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 岷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

晚清“团练大臣”研究的省思

崔 岷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

咸丰朝以降，作为清廷谋求增进团练功效的产物，“团练大臣”始终与王朝危机相随而行，承载着非同一般的社会动员(办团)和社会控制(防剿)的使命。作为深化团练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对“团练大臣”的活动及其对地方权力结构和政治生态产生的影响进行系统深入的考察，不但有助于理解清政府与太平天国对抗态势的演变，亦将推进对咸同时期官绅关系及其未来走向的认识，从而为深入体察晚清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素材。鉴于今人对于晚清“团练大臣”的认知与其历史角色颇不相符，有必要系统梳理和评述中外学界的“团练大臣”研究，并就如何推进从史料和方法上提出若干思考，期能为后来者提供必要的借鉴。

“团练大臣”；团练；研究省思

如今看来，作为清廷谋求增进团练功效的产物，“团练大臣”始终与王朝危机相随而行，承载着非同一般的社会动员(办团)和社会控制(防剿)的使命；其与地方官员、团练之间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地方权力结构与政治生态，从而为深入认识晚清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素材。笔者关注“团练大臣”问题有年，深感今人认知与其历史角色颇不相符，是以谨作此文以回顾中外学界的“团练大臣”研究，并就如何推进提出若干思考，期能为后来者提供必要的借鉴。

一、清廷施行“团练大臣”策略的动机

不过，迈克尔并未就其观点展开论证，其分析视角也未被承袭。后来的学者同样认为清廷旨在通过“团练大臣”达到控制团练的目的，但他们的视角从未上升到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关系的层面。在1963年出版的《清代通史》下卷中，萧一山将清廷任用“团练大臣”的动机表述为在鼓励各省办团的同时又担心“团练不能稽查约束，以致奸徒混迹，抵抗官府”*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5页。《清代通史》下卷最初由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年出版。1986年，中华书局据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版影印，参见王家范：《萧一山与〈清代通史〉》，《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稍后，孔飞力在两项关于晚清团练的重要研究中亦强调，由于清廷对于乡绅组建地方武装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其派遣“团练大臣”的根本目的并非为了促进新的军事计划，而是为了对各地正在加快的团练组建过程谋求官僚政治的控制，因而通过将其所信任的人置于领导和控制乡绅的位置以避免团练落入不忠诚者之手*Philip Alden Kuhn,“The T’uan-lien Local Defense System at the Time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27(1967),pp.234—236；[美]孔飞力著，谢亮生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第145—149页。。1986年和2002年，郑亦芳和张研亦表达了“团练大臣之设”是为了将团练“纳入政府监督之下”的看法*郑亦芳：《清代团练的组织与功能——湖南、两江、两广地区之比较研究》，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28编第33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59页；张研、牛贯杰：《19世纪中期中国双重统治格局的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0、225页。。

应当说，自嘉庆年间为镇压白莲教而兴办团练以来，甚至在整个咸同时期，清廷都始终保持着对于团练“靖乱适所以致乱”的警惕。但这一根深蒂固的忧患意识不应被用来解释清廷所有的团练政策。当咸丰初年清廷决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要求各省“通省行团”时，其对绅民由散到聚、由静到动的担忧无疑是存在的，但其任用“在籍绅士”协助地方官员的动机确为尽快组建团练而非对其加以控制。

二、“团练大臣”的数量

自咸丰二年五月向湖南委任前任湖北巡抚罗绕典作为首位“团练大臣”，指示其与湖广总督程矞采“商同筹办”“所有绅民团练防御各事宜”，到咸丰三年一月决定全面施行“团练大臣”策略后向多个省份频繁发布相关上谕，清廷委任的“团练大臣”成为一股足以影响地方权力结构和政治生态的新力量。这自然是缘于“团练大臣”所承担的重要使命和随后办团过程中对清廷所予权力的运用，同时也与其具有广泛的派遣范围和一定的数量规模有着直接联系。

事实上，咸丰初年清廷委任“团练大臣”的省份和数量是“团练大臣”研究中最受关注的一个问题，几乎每一位论者都或详或略地述及。但因史料掌握不足，既有认知长期与史实偏离甚远。

作为国内外最早关注“团练大臣”的学者，罗尔纲在其1939年的著作中以表格形式逐一列举了咸丰三年一二月间清廷向湖南、安徽、江苏、直隶、河南、山东、浙江、江西、贵州、福建等10省委任的42位“团练大臣”，加上正文中述及的咸丰二年冬任命的曾国藩，总计咸丰初年清廷共向10省委任了43位“团练大臣”。罗尔纲并未注明所据史料，但从该书采用的其他上谕均来自历朝《东华录》来看，可知这一统计的史料出处为《东华续录(咸丰朝)》*罗尔纲：《湘军新志》，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版，第21—24页。。

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43人之说被所有论及“团练大臣”的学者以不同方式所引用。简又文和郑亦芳均照录罗尔纲的表格，列出全部43位“团练大臣”的名单；孔飞力则在一处脚注里提示读者罗尔纲曾在《湘军新志》中提供了“团练大臣”名单*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中册，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62年版，第1050—1051页；郑亦芳：《清代团练的组织与功能——湖南、两江、两广地区之比较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28编第33集，第659、684—686页；[美]孔飞力著，谢亮生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第148—149页。。稍有不同的是，萧一山在引用罗氏观点时遗漏了向安徽委任的一位“团练大臣”(前任江南河道总督潘锡恩)，致其得出清廷总计向10省委任42位“团练大臣”*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115—119页。。30年后，林世明在其专著中援引了萧一山观点*林世明：《清代乡团之研究》，台北东华书局1993年版，第110—111、135页。。

直至2002年，始有学者根据不同史料记载，就咸丰初年清廷委任“团练大臣”的省份和人数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张研利用《清文宗实录》，统计出咸丰二三年间清廷向湖南、安徽、江苏、直隶、河南、山东、江西、贵州、福建9省委任了63位“团练大臣”。其中咸丰二年向湖南、江西、安徽、江苏4省委任了5人，咸丰三年向湖南、安徽、江苏、直隶、河南、山东、江西、贵州、福建9省委任了58人*张研、牛贯杰：《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双重统治格局的演变》，第212—213、220—223页。。

不过，43人和63人这两种观点均与当事人的说法有较大距离。作为最早委任的几位“团练大臣”之一，曾国藩事后曾对咸丰初年的“团练大臣”人数有如下表述：“咸丰三年，贼陷落金陵，皇上命各省臣工办理本籍团练。凡在内曾任尚侍，在外曾任督抚以至七八品官，素著乡望者，皆令襄治团练，前后奉旨饬派者不下百余人。”*孙葆田等编：《毛尚书奏稿·弁言》，《清末民初史料丛书》第42种，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117页。这里的“不下百余人”虽是粗略估计，仍可为今人提供参考。然而，上述学者均未注意到曾国藩的重要表述。

对于这一明显矛盾之处，崔岷在着力搜集原始档案的基础上提出了与前人迥异的数字。在意识到《东华续录(咸丰朝)》和《清文宗实录》中所录上谕内容常有删减*就清廷委任“团练大臣”一事而言，两部史料在收录有较多姓名的上谕时往往仅列前面数人，其后则均予省略。，因而不能据此进行定量研究后，他首先利用编撰原则为“全文公布”、因而在相关上谕的数量和内容上比前两部史料更具优势的《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又查阅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剿捕档”，得以统计出咸丰二年五月至咸丰四年五月，清廷向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山西、直隶、山东、陕西、河南、湖北、浙江、四川、贵州、福建14省陆续发布了39道上谕，总计委任了289位“团练大臣”。其中湖南19人、江西25人、安徽23人、江苏18人、山西10人、直隶35人、山东31人、陕西5人、河南22人、湖北20人、浙江35人、四川18人、贵州9人、福建19人*崔岷：《咸丰初年清廷委任“团练大臣”考》，《历史研究》2014年第6期，第171—174、168页。。

三、“团练大臣”策略的演变

在较早论及“团练大臣”问题的中外学者中，罗尔纲、弗朗兹·迈克尔、简又文、萧一山等人的笔锋所及仅限于咸丰初年的派遣*罗尔纲：《湘军新志》，第26页；Franz Michael,“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Power Structure of China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18,No.4,pp.480—481；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中册，第1050—1051页；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115—119页。，萧公权和郑亦芳则谈到“团练大臣”因未发挥出应有作用而于咸丰十年被清廷裁撤的结局*[美]萧公权著，张皓、张升译：《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台北联经出版社2014年版，第351页；郑亦芳：《清代团练的组织与功能——湖南、两江、两广地区之比较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28编第33集，第659页。。综合上述言说，人们很容易得出清廷“团练大臣”策略的施行在咸丰年间一以贯之的认识。

到1990年代，两位学者的考察揭示出咸丰十年清廷曾再度委任“团练大臣”，从而纠正了上述看法。贾熟村于1991年率先提出，清廷于咸丰二三年和咸丰十年掀起两次办团高潮的同时亦相应地两度委任“团练大臣”，并列举了他们的身份、派遣时间和派向省份*贾熟村：《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39—42页。。两年后，林世明在梳理咸同年间团练兴废过程中亦述及清廷两度委任“团练大臣”的名单、时间和省份*林世明：《清代乡团之研究》，第109—121页。。

张研2002年发表的成果进一步揭示出清廷“团练大臣”策略施行过程的复杂性。其贡献之一是发现清廷于咸丰六年曾一度准备放弃“团练大臣”策略这一重要史实。她注意到，由于“团练大臣”的办团效果不佳，清廷于咸丰六年根据军机大臣文庆等人“任绅不若任官”建议，谕令团练改由现任按察使、道员、知府及直隶州知州办理。对此，张研解读为清廷办团模式从“在籍绅士”协助地方官员向地方官员单独办理这一“老路”的转变*张研、牛贯杰：《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双重统治格局的演变》，第240—245、241—242页。。

上述成果表明咸丰年间清廷施行的“团练大臣”策略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咸丰六年的一度准备放弃和咸丰十年的委任“督办团练大臣”，其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最终因“督办团练大臣”与地方官员矛盾重重且无法改善团练效果而被清廷陆续裁撤。同时也需看到，相关研究尚停留于勾勒层面，一些重要问题还缺乏深入考察。除前述咸丰六年清廷以地方官员单独办团的计划仍不十分清楚外，咸丰初年和十年两批“团练大臣”之间的权力差异目前仍为研究空白。

四、“团练大臣”策略的效果与影响

由于多由前任高官担任，又在本籍(或本省)办团，咸丰年间的“团练大臣”名义上非官非绅，从实际权势看却可谓亦官亦绅。他们既拥有地方官员所不能及的人脉、乡望等资源，又因奉旨办团而从后者手中分享了部分治安、征税甚至司法之权。于是，兼具“正式权力”和“非正式权力”的“团练大臣”实已成为咸丰年间地方社会重要的政治力量。他们的出现打破了官绅合作共治的传统地方权力结构，形成“团练大臣”、地方官员和士绅三方交互作用的新局面。因此，从“团练大臣”办团活动入手来探讨这一策略的效果和影响便成为一项重要课题。

遗憾的是，学界对于“团练大臣”活动的考察长期集中于曾国藩一人*罗尔纲：《湘军新志》，第26—28页；萧一山：《曾国藩传》，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144页；龙盛运：《湘军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4—67页；易孟醇：《曾国藩传》，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91页；董蔡时：《曾国藩评传》，苏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4—45页；朱东安：《曾国藩传》，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6—73页；杨奕青、谢起章：《曾国藩移驻衡州动机探微》，《湘潭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郑峰：《失意与得势：咸丰三年的曾国藩与骆秉章》，《安徽史学》2008年第2期。，直至近年，较具体的研究也仅局限于咸丰三年派往安徽办团的吕贤基和咸丰十年派遣的“督办江南团练大臣”庞钟璐等数人*张研、牛贯杰：《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双重统治格局的演变》，第226—240页；孙萍：《庞钟璐与太平天国——1860、1861年庞钟璐在江南督办团练大臣任上》，《常熟高专学报》2000年第1期。。除此之外，其他各省数量众多的“团练大臣”几乎无人问津。正由于对“团练大臣”的活动缺乏具体考察和总结，现有成果基本上单方面从官僚系统当时或事后的评论(主要依据咸丰年间官员的参奏，以及光绪朝官员薛福成所作《叙团练大臣》和王应孚《团练论》一文)来认识“团练大臣”策略的效果和影响。在效果问题上，“团练大臣”于咸丰末年最终被撤的结局使得今人的认识较为统一，即认为他们没有完成清廷所赋予的组织和控制团练的使命，其评价之词为“并不令人满意”，甚至“无功”或“一无所成”*Philip Alden Kuhn,“The T’uan-lien Local Defense System at the Time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27(1967),pp.236—237；[美]萧公权著，张皓、张升译：《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第351页；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119页；罗尔纲：《湘军新志》，第26页；郑亦芳：《清代团练的组织与功能——湖南、两江、两广地区之比较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28编第33集，第659页；林世明：《清代乡团之研究》，第121页。。

相比之下，对“团练大臣”策略影响的认识包含较丰富的内容。最早提出看法的弗朗兹·迈克尔认为，“团练大臣”与战乱省份督抚间的主要冲突体现在对于地方财源控制权的争夺。由于他们与后者使用同样的地方税收，特别是被督抚们视为军费主要来源的厘金，从而在双方之间形成严重的军事和财政竞争*Franz Michael,“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Power Structure of China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18,No.4,p.481.。孔飞力则将“团练大臣”的影响归纳为加剧了地方行政中的腐败和混乱，这似乎可以视为迈克尔观点的发展，即在军事和财政竞争与地方行政秩序之间建立起了因果联系*Philip Alden Kuhn,“The T’uan-lien Local Defense System at the Time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27(1967),pp.236—237.。

国内学者则用更为具体的史实支持了两位美国学者的观点。其中龙盛运和朱东安等人注意到咸丰三年“团练大臣”曾国藩因侵犯官权而与湖南巡抚、提督及两司之间难以调和乃至几为哗变之提标兵所伤，不得不从长沙移驻衡州的过程*龙盛运：《湘军史稿》，第65—67页；朱东安：《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华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45—147页；杨奕青、谢起章：《曾国藩移驻衡州动机探微》，《湘潭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第69—70页；郑峰：《失意与得势：咸丰三年的曾国藩与骆秉章》，《安徽史学》2008年第2期。；张研简述了咸丰末年“浙江督办团练大臣”邵灿被杭州将军瑞昌弹劾“擅受民词”、“挟制官府”的史实*张研、牛贯杰：《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双重统治格局的演变》，第253—255页。。

不难看出，上述成果涉及的“团练大臣”在地域和数量上仍十分有限，还不足以据此对“团练大臣”策略的效果和影响做出全面和根本性的判断。另外，正如前文所言，目前的认识主要从地方官僚系统的视角，“团练大臣”自身的声音还非常微弱*张研、牛贯杰：《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双重统治格局的演变》，第254—255页；朱东安：《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第146—147页。。事实上，仅笔者目力所及，便已注意到咸丰初年广西的龙启瑞、朱琦，山东的毛鸿宾，以及咸丰十年后浙江的王履谦、山东的杜、河南的毛昶熙等“团练大臣”对于地方文武官员干扰办团的不满和自辩*龙启瑞：《致蒋达密函》(咸丰二年五月二十七日)，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2页；毛鸿宾：《缕陈现办团练情形折》(咸丰三年九月初九日)，《毛尚书奏稿》卷2，第230页；《寄谕王有龄著遴委公正大员妥办劝捐并妥议团练章程》(咸丰十一年四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3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162页；《督办山东团练大臣杜片》(咸丰十年十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3/166/8366/15；《清文宗实录》卷328，咸丰十年八月丙子；《清文宗实录》卷347，咸丰十一年三月庚戌。。因此，更多个案研究和史料的继续发掘利用应是推进“团练大臣”策略效果与影响研究的基本途径。

结 语

从上世纪30年代至今，中外学界已对清廷施行“团练大臣”策略的动机、过程、效果与影响等基本面相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论述，但因相关探讨长期从属于湘军、团练、晚清绅士或乡村社会研究且多为观点陈述，直至近年始见专题性的实证考察，加之成果数量偏少，“团练大臣”研究尚未在晚清史学界产生应有的影响。事实上，对于“团练大臣”一词，学界闻听者固不乏人，能说出一二者恐怕十分有限，更少有人知道，在光绪朝以降的历次王朝危机中，清廷于倡导办团时无不再次起用“团练大臣”策略。用“熟悉的陌生人”来形容学界对于“团练大臣”的认知，似乎并不为过。

如今看来，咸丰年间“团练大臣”策略的施行实为清廷在空前严峻的威胁面前，以统合地方官员与“在籍绅士”各自优势的方式，谋求迅速将民众动员起来以遏制太平天国向基层社会的蔓延和渗透。然而，现实并未如清廷所料。“团练大臣”与地方官僚系统之间难以避免的权力冲突深刻地反映出这一举措蕴含的内在矛盾，其于咸同之际的陆续裁撤标志着清廷凭借这一策略实现社会动员和社会控制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作为深化咸同时期团练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对“团练大臣”的活动及其对地方权力结构和政治生态产生的影响进行系统深入的考察，不但有助于理解清政府与太平天国对抗态势的演变，亦将推进对咸同时期官绅关系及其未来走向的认识，从而为深入体察晚清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素材。至于光宣时期的“团练大臣”，其频繁委任不但表明这一策略对于清廷实现社会动员和社会控制的特别意义，还因历史场景的变换、特别是加入了列强和革命的因素而同样值得今人探究。

鉴于晚清“团练大臣”研究在整体上尚未进入“深耕”阶段，笔者以为在加强个案分析和具体考察的同时，还需在着力挖掘史料的基础上放开研究视角，适当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具言之，首先应加强各类史料特别是官方档案的挖掘和利用。仅据笔者所见，有关晚清“团练大臣”的史料除散见于各种已刊文献外，未刊文献亦相当丰富，且极少为现有成果所利用。相关史料可分为两类：一为包括清廷谕旨和“团练大臣”、督抚两司、驻防将军、钦差大臣、统兵大员及朝中官员奏疏和批牍在内的官方档案，是探讨“团练大臣”策略的演变过程、“团练大臣”办团期间的活动、“团练大臣”与地方官僚系统之间权力冲突以及清廷反应等基本面相的核心史料。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宫中朱批奏折等未刊档案亟需加以利用外，已公布者主要收录于《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清实录》、《东华续录》、《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等档案汇编，其余散见于中外官员和“团练大臣”的文集以及一些文书汇编。二为官员、“团练大臣”及其友人和幕僚、一般读书人的日记、书信、回忆及其他私人性质的著述，主要反映当时和事后朝野对“团练大臣”策略效果与影响的看法和反思，亦有少量关于“团练大臣”活动的记载。

AResearchReviewon“T’uan-lienCommissioners”

CUI Mi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81,China)

Since the Xianfeng Dynasty,“T’uan-lien Commissioners” which as a product of the Qing Dynasty seeking to improve the T’uan-lien efficiency,had accompanied with the Dynasty crisis all the time,carrying the missions of unusual social mobilization (organizing T’uan-lien) and social control (defending and suppressing).As a question of deepening the research in the proper meaning of the T’uan-lien,that it investigates systematically on the local power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of the activities of “T’uan-lien Commissioners”,not only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Qing government and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but also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fficials and gentries during the Xianfeng and Tongzhi periods and its future direction,which provides new perspectives and materials to further observe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in late Qing.In view of the present perception of “T’uan-lien Commissioners” in late Qing is different from its historical role,it is necessary to sort out and review the “T’uan-lien Commissioners” research among domestic and foreign academic circles,and focus on how to put forward some proposals about thoughts from the historical data and methods,which is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necessary references for the later researchers.

“T’uan-lien Commissioners”；T’uan-lien；research review

K252

A

1005-605X(2017)05-0048-08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晚清团练大臣研究”(13BZS046)、中央民族大学“优秀青年人才科研专项”的阶段性成果。]

崔 岷(1974- )，男，江苏南通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方 英

①相关争论参见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9—143页；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1—462页；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285页。

②相关情形可参见邓京力：《“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在中国史领域中的运用》，《史学月刊》2004年第12期；李建斌、李寒：《国家与社会理论在海外中国研究领域中的兴起与反思》，《江汉论坛》2006年第12期；崔志海：《晚清国家与社会研究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12月14日。

③关于政治生态学的理论研究，可参见Atkinson.Adrian,PrinciplesofPoliticalEcology,London:Belhaven Press,1991；刘京希：《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④目前，国内的中国史研究领域中尚未出现真正将政治生态学理论应用于论证者，仅有4部专著和20余篇论文在题目中出现“政治生态”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