠发达地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在区域农业资源、基础设施、经营主体能力以及财政能力等方面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改变以区域外资本控制为主的主流农业产业链的市场地位，这显然需要区域内农业主体长期地投资、成长和创新积累。另外，无论是基于AFNs的生产维度改革，还是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服务维度改革以及促进两者协同发展的配套支撑体系都意味着欠发达地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多阶段的过程。欠发达地区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多阶段性，规避速战速决的误区，充分利用好国家政策红利和区域特殊资源，积极审慎地规划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线图。

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以建设AFNs为切入点，提出“多阶段二维协同”的欠发达地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图1）。欠发达地区应正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多阶段性，以发展特色农业为导向，以促进区域“适应优势”[2]向竞争性优势的转化为目标，分AFNs建设、AFNs规模化、AFNs产业链集成发展、农业产业融合发展4个阶段促进AFNs与主流农业产业链的集成发展，从而优化区域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生产维度；同时，利用“互联网+”技术优势，开展服务平台建设和经营模式的创新，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生产维度和服务维度的协同发展，最终实现欠发达地区三产融合发展的状态。endprint

3 基于AFNs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设计

3.1 AFNs建设阶段

AFNs建设阶段的特点是，欠发达地区农业主体以弱势家庭生产单元为主，农产品优势不突出、特色不够鲜明、市场化程度不够，而多数农业主体的经济收益难以保障。在该阶段，生产维度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依托区域典型农产品的“近地优势”，根据区域城镇消费者习惯，挖掘农产品的“适应优势”，建立起多样性的AFNs网络，以提供生态农产品为媒介建立起城镇消费者与弱势农业主体的信任关系，初步改变区域农产品的供给结构，培育出较为稳定的生态农产品消费群，使欠发达地区弱势农业主体获得逐渐增长的农产品生产经营收益，突破欠发达地区开展农业生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瓶颈。

农业生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在于优化供给结构，优化供给结构的前提又在于完善生产要素供给[19]。AFNs的构建形式依赖于区域情境中各种生产要素（替代性产品、替代过程、替代地点、健康价值观、经济基础以及政策导向等）的供给；反过来，AFNs的建设有利于重构农业生产要素，创造出区域农业关系和产业发展的新形式，以便于将特定的适应优势或有关时空特征附加到食物网络上，形成通过地理（地方的感知）和制度（通过标志和印章或通过共同的价值观和原则进行沟通）联接起来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间的信任体系，进而产生合理的农业主体报酬权、强制权、正当性和归属感。从当前各类AFNs的实践经验看，满足欠发达地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的AFNs类型包括社区支持农业（CSA）[17]、农夫集市、农场直接销售、公共部门食品采购、购买当地食品运动等[20]。然而，多数欠发达地区农业生产主体由于缺少主导组织、外部推动力、谈判能力及竞争力等诸多原因仍未充分参与AFNs之中[21]。通常AFNs的构建会由消费者主动发起而不是始于生产者，但随着区域城镇居民追求健康、生态农产品的意愿不断增强，由城镇消费者发起的AFNs建设将成为区域农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结果。为此，欠发达地区的公益性组织、社会群体需要从扶持当地农业发展的战略高度，利用展会、公益活动、科技宣传、健康讲座、直接销售或在线销售等多种方式向区域公众宣传“购买AFNs食品”对生态环保、居民健康、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贡献，使区域城镇居民的消费选择与区域农业生产紧密连接，强化消费通过购买当地食品促进区域农业发展的责任感和荣耀感。

在农业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维度，欠发达地区可采用“轻资产+服务”模式，利用“互联网+”产业平台或公共应用平台“连接一切”的思想，将各类AFNs中的生产、沟通、市场和公共服务等主体连接起来，针对性地解决区域内弱势农业主体的生态农产品供给与城镇居民生态农产品消费需求的有效对接以及农产品“最后一公里”和“最初一公里”两方面的流通问题。为此，欠发达地区第三方农业服务企业或农村基层合作社要善于利用成熟的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技术，以尽可能少的投资开发具有公益性特征的“适应优势集成平台”，向参与AFNs的弱势农业主体提供生态农产品市场价格、区域AFNs主题活动、订单式生产、供需信息匹配等方面的服务，使区域内多样性的AFNs在逻辑上形成一个整体，实现区域内零散的“适应优势”资源快速地集成和准确对接。这类服务维度的创新有利于强化欠发达地区生态农产品的生产端和消费市场端的培育，能有效地提高区域弱势农业主体的经营性收益，努力提高其参与AFNs的积极性。

3.2 AFNs规模化阶段

AFNs规模化阶段的特点是，各类AFNs生产和市场要素已经被激活，生态农产品需求逐渐扩大，建立在小规模传统农业主体基础上的AFNs与发展现代农业、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矛盾迅速显现，需要通过典型AFNs市场发展潜力的示范效应，将具有实力的家庭农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和大型农产品超市等核心主体吸引到AFNs规模化建设中，从而形成小规模传统农业主体与核心主体在AFNs中共生的态势。

在农业生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维度，欠发达地区政府机构要积极争取各方面的政策资金，注重通过招商引资，借用外部资本推进或引导新型农业主体对具有一定规模或市场竞争优势、生产基础好的AFNs进行升级，实现生产环节的规模化、安全化和标准化，使之成为区域性的特色农业产业品牌，从而实现“适应优势”向“比较优势”转化。为此，欠发达地区要深化土地流转制度改革，通过增强土地产权市场的流动性[7]，促进核心农业主体参与AFNs生产，并通过示范效应带动以传统弱势农业主体为基础的AFNs转型。核心主体的加入有利于采用“重资产+技术”的模式，利用信息化生产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升级AFNs的生产模式，初步形成智能农业、农业物联网、农业产品质量可追溯的完整系统。欠发达地区进而要加快AFNs农产品品牌建设步伐，推进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等“三品一标”名优产品认证，培育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产品知名品牌，实现以标准化、品牌化为导向的农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AFNs规模化将对上游的农资供给产生大量需求，而初级AFNs的运作形式往往止于中规模农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间的互动，农资基本能自给自中，因而不会延伸到农产品生产前端的优质农资供给问题。然而，失控的前端农资供应会重现主流工业化农业产业链的弊端，从而引发消费者对AFNs规模化后农产品生态性下降的担忧。为此，在农业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维度，要采用“轻资产+服务”模式建立“AFNs规模化服务平台”，提供农业金融服务、农资团购服务、农技服务和农产品流通服务的低成本流通网络；更重要的是，为区域城镇消费提供农资质量发布及监控信息，树立消费者对AFNs适度规模化生产的信心，引导主流农业产业链主体参与到的AFNs发展中，以使区域AFNs提供的农产品在质量上形成相对于主流农业产业链的比较优势，完成对欠发达地区农产品供给结构的規模化改造。“AFNs规模化服务平台”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但针对欠发达地区平台建设资金有限，市场经济组织不活跃，流通线下渠道不通畅，技术服务推广难，服务网络信誉不足等问题，可借鉴湖北垄上新公社有限责任公司的运作实践经验[22]，即充分利用区域媒体（荆州电视台）的信息传播渠道和品牌优势，建立起农业规模化“互联网+”服务平台的基本架构，形成贴近区域农业市场，以供需信息服务、农资供应、生产技术推广、消费对接、农产品质量监测为主的生态链闭环。这种服务平台的最主要优势在于，它对服务平台的软件和硬件投入要求不高，能直接利用区域媒体现有的影响力，开展生态农资流通品牌的宣传和渠道建设，可以低成本的方式将区域电视节目受众群转化为目标客户群，增加区域农业主体对品牌的信任度；同时，使欠发达地区弱势农业主体能在不同的场合潜移默化地接受AFNs规模化所需技术的推广教育和服务[22]。endprint

3.3 AFNs产业链集成发展阶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现还需要从产业链整体着手，应通过优化流通企业与生产者、消费者之间的分工协作，建立完善的供应体系，加大供应链掌控力度等策略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目标[23]。没有完善的农业产业链，欠发达地区难以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稳固的市场竞争优势，但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好AFNs的规模化发展对区域主流农业产业链的冲击和潜在影响。国外农业发展实践表明，在“替代”和“常规/主流”网络之间构建简单化元区分并没有太大意义，AFNs正以一种混合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的概念被使用[24]。事实上，AFNs有“较弱”和“较强”的区分。“较弱”的AFNs重点放在地方食品网络的质量和标签特征，即以农产品结构优化为中心；而后者则侧重于地方食品网络的重新评估和嵌入的特征，即以供应链/网络关系为中心[25]。评估“较强”的AFNs对主流农产品网络影响和互动作用，强调被称为“替代”关系的偶然性，对完善和重构区域农业产业链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AFNs表面上反映出对主流农产品供应系统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甚至其特定的空间布局和生态特性会挑战主流农业供应链在区域农业经济中的核心地位。然而，AFNs的规模化发展仍然处于主流农业产业链为核心的消费情境，两者在农资、农机、种业、种植、仓储、加工、流通等环节具有很强的利益联结机制，2类产业链不可能完全处于割裂状态。AFNs规模化导致的市场占有率和附加值的提升，只会使“替代网络”与“常规/主流”农业产业链产生集成发展的要求，以便于AFNs能依托主流农业产业链的销售渠道扩展消费其农产品的地理范围，解决“空间接近”所产生的负面效应。

在农业生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维度，欠发达地区要立足于市场认可度逐渐提升的AFNs品牌产品，通过“农户+合作社+产地交易市场”“核心企业+合作社+生产基地”“超市+生产基地”以及集科研、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农业园区等模式在区域农业核心主体及传统农业主体间形成多样性的利益联结机制，打造出快速、高效、各节点主动协同的农产品供应链网络组织。为此，欠发达地区应通过“重资产+技术”模式，进行必要的现代农业生产、流通技术、物联网技术等方面的投资，实现AFNs与主流农业产业链的研发和农资供给前端、生产端、加工端与消费端的紧密集成，使欠发达地区形成集农业基础研究、规模化生产、物流、农产品深加工以及营销于一体化的完整农业产业链，从而使区域农业比较优势转化为稳固的竞争优势。鉴于欠发达地区的弱势情境，在该阶段适宜采用优惠政策来吸引外部投资或企业结盟的形式来加快AFNs与主流农业产业链的集成发展。

在农业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维度，欠发达地区需建立起“区域农业产业链集成服务平台”，提供多元化的AFNs与主流农业产业链集成服务，形成“新型农业生产主体+传统农业主体+农产品经营主体+各类农业服务主体+城镇居民”协调分工、资源共享、风险共担的集成化农业产业链格局。“区域农业产业链集成服务平台”以服务于全区域产业链为目标，通常应具有政府公益性投资建设的性质。欠发达地区为解决服务平台建设资金压力，可考虑借用发达地区的农业互联网金融或产业链金融体系[7]，来降低区域农业产业链集成发展的金融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区域农业产业链集成服务平台”虽然是由政府主导建设，但该平台的运行要善于利用市场机制，引导区域优势资源自主地与主流农业产业链集成发展，解决政府导向所致的产业结构趋同和产业链同质化问题，并研究如何搭建起区域农业协会或产业联盟，培育农业产业链合作伙伴关系，增进农业共同利益或解决农业产业链的共性问题。尤其是建立全区域农产品质量可追溯体系，提高全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溯源与召回能力，从而形成建立在全区域农产品供给安全性上的市场竞争优势。

3.4 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阶段

经过AFNs产业链集成发展阶段，欠发达地区将具有在区域市场内质量安全特色鲜明、竞争优势突出的农业产业链，农业生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基本完成，将进入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阶段。此时，农业产业的竞争优势会融入到其他产业生态系统中，推动涉农工业和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实现区域二、三产业与“互联网+”农业的协同发展，从而使竞争优势转变为具有溢出效应的综合优势。

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阶段的重点在于农业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欠发达地区要基于创新驱动理念[26]，通过有效整合科技、金融、物流、营销网络和政策资源，形成覆盖全产业链的要素流动和服务供给引导机制，带动优质资源和高级、专业性生产要素加快进入集成化的农业产业链，增强产业链中各个环节的协同性。服务维度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灵活性，通常由区域内农产品交易龙头企业来主导，同时推进“现代化农业生产性服务集群”和“农业融合发展服务平台”的建设。“现代化农业生产性服务集群”建设是为了通过适当的交易契约安排，对农产品生产和流通所依附的核心资源进行组织和协调，提供多功能的农产品交易场所，以“非生产性就业”带动欠发达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创业；同时，承担区域品牌创建、区域内外农业产业链集成等功能，实现区域农业竞争优势的跨区域溢出。“农业融合发展服务平台”具有多边市场性、集聚辐射性、共赢增值性和快速成长性等特征，重点推进农业服务的信息化。一方面，通过开展针对性的宣传、展销和合作活动，推动区域外的创新要素和创业资源向“现代化农业生产性服务集群”聚集；另一方面，通过跨区域农业产业链各关联方优势资源的集成和共享，强化欠发达地区农业综合优势的溢出效应和辐射作用，实现生态农业或特色农业核心资源的共享、信息交换和跨区域合作，丰富或重构区域农业产业链增值环节及其价值分配结构，最终为欠发达地区建立起分工协作、优势互补、链接高效的三产融合发展体系[27]。

4 结论

针对欠发达地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处的弱势情境，立足于AFNs的本质特征与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政策存在的契合点，本研究提出的“多阶段二维协同”的欠发达地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具备4个特点：（1）情境根植性：路径设计根植于欠發达地区的弱势情境和当前国家重要涉农政策导向；（2）多阶段性：将路径分为AFNs建设、AFNs规模化、AFNs产业链集成发展、农业产业链融合发展4个阶段，而每个阶段具明确的目标指向，即挖掘适应优势、培育比较优势、强化竞争优势、创建综合优势；（3）二维协同：强调农业生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业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协同。欠发达地区以AFNs的建设和发展为基础，开展农业生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以“互联网+”平台建设及其运营模式创新为基础，开展农业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期对农业生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各个阶段提供针对性的服务；（4）三产融合发展。通过AFNs与主流农业产业链的集成以及农产品交易龙头企业主导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性服务集群”和“农业融合发展服务平台”的建设，推动涉农工业和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形成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综合优势，实现将农业产业链发展嵌入区域经济系统的最终目标。endprint

“多阶段二维协同”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对欠发达地区落实国家政策在“绿色化”发展、农业主体利益联接机制缔结、粮食安全保障、“互联网+”农业等方面的新要求，深入开展农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针对性的实践指导价值。值得强调的是，以AFNs的建设为主线，着眼于可持续发展的欠发达地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然要经历多阶段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产品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两者不可偏废，生产维度和服务维度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协同需要从战略性结构调整的高度提升农产品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动态适应和反应能力。未来合理地规划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培育农业创新驱动力、借力“互联网+”优势将是确保欠发达地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地的四大支柱。显然，欠发达地区受弱势情境的限制，难以在短期内形成对“多阶段二维协同”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广度、深度和持续度均具有支撑性的政策体系。为此，欠发达地区在挖掘区域农业资源潜力和争取国家政策支撑的同时，要切实抓住“互联网+”农业发展的先机，主动与我国大型互联网企业向农业产业发展的战略布局进行对接。通过提供优惠政策、创新政府服务职能或发展互联网金融的方式，吸引外部投资参与对区域农资供应、农业生产、流通、质量监测和回溯、农业科技服务等环节进行智能化改造，扎实地开展基于“互联網+”的服务平台建设和运行机制创新。这可能是欠发达地区缩短“多阶段二维协同”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历程，快速实现从适应优势到比较优势，再到竞争优势、综合优势的转变，形成三产融合发展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态势的关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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