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超

诏敕文是中国古代帝王专用的具有最高政治权威的政令文体，是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及实用功能的“王言”，有着独特的文体色彩。

初唐诏敕文作为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至玄宗开元初代拟王言的政令文，强调布告天下、咸使闻之的政治功用，表现的是统治者对国计民生的思考以及政治措施的实施，在文体形式上也多有其特定的语言表述体系，因而很容易面目雷同。

但是，中国古代“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界限难以截然划分。历代编纂的文学总集，从《昭明文选》到《文苑英华》再到《古文辞类纂》，都是把文学与非文学作品并列选录。萧统《文选序》的选文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昭明太子集》卷五），诏令也在选文中出现。另外，孔子曾日：“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春秋左传注疏》卷三十六）。刘勰《文心雕龙·诏策》要求诏敕文辞庄严华伟、雍容典雅。这些理论都左右着人们对诏敕文的审美要求。

从草诏者来看，初唐诏敕文出自当时擅长辞笔、文章功底极高的大家，如虞世南、李峤、苏味道、沈俭期、张说等人，皆集政治家、文学家于一身。他们在文学与非文学没有区别的情况下，皆自觉地运用文学笔法草拟诏敕，再加上诏敕文事关国体，代表天子圣音，为了保障天下万邦的信服顺从以及诏令内容的实施，需要出言谨慎，展现帝王权力的至高无上以及皇家的威仪。因此，草诏者常将撰写诏敕文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执行，在诏敕文的谋篇布局、结构安排上都苦心经营，在用典、辞藻、对仗、声律以及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上都反复琢磨，对其重视程度丝毫不亚于悉心创作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