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柄睿

《三國志》作爲“前四史”之一，在中國早期歷史文獻中地位很高。與《史記》《漢書》研究處處開花的局面大不相同，雖然學界對《三國志》的研究自其成書以來從未間斷，[注]參考楊耀坤、伍野春： 《陳壽裴松之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08—203頁。但切入點卻多集中於陳壽的正統觀與回護筆法。實際上，其説至清代已有定論，[注]關於陳壽的正統觀的討論，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可作總結，見《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五《史部·正史類》，北京： 中華書局，1965年，第403頁。回護筆法的討論，至趙翼《廿二史劄記》可作總結，見趙翼著，王樹民校證： 《廿二史劄記校證》卷六《〈三國志〉書法》、《〈三國志〉多回護》，北京： 中華書局，1984年，第121、122頁。然而至今中國史學史、文獻學和傳記文學等領域對《三國志》的討論仍多囿於此論題之内。[注]錢穆： 《中國史學名著》，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第116頁。繆鉞： 《陳壽與〈三國志〉》，《歷史教學》1962年第1期。施丁： 《中國史學簡史》，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5—74頁。李祥年： 《漢魏六朝傳記文學史稿》，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96—99頁。陳蘭村主編： 《中國傳記文學發展史》，北京： 語文出版社，1999年，第110頁。相較之下，學界對《三國志》列傳合傳、編次等史學編纂問題少有討論。目力所及，僅柴德賡的《史籍舉要》對《三國志》列傳編纂形式給出分析判斷。他提到《三國志》“一般臣僚傳記不標類傳名義”，“此因三國時間本短，又各自爲書，人物以類相次便可，不必分類太碎”。[注]柴德賡： 《史籍舉要》，北京出版社，2002年，第53頁。柴德庚的研究，成爲思考《三國志》列傳編纂的基礎。

日本學者對《三國志》的研究成果較多，其中不少與《三國志》列傳編纂略有關聯。一些作品討論《魏書》的史源，如滿田剛的《〈三国志〉魏書の典拠について(卷一—卷十)》，[注]滿田剛： 《〈三国志〉魏書の典拠について(卷一—卷十)》，《創価大學人文論集》第14號，2002年。矢野主税的《列伝の性格——〈魏志〉と〈宋書〉の場合》，對比《魏略》和《魏書》，判斷後者更重視政治活動以及傳主和政權的緊密關係。[注]矢野主税： 《列伝の性格——〈魏志〉と〈宋書〉の場合》，《長崎大學教育學部社會科學論叢》第23號，1974年。受近年來興起的“史料批判研究”風氣的影響，較多日本學者的作品探討陳壽在《三國志》中對西晉政治格局的影射。如津田資久的《〈魏志〉の帝室衰亡叙述に見える陳寿の政治意識》和《曹魏至親諸王考——〈魏志〉陳思王植伝の再検討を中心として》兩篇文章，判斷陳壽對曹魏諸王的歷史敍述實際上受到了晉武帝立嗣的影響。[注]津田資久： 《〈魏志〉の帝室衰亡叙述に見える陳寿の政治意識》，《東洋學報》第84卷第4號，2003年；《曹魏至親諸王考——〈魏志〉陳思王植伝の再検討を中心として》，《史朋》第38號，2005年。日本學者的討論富有新意，且其着力點置於《三國志》文本書寫上，這種回到原典的討論方式值得借鑒。

總結看來，學界目前尚無專門對《三國志》列傳編纂進行研究的著作。

時人對《三國志》的評價，是與對陳壽的評價聯繫在一起的。《晉書·陳壽傳》載時人稱述陳壽“善敍事，有良史之才”。[注]《晉書》卷八二《陳壽傳》，北京： 中華書局，1974年，第2137頁。但是何謂“良史之才”？或許在晉人范頵所説的“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意思之中，但又超乎其外。[注]《晉書》卷八二《陳壽傳》，第2138頁。要之，理解“良史之才”，還是應該關注陳壽“敍事”的工作，但是又不過多關注敍事中“辭多勸誡”的那一部分。剩下的，便是《三國志》的列傳編纂了。

相比《史記》《漢書》而言，《三國志》更重視官職位次在人物合傳方面的意義。這是《三國志》列傳編纂遵循魏、蜀、吴三國建立的時間表這一内在理路完成所導致的結果。客觀來説，三國歷時較短，大臣多經歷數位君主，《三國志》無法像《漢書》按照不同君主的斷代，形成各各獨立的時間單元以安排列傳。正因爲如此，通過魏、蜀、吴三國歷史發展脉絡的整體把握，尋找到其中有意義的關節點，并以列傳編纂的形式體現出來，成爲陳壽撰寫《三國志》的一個重要工作。經過如此考量加工形成的《三國志》，又在相當程度上傳達出陳壽完整撰述三國各自歷史的主觀意圖。

需要説明的是，《三國志》包含的三部史書的命名，經由辛德勇的研究，已經非常清楚了。[注]辛德勇： 《陳壽〈三國志〉本名〈國志〉説》，《文史》2013年第3輯。但本文行文過程中，爲照顧學界的一般用法，仍將這三部史書稱爲《魏書》《蜀書》《吴書》，在遇到同名著作的情況下，會冠以作者略作區别。

一、 陳壽《魏書》編纂的特點

前人對《魏書》合傳的標準并没有定論。有學者認爲《魏書》部分列傳是按照類敍的標準，即人物品性相近而合傳；有學者認爲《魏書》列傳則是按照人物官職相近而合傳；還有學者認爲《魏書》合傳兼采上述兩説。究其原因，是各家學者受到《魏書》史論的干擾所致。[注]具體討論參拙作《〈三國志·魏書〉史論與禪代之際人物列傳編纂》，未刊稿。若要討論《魏書》列傳編纂的特點，還需回到原典本身。縱觀《魏書》，發現其合傳及編次有以下三個特點。

第一，《魏書》合傳標準似乎是二元對立的。前人對《魏書》合傳緣由的諸多推測，没有一種居於主導地位成爲學界共識。此情形與陳壽在《魏書》史論中將“人物品評”和“官職敍贊”等量齊觀有關。史論中一方面有所謂“躬履清蹈”、“貴尚峻厲”、“剛亮公直”等清議用語；另一方面又有“肇登三司”，“刺史總統諸郡”，“抑皆魏代之名守乎”，“咸克致公輔”，“皆掌統方任”等從官職出發的總結性評價。如此强烈的反差，在《史記》《漢書》中并不存在。

第二，《魏書》各列傳内部人物，并非完全按照加入曹氏集團的先後順序，即登用順序排列。《史記》列傳編纂以人物“行事”先後爲序。《漢書》在將長時段歷史人物合傳時，亦基本上按照人物登用的先後順序排列。典型者有《漢書》的《蒯伍江息夫》《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趙尹韓張兩王傳》等。《魏書》中，同一列傳中大量出現人物登用順序與位置錯亂的情況。初步統計有如下幾例：

1.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中，崔琰歸曹在曹操領冀州牧之後，《武帝紀》繫此事於建安九年(204)。毛玠歸曹則在曹操臨兗州時，即興平二年(195)。則毛玠歸曹遠早於崔琰，反而列在崔琰之後。

2. 《張樂于張徐傳》中張遼歸曹於曹操破吕布下邳時，《武帝紀》繫此事於建安三年(198)。樂進曾從擊吕布於濮陽，則歸曹早於張遼。于禁於曹操爲兗州牧時拜爲軍司馬，亦從征吕布。則樂進、于禁二人本應列於張遼之前。

3. 《張樂于張徐傳》中張郃歸曹於官渡之戰之際，應繫此事於建安五年(200)。徐晃則歸曹於建安元年(196)，如此則徐晃是本傳中歸曹第三人，早于張遼、張郃。

4. 《二李臧文吕許典二龐閻傳》中，吕虔於曹操任兗州牧時歸順；許褚於“太祖徇淮、汝”時“以衆歸太祖”，與吕虔相仿佛；典韋亦從討吕布於濮陽。三人次序，似應列於臧霸、文聘之前。

5. 《王衛二劉傅傳》中王粲於劉琮降曹後歸降，時爲建安十三年(208)，衛覬登用則早於官渡之戰(200)，劉廙歸曹亦在劉琮歸降以前，則王粲應列於衛覬、劉廙之後。

6. 《桓二陳徐衛盧傳》中桓階與王粲同時降曹，陳群於吕布破時歸曹，早於桓階。

7. 《和常楊杜趙裴傳》和洽亦於曹操平定荆州後歸曹；常林爲并州刺史梁習舉薦，其事在平高幹後，繫於建安十年(205)，應列名於荆州平定後歸曹的和洽之前。又同傳杜襲、趙儼均建安初年歸曹，其事更在和洽、常林之前。

8. 《韓崔高孫王傳》韓暨亦是荆州平後歸曹，而崔林乃冀州平後降人，兩人順序亦顛倒。

綜上，共計7個列傳存在前後人物順序與登用時間不符的狀況，幾乎占《魏書》人物列傳18篇列傳之一半。[注]《魏書》除去開國群雄傳以及妃嬪、宗室、《方技傳》《烏丸鮮卑東夷傳》，剩下人物列傳共計18篇。

第三，歸納《史記》《漢書》可見，一般列傳的先後順序，以傳首人物的時代順序爲准，《魏書》亦有不從此例者。如卷二五《辛毗楊阜高堂隆傳》中，辛毗是冀州尚未平定即歸曹之人，而自卷二一至卷二四，傳首諸人皆荆州平定以後歸曹之人，則各傳前後順序又顛倒。又卷二六《滿田牽郭傳》，滿寵被辟爲兗州從事，可以目之爲最早追隨曹操之人，其傳亦列於荆州降人和冀州降人列傳之後。

目前尚未看到統一的解釋體系回應以上三個特點。鑒於此，將各種可能的官職和時間要素一一排列，重新審視《魏書》的諸多列傳，成爲尋找《魏書》乃至《三國志》合傳、編次秩序的切入點。總結《魏書》合傳及編次的問題，均指向兩個可能的結論。第一，《魏書》列傳編纂非常重視官職；[注]聶溦萌： 《所謂正史： 漢唐間紀傳體官修史的生成》，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第118頁。統觀《魏書》列傳，篇末評語針對傳主官職而發的有《鍾繇華歆王朗傳》《劉司馬梁張温賈傳》《任蘇杜鄭倉傳》《張樂于張徐傳》《桓二陳徐衛盧傳》《和常楊杜趙裴傳》《韓崔高孫王傳》《徐胡二王傳》，此外《二李臧文吕許典二龐閻傳》是明確的將軍合傳，《王毌丘諸葛鄧鐘傳》則是方面諸臣叛逆合傳，計有10篇合傳是從官職角度而合的列傳，占全部18篇參與討論列傳的一半還多。由此不得不承認，陳壽是在有意識地强調官職對於合傳的重要性。矢野主税認爲，《魏志》中同一列傳中的人物，在政治生活的相關度和政治評價上，都是大體相當的。某人能否收入列傳，要考虑其與政权的關係，見矢野主税《列伝の性格——〈魏志〉と〈宋書〉の場合》，《長崎大學教育學部社會科學論叢》第23號，1974年。第二，《魏書》按照一份獨特的時間表編次列傳。下文即從官職角度分析以上諸傳，并推求《魏書》列傳編纂時采用的時間表及其合傳、編次秩序。

二、 “魏國建立”視角下的陳壽《魏書》列傳編纂

從官職的角度分析，《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中，除去司馬芝外，諸人均任丞相掾屬。崔琰之所以登用晚於毛玠，而列名於毛玠之前，恐其任丞相東曹掾早於毛玠。

《張樂于張徐傳》中載建安十一年(206)，曹操表稱樂進、于禁、張遼，三人分别爲折衝、虎威、蕩寇將軍。由於不能見到表章原文，只能根據陳壽記録順序推測三人在表章中的排序。陳壽記録了兩種排序，分别爲樂進、于禁、張遼和于禁、樂進、張遼。無論哪一種是曹操表章的原文順序，都説明建安十一年(206)時，張遼的位次應排在樂、于二人之後。張遼唯一與于禁、樂進二人不同之處在於，魏文帝曹丕即王位時，轉張遼爲“前將軍”，此前他的官職是漢征西將軍。樂進不曾生及魏世，卒於漢右將軍任上。于禁曾爲漢左將軍，後降關羽，魏文帝踐祚後拜爲安遠將軍。二人於魏朝官職，均無法與張遼相比。同時張郃、徐晃於曹丕即王位時分别爲左、右將軍，名位相當，位次先後并無太大關係。

《二李臧文吕許典二龐閻傳》中，李典、李通均不及生見魏朝，然早已獲得漢將軍位號。臧霸、文聘生見魏朝，亦獲魏將軍號。傳稱文聘因“與樂進討關羽於尋口，有功，進封延壽亭侯，加討逆將軍”，[注]《三國志》卷一八《魏書·二李臧文吕許典二龐閻傳》，北京： 中華書局，1982年，第539頁。尋口之戰不見《武帝紀》和《蜀書·關羽傳》。考《樂進傳》，樂進薨於建安二十三年(218)，是役必發生於此年之前，疑是建安十三年(208)之後不久之事。吕虔歸曹甚早，可是始終在泰山太守任上，直至魏文帝踐祚以後，方有將軍位號，晚於前列諸人。許褚於曹操征馬超時任武衛中郎將，時爲建安十六年(211)，或在文聘加討逆將軍之後。典韋終於校尉任上，只能附於許褚之後。

《王衛二劉傅傳》《桓二陳徐衛盧傳》《和常楊杜趙裴傳》三傳可等量齊觀。王粲、衛覬爲魏國初建時侍中，劉廙、劉邵、傅嘏均任爲門下諸官。《王衛二劉傅傳》直可視作“門下諸臣傳”。魏國初建時，桓階爲虎賁中郎將侍中；文帝踐阼後，遷尚書令。魏國初建時，陳群爲御史中丞；曹丕即王位時“徙爲尚書”，曹丕稱帝時則“遷尚書僕射，加侍中，徙尚書令”。陳群在尚書省的體系内，晉升速度并不如桓階。至於陳矯、徐宣、衛臻、盧毓分别於文、明帝以後任尚書令、僕，則《桓二陳徐衛盧傳》亦可視作“尚書諸臣傳”。《和常楊杜趙裴傳》中和洽於魏國建立之際拜侍中，常林爲尚書，楊俊爲中尉，杜襲爲侍中，而後趙儼、裴潛諸人任官轉雜，仍不離侍中、尚書諸職，此傳可視作“門下—尚書諸臣傳”。

《韓崔高孫王傳》中，韓暨於明帝景初二年(238)爲司徒，崔林於景初三年(239)任司空，事在韓暨之後。高柔、孫禮、王觀俱登三事。

綜上可見，《魏書》合傳以傳主任魏國官職爲標準，合傳者多任同一類官職，并以任官先後序次。

循着同樣的思路再看《魏書》列傳的編次。可以發現一個明確的關節點，即曹操任魏公之時，《魏書》中反復以“魏國初建”或“魏國既建”的字樣標示，是年爲建安十八年(213)。其時魏國官署相應建立。《武帝紀》稱“十一月，初置尚書、侍中、六卿”，注引《魏氏春秋》稱：“以荀攸爲尚書令，涼茂爲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爲尚書，王粲、杜襲、衛覬、和洽爲侍中。”[注]《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第42頁。此前傳序諸人，或爲漢官，或爲曹操霸府諸掾屬，從名義上仍屬漢臣；而此後傳序諸人，均爲魏臣。

以魏國建立作爲關鍵的時間點觀察《魏書》列傳，能清晰辨别列傳編纂秩序。由《漢書》可知，“宗王傳”往往起到區分時代斷限，提挈一代人物的作用。[注]參考拙作《漢書列傳編纂研究》，《學燈》第二輯，2017年，第99—124頁。但是《魏書》“宗王傳”區隔的并非是不同君主的時代，而是不同歷史階段，這是與《漢書》的不同之處。魏國歷時較短，君主更迭頻繁，大臣歷任數朝，這些情況迫使陳壽不得不從魏國歷史本身尋找其發展的階段性節點。此時，“魏國既建”作爲區分漢、魏正統的關鍵性時間點的意義，被陳壽敏鋭地捕捉到了。而《魏書》中記載的歷史人物，也被貼上了“漢臣”、“由漢入魏之臣”和“魏臣”的不同標籤，按照在魏國建立前後的歷史表現，也按照與魏政權的親疏遠近關係，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於是，作爲“宗王傳”的《魏書》卷一九《任城陳蕭王傳》和卷二〇《武文世王公傳》依舊發揮了列傳編次分界點的作用。此前諸傳列序由漢入魏的創業諸人，此後則列序“魏國既建”時及魏朝建立以後的任用諸人。

卷一〇《荀彧荀攸賈詡傳》至一八《二李臧文吕許典二龐閻傳》以魏國建立以前諸漢臣傳作爲主要内容。《荀彧荀攸賈詡傳》《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可以視作一個單元，其中諸人多先任漢官，後歸曹氏；或歸曹之後，委以漢官之任。《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鍾繇華歆王朗傳》《程郭董劉蔣劉傳》可以視作第二個單元。《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中諸人爲曹操所辟掾屬，在當時的政治觀念中，這是名正言順屬於曹操臣僚的一批人。《鍾繇華歆王朗傳》和《程郭董劉蔣劉傳》羅列諸人，多有漢官經歷，但是傾心曹氏，早相歸附，兩傳諸人分别充任魏國初建時三公、諸卿之位。這一單元，可以視作曹操霸府運轉的核心力量，用傳統政治名詞加以描述，即所謂“腹心”。《劉司馬梁張温賈傳》《任蘇杜鄭倉傳》《張樂于張徐傳》《二李臧文吕許典二龐閻傳》是第三個單元。《劉司馬梁張温賈傳》《任蘇杜鄭倉傳》分别列序曹操控制的疆域下的名刺史和名太守，《張樂于張徐傳》《二李臧文吕許典二龐閻傳》則列序曹操霸府的武將。第三單元可以視作曹操霸府的週邊運作力量，用傳統政治名詞描述可稱爲“股肱”與“爪牙”。

卷二一至卷二八則以魏國建立以後諸臣爲核心。《王衛二劉傅傳》《桓二陳徐衛盧傳》《和常楊杜趙裴傳》構成第一個單元，即魏武帝、魏文帝時期“門下—尚書”諸臣，他們是新的魏國“腹心”。《韓崔高孫王傳》《辛毗楊阜高堂隆傳》《滿田牽郭傳》《徐胡二王傳》分别是明帝以來三公、諸卿、方面大臣，他們構成了魏明帝以後的“腹心”、“股肱”和“爪牙”。值得一提的是《辛毗楊阜高堂隆傳》《滿田牽郭傳》。前文已經指出這兩個列傳的位置似乎太靠後了，可是若從諸人在明帝以後任職諸卿和方面大臣的角度來看，諸人列傳在《魏書》中的位置非常和諧。

《魏書》列傳的結構可以用下表加以清晰表示。

表1 《魏書》列傳格式

前文已經説明，《魏書》記載魏國建立以後，以卷二一至二三爲主，涵蓋魏武、魏文“門下—尚書諸臣”，其位次本應在卷二四的三公及卷二五諸卿之下。導致目下編次格局形成的原因在於，諸人任尚書、侍中，是魏國建立的關鍵因素，其排序本在六卿之前，而此時魏國并無三公。那麽在政治上，卷二一至卷二三諸人的意義大於卷二四諸人。又從登用時間上，卷二一至卷二三諸人亦早於卷二四諸人。在《漢書》中，官員的官職位次的作用體現爲時間秩序的補充，即列傳編纂首重時間順序。但在《魏書》的列傳中，時間秩序是可以讓位於官職位次秩序的。此舉既與漢魏之際政權更替時間緊密、人物遷轉複雜有關；亦與陳壽意圖突出諸人官職，以表明魏政權建立的歷史節點有關。

陳壽按照魏國建立的時間表編次列傳及列傳中人物。這個時間表展示出對魏國建立和魏朝以後文帝、明帝朝的清晰劃分。白壽彝認爲“陳壽的史才，表現在對三國歷史有一個總攬全域的看法和處理”。[注]白壽彝： 《陳壽、袁宏和范曄》，《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64年第1期。這一觀點，可以視作對陳壽歷史見識比較準確的評價。進一步講，陳壽希望通過《三國志》全書而非單個的列傳、人物或歷史事件來表現三國的歷史進程。如果只從某幾篇列傳文字中探索陳壽的史才是不够的。必須看到陳壽在編纂史書時，有意地規範、控制合傳及列傳編次，形成人物列傳的整體結構和秩序，由此表達歷史的節奏感，體現歷史發展的階段性。列傳編纂，方是陳壽“史才”的集中體現。

三、 陳壽《蜀書》列傳編纂

《蜀書·後主傳》陳壽評曰：“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异靡書。”[注]《三國志》卷三三《蜀書·後主傳》，第902頁。又同書《楊戲傳》引楊戲作《季漢輔臣贊》稱蜀國多人“失其行事，故不爲傳”。據此，《蜀書》是陳壽獨立創作完成的。[注]《華陽國志·後賢志》於王化事後附少弟崇“著《蜀書》”。任乃强推測其人永嘉時尚在。常璩著，任乃强校注： 《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32、633頁。金毓黻推測，《蜀書》是王崇入晉後作。金毓黻： 《中國史學史》，北京： 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76頁。任乃强根據陳壽《蜀書》中“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於《蜀書》，是以記之於左”推測此《蜀書》即王崇於東觀郎任上所作。又言及王崇於陳壽“始終友好，故史稿當互觀。壽斷制謹嚴，多不取同崇説，亦不辟之”。所謂“史稿當互觀”不敢贊同。任乃强更據《華陽國志·劉後主志》“姜維未知後主降，謂且固城。素與執政者不平，欲使其知衛敵之難，而後逞志，乃回由巴西出郪、五城”以爲此事頗不合軍事常識，不若“《陳志》數語，深得實際情旨”，并推測“此亦必誤取王崇《蜀書》或他記載之説”。《劉後主志》最末有王崇論後主，其文有姜維“乃回道之巴，遠至五城”之語，即坐實前引《劉後主志》本諸王崇《蜀書》。(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 《華陽國志校補圖注》，第424、427、429頁。)陳壽《姜維傳》載姜維“退保劍閣以拒會”，確實與王崇不同。如此，即便王崇《蜀書》成於陳壽《蜀書》之前，陳壽亦未必資用。津田資久推測，諸葛亮以後，蜀漢就設立了史官編纂國史。津田資久： 《蜀漢楊戲〈季漢輔臣贊〉考》，《中國中古史研究》編委會編： 《中國中古史研究(第五卷)》，上海： 中西書局，2015年，第30頁。

與《魏書》一樣，《蜀書》的人臣列傳應從卷三五《諸葛亮傳》開始，至卷四五《鄧張宗楊傳》止，共計11篇。由於《二主妃子傳》已經記載了部分蜀漢諸王，《蜀書》就没有再單獨設立宗王傳了。如此表明《蜀書》的列傳缺乏明顯的時間斷限。一方面蜀漢建國確實很倉促，比對曹操建立魏國的歷史，劉備自稱漢中王也是在建安二十四年(219)的時候。其時距離他稱帝僅隔一年，并没有給建立霸府留出足够的時間。後主利用的人物，基本上是先主時舊臣。另一方面，蜀漢的人物在數量上亦無法與曹魏和孫吴相比。所以，《蜀書》中的列傳時間斷限不是很清晰。

但是《魏書》表現出來的首重官職的合傳標準，在《蜀書》中同樣存在。比較典型的例子是卷三七《龐統法正傳》，評曰：“龐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於時荆、楚謂之高俊。法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算，然不以德素稱也。儗之魏臣，統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儔儷邪？”[注]《三國志》卷三七《蜀書·龐統法正傳》，第962頁。龐統“雅好人流”，本是品評人物的名士，而且被司馬徽稱作“南州士之冠冕”，在荆楚地區已有“高俊”的風評，可方之於荀彧。法正是名門之後，奈何建安初遷往蜀地，失去了鄉閭品評的機會。“不以德素稱”的他只能以“奇畫策算”自顯，比於程昱、郭嘉。但是，荀彧、程昱、郭嘉三人因官位不合，且對曹氏態度不同，在《魏書》中并不合傳。而龐統、法正先後爲劉備掾屬，二人雖風評不同，但依舊合傳，成爲陳壽於《蜀書》合傳仍重視官職的一例。

此外還有卷三八《許麋孫簡伊秦傳》。劉咸炘以爲：“此諸人皆名士談客，惟秦子勅似宜與杜微等合傳。”[注]劉咸炘： 《三國志知意》，《劉咸炘學術論集(史學編)》，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50頁。何焯認爲：“承祚此書，大趣簡質，而獨推秦子勅之文藻，异于諸傳。斯則文無定體之謂邪？”[注]何焯： 《義門讀書記》卷二七《三國志·蜀志》，北京： 中華書局，1987年，第465頁。劉咸炘駁曰：“按壽師譙周，而宓乃周所嚴事，從聞其文論而載之耳。”[注]劉咸炘： 《三國志知意》，《劉咸炘學術論集(史學編)》，第350頁。《三國志集解》此舉後有“其文皆佳，載之可代文苑傳”字樣，與廣西師大本《三國志知意》异，未審是劉氏原文抑或盧弼自述。見《三國志集解》卷三八《蜀書·許麋孫簡伊秦傳》，北京： 中華書局，1982年，第804頁。這種不從《三國志》全書整體列傳編纂角度考慮，而僅僅就某一傳内容談論某一傳編纂形式的争論參考價值不大。依據從《魏書》處得到的經驗，此傳實爲“先主霸府—先主公卿諸臣傳”。先主爲漢中王，許靖爲太傅。糜竺拜爲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孫乾自從事中郎爲秉忠將軍，見禮次麋竺，與簡雍同等。簡雍爲昭德將軍。伊籍爲左將軍從事中郎，見待亞於簡雍、孫乾等。諸人班次或在諸葛亮上，或在諸葛亮左右，占據蜀漢建立之初公卿之位。又據《季漢輔臣贊》，先主爲漢中王，用賴恭爲太常，黄柱爲光禄勛，王謀爲少府，皆失其行事，故不爲傳。此傳則以諸人同位者代之。至秦宓建興二年爲大司農，亦拜卿位。

卷三九《董劉馬陳董吕傳》，劉咸炘認爲：“董和參署府事，馬良、董允、陳祗、皆爲侍中，劉巴、陳震、董允、陳祗、吕乂俱爲尚書令，故合之。”[注]劉咸炘： 《三國志知意》，《劉咸炘學術論集(史學編)》，第351頁。劉咸炘此論大抵不差，不過此傳之“陳”乃陳震，而非陳祗。此傳乃“先主霸府—先主、後主門下·尚書諸臣傳”。先主爲漢中王時，劉巴爲尚書，後遷尚書令。先主稱尊號，馬良爲侍中。後主建興三年(225)，陳震爲尚書，遷尚書令。董允後主時爲黄門侍郎。吕乂後主時爲尚書，遷尚書令。

卷四一《霍王向張楊費傳》、[注]劉咸炘以爲：“諸人或著於領軍治郡，或著於長史從事。”劉咸炘： 《三國志知意》，《劉咸炘學術論集(史學編)》，第351頁。卷四三《黄李吕馬王張傳》分别列序先主任漢中王以前及先主稱帝時方面大臣。卷四五《鄧張宗楊傳》則是後主時方面大臣合傳。

總結來看，《蜀書》列傳基本可以用下表展示。

表2 《蜀書》列傳格式

四、 “自擅江表”： 《吴書》創業功臣傳的完結

陳壽《吴書》之前，吴國已有官修的韋昭《吴書》。韋昭《吴書》作爲一部專記吴國歷史的史書，可以詳細地敍述東吴每一朝的情況。它的列傳編次，可能與《漢書》一樣按照君主的時間斷限完成。陳壽《吴書》雖資取韋昭《吴書》，但在列傳編纂上又表現出鮮明的特色。

陳壽《吴書》的人臣列傳從卷五二《張顧諸葛步傳》開始，至卷六五《王樓賀韋華傳》爲止，共計14個列傳。其中卷五九是《吴主五子傳》。前文已經提及，“宗王傳”往往起到區分時代斷限，提挈一代人物的作用，《吴主五子傳》理應起到同樣的效果。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吴主五子傳》之後的《賀全吕周鐘離傳》傳首賀齊是孫策所任用官吏，歷經孫策、孫權二主，僅就登用時代來説，與《吴主五子傳》之前諸人亦無大的區别。這就很難解釋《吴主五子傳》在區分時間斷限上的作用了。

這一點與《魏書》情況一致，即《魏書》中“宗王傳”區隔時代的作用，并非體現在單純區别不同君主的時代，而是區别不同歷史階段。同樣，《吴書》的“宗王傳”亦是不同歷史時代而非不同君主時代的分水嶺。正如陳壽對曹魏的歷史是以“魏國既建”爲節點進行人物列傳編次的，他在《吴書》中也根據一份時間表對孫吴人物進行編次。《吴書》中的時間表，緊緊圍繞“江東創業”展開。

《吴書·張昭傳》和《張紘傳》均有“孫策創業”字樣，但是創業之功似乎并不爲孫策獨占。《朱然傳》稱“自創業功臣疾病，權意之所鍾，吕蒙、淩統最重，然其次矣”，[注]《三國志》卷五六《吴書·朱治朱然吕范朱桓傳》，第1308頁。其中吕蒙、朱然均爲孫策舉用之人，而淩統則爲孫權辟用。陳壽對孫策的評語是“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注]《三國志》卷四六《吴書·孫破虜討逆列傳》，第1113頁。對孫權則是“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注]《三國志》卷四七《吴書·吴主傳》，第1149頁。看來，《吴書》并不以孫策專擅創業之美，而是直陳孫氏兄弟相繼成之。

孫氏兄弟創業至何時結束呢？以魏、蜀的經驗而論，曹操、劉備均通過獲得公、王這一超越人臣的地位，取得據有問鼎帝位的資格。《魏書》正是以“魏國既建”，作爲曹操功業的總結性象徵。與魏、蜀兩國不同的是，孫吴稱王是稱藩於魏。在當時的歷史記録中，吴人對此表現出强烈的反感。《張昭傳》稱：“魏黄初二年，遣使者邢貞拜權爲吴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注]《三國志》卷五二《吴書·張顧諸葛步傳》，第1221頁。同書《徐盛傳》和《江表傳》都有類似的記載。[注]《徐盛傳》稱：“及權爲魏稱藩，魏使邢貞拜權爲吴王。權出都亭候貞，貞有驕色，張昭既怒，而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横流。”(《三國志》卷五五《吴書·程黄韓蔣周陳董甘淩徐潘丁傳》，第1298頁。)《江表傳》曰：“權群臣議，以爲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應受魏封。權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拜爲漢王，此蓋時宜耳，復何損邪？’遂受之。”(《三國志》卷四七《吴書·吴主傳》，第1123頁。)據陸雲《與平原書》，韋昭《吴書》中没有《魏賜九錫文》，而陳壽《吴書》備載。[注]陸雲： 《與兄平原書》，嚴可均輯： 《全晉文》，北京： 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075頁。加九錫，是孫權受封爲吴王時同步進行的。其文中有所謂“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敬敷訓典，以服朕命，以勖相我國家，永終爾顯烈”文句，[注]《三國志》卷四七《吴書·吴主傳》，第1122頁。表明了魏對吴在政治上的勝利。對於這種迫於形勢的城下之盟，吴人不可能也不會將其視作創業完成的象徵。同樣陳壽《吴書》對孫權稱吴王一事的記録，遠不如曹操稱魏公、劉備稱漢中王那麽大張旗鼓。也就是説，陳壽清楚地把握住了吴人的意識。

田餘慶在《孫吴建國的道路》一文中指出，孫權在赤壁之戰和夷陵之戰都是贏家的情況下，仍徘徊猶豫數年之久才登上皇帝寶座，主要是等待孫吴政權江東化的完成。[注]田餘慶： 《孫吴建國的道路》，《秦漢魏晉史探微》(重訂本)，北京： 中華書局，2004年，第295頁。此論準確點明了江東化對孫吴政權的重要意義，成爲學界思考孫吴政權性質的基礎。需要注意的是，田先生泛言的“建國”是以孫權稱帝爲標誌的。時人對孫氏政權獨立時間的認識，似更早於此。據《蜀書·吕凱傳》，劉備薨於永安，雍闓蠢蠢欲動，聲稱“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注]《三國志》卷四三《蜀書·黄李吕馬王張傳》，第1047頁。劉備薨於章武三年(223)，即吴黄武二年(223)。孫權建元黄武在222年九十月間，此前一直使用魏黄初年號。改元黄武，是吴在政治上獨立於魏的標誌。在當時如雍闓等輩看來，“正朔有三”足以爲“天下鼎立”之據。《吴主傳》另載，黄武二年(223)“夏四月，權群臣勸即尊號，權不許。劉備薨於白帝”，兩件事相連并書，似欲表達孫權忌憚稱帝冒犯魏、蜀兩國，[注]“《江表傳》曰： 權辭讓曰：‘漢家堙替，不能存救，亦何心而競乎？’群臣稱天命符瑞，固重以請。權未之許，而謂將相曰：‘往年孤以玄德方向西鄙，故先命陸遜選衆以待之。聞北部分，欲以助孤，孤内嫌其有挾，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趣其速發，便當與西俱至，二處受敵，於孤爲劇，故自抑按，就其封王。低屈之趣，諸君似未之盡，今故以此相解耳。’”(《三國志》卷四七《吴書·吴主傳》，第1130頁。)但從事實上看，對於已經自立正朔的孫權，是否即尊號并不那麽重要。當孫吴自有正朔之時，已經表明其創業成功了。

孫吴政權創業階段的完結，繫於幾件接連發生的歷史事件。從孫吴的角度來説，大體可以分爲兩個階段。首先是孫吴擊敗關羽占據荆州，受魏册封爲吴王，而後擊敗劉備。時間是漢建安二十四年至魏黄初三年(219—222)左右。這可以視作孫吴占據荆州的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則是魏黄初三年(222)，孫吴改元爲黄武元年(222)，正式與魏開戰，并在黄武二年(223)取得全勝。改元之時，孫權的“吴王”稱號便不再是稱藩於魏的恥辱印記，而是孫吴政權獨立的象徵。對魏、蜀作戰的全勝，使得孫吴不僅在領土面積上達到巔峰，也首次以對等政權的面貌與曹魏、蜀漢鼎足而居。此刻，便是孫權“自擅江表”之時，亦即孫吴政權創業完成之際。

這樣看來，《吴主五子傳》之前的合傳人物，均爲從孫氏父子兄弟而起的創業功臣；《吴主五子傳》之後的人物，則爲孫氏江東政權基本鞏固以後涌現出的守業諸臣。前者代表着追隨孫氏開創江東基業的力量，後者則代表着圍繞孫權及其子孫鞏固江東事業的力量。

《吴書》列傳編次體例上符合這一判斷。《吴主五子傳》之前是《陸遜傳》。陸遜年二十一時爲孫權東西曹令史，此前不見有仕於孫策幕府的經歷。然而他卻是孫氏奪取荆州、保衛荆州的關鍵性人物，將其作爲創業功臣中的總結性人物，體現出史書對歷史敍述完整性的關照。衆所周知，《周瑜魯肅吕蒙傳》末尾載有孫權與陸遜論此傳中三人之辭。[注]《三國志》卷四七《吴書·吴主傳》，第1280—1281頁。孫權是在什麽情況下發表這通議論的，史無明文。可以推測，在陸遜擊敗劉備之後，江東政權才在荆州站穩腳跟，孫權才可能檢討此前的荆州政策。評語中所謂的“開拓荆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既是對周瑜的褒獎，也是對陸遜的肯定。看來“開拓荆州”，對孫氏江東政權有着非同尋常的意義。直至孫氏穩定地占有荆州，這個政權的創業歷程才正式宣告結束。

五、 “安集荆揚”： 《吴書》守業諸臣傳的歷史書寫

《吴主五子傳》後緊接《賀全吕周鍾離傳》，此傳的地位頗難解釋。傳末評曰“凡此諸臣，皆克寧内難，綏静邦域者也”。[注]《三國志》卷六〇《吴書·賀全吕周鍾離傳》，第1395頁。傳中賀齊爲孫策所察孝廉，從時間上看，賀齊建立功業在孫權稱藩於魏以前，在列傳編次上似不應排在《吴主五子傳》之後。但是重新檢討建安、黄武之間的魏、吴關係，可以發現“克寧内難”的意義在於爲吴國創造穩定的内部環境，以便擺脱吴、魏争衡中的劣勢，這是“自擅江表”之後的孫吴政治的核心。

據《吴主傳》，孫權初稱藩於魏時，“外托事魏，而誠心不款”，導致魏於黄初二年(222)遣曹休、曹仁、曹真等部分三路向吴進攻。孫權的對策則是“遣吕范等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諸葛瑾、潘璋、楊粲救南郡，朱桓以濡須督拒仁”。陳壽於此危難之際，筆鋒一轉，寫道：“時揚、越蠻夷多未平集，内難未弭。故權卑辭上書，求自改厲。”[注]《三國志》卷四七《吴書·吴主傳》，第1125頁。此時距孫權稱藩於魏，尚不足一年。魏之咄咄逼人，吴之委曲求全，盡出於“内難未弭”。揚、越之地安集與否，不僅影響到吴對魏的軍事鬥争，更關乎吴國的獨立地位。占領荆州之後，荆州蠻夷與揚、越蠻夷交相鼓蕩，愈來愈凸顯爲吴國内部的主要問題之一。

《吴書》記載，蠻夷大體分爲兩處，一是山越，二是荆州武陵蠻，前者是“揚越蠻夷”的典型代表，[注]“山越”雖有“山中越人”的族屬含義，但在漢末亂世，亦有大量避役逃禍的漢人百姓與之混雜，被唐長孺稱爲“居於山地的南方土著”。唐長孺： 《孫吴建國及漢末江南的宗部與山越》，《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 中華書局，2011年，第9頁。後者則是孫吴占領荆州之後面臨的新問題。兩者雖名稱不同，卻基本上可以視作吴境内基層反對勢力的代稱，相互交織牽連，成爲孫吴政權的心腹之憂。特别是荆州蠻夷，與孫吴對荆州的占領和統治息息相關。緊隨《吴主五子傳》其後的兩個列傳，即是針對這兩個問題所立傳記。

《賀全吕周鐘離傳》陳壽評曰：“山越好爲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卑詞魏氏。凡此諸臣，皆克寧内難，綏静邦域者也。吕岱清恪在公；周魴譎略多奇；鍾離牧蹈長者之規；全琮有當世之才，貴重於時……”[注]《三國志》卷六〇《吴書·賀全吕周鍾離傳》，第1395頁。直是將此傳中諸臣功業視作孫氏政權能自立於三國時代的重要依憑。從評語來看，討伐山越是諸人主要功業。但考察諸人經歷，山越遠非他們征討對象的全部。隨着孫吴占領荆州，當地的蠻夷與原本散布於吴境内的山越一樣易動難安，他們各自起義又互相照應，同時與吴境之外的蜀、魏相聯繫，此起彼伏，掀起一處又一處、一次又一次的事變。爲此孫吴政權分出很大的精力對其鎮壓。以吕岱爲例，延康元年(220)，他先鎮壓了桂陽、湞陽等地的王金叛亂；而後於黄龍三年(231)，又與潘濬鎮壓武陵蠻夷的叛亂。[注]《三國志》卷六〇《吴書·賀全吕周鍾離傳》，第1384、1385頁。又如《鍾離牧傳》記載：“永安六年，蜀并於魏，武陵五谿夷與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爲平魏將軍，領武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漢葭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遷陵界，屯於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攻酉陽縣，郡中震懼。”《三國志》卷六〇《吴書·賀全吕周鍾離傳》，第1394頁。《賀全吕周鍾離傳》之立，在於敍述吴蜀荆州之役以後，吴國如何逐步觸及、緩和、甚至部分解決山越和蠻夷問題。

相較《賀全吕周鍾離傳》側重敍述孫吴平集揚越地區的歷史，《潘濬陸凱傳》則更重視荆州方面。潘濬於劉備任荆州牧時即爲治中從事，此經歷使得孫吴倚重他留任處理荆州事務，安集荆州土俗，并作爲荆州本土力量的代表，與陸遜分享占領權和行政權。[注]潘濬，武陵漢壽人，本是劉備舊部，關羽敗後降吴，“拜濬輔軍中郎將，授以兵”。據《江表傳》潘濬降吴後“(孫權)即以爲治中，荆州諸軍事一以諮之”。起復其任舊職，此事記載可信度頗高。《吴書》稱“芮玄卒，濬并領玄兵，屯夏口”。《潘濬傳》稱“先是，濬與陸遜俱駐武昌，共掌留事”。《三國志》卷六一《吴書·潘濬陸凱傳》，第1397—1399頁。陸機《辨亡論》中潘濬以政事“器任幹職”著名，排在顧雍之後，吕范、吕岱之前，應當有所依據。潘濬在鎮撫荆州事務上表現不俗。《江表傳》稱孫吴剛占據荆州時，“武陵部從事樊伷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濬……即遣濬將五千往，果斬平之”。[注]《三國志》卷六一《吴書·潘濬陸凱傳》，第1398頁。此後黄龍三年(231)，孫權“遣太常潘濬率衆五萬討武陵蠻夷”。[注]《三國志》卷四七《吴書·吴主傳》，第1136頁。此役收到“自是群蠻衰弱，一方寧静”的顯著效果。潘濬由此成爲了安集荆州不可或缺的角色。

與潘濬同傳的陸凱是陸遜族子。他和陸抗一樣，在荆州地區很有影響力。[注]《吴志·陸凱傳》稱：“黄武初爲永興、諸暨長，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領兵。……赤烏中，除儋耳太守，討朱崖，斬獲有功，遷爲建武校尉。五鳳二年，討山賊陳毖於零陵，斬毖克捷，拜巴丘督、偏將軍，封都鄉侯，轉爲武昌右部督。與諸將共赴壽春，還，累遷蕩魏、綏遠將軍。孫休即位，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皓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荆州牧，進封嘉興侯。”(《三國志》卷六一《吴書·潘濬陸凱傳》，第1399—1400頁。)孫休、孫皓時期，以江陵爲界的長江上、下游的防務分别由陸抗和陸凱掌管。[注]《陸抗傳》載陸抗履歷：“永安二年，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三年，假節。孫皓即位，加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建衡二年，大司馬施績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三國志》卷五八《吴書·陸遜傳》，第1355頁。)二人不僅繼承了陸遜在荆州的地位和影響，也分擔了他的工作。陸凱對於安集荆州的作用也不言而喻。

陳壽對潘浚、陸凱有如下評價：“潘濬公清割斷，陸凱忠壯質直，皆節概梗梗，有大丈夫格業。”[注]《三國志》卷六一《吴書·潘濬陸凱傳》，第1410頁。劉咸炘質疑將二人合傳，稱：“二人實不相似，徒以濬惡吕壹，凱諫孫皓而合之耳。濬與陸遜同鎮武昌，凱又遜之族子，與抗并輔，爲吴重臣，能匡其君，與國存亡，此傳實《陸遜傳》之餘，正宜合之《遜傳》，乃别爲一篇，宜其評語之膚廓也。”[注]劉咸炘： 《三國志知意》，《劉咸炘學術論集(史學編)》，第360頁。所謂的“大丈夫格業”究竟是怎樣一種氣概，讀者不太容易體會。但是從《魏書》討論可知，這是陳壽對二人做出的品題，并非“膚廓”。很明顯，從二人相繼安集荆州，爲孫吴謀求穩定的内部環境的角度看，將潘濬、陸凱合傳比較合理。陳壽編纂列傳，將其置於《陸遜傳》《吴主五子傳》《賀全吕周鍾離傳》之後，更是大有深意。

於是，《賀全吕周鍾離傳》和《潘濬陸凱傳》及以後諸傳應視作守業諸臣傳，它們被《吴主五子傳》與此前的江東創業功臣傳區隔開來。《吴書》即圍繞江東創業、鞏固的時間表展開列傳編纂。隨着《吴主五子傳》在《吴書》中的意義逐漸明朗，對於《吴書》中其他列傳合傳、編次的因由亦可以討論了。

六、 陳壽《吴書》列傳编纂

可以發現，《吴書》諸傳大體以吴國建立的時間爲序，各傳諸人以官職位次相同合傳，與所謂“類别”“品性”關係不大。

《張顧諸葛步傳》與《張嚴程闞薛傳》是《宗室傳》後最初的兩個吴國人臣列傳。張昭是《吴書》中的第一個人臣。雖然他的官職止步於輔吴將軍一職，且位次僅僅“班亞三司”。但是張昭在孫策創業時的地位遠高於諸人。《張昭傳》云：“孫策創業，命昭爲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注]《三國志》卷五二《吴書·張顧諸葛步傳》，第1219頁。這種影響一直維持到了孫權時期，這是許多人臣并不具備的特點。[注]《張昭傳》載：“初，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邵卒，百寮復舉昭，權曰：‘孤豈爲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三國志》卷五二《吴書·張顧諸葛步傳》，第1221頁。)可見在東吴諸臣心目中，張昭是當之無愧的第一人。

張昭之後應該排列哪些人，或者説哪些人可以與張昭合傳？《吴書》安排了顧雍、諸葛恪、步騭三人。顧雍於黄武年間任丞相，諸葛瑾則任驃騎將軍，步騭任右將軍。將他們視作處於“公位”諸人，應該没有疑問。不過此舉與韋昭《吴書》不同。陳壽《吴書·張顧諸葛步傳》載周昭著書稱步騭及嚴畯等，實則文中論顧雍、諸葛瑾、步騭、嚴畯、張承等五人。[注]今按《隋書·經籍志》有“《周子》九卷，吴中書郎周昭撰”(《隋書》卷三四《經籍三》，北京： 中華書局，1973年，第998頁)。《太平御覽》引周紹《新論》、周昭《新撰》均周昭《新論》之誤。(李昉： 《太平御覽》卷二四一《職官部·都尉》，北京： 中華書局，1960年，第1144頁。同書卷四〇六《人事部·敍交友》，第1878頁。)據嚴可均輯，今存四篇，《贈孫奇詩序》、《論步騭嚴畯等》、《論薛瑩等》、《立交》(嚴可均輯： 《全三國文》，北京： 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715—716頁)。其中《論薛瑩等》輯自《太平御覽·人事部》，缺漏前段“吴志”二字，實應作“《吴志》又曰”，不能算作周昭《新論》佚文(《太平御覽》卷四四五《人事部·品藻上》，第2048頁)。侯康以爲《抱朴子·正郭篇》引中書郎周恭遠《論郭林宗》當出此書(侯康： 《補三國藝文志》卷四《儒家類》，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59頁)。劉咸炘以爲《張顧諸葛步傳》合傳緣由在於“四人及其子弟，皆以德器稱，以周昭之論合之”。[注]劉咸炘： 《三國志知意》，第358頁。實際上，周昭作論是爲將諸人合傳作準備，而且从现有材料推測，韋昭《吴書》中顧雍等人列傳应與陳壽《吴書》不同。陸雲就陸機新修《吴書》而進行建議的書信云：

雲再拜： 誨欲定《吴書》，雲昔嘗已商之兄，此真不朽事，恐不與十分好書同是出千載事。兄作必自與昔人相去，《辯亡》則已是《過秦》對事，求當可得耳。陳壽《吴書》有《魏賜九錫文》及《分天下文》，《吴書》不載。又有嚴陸諸君傳，今當寫送。[注]陸雲： 《與兄平原書》，嚴可均輯： 《全晉文》，第1075頁。

據此，陸機、陸雲兄弟商議共新撰一部《吴書》時，發現陳壽《吴書》與韋昭《吴書》的區别之一便是“嚴陸諸君傳”。此“嚴”應即嚴畯，“陸”似指陸績、陸瑁與陸凱諸人。如果這個推論成立，韋昭《吴書》中嚴畯、步騭的位置應不同於陳壽《吴書》。當時人將顧雍、諸葛瑾、步騭、嚴畯、張承共同評論。陳壽《吴書》中，顧、諸葛、步三人與張昭合傳，張承則附於張昭傳之後，恐怕是陳壽的改動。

隨後的《張嚴程闞薛傳》首列張紘。韋昭《吴書》云“紘與張昭并與參謀，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注]《三國志》卷五三《吴書·張嚴程闞薛傳》，第1243頁。則孫策創業之初，張紘地位僅次於張昭。正如陳壽評曰：“張紘文理意正，爲世令器，孫策待之亞於張昭，誠有以也。”[注]《三國志》卷五三《吴書·張嚴程闞薛傳》，第1257頁。張紘之後羅列嚴畯、程秉、闞澤和薛綜等人，諸人多爲名儒。[注]《吴書·嚴畯傳》稱：“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説文》。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騭齊名友善。性質直純厚，其於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補益。”《程秉傳》稱：“逮事鄭玄，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士燮命爲長史。權聞其名儒，以禮徵秉，既到，拜太子太傅。”《闞澤傳》稱：“追師論講，究覽群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名。”《薛綜傳》稱：“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凡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名曰《私載》，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解》，皆傳於世。”(《三國志》卷五三《吴書·張嚴程闞薛傳》，第1247、1248、1249、1250、1254頁。)劉咸炘曰：“諸人皆以文學進，猶蜀之有劉巴、秦宓、杜瓊、許慈輩，薛瑩則如蜀之郤正。”[注]劉咸炘： 《三國志知意》，《劉咸炘學術論集(史學編)》，第358頁。考《嚴畯傳》後附裴玄，《程秉傳》後附徵崇，《闞澤傳》後附唐固，或即韋昭《吴書·儒林傳》之舊，劉説有一定道理。但是以《三國志》整體考慮，陳壽并没有創設《儒林傳》或《文苑傳》的意圖，他只是在涉及儒林、文學諸人時會以附傳的形式展現。《魏略》原有《儒宗傳》，其中諸人或被陳壽分布於《魏書》中，或本不録入。《蜀書》中劉巴是以“先主門下—尚書諸臣”的面貌出現的，秦宓是以“先主之後公卿”面貌出現的。至於杜瓊、許慈等輩，可以用劉咸炘自己的話來評價：“然據傳中所録之事，諸儒僻好術數，忿争褊躁，或陳曹氏之符，或獻勸降之策，皆陋劣鄙儒也。吾蜀不幸，無人可紀，乃使諸儒列名史策。”[注]劉咸炘： 《三國志知意》，《劉咸炘學術論集(史學編)》，第352—353頁。其實“僻好術數”，已經表明陳壽對儒生的態度了。[注]比如《吴書·吴范劉惇趙達傳》可方之《魏書·方技傳》和《蜀書·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郤傳》。《魏書·王粲傳》中，建安諸子以附傳的形式出現，亦表明陳壽不立《文苑傳》。總之《張嚴程闞薛傳》諸人共性并非儒學背景而在官職位次。嚴畯於孫權爲吴王及稱帝時爲衛尉，程秉先後拜太子太傅、守太常，闞澤歷任尚書、中書令、太子太傅，薛綜爲選曹尚書、太子少傅——此傳實爲孫權諸卿傳。

卷五四至卷五六相繼是《周瑜魯肅吕蒙傳》《程黄韓蔣周陳董甘淩徐潘丁傳》《朱治朱然吕范朱桓傳》，此三傳可視作孫吴創業諸將軍合傳。

劉咸炘認爲《虞陸張駱陸吾朱傳》“皆以剛直遭忌害者，其人實非同類共事也”。[注]劉咸炘： 《三國志知意》，《劉咸炘學術論集(史學編)》，第359頁。盧弼反駁道：“駱統、陸瑁未遭忌害，劉説稍誤。”[注]《三國志集解》卷五七《吴書·虞陸張駱陸吾朱傳》，第1046頁。考諸人行事，即孫吴諸大夫傳，各以議論爲職。

卷五八至卷六一四傳是吴創業向守業過渡諸傳，上文已有討論。

卷六二《是儀胡綜傳》、卷六五《王樓賀韋華傳》與《魏書》的《王衛二劉傅傳》《桓二陳徐衛盧傳》《和常楊杜趙裴傳》，以及《蜀書》的《董劉馬陳董吕傳》相同，所序都是“侍中—門下諸臣傳”。劉咸炘認爲是儀、胡綜合傳是“同典尚書辭訟爲侍中”，[注]劉咸炘： 《三國志知意》，《劉咸炘學術論集(史學編)》，第360頁。大體不差。《是儀胡綜傳》和《王樓賀韋華傳》的差异在於，前者是孫權時期諸臣，後者是孫休以後諸臣。筆者在考察陳壽《吴書》與韋昭《吴書》的區别時曾推測，韋昭《吴書》有一個“使臣列傳”存在。[注]參考拙作《由〈徐詳傳〉廢立推知韋昭〈吴書〉原有“使臣列傳”》，未刊稿。其中就應該有與是儀、胡綜關係非常接近的徐詳。是儀、胡綜以吴王尚書、侍中的身份出現在歷史舞臺上，他們作爲政權建立的重要標誌而存在，用以開啓一個新的時代。“數通使命”的徐詳，又曾出任解煩左部督，典掌軍糧云云，并非長期侍中之臣，爲此不能躋身此傳。

卷六三《吴范劉惇趙達傳》前人多目爲《方技傳》。不過《魏書·方技傳》列於《烏丸鮮卑東夷傳》之前，在全書的結構中處於匯傳附從的位置。而《吴范劉惇趙達傳》在《吴書》結構上并非與《魏書·方技傳》相同，這是不能將其視作《方技傳》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是此傳緊隨《是儀胡綜傳》，在孫權門下—尚書諸臣傳後，又在《諸葛滕二孫濮陽傳》即孫亮以後諸公傳之前，《吴書》應將其定位爲孫權諸大夫傳。

總合《吴書》列傳來看，合傳以官職爲考量要素，這一點與《魏書》、《蜀書》并無不同。《吴書》列傳編次的時間斷限設定在孫權自立正朔之後，亦等同於魏國建立的時間點。反映在列傳標目上，即體現爲《吴主五子傳》區隔前後的作用。

表3 《吴書》諸臣列傳定位示意

七、 結 論

《三國志》延續了《史記》、《漢書》按照時間和官職位次秩序合并、編次列傳的傳統。不過陳壽筆下，《三國志》中官職位次在人物合傳方面的意義顯得更爲突出。由於陳壽在分别敍述各國歷史時，以各國建立的時間點爲最重要節點編纂列傳，此時能突出一國建立的標誌，便是該國獨立的官僚機構。所以《三國志》的列傳編纂中，人物按照相同或相近的官職位次合傳。甚至爲了滿足相同官職的需要，陳壽在一定程度上會調整編次人物的先後順序。活動時間在前者，未必被編次於靠前的列傳中；而活動時間在後者，很可能因爲官職的關係，被安排在靠前的列傳中。

陳壽如此編纂列傳，固然與三國歷時較短的客觀限制有關；而主觀上，陳壽似有意通過此舉彰顯出他對三國歷史的基本認識。雖然《三國志》是以魏國爲主反映當時整個中國歷史的史書，但是陳壽還是充分考慮蜀國和吴國的建國歷程，并堅持按照各國各自發展的時間表編纂列傳。亦即，陳壽以連貫敍述三國歷史演進的基本綫索和趨勢爲首要目标，并傳達出他希望完整敍述各個區域歷史的意圖。爲此他不惜在一定程度上違反按照時間先後排列人物的史傳傳統。

陳壽立足客觀事實，無所回避地承認三國分立、各自爲政的歷史事實。透過《三國志》的列傳編纂可以看到，陳壽的歷史見識并不局限在爲魏、晉兩國作諱的文字遊戲上，也不止步於尊魏抑蜀的正統争論上。正是由於《三國志》藴含着陳壽相對客觀、開明、包容的史學觀念和精神，它也成爲後代書寫地方史和區域史的典範，不斷地被模仿和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