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何慧丽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研究生 王 辉

从东方理性复兴的角度看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何慧丽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研究生 王 辉

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如何在中国的地域范围内推进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同时，又要保持农村近7亿留守群体的就业与增收、农村社会的良性治理、农村生态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相较于对外转嫁成本的西方工业化发展道路而言，这是习近平治国方略的一个东方式的基本命题。

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具有东方理性复兴的宏观历史意义

习近平一直对解决“三农”问题关怀备至。早在2006年，习近平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就在温州倡导尝试了“三位一体”的新型农民合作方式，即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基础、以供销合作社为依托、以信用合作社为后盾的“三位一体”服务联合体建设，在乡村各个层面整合成大农协，增强为农服务的科技、流通、金融三重功能的做法。有学者总结了以之为主的有关习近平“三农”思想的一系列提法，称为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三位一体”的新型农民合作，需要自下而上的大农协的合作体系建设与自上而下的大农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相辅相成，既提高行政效能，又降低合作成本，这样从组织制度创新上解决小农经济适应市场经济的问题，从制度保障上根本解决“三农”问题。它体现了中国领导人要实现的几代农民梦，即从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第一个飞跃，跨进到大规模、多层次的农村合作制的第二次飞跃。

以“三位一体”新型农民合作为组织制度创新举措的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结合当前的历史宏观大势，具有在政治经济层面上的东方理性复兴之意义。为分析方便，把东方文明的政治经济传统称为东方理性，把西方文明的政治经济传统称为西方理性。

中国近现代史上现代化制度变迁与“三农”问题之间的矛盾关系，本质上是西方理性扩张、东方理性渐缩以及导致东方问题加剧之间的伴生性关系。中国人地关系紧张的“内生性结构变量”和国家追求工业化、现代化的“宏观制度变迁”，是百年中国农民、农业、农村问题的根源。谁缓解或者解决好了这个现代化制度变迁与“三农”问题的矛盾关系，既可保证现代化从“三农”中汲取资源，同时又可以某种组织制度形态保证“三农”问题不至于导致危及到社会和政权稳定及现代化、工业化本身。

建国后以中央政府主导的工业化，改革开放后则路径依赖地形成了以地方政府主导尤其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家庭承包制”，其实是一种形成制度改变的交易：政府为了进一步主导改革开放时期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从不景气的农业退出，其实质是部分恢复了传统的小农经济。在资本下乡和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中，庇护小农经济的传统村社理性日益遭致瓦解，小农经济日益成为原子化状态，表现为资金、土地、劳动力等方面的分散性、细碎化、兼业化，它很难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也很难成为当前国家农业战略安全、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性力量。

尽管西方理性的扩张加剧了东方式的现代性问题及“三农”问题的伴生，但是它又高度依赖东方理性对其致贫致乱致污效应的软着陆和化解。中国之所以在建国后的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中基本上没有遭受大的社会性动荡危机，实是因为每当产业资本在城市发生危机的时候都会把代价向乡土社会转嫁。如果不能做到新农村建设的实际效果，而是把农村摧毁，危机软着陆的载体就不存在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陷入危机跳不出来，原因就在于没有像中国这样有一个个无数次接受危机代价并使其在城市得以软着陆的农村。以史为鉴，着眼于百年来现代化制度变迁与“三农”问题辩证关系的历史宏观规律，通过发育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制度的关键举措，以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为核心任务，努力维持乡土社会的可持续性；寄望于维持好经济危机阶段软着陆的机会和条件，包括提供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民生安全的软着陆条件，使农村作为现代化的要素蓄水池和危机消纳器，摆脱百年来现代化制度变迁与“三农”问题加重的历史性规律循环，这些才是习近平“三农”思想的战略意图所在。

东方理性复兴在贯彻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中的两个着力点

任何组织制度创新，都是处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具体场域之中的，任何人的“三农”战略思想若想持久，则必要溯源；若要可持续，则必要滋润根本。习近平欲通过“三位一位”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制度创新的办法，以制度创新为载体，解决具有战略高度的“三农”问题。“三位一体”，既是组织制度层面的，同时也是思想文化层面的。在此强调颇具有东方理性复兴内涵的两个方面：

复兴“村社理性”，是基础性载体和目标

无论多么丰富的“三位一体”内容，都会把加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统”的经营体制作为基础性任务和使命。在传统信用社、供销社系统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各自为营的大环境下，亟需探索小农经济的村社层面统一经营体制在现实中得以完善和稳定的好办法——从村庄层面发育适度规模性的综合农民合作，尝试以经济合作为基础的村庄整体建设与各涉农部门服务及外部市场长效对接的可能性。这一担当需要借助既有基层组织制度——村“两委”的体制内和自治体之双重优势。这也是第二次飞跃的应有之义。

对于大多数普通村庄的发展前途而言，显然，不只是夯实村级层面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统合”功能，而是复兴村社理性。这个村社理性，普遍意义上而言，即一种村社群体理性，指中国人数千年聚居于村落，祖祖辈辈共享村落边界内的以土地、水和山场为主的资源，形成了能够“内部化”收益互补并降低外部风险的小农村社文化共同体，其中的经济理性，是一种“内部化”机制，即以村社为边界、以平均地权为内容的财产均沾以及存在农户和村社的两级地权，这种统分结合的土地产权是小农村社体制的经济基础，也是维系村社内部治理秩序的关键机制；同时，中国农村缺乏超越性信仰，小农村社因而成为再造农民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基本场域。以“村社理性”为实践原则的发展模式能够使村社共同体成为应对“资本下乡”的保护机制，村社共同体利益能够最大化地得以保持。

复兴村社理性是有效落实“三位一体”新型合作机制的必要基础。在村社理性遭瓦解的情况下，无论是什么下乡，都会遭遇小农困境，形成“精英俘获”机制，县乡层面上的“三位一体”也因缺乏基础性载体而功能失效。在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矛盾和无法突破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的情况下，面对国内外政治经济紧缩周期的正确选择，是提倡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这是个东方式命题和解决办法。亟需从村庄层面增强“统”的功能，复兴村社理性，巩固统分结合的小农村社制度。

政党理性的自觉，是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得以贯彻的组织保障

“三位一体”的合作组织制度得以落实，关键在于政党理性在自上而下的大农政主导作用和整合作用的自觉发扬。

制度设计是重要的，但制度的执行取决于人，取决于其所依靠的行动者或者践行者所持的理念和文化。制度决定论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只能是持理念、在行动的组织者，组织者的思想建设问题很重要。习近平主张，各级政府要指导和帮助农民成立自治组织，实行农民的自我保护，但是在一些地方推广“三位一体”合作组织，遇到的最大阻力来自涉农部门本身，涉农部门各有利益、各自为政，难以起到对大农协的主导作用。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是要靠深化改革，然而只有建立在政党理性自觉之上的制度深化改革才能成功，否则很难以制度层次突破制度局限性，也许解决了旧有问题，但会带来更多的新问题。

习近平曾提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中国共产党具有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双重性格，其所继承的中国本土的优秀传统政治理念的那重性格，即从先人那儿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那种“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优秀政治精神元素，正是在千年本土政治中所传承的东方理性，它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人的民族特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相切合，它是实事求是的，是经世致用的。中国共产党惟有从东方理性中汲取政党自觉的元素，则可以避免西方政党政治的制度性、权利性缺陷，在制度困境中以德治国，以德行政。

习近平的“三农”战略思想，其“三位一体”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制度创新的长效贯彻实施，亟需一支以东方理性为自觉修养的党政干部队伍，从道德的层面内在的生发出各种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法”和“术”出来，否则，制度组织创新缺乏真正自觉的执行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