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玳玫

1952年后张爱玲的文学立足

姚玳玫

1952年离开大陆，对于张爱玲来说是既有一切的连根拔起。在海外，立志以写作为生，她除了要确保素材资源的取之不竭和文学才情的充沛鲜活外，还得建立自己的读者圈，形成自己的图书市场，她必须与书商、读者达成一种良性关系，就像当年她在上海一样。从她跨过深圳罗湖桥那一刻起，她得为在新环境中立足而拚搏。

以香港美新处为靠山：冷战格局中的市场铺排

1952年8月张爱玲到香港大学复学。其时的香港，鱼龙混杂，如何安妥自己，她尚无头绪。事后，她致夏志清的信述及：

港大有个老教授帮我弄入境证从大陆出来，这件事原经手人是我母亲的朋友，夫妇俩都在港大教书，异常怕事，硬要我至少暂时重进港大，反正原来的奖学金仍在。读了不到一学期，因为炎樱在日本，我有机会到日本去，以为是赴美捷径，匆匆写信给Registrars Office 辞掉奖学金。不知道这份奖学金还在开会讨论，老教授替我力争，然后发现人已不在，大怒之下，我三个月后回港道歉也没用。学校叫我补付学费，付满了以为了事，但是后来一次应征一个译员的广告，没想到是替个英国什么东南亚局长做事，录取后一调查，查到港大，竟有人说我有间谍嫌疑……

到港大复学，是她入境的理由。但张爱玲并非真的想去复学，是那位怕事老教授硬要她“至少暂时重进港大，反正原来的奖学金仍在”。这才会入学不久她就擅自去日本且辞掉奖学金之事。之后，应征译员广告，录取后对方来调查，竟说她“有间谍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