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贾子方

关于中国国际关系新疆域研究的几点思考

文/贾子方

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新疆域，空天、海洋、极地和网络等领域与国家发展和国际安全密切相关，将成为国际关系研究新的增长点和突破口。然而，中外国际关系学界初涉新领域，限于既有知识结构、思维习惯与时间投入，对新疆域的研究相对落后——既在发展程度上落后于实践，提供的智力支持不足，也在研究深度上落后于传统领域，启迪思考的新知识产出较少。为改变这一现状，需要分析既有研究不足，更重要的是针对其提出具体可操作的学科发展设计。在关于研究的研究中，提升研究水平的关键在于根据技术因素与国际行为体权力和能力的关系设计新框架，在不同研究领域中提出具体问题，从而在社会科学领域追求对因果关系或相关性的解释。本文将基于国内关于国际关系新疆域已有的研究，结合国外在此领域的新进展，探讨中国国际关系新疆域研究的一些新的议题。

研究不足与问题细化

空天、海洋、极地与网络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新疆域”，其研究现状有共同之处：在研究的初级阶段，研究者对相关领域知识的掌握和理解不够精确，使用的研究材料较少，文献使用重复率偏高；部分研究未能提出有效的研究问题以体现学术性，与一般性的介绍、报道、分析区别不够显著；重复研究数量较多。改变这一现状、提升研究水平的首要任务是提高学界和学者个体提出研究问题的能力。从学科建设视角看，现有研究的不足一是缺乏准确与科学使用研究材料的能力与经验，基本的“事实正确”难以保证，二是缺乏将海洋、空天、网络和极地等研究领域的知识和国际关系学科有机联结的研究框架。因此，研究中不易提出高质量的研究问题。国际关系的新疆域研究正在重演国际关系其他研究经历的“问题不足”阶段。

为实现提升国际关系新疆域研究水平的学科发展目标，应解决使用研究材料和构建研究框架两方面的问题。相对而言，使用研究材料的问题是基础，学者首先应选取熟悉的知识领域中具有时效性、权威性和代表性的一手研究材料。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应构建连结不同学科的研究框架，选取对国际行为体及其互动关系产生关键作用的事实，再以国际关系学科的专业方法进行研究问题设计，提出问题并开展研究。

研究框架可抽象地界定为获取研究需要信息并进行思考和表述的规则与步骤——如何将新疆域的研究对象“嵌入”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方法与经验之中，提出研究问题及其解释。当前阶段，国际关系新疆域研究以介绍性研究与宏观战略研究为主。在这类研究中，研究者多采用“概念路径”构建研究框架开展跨学科研究，关注点大多停留在议题/问题领域（Issues）层面，未能将议题窄化与细化，并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Questions）。因此研究需要从事实出发，探索发现研究问题的“事实路径”——充分掌握和深入理解不断变化、发展迅速的事实，再利用国际关系学科的训练基础提出可供解释的问题。

构建新研究框架的核心问题是：在空天、海洋、网络和极地这四类空间中，新技术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新现象，是如何改变国际行为体本身，特别是民族国家的权力和能力？其包括如下具体问题：第一，从冷战结束至今，新疆域的各领域中出现了哪些关键性的新技术？新技术是否导致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上升？新技术是否从总体上改变了大国的权力？是否导致体系层面的权力结构变化？新技术在不同的领域，如传统安全领域，是否改变了大国的特定能力？或者是否造成新能力的出现？这种改变是否导致特定的能力对比失衡？第二，技术改变行为体性质及其权力、能力之后又导致何种新现象？研究者观念是否随之更新？第三，除“技术——权力/能力”这一主线外，各研究领域所涵盖的范围复杂程度如何？各研究领域中的其他分议题是否适合作为传统的国际政治研究问题进行研究？

这一系列问题指向明确：在国际关系新疆域研究中，新技术对国际行为体的权力和能力的影响是具体的，主要指新技术的出现和创新应用造成国际政治意义上权力和能力的失衡。在“技术——权力/能力”的逻辑主线中，失衡是因变量的标识，权力和能力的失衡也可以作为研究战略、政策、规范、治理及国际法的中间变量。以下将在四个研究领域对问题领域进行细化并尝试提出研究问题。

海洋：在“超领域”中寻求突破

海洋是一个研究的“超领域”（Super-field），涵盖诸多研究领域和议题。其中多有发展较为成熟，且与技术因素关系不大者，例如海洋领土争端问题，对此类领域，并无必要用“技术——权力/能力”框架勉强分析，削足适履。本质上，海洋作为连接陆地的公共空间的属性数百年来没有改变，因此，在使用“技术——权力/能力”框架细化问题领域时，可以将创新研究的重点放在海权议题上。

海权是民族国家下列能力的总和：开展国际海上商业和利用海洋资源的能力；将军事力量投送到海上以对海洋和局部地区的商业和冲突进行控制的能力；利用海军从海上对陆上事务施加影响的能力。既有研究认识到了海权研究中技术与能力变化的关系及其重要性，然而其对技术的认知依然没有超出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的范式——技术只是权力和能力改变进程中诸多累积性因素之一。而在信息时代，由于军事力量作为一种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上升，特定技术在微观层面上造成的能力对比失衡可能直接在战略层面上造成显著影响，这是在海权研究中运用“技术——权力/能力”框架必须意识到的。例如，在西太平洋的海权斗争中，新技术的不断应用将使大国更难获取军事优势，军事力量的对比将长期处于“静不稳定”状态当中。

因此，在细化问题领域的过程中，应注重技术导致的能力失衡。无论新技术的出现，抑或大国通过恰当的力量组织与制度安排产生新能力，对其导致的“失衡”现象及其机理的探究都有助于提出好的研究问题。例如，当前，面对中国海上常规军事力量的增长和在西太平洋实施传统或非传统制海作战能力的提升，美国在军事层面将采取哪些反制措施应对力量对比的“失衡”？这些反制措施中哪些属于对力量的重新调整，哪些又属于通过技术创新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在技术发展与新技术应用初步完成后，又将实现怎样的能力提升？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军事预算的分配和基于军事学说的反制措施的需求之间是否存在明显差距？其国内政治原因是什么？又将导致怎样的后果？或再以更简明的政策取向问题为例：为保障“一带一路”建设，中国的海上力量还存在哪些不足或配置不合理之处？此外，如果关注未来可能出现的新技术，深海海底区域资源的开发可以为海权研究提供新的问题。

总之，在海洋这一“超领域”的研究中，以海权为主导议题开展新疆域视角下的海洋研究，意义还在于通过研究积累，逐渐更新中国的海权观念。当前，中国对海洋的经济需求和安全诉求已经今非昔比，控制和主导海洋的能力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整体的海权观念仍有些陈旧，需要根据需求与能力更新海权观念，进而可以制定更具效率与可行性的战略与对策。

极地：传统研究方式仍将是主流

极地更接近一个普通的地理概念，人类活动因技术进步逐渐扩展到这一空间，该空间并不具备抽象的连接属性。从跨学科研究视角来看，与海洋等领域迥异，极地问题研究处于新疆域研究领域光谱的另一端。如果按照 “技术——权力/能力”的框架进行评估，极地问题领域最接近传统的国际政治问题领域，或者说，其更像一个由于研究主题不断丰富而进入国际关系研究者视野的新议题，而和新疆域中其他技术驱动的新问题领域相似度较低，关联不甚密切。

从技术因素出发梳理既有研究，可以发现，在极地领域中，大量新技术被广泛应用，但其应用仍限于自然科学研究范畴内，与国际关系议题少有直接关联。技术并没有带来国际行为体权力或者能力的失衡。以下客观事实不会被技术因素影响：首先，在极地研究中，涉及的国际行为体都是传统国家行为体，而且由于地理原因只涉及少数国家，北极问题主要涉及美国、加拿大、挪威、俄罗斯等八个北极理事会成员国和包括中国在内的数个观察员国，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影响很小；其次，极地研究中的主导性国际政治议题边界明显，主要是地缘政治、各国战略与政策、合作治理、关于极地的条约和法律，以及中国的参与等议题。考虑到北极和南极的地理条件的限制，以及既有条约的规定，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者在这一领域并不容易开拓新的议题；再次，极地领域中出现的新现象以自然现象为主，例如，北极航道可能的通航时间增加和新航道的开通，本质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因大国掌握的新技术或具备新能力而改变，和其他领域的新现象差别比较明显。此外，相关的一个特点是，由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极地领域分野较为明显，且客观事实清晰、易于理解，在既有的相关国际问题研究中，中外学者对极地领域的客观事实掌握比较准确，材料使用水平较高。

所以，在极地领域的研究中，国际问题研究者并无必要机械运用“技术——权力/能力”的框架，通过分析新技术及其对行为体及其权力和能力的影响，细化问题领域。在极地领域的研究中，新问题的产生仍然将遵循既有的“传统”方式：发现两极地区和各相关国家的新现象、新动向，找到理论或概念新的适用范围，或试图提出新的政策和对策。只要注重问题的具体性和学术前沿性，这种“传统”的研究方式就能够产出兼具学术与政策意义的研究成果。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极地领域中关于合作和全球治理的研究仍将占据主流地位。

空天：“技术——权力/能力”框架应用的典型新疆域

空天包括临近空间（Near Space）和外层空间（Outer Space）两部分，既有研究更多应用太空（Space）这一概念，它属于空天的子集。技术进步使人类活动扩展到空天这一空间之中：人类生产、生活和军事活动必需的关键信息在此生产和传输，空天作为空间通过信息流动连接地面上不同的国际行为体。此外，空天作为空间也是科研场所和战略打击的通道。

空天领域的研究是典型的新疆域研究，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导致国家的能力变化，从而导致战略层面的失衡或再平衡，致使国家提出不同的战略和政策。既有研究体现了这种意识，但对能力本身的微观研究尚不够细致。依照“技术——权力/能力”的框架，目前在空天领域的主要议题是：卫星技术进步带来的军事能力变化，以及反卫星技术的发展带来的能力对比变化及影响。

人造卫星技术的进步和新技术的应用造成国家哪些方面的能力变化，这种变化将造成哪些军事影响，又如何导致战略态势的改变，学者应如何使用国际关系的理论和既有观点解释造成这些后果的原因。这是细化问题领域的第一个主要方向。

以中国为例，中国的侦察卫星体系包括电子情报侦察卫星、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以及配套的电子数据中继卫星。这些卫星组成网络，从理论上讲，可以对西太平洋地区美国航母打击群（CSG）位置进行实时监控、目标跟踪和指示。卫星提供的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是中国部署的情报、监视与侦察系统（ISR System）最重要的能力基础，这一能力使中国具备在远距离发现美国航母打击群的能力，这是使用反舰弹道导弹和其他传统打击手段对其进行打击的前提。而对航母打击群等高价值目标的有效打击，是在信息化时代的常规战争中给对方造成不可承受损失的重要组成部分。恰恰由于技术进步使得这种以往只存在核战争中的损失同样出现在常规战争之中，中国首次具备对美国的常规威慑能力。至此，中美都具备常规威慑能力，相互威慑具备了首要的必要条件。在中美关系不断出现新的争议和矛盾的今天，技术进步使以常规威慑为基础的宏观战略平衡与战略稳定成为可能。总之，在空天研究领域中，细化问题领域的路径之一是技术进步如何增强大国的信息化作战体系的能力，从而改变国家间权力或能力的对比。

在空天领域中，另一条细化问题领域的路径是直接研究技术进步与战略失衡的关系。一个初步假说是：包括空天领域的技术在内，先进技术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技术，技术本身及其应用可以导致权力或能力的失衡，但当国际行为体力量对比接近时，仍然可以通过不同的机理实现战略上的平衡，确保战略稳定；另一类则相反，固有属性是导致权力或能力的平衡无法实现，引发新矛盾，甚至降低国际体系或者双边关系的稳定性。

反卫星能力是一种典型的“失衡性”能力。原因在于，反卫星作战造成的战略后果不可预测。其理论上削弱了敌方对核打击的预警能力，会在局部的常规战争中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即战争升级的可能。这会使决策者误判对方意图并考虑最坏的选项，增加战略风险。只要反卫星能力存在，常规层面的军事平衡就更难形成，最终战略平衡被破坏。所以，反卫星能力是一种典型的“失衡性”能力。

就此可以提出的具体问题包括：假设反卫星能力导致军事能力平衡无法达成，战略局势失去稳定性，其详细的博弈过程是怎样的？以各大国的军事战略和军事学说提供的材料为基础又应当如何分析这一过程？再比如，反卫星能力的这种性质会不会使其成为大国竞争中的一种“禁忌”（Taboo）？反卫星能力是否会导致新的军控条约的形成？反卫星能力是否在核威慑领域增加了各大国的脆弱性？反卫星能力的发展会不会像历史上的核武器发展一样，因确保相互摧毁的形成实现有效的相互威慑，从而将“失衡”的可能转变为“再平衡”的局面？最后，反卫星能力是否会导致新的军备竞赛？

总而言之，空天领域的研究是最典型的“新疆域”研究，以技术因素为自变量进行深入思考，研究平衡与失衡，可以细化问题领域，提出许多值得研究的具体问题。

网络：实现“双重超越”的重点领域

网络空间是技术进步创造的新空间，它不仅通过信息连接全球不同层次的行为体，也为经济和社会活动提供了载体。因而，对网络领域议题的研究天然带有技术视角，在既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网络问题领域，可以以网络安全为主要分领域，从两个特点出发：其一，网络技术的进步使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和影响明显上升；其二，网络研究领域固有的特点使国际关系的研究面临一些特别困难。

首先，从行为体角度而言，对海洋、空天和极地三个研究领域，技术进步并没有导致非传统行为体作用和影响的明显上升，传统国家行为体主导这些领域。但网络领域则不同，网络空间的特性使商业公司和个人这样的行为体可以发挥很大作用，对网络空间本身和之外的世界造成广泛影响，对此国际关系研究者已有共识。进一步提出具体的研究问题，一个方向是探寻非国家行为体和国家行为体的关系。在网络领域中，国家行为体主导，非国家行为体崛起，双方关系可能包括合作、博弈、对立斗争等方面，在这些关系中双方也可能进行强制、规劝、游说、利益输送等行为，不同国家内部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关系又可能影响国际层面上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从这一角度出发，可以发掘的研究问题有望体现新领域研究的创新之处。

相比行为体关系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技术与能力/权力的关系这一路径在网络研究领域中实现问题领域的细化，面临特殊的困难——对技术发展与能力变化本身的研究和相关研究材料的获取。因此，在未来研究中，网络领域是最需要实现“双重超越”的研究领域，学者在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前，仍要确定关于技术进步和能力变化的基本事实。

既有研究中对网络战和网络威慑的研究发展较快，对二者本身的性质、其中的关键问题及相关战略问题的讨论相对较为成熟，消除了一些常见误解。然而，这些研究的薄弱之处是缺乏对大国的战略网络战能力的准确理解和描述。

战略网络战（Strategic Cyberwar）是指国际行为体发动的直接以网络攻击打击敌方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战。这是网络战的基本形式，也是讨论诸多网络安全问题的基础。大国究竟具备何种程度的战略网络战能力，能给彼此造成何种损失，这一涉及技术发展与能力变迁的根本问题没有得到很好回答。既有研究使用“震网”（Stuxnet）病毒、爱沙尼亚和格鲁吉亚受到的网络攻击等少数公开案例，以及美国组建网络司令部（CYBERCOM），试图说明技术变化带来的安全风险。但这些论据是不充分的，即使不论其时效性，依照以上论据只能提出网络武器的基本属性，相关分析是模糊的，无法据此推断大国的能力，在此之上讨论网络战和网络威慑的性质及其战略问题难免成为空中楼阁。

与国际安全研究中其他领域的能力进行对比，这种困境更加清晰：如果将网络威慑与核威慑对比，70年来对核威慑的大量研究，共同的现实基础是核武器能给大国造成不可承受的损失，其证据不仅包括1945年的实战案例或学者的经典论述，还包括大量的核试验和模拟试验，事实清晰、明确并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论据均为开源材料。而在核武器出现前，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空权论者和决策者依照模糊印象和粗略直觉提出远程轰炸机可以有效地威慑德国，结果却截然相反。

所以，在缺乏对能力本身研究的情况下研究性质、逻辑、互动、决策与战略，将面临特殊风险：或许“战略网络战”实际上无法如核武器或常规武器一样对大国的关键基础设施进行有效打击和摧毁，或许国家网络安全议题的产生源自某种“网络恐惧”或美国国内特定利益集团的推动。为超越这一困境，在网络领域中，国际关系学界在细化问题领域的过程中，首要工作是设计和回答网络技术发展究竟如何影响大国进行战略网络战能力的问题。以此为基础，再参照核威慑等成熟研究领域，可以进一步设计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

这一细化问题领域的路径，主要困难不仅在于学科知识积累和思维方式的鸿沟，还在于研究材料的缺乏。近年来，关于国家网络安全的研究材料中，无论是政府文件、智库报告或是美国国会听证会证词，同样将大量篇幅用于讨论网络战和网络威慑的抽象性质，并没有对战略层面的网络武器究竟能起到何种作用做出具体而有效的阐述。总之，在网络领域的新疆域研究中，细化问题领域最终实现“双重超越”，在四个领域中最为困难。

结语

本研究主要论述新疆域研究中的不足，指出在新疆域研究中细化问题领域、提出具体研究问题的基本路径，分析在海洋、空天、极地和网络四个不同领域中细化问题领域的具体操作方式，并且尝试提出数个可供选择的研究问题，这本质上是一种对研究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的研究。在未来的新疆域研究中，科学掌握客观事实，合理运用研究材料，尽可能地选取权威的一手资料有助于避免研究中论据陷阱的出现，这需要国际关系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在空天、海洋、网络和极地这些研究领域中尽可能多地学习基本知识并积累研究经验。在此基础上，依照“技术——权力／能力”的变量关系与思维框架不断细化问题领域，找出兼备学术关切和政策意义的高质量问题，关键在于对新技术及新现象的长期跟踪和敏锐判断。仍需强调的一点是，本文的细化问题领域的框架，主要针对当前国际关系新疆域研究现状的特点而提出，只是发掘更多研究问题的路径之一。在未来研究中，研究者同样应认识到国际关系新疆域的更多共性，并在此基础上探寻研究问题。此外，在学术共同体层面整体提升中国的国际关系新疆域研究水平，有两点建议：一是采取工业生产的思维，细化分工；二是采取适当的激励机制。

（作者系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讲师；摘自《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