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雪莹 刘守军

(江苏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LT贸易协定成立过程中日本自民党内“亲华派”的作用与影响

鹿雪莹 刘守军

(江苏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1958年5月，中日贸易全面中断。1962年11月，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签署了LT 贸易协定，中日贸易又逐渐走上了正轨。在LT贸易协定成立过程中，松村谦三、高碕达之助等日本自民党内“亲华派”发挥了疏通两国政府政治意图的管道作用。在“亲华派”的积极努力，以及中日两国政府对重开贸易达成共识的形势下，LT贸易协定得以签署。“亲华派”之所以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其管道作用，是由于与中国政府之间的相互信任。也正是由于这种相互信赖的关系，使自民党内这一中日交流的管道维系下来，并在之后中日关系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日贸易；LT贸易协定；“亲华派”

引 言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政府承认台湾当局为代表中国的政府，只与大陆进行一些经济、文化方面的往来。1952至1957年间，中日双方共签署了四次民间贸易协定，中日民间贸易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1957年2月岸信介内阁上台后，中日关系急剧恶化。1958年5月，中日贸易全面中断。1960年7月池田勇人内阁成立后，在中日两国政府对重开贸易达成共识，以及松村谦三、高碕达之助等日本自民党内“亲华派”的努力下，1962年11月，廖承志与高碕达之助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也称为“廖高备忘录”或“LT贸易协定”)，中日贸易逐渐走上了正轨*有关日本自民党内“亲华派”，中日关系史研究中虽多有提及，但中日两国学术界对此并未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笔者另文探讨后认为：日本自民党内“亲华派”形成于1959年秋石桥湛山及松村谦三为打开中日关系先后访华之后。访华后的1960年1月5日，松村派的古井喜一、井出一郎等自民党中坚议员30余人成立了有志于打开中日关系的团体“中国问题研究会”，2月10日，石桥派的宇都宫德马等11人结成“日中邦交改善研究会”(同年12月26日，两个团体合并，改名为“日中问题研究会”)。至此，以石桥、松村为中心，自民党内“亲华派”形成。他们或者对日本侵华战争怀有赎罪感，或者为了日本自身的经济发展争取中国市场。相对于不甘心放弃台湾，政治上承认台湾的“亲台派”，他们积极主张改善中日关系、推进中日贸易，以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为终极目的。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他们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原来意义上的“亲华派”逐渐演变为对中国抱有好感，致力于中日友好往来的广泛意义上的“知华派”。。

有关LT贸易协定，国内外出现了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但日本学者的研究重点大都放在日本政府的决策上*例如：添谷芳秀 ：《日中 LT 貿易の成立過程》，《外交時報》第1263号(1989年11?12月合併号)；田麗萍：《池田内閣の中国政策》，《法学論叢》第137巻2号(1995年6月)；井上正也：《日中 LT貿易の成立と池田政権 1960～1962》，《六甲台論集-法学政治学篇》第53巻1号(2006年7月)；木村隆和：《LT 貿易の軌跡-官製日中“民間”貿易協定が目指したもの》，《ヒストリア》第216号(2009年8月)，等。，中国方面的研究对LT贸易协定的成立过程以及日本自民党内“亲华派”的作用鲜有涉及*例如:孙红艳：《第二次吉田书简对LT贸易的影响》，《长春大学学报》2009年第11期；孙红艳：《影响中日LT贸易实施的政治因素》，《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012年第1期；倪月菊：《“政治弹性”在促进中日关系中的作用——以“LT贸易”为例》，《东北亚学刊》2013年第6期，等。。中日关系通史中虽然对“亲华派”的行动及作用加以肯定，但未将其作为研究重点而进行系统的探讨。本文主要利用日本和中国的公开档案，以及“亲华派”个人所遗留的未公开资料，对日本自民党内“亲华派”在LT贸易协定成立过程中的作用及影响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探讨。

一、敦促日本政府实施积极的对华政策

池田内阁成立后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出于寻求市场等需要，多次强调在“政经分离”的原则下通过经济交流来调整与中国的关系。中国政府虽然强调“政治经济不可分”原则，但为发展国内经济建设，也希望从日本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并以经济推动政治来改善中日关系，打破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封锁。为此，1960年8月27日，周恩来总理在与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会谈之际，明确了重开中日贸易的“贸易三原则”*即：第一，由两国政府签署贸易协定，即政府间协定；第二，由民间贸易团体签订合同，即民间合同；第三，对有特殊困难的中日中小企业给予个别照顾。日本外務省中国課：《日中貿易に関する周談話について》，中共情報第25005号(总番号第658号)(昭和35年9月17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No.E’0212。。由此，中国政府强调以贸易为主的各协定应以政府协定为原则，当政府间协定不能履行时，根据政府的态度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重新开始民间贸易。这一灵活的政策为重开中日贸易提供了依据。在此形势下，1960年11月，中日之间开始了友好商社贸易*友好商社贸易指的是承认“政治三原则”(中日交流全面中断后，中国政府提出了重新开展交流的三个条件，即：不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不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得妨碍中日两国的邦交正常化)、“贸易三原则”的日本商社，通过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简称“总评”)、日中贸易促进会、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等友好团体的推荐，由中国指定其为友好商社，可以与中国进行贸易。这也是由中国主导的贸易方式。。

池田政府虽然对中国的态度表示欢迎，但却采取了静观事态发展的态度。加之，1960年10月8日，在处理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联合国大会上，池田内阁同岸信介内阁一样赞同美国的“延期讨论”中国合法席位提案，于是中国政府开始对池田内阁进行批判。

调解中日两国政府间矛盾的是以石桥湛山、松村谦三等自民党元老为中心的日本执政党内“亲华派”。石桥和松村很早就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1955年3月29日，以中国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为团长的中国贸易代表团为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谈判访日之际，时任大蔵大臣的石桥与雷任民等进行了非正式会谈。这是战后日本现任阁僚和中国高级干部的第一次接触。1955年12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率中国科学代表团访日之际，松村又与之进行了会谈。1957年12月，对日外交的直接负责人廖承志访日期间，松村又和石桥一起与廖承志就中日关系问题进行了磋商。中日交流全面中断后，为打开中日关系，1959年9月和10月，石桥湛山与松村谦三先后率团访问了中国。访华归国后，日本自民党内以此二人为中心形成了立志打开中日关系的“亲华派”组织。他们积极向日本政府及舆论界呼吁改善中日关系，中国政府也不断与他们保持联系*有关这一时期石桥湛山和中国的关系，详见松尾尊兊：《日中国交回復と石橋湛山》，《民本主義と帝国主義》，みすず書房1998年版；姜克実《日中国交回復における石橋湛山の役割-第一次訪中をめぐって》，早稲田大学：《社会科学討究Ⅲ》Vol.38,No.2，等。有关松村谦三和中国的关系，详见田川誠一：《松村謙三と中国》，読売新聞社1972年版；田川誠一：《日中交渉秘録：田川日記～14年の証言》，毎日新聞社1973年版，等。。

石桥本指望在新首相的领导下改善中日关系，因此对池田内阁的举步不前感到很失望，他在报刊投稿中敦促政府：如今与苏联的贸易取得了很大成果，接下来应该努力打开与中国的关系。日本若一直茫然不知所措，与中国贸易的先机就会被英国和西欧抢占*石橋湛山：《日ソ協会と私 池田外交路線へ望む(上)》，《朝日新聞》(朝刊)1960年8月8日；石橋湛山：《新憲法と安保改定 池田外交路線へ望む(下)》，《朝日新聞》(朝刊)1960年8月9日。。在记者招待会上他又强调：与共产主义国家进行接触，是日本面临的紧要任务*《共産圏と接触が日本の急務 石橋湛山氏談》，《朝日新聞》(朝刊)1960年10月7日。。

为敦促池田内阁对华政策的实施，1960年12月29日，松村谦三与池田进行了会谈。松村在池田任首相前就与其关系密切，两人经常就中日关系问题交流意见。1959年10月访华之际，松村在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曾极力维护池田，称若池田做首相，只要他下定决心，就有希望打开中日关系。此次是池田任首相后两人的首次交谈。会谈中松村表示，为了亚洲的繁荣和世界和平，希望政府为改善中日关系而努力。对此池田虽没有明确表态，但会谈后松村向记者团透露：池田首相对中日问题的态度比岸信介前首相更富有弹性*《 “池田外交には弾力性”中共問題 松村氏、首相と懇談》，《朝日新聞》(夕刊)1960年12月29日。。

除石桥、松村之外，宇都宫德马等自民党内“亲华派”中坚议员8人于12月26日结成了“日中问题研究会”。该研究会从日本外交政策的全局出发探讨中日贸易，也探讨包括中日两国政府间协定及邦交正常化在内的诸问题，并呼吁党内议员加入*《日中問題研究会結成 自民党有志議員》，《朝日新聞》(朝刊)1960年12月27日。。

松村等自民党内“亲华派”原本把打开中日关系的希望寄托在池田内阁身上，希望政府积极回应中国政府的灵活态度，采取一些改善中日关系的举措。但是，如前所述，池田内阁只是对中国的态度表示欢迎，在具体措施的制定上始终态度慎重，举步不前。松村担心，如果对中国政府首脑的积极发言没有任何回应，只会把打开中日关系的主导权拱手让与社会党等革新势力。如果听之任之，改善中日关系的基本条件就会以革新势力为中心逐渐积累起来，而日本政府及自民党将会被拒之门外。池田的静观态度，也加增了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及执政党的不信任感，这会使中日关系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因此，松村等人不仅通过舆论等手段敦促日本政府早下决断，还通过访华加深与中国政府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并在与中国领导人的交谈中他们屡屡维护池田政府，以促进两国政府之间政治意图的疏通。

二、通过访华加深与中国的相互理解

松村首先劝说盟友高碕达之助早日访华。高碕在中日战争时期曾任满洲重工业开发总裁。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曾与周恩来总理、陈毅外交部长、廖承志进行会谈。1957年廖承志访日之际，二人也进行了会谈。自与周恩来总理会谈以来，高碕一直希望访问中国，但由于内阁的更替和内部的反对等未能实现*详见高碕達之助：《わが道をゆく-中国に再び使いして》，産業統計調査研究会1963年版，第7页。。

中日交流全面中断后，高碕与石桥、松村一样很担心中日关系的走向与未来。1959年6月他辞去岸信介内阁的通产大臣后，于7月20日致信周恩来和廖承志，表达了为促进两国友好、改善两国关系希望访华的愿望*《高碕達之助より周恩来総理宛書簡》(1959年7月20日)，《高碕達之助より廖承志宛書簡》(1959年7月20日)，《高碕達之助文書》。《高碕达之助文书》是高碕达之助遗留的个人资料，现保存于日本东洋食品研究所内，由井上正也、村上友章等日本学者负责整理。资料调查之际，笔者得到上述单位及个人的很多帮助，在此谨表感谢。。1959年松村访华之际，他又通过松村致信周恩来表达了同样的意愿，周恩来也通过松村向高碕发出邀请函，欢迎他在第二年春暖花开之际访问中国，并与其重温万隆会议时的旧谊*《周恩来総理からの招請状》(1959年11月12日)，《高碕達之助文書》。。但是，1960年4月7日，高碕率领日苏渔业代表团去苏联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访问，其访华事宜延长至秋天。1960年8月7日，赵安博、孙平化在访日期间拜访高碕，双方就中日关系问题进行了畅谈。9月23日，廖承志致电高碕，转达了10月7日招待其访华的意向*《廖承志より高碕達之助宛電文》(1960年9月23日)，《高碕達之助文書》。。

1960年10月7日，以高碕为团长，日本纺织、钢铁、机械等产业界代表一行14人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周恩来总理与高碕进行了5次会谈，双方明确了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方针，在贸易方式上达成了一致。即政府间协定应该以邦交正常化为前提，在此之前双方以民间的方式进行贸易。高碕在访华前已得到池田首相的同意，会谈中他维护池田内阁，强调日本夹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异常苦恼的现状，转达了池田首相意欲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日中経済協会編：《日中覚書の11年》，日中経済協会1975年版，第33页。。

访华归国后，高碕在给周恩来的感谢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第一，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矛头并非指向中苏；

第二，妨碍日中两国关系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小部分日本政府当权者，而在于中美关系的对立；

第三，在贸易问题上，实现两国政府间的贸易协定是最重要的，但限定由特定政党或团体来介绍友好商社，反而会带来不好的影响。

同时，高碕还向周恩来建议，为了促进双方的相互了解，应该积极进行双方人员之间的交流。他表达了希望廖承志访日的愿望，并与周恩来总理达成了谅解*《高碕達之助より周恩来宛書簡》(1960年10月28日)，《高碕達之助文書》。。

高碕又拜访了松村，详细介绍了自己的访华过程，特别就邀请廖承志访日一事与松村商谈，并与小坂善太郎外相进行了磋商，达成了一致意见*《高碕達之助より廖承志宛書簡》(1960年12月12日)，《高碕達之助文書》。。1961年2月26日，高碕与石桥、松村联名致电廖承志，邀请其在樱花盛开之际访问日本。对此，中国也做出了积极反应。4月，廖承志回复高碕：由于访问印度事宜不能马上实现访日。若情况允许，或望红叶满山之际访问日本。

为寻找打开中日关系的途径，松村也在考虑自身的访华计划。松村在与石桥、高碕联名邀请廖承志访日之际，也探询了中方对自己访华的意见。对此，廖承志派人转达了欢迎其随时访华的私信*《農基法ぜひ今国会で松村氏、首相に要請》，《朝日新聞》朝刊1961年4月19日；《松村氏、首相と懇談》，《朝日新聞》朝刊1961年6月10日。。

在此期间，1961年6月13日，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的邀请下，宇都宮德马等自民党议员3人来华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访问。高碕请宇都宮捎信给廖承志，表达了邀请廖承志访日的愿望，并强调池田首相与松村关系密切，经常与松村就中日关系问题进行磋商，松村希望在廖承志访日前实现自己的访华事宜等*《高碕達之助より廖承志宛書簡》(1961年6月10日)，《高碕達之助文書》。。中方也通过宇都宮转达了欢迎松村访华的意向。宇都宮等人在与周恩来总理的会谈中强调了池田内阁对华外交的积极态度。周总理表示：如果日本首相来北京，自己也有乘飞机去东京的打算，并希望宇都宫向池田首相转达自己的这一意向*《周総理と宇都宮徳馬氏一行との会談》，《石橋湛山文書》695，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但池田内阁的对华政策并不像中国所期待的那样。

1961年6月19日，池田进行了为期3天的美国访问。但是，日美会谈的重点并非日中贸易，而是联合国会议中如何处理中国代表权的问题。出于对中国的顾虑，日美双方虽表面上没有得出结论，但实际上，就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双方约定采取一致态度*古川万太郎：《日中戦後関係史》，原書房1988年改訂版，第201页。。

对此，高碕在给西园寺公一(时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常驻中国的“民间大使”)的书信中谈到：池田内阁的对华积极政策较之1月份有了很大退步，如今完全附和于美国。池田首相虽然至今依然坚持日本应该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推行自己的对华政策，以便也能影响到美英诸国。但遗憾的是事实恰恰相反。尤其是池田访美后的态度，让人不得不认为其仍然是“官僚机会主义者”。并且，池田访美之前本希望其能带来一些政治上的优惠。但如今政治优惠全无，只是在经济上答应，以低价格和延期付款的方式向中国出售农药和化肥。但这一简单的礼物恐怕反会招致中方的反感。而9月中旬的联合国会议上，日本政府对中国问题的态度恐怕也不会违背美国的方针。因而，高碕提出先处理松村的访华事宜，廖承志的访日计划再伺机而动。信中，高碕拜托西园寺把此意见转达给廖承志和周恩来*《高碕達之助より西園寺公一宛書簡》(1961年9月1日)，《高碕達之助文書》。。

正如高碕所预料的一样，9月，日本国内就联合国会议中的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结果日本和美国一起成为“重要问题案”的共同提案国。对此，1961年12月13日的《大公报》评论批判池田政府“再次暴露了反中国嘴脸”*《池田政府反华面目的再暴露》，《大公报》1961年12月13日。。由此，廖承志的访日计划宣布中止，松村也认为此时访华没有任何意义，其访华计划也宣告落空。与中国政府及日本执政党内“亲华派”的预想相反，池田政权下中日关系又陷入了僵局。

三、中日双方重开贸易的探讨

中国虽然批判池田政府，但并没有完全关闭中日关系的大门。实际上，进入1962年，中国也开始积极探讨对日贸易问题。1962年2月4日印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关于1962年对日贸易问题的请示》中，就1962年对日贸易问题提出了如下意见：应根据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继续进行两国民间的友好贸易，以支持日本人民的反美爱国正义斗争，促进日美矛盾和日本垄断资本的摇摆，孤立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派；使用5年以上延期付款的方式，从日本进口化肥、合成纤维、炼油等成套设备(包括技术资料)；还可结合友好贸易，同时进行一些技术交流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対外贸易部关于1962年对日贸易问题的请示》(1962年2月1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5-01815-02。。

另一方面，从日本的情况来看，1962年以来，随着欧洲共同市场(EEC)加盟国逐步向中国发展，再加上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进行需要确保市场，日本贸易产业界也要求扩大日中贸易，并希望以延期付款方式出口为中心促进日中贸易发展。面对这一现状，日本外务省及通产省也开始从短期、长期的角度探讨日中关系诸问题。1962年5月18日，外务省干部会议就向中国实行延期付款事宜进行了讨论。5月21日，经济阁僚恳谈会上又重点讨论了这一问题，决定按照西欧各国的做法实施对华贸易*経済局：《(幹部会請議案件)中共向延払許与に関する件》(昭和37年5月15日)，幹部会：《中共向延払許与に関する件》(昭和37年5月18日)，経済局：《経済閣僚懇談会(昭和37年5月21日)での決定(メモ)-東西通商課長からの話》，《中共向輸出に延払許与の件(経済閣僚懇談会の決定)》(昭和37年5月22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NO.E’0212。。同时，池田首相也在参议院竞选演说中反复强调，要按照日本自身的想法扩大对华贸易。

对此，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在给李先念副总理，同时给周恩来总理、陈毅、李富春副总理的报告中汇报了日本政府一再公开表示愿同我扩大贸易并准备采取延期付款方式向我出口的情况，提出争取同日商以两年延期付款为条件签订三年左右的化肥进口长期合同，以三至五年的延期付款为条件签订两、三年的钢铁进口长期合同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关于同日本进行延期付款交易问题的请示》(1962年6月6日报告，7日印出)，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5-01815-02。。这一意见经由周恩来、李先念、陈毅等同意后，又报请毛泽东主席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外贸易部请示报告的批示摘录》(1962年6月2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5-01815-02。。

与此同时，日本以全日空社长冈崎嘉平太为中心整理出了“冈崎构想”(也称“冈崎试案”)。中日战争时期冈崎曾在中国工作过。出于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反省和赎罪感，他密切关注新中国的发展，积极主张促进中日贸易。他与池田内阁第二代官房长官黒金泰美关系亲密，与池田首相也是旧识，与松村自1958年就中日问题交换意见以来，屡次畅谈。1962年左右，他又与松村和池田等人就扩大中日贸易等问题进行了多方探讨。同年6月，冈崎整理了关乎中日贸易的“冈崎构想”。7月末，这一构想通过黒金官房长官呈给政府，8月中旬又向松村等人进行了详细说明*岡崎嘉平太伝刊行会編：《岡崎嘉平太伝》，行政株式会社1992年版，第350页。。

1962年2月付诸讨论的“冈崎构想”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出口中方最希望的硫铵等肥料、农药(根据情况也可出口钢铁)。作为交换，进口大豆、水银、制铁用煤炭、铁矿石、中药等中方容易搞到的产品。进口规定两年或三年的延期付款。

第二，日方出口者可使用日本进出口银行的融资。

第三，为便于出口和进口交易，以及必要的情况下进行价格调整，日方可组成一个团体，与中方的交易均以此团体的名义进行(也就是说不仅限于友好商社)，中方也应以这一团体为交易的对象。

第四，原则上，进出口价格根据国际价格FOB来制定，但必要情况下也可与此不同，在团体内部对进出口物资进行调整。

第五，对以延期付款的方式进口的物资，该团体可在国内进行贩卖，以补充出口资金或进出口银行的结算。

第六，日方团体代表与中方公司之间，应就利用这一方式进行的交易签订书面协议，日方以松村谦三为协议的保证人*《岡崎構想》，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公开史料，2004-589-1。。

该构想立足于以往的民间贸易协议，并充分考虑到中国当时所面临的经济状况，也包含了延期付款等中国所希望的一些内容。这也符合松村谦三的想法，即从中日两国农业部门的经济合作出发，逐步推向一般的经济合作，进而打开中日关系的僵局。池田首相对此也表示赞同，并以此为基础再次希望松村访华。

在日方讨论“冈崎构想”之际，中国也做出了积极响应。1962年7月8日，中国派出了以国家体委副主任李梦华为团长的中国围棋代表团。表面上是围棋交流，但把特殊任务交给了从事对日工作的副团长孙平化，让他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政治活动。期间，冈崎秘密会见孙平化，转交了日本政府付诸讨论的“冈崎构想”，得到了孙的支持。孙又会见松村和高碕，转达了周恩来和陈毅欢迎二人访华的意向。对此松村提议，自己先访华与中国达成谅解，缔结君子协定，然后再由高碕和产业界的人士访华进行具体的贸易谈判*孫平化：《日本との30年：中日友好随想録》，安藤彦太郎訳，講談社1987年版，第103—105页。。

访日归国后，孙平化连夜把与松村、高碕会谈的情况向周恩来总理作了详细汇报。周总理听完后当场书写电文，与陈毅外交部长联名邀请松村、高碕访华。8月21日，廖承志又致信松村与高碕，欢迎其访华。9月4日，周总理和陈毅联名向松村、高碕发出邀请函，次日邀请函到达日本*廖承志文集編輯弁公室編：《廖承志文集》下，安藤彦太郎監訳，徳間書店1993年版，第441页。。由此，松村与高碕的访华基本确定。

访华之际，松村想就以下几点与中国进行谈判。

第一，关于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问题，在目前情况下，双方很难取得一致意见。要求把这一问题暂时“挂起来”，希望先从扩大贸易着手，逐步改善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

第二，目前日本的大厂商愿与中国签订长期合同，但有顾虑，怕中日贸易再度中断，遭受损失，希望中方给与保证。

第三，日本的大企业想通过友好公司直接与中方洽谈交易。在贸易问题上，以延期付款方式向中国出口合成纤维成套设备、化肥(五年为期，每年60万吨)，钢材、船舶、车辆、农机、农药等商品，提出从中国进口铁矿、煤、大豆等商品为回头货*对外贸易部：《对日贸易谈判方案》(1962年9月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5-01815-02。。

在改善中日关系之际，中日双方在“政经分离”和“政经不可分”上互不相让，事态没有任何进展。松村的态度很现实，即双方把最麻烦的政治立场问题搁置起来，先从经济、文化交流入手一步一步打好基础。从这一点来看，松村的想法和中国以往所运用的渐进积累方式是一致的。

另外，通过与松村沟通，大平正芳外相等人也认为，松村是想通过民间贸易、人员交流，在“政经分离”的前提下致力于打开日中关系，这与池田内阁的基本政策并无二致。因而一方面支持松村等人访华，另一方面也准备向对中日接近极其敏感的美国进行解释，以消除其“误解”。

四、松村、高碕的第二次访华与LT贸易协定的签署

经过中日双方的充分准备，1962 年9月12日，松村第二次访华团7人出发访问中国。9月16、17、19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交部长连续三次与松村进行了长时间的促膝交谈。19日举行的第三次会谈后，双方签署了周恩来与松村会谈纪要。内容如下：

中国方面重申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并且认为这些原则继续有效。双方表示进一步促进和发展贸易的愿望。双方一致认为，应该采取渐进的和积累的方式，谋求两国关系包括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在内的正常化*会谈经过详见田川誠一：《日中交渉秘録：田川日記～14年の証言》，第41—44页。共同发表的内容引自《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同松村谦三会谈》，《人民日报》1962年9月20日。。

从以上内容来看，中方虽然依然强调政治原则，但行文中并没有强求松村等人承认，这也是考虑到松村身为自民党议员的处境。而这一政治弹性也为松村等人提供了活动的空间，由此，中日贸易的政治基础得以奠定，只待高碕访华进行具体的贸易谈判。

松村访华归国后，于9月25日与池田首相、福田一通产大臣进行了会谈，汇报了自己的访华经过，并就今后日中贸易的对策进行了商谈。松村也会见了高碕，正式邀请其下个月访华，与中国商讨扩大日中贸易的具体事宜。为此，高碕组成了以自己为团长、冈崎嘉平太为副团长的访华团，并要求钢铁、肥料、机械等产业界首脑选派代表*《日中関係打開に布石松村氏、中共と合意か貿易専門機関置く》，《朝日新聞》(朝刊)1962年9月25日。。

为支持高碕访华，日本政府在10月15日的四省次官会议上(外务、大蔵、通产、经审)确定了有关日中贸易问题的政府基本方针。10月17日，大平正芳外相向高碕转达了政府的基本方针，并做了说明。日本政府的基本方针是：

第一，高碕访华团对涉及通商代表部，以及为实施合同常驻代表逗留日本等政治问题，应予以回避。

第二，坚持协议纯属民间，而非政府间交涉这一前提。

第三，日方的进口是计划的根本，对进口的数量、金额等要尽量控制。

第四，协定期限五年为期过长。贸易关系上，延期付款的条件准予西欧的标准，具体的品目为氯化铵一年以内，钢铁、农机具一年半(两年)以内，成套设备的出口另行商定*外務省総務課：《高碕氏訪中に関連する日中貿易問題について》(昭和37年10月16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No.E’0212。。

从以上内容来看，日本政府的方针是限制性的长期贸易和延期付款。尽管如此，还是受到了美国和台湾当局的多方阻挠。10月17日，在政府方针向高碕等人付诸说明后，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就中日贸易问题向外务省提出质疑。同日，台湾当局驻日代表张厉生拜访了大平外相，就对华贸易中有关日本进出口银行、贸易品目协定、日中的重要人物作为贸易协定的窗口等问题提出抗议，要求日本政府慎重考虑。对此，大平外相强调对中共贸易只是民间贸易，政府的方针只是按照西欧各国的条件来进行*経済局：《張中国大使、日本の対中共貿易に関し大平大臣訪問の件》(昭和37年10月17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No.E’0212。。

经过多方周折，1962年10月26日，以高碕为团长、冈崎为副团长的代表团终于踏上了访华的旅途。一行包括肥料、农药、农机具、钢铁、油脂、饲料、水产、成套设备等各业界的代表，还有竹山祐太郎、松本俊一、野田武夫等自民党议员，以及其他随员、同行记者等共42人。

另一方面，中方也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为迎接高碕访华，中国对外贸易部提出了3个方案。第一方案：以延期付款和易货方式先试做1年的交易。第二方案：先试做两年的综合贸易，每年进行一次谈判，如执行得好，以后再订3年或5年的长期综合贸易协议。第三方案：5年长期综合贸易。每年我方进口6000万美元，头两年每年我方出口3000万，延期付款两年；第三至五年，每年我方出口6000万；第六至七年，每年我方仍继续出口3000万美元以抵付差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关于对日本高碕达之助贸易谈判的意见》，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5-01815-02。。

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两国民间贸易根据周恩来总理和松村谦三氏会谈的宗旨，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采取渐进及积累的方式加以发展；

第二，双方同意发展长期综合的易货贸易，1963—1967年为第一个五年贸易期，在此期间平均每年进出口交易总额为3600万英镑；

第三，中国主要对日出口煤、铁矿、大豆、玉米、盐、锡等商品，日本主要对中国出口钢材、化学肥料、农药、农机械和农具、成套设备等商品；

第四，各项交易由日本当事者和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签订个别合同；

第五，各项交易以英镑及双方同意的其他的货币结算；

第六，日本向中国出口的部分商品的延期付款和成套设备的分期付款的支付方式则另行规定；

第七，备忘录有效期至1967年12月31日。

中方认为，这次达成的中日长期综合易货贸易对我是有利的。首先，我们可以延期付款和以货易货的方式购买当前急需的大量化肥、钢材和成套设备，并带出了我出口货。其次，同自民党松村、高碕这些人搞一些贸易，对分化日本统治集团，扩大日本垄断资本同美国的矛盾也起一定作用*对外贸易部：《廖承志同高碕达之助签订的有关中日贸易的几个文件》(1962年11月9日)，《外贸周报》摘要，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5-01815-02。。

日本政府认为，LT贸易协定的成立使日中关系恢复到1958年中断以前的状态。日本政府还对备忘录加上双方对本备忘录以及据此签署的协定不可单方面废弃一项给予了高度评价。由于第一至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中没有不可单方面废弃协议的规定，日本商业界在1958年中日交流全面中断后饱尝痛苦。这一点使他们在日中贸易中顾虑重重，也成为反对日中贸易者的有力根据。在松村和高碕的多次主张下，中国同意增加了这一项*中国課：《松村、高碕両氏の訪中をめぐる最近の日中関係》(昭和37年11月17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No.E’0212。。

中日贸易的扩大不可避免地遭到美国和台湾当局的反对。但由于松村、高碕等“亲华派”的努力及两国政府积极灵活的态度，中日贸易时隔4年又走向了正轨。根据第一次协议事项的规定，为了实施备忘录，1964年8月，日本在北京设立高碕达之助事务所，中国在东京设立廖承志办事处，并实现了互派记者。中日关系自该协定签订后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进入了“半官半民”时期。

结 语

综上所述，日本自民党内“亲华派”在LT贸易成立过程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敦促日本政府实施积极的对华政策；第二，通过访华加深与中国政府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并为两国政府进行政治意图疏通创造条件；第三，提出重开贸易的具体方案，并积极促成了备忘录、贸易协定的签署。当然，他们并非孤军奋战。他们通过舆论界，唤醒日本国民对中日关系问题的认识，并携手日本经济界人士，共同探索中日贸易方案。比如“冈崎构想”的出台就是他们努力的成果之一。

先前研究大都强调，池田首相的积极意向是LT贸易成立的原因之一，这一点勿容置疑。但是，池田内阁的对华政策基本上和战后日本的历代内阁如出一辙，主张政治和经济相分离，政治上承认台湾当局，经济上和中国进行通商贸易。再加上迈进一步就会遭到美国和台湾当局的猛烈反对，池田政府改善中日关系的态度并不坚定。中国政府也意识到日本政府的局限性，在对日原则上很强硬。

池田政府想在“政经分离”的原则下重开日中贸易，但又不能直接与中国进行交涉，所以需要有能够代替政府与中国进行交涉的代理人。扮演这一角色的是松村等自民党内“亲华派”。没有他们的协助，池田不会积极着手调整中日关系，即便开始了也不会成功。先前研究提及，池田把松村作为自己朝向中国的脸面。松村也曾提及自己作为池田代理人这一身份：战后我曾多次以个人身份访问中国，但这决不单单是我个人的行为。所有行动都是在与池田首相商议后进行的，否则就不能跟对方达成任何协议，因为达成了不能实行会更加为难*松村謙三：《池田勇人君を惜しむ》，松村正直等編：《花好月圓-松村謙三遺文抄》，青林書院新社1977年版，第289页。。也有研究强调池田内阁利用松村、高碕等自民党内“亲华派”来打开对华贸易*例如：井上正也：《日中 LT貿易の成立と池田政権 1960-1962》；木村隆和：《LT 貿易の軌跡-官製日中“民間”貿易協定が目指したもの》等。。但是，无论池田内阁的态度如何，他们都会为了打开中日关系而积极行动。与其说是被利用，倒不如说是他们积极推动了政府的行为。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不可能直接与池田政府进行交涉，也需要一位能沟通双方政治意图的中间人。扮演这一角色的也是松村等“亲华派”。他们在中国政府的“政经不可分”和日本政府的“政经分离”之间发挥了缓冲剂和桥梁的作用。没有他们的疏通，中日两国政府之间会是两条无法相交的平行线，而没有两国政府的共识，LT贸易也不可能实现。

中国在政治、经济上需要和日本重新开始贸易关系。但是，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如果没有与松村、高碕等“亲华派”之间的相互信任，中方也不会委托他们做自己的中间人。正是在这种信赖关系的支撑下，日本执政党与中国政府之间这一“半官半民”的管道得以维持。此后到了佐藤内阁时期，中日关系再次陷入僵局，LT贸易的维系也变得极其艰难。但在中国政府与日本自民党内“亲华派”的坚持下，这一贸易管道并未像1958年那样中断，而是在困境中延续下来，并在10年后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TheRoleandtheInfluenceof“theProChineseFaction”intheJapanLDPduringtheEstablishmentProcessoftheLTTradeAgreement

LU Xue-ying LIU Shou-j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Jiangsu University，Zhenjiang 212013，China)

In May 1958,Sino-Japan trade has gradually embarked.In November 1962,LT trade agreement was signed by Liao Cheng-zhi and Takasaki Tatsunosuke.Since then,Sino-Japan trade has on the right track.During the establishment process of the LT trade agreement,“the Pro Chinese faction” in the Japan LDP such as Matsumura Kenzo and Takasaki Tatsunosuke,who played the role of bridge in Sino-Japa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It was because of their efforts and the common view of two governments on the reopen of the trade，that LT trade agreement could be signed.That’s just the trust with China,otherwise “the Pro Chinese faction” would not play the role of bridge.It was precisely because of the trust relations,the pipe of the economic inter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Japan LDP could be maintained,which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ino-Japan relations.

Sino-Japan trade；LT trade agreement；“the Pro Chinese faction”

K313.5

A

1005-605X(2017)05-0099-08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中国对日外交和日本执政党内‘亲华派’研究(1949—1972)”(16BSS049)、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日本保守党内亲华派和中日邦交正常化”(2014SJB807)、江苏大学高级技术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石桥湛山集团与中日关系”(15JDG10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鹿雪莹(1975- ),女，山东菏泽人，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文学博士；刘守军(1975- )，男，山东泰安人，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共生文明学博士。

责任编辑：汪谦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