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宏岐 刘煜琼

(暨南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632)

清至民国时期葡萄牙人对澳门附近海域管辖权的觊觎与争夺

吴宏岐 刘煜琼

(暨南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632)

从清乾隆年间至民国初年，澳门葡萄牙人对澳门附近海域的管辖权一直存有觊觎之心，并伺机与中国地方政府进行争夺。乾隆、嘉庆时期，澳门葡萄牙人对澳门海域管辖权已有所觊觎；鸦片战争爆发后澳门葡萄牙人对澳门海域管辖权的觊觎又复增强，并实施了一系列扩张行动，对氹仔的侵占，大大增加了同治、光绪年间广东官府遏制澳门走私、控制澳门附近海域的难度；从光绪初年开始，澳门葡萄牙人对十字门海域的实际侵占，使中国政府对此海域的管辖权也随即丧失。

清乾隆至民国初年；葡萄牙人；澳门海域；管辖权

根据1999年1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7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区域图》及相关文字表述，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范围包括澳门半岛、氹仔岛和路环岛，其中没有海域界线的任何表述，只是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维持澳门原有的习惯水域管理范围不变”。2015年12月20日，国务院第665号令再次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区域图》，明确了澳门特别行政区陆域和海域的管理范围，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通过第128/2015号行政长官公告，宣布其依法管理85平方公里的海域*《澳门特别行政区〈海域管理纲要法〉咨询文件》，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务局2016年版，第3页。。值得注意的是，“澳门原有的习惯水域”实际上有一个历史形成过程，从清乾隆年间至民国初年，葡萄牙人对于澳门半岛周边水域的管理权时有觊觎与争夺，中国政府与葡萄牙政府为此也屡有交涉。以往学术界虽然在中葡关系史研究方面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总体上对澳门界务问题中的水界争端，亦即澳门附近海域管辖权的争端重视不够。近年来，有学者开始在晚清中葡澳门水界争端方面作了开拓性研究*徐素琴：《晚清中葡澳门水界争端探微》，岳麓书社2013年版；《“封锁”澳门问题与清季中葡关系》，《中山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清末粤澳民船贸易及其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1期；《光绪初年澳葡强占十字门水域考》，《海洋史研究》第6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周鑫：《光绪三十三年中葡澳门海界争端与晚清中国的“海权”认识》，《海洋史研究》第6辑。，但研究的时段以晚清为主，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清乾隆年间开始至民国初年葡萄牙人对澳门附近海域管辖权的觊觎、争夺过程略作梳理，以期较为全面地了解“澳门原有的习惯水域”的历史成因。

一、乾隆、嘉庆之际葡萄牙人对澳门海域管辖权的觊觎

只和协助防范入港修葺的船只进行走私贸易这三种情况*徐素琴：《晚清中葡澳门水界争端探微》，第40—42页。。当然，香山知县许敦元的做法并非首创，而是沿用了清政府已有的制度。

由于连续发生了几起葡萄牙兵船“出洋捕盗”“误伤”中国师船和商船的事件，香山县政府曾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初决定，暂缓派拨葡萄牙兵船出洋捕盗*《香山知县许敦元为暂缓派拨番船出洋捕盗事下理事官谕》，刘芳辑、章文钦校：《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476—477页。。大约在嘉庆六、七年(1801—1802年)，澳门葡萄牙人的商船、客船、渔艇等屡被劫掠，就连往来于澳门和香山县之间向澳门提供粮食、蔬菜和淡水等生活必需品的船只，在没有兵船护卫的情况下，都不能自由行驶。因此，澳门葡萄牙人自行装备了两艘战船，以防范、抵御海盗对澳门及出入澳门之葡萄牙商船的攻击*黄庆华：《中葡关系史(1513—1999)》上册，第467页。。澳葡当局却以帮助中国地方政府缉捕盗匪为托词，向香山县官员、澳门同知等提出了诸多要求，先后又有嘉庆六、七年的“九请”、嘉庆十二年(1807年)的“九请”和嘉庆十五年(1810年)的“十七请”之举。

澳葡当局嘉庆六、七年的“九请”，曾被香山知县许乃来逐一驳回。有研究认为，此次所请与乾隆五十七年的“九请”，“两次情形完全一致，当是嘉庆时，葡人复以九请告许乃来，许乃来予以拒绝，但拒绝批驳之词应当出自许敦元”*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3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5、1326—1331页。。

嘉庆十二年(1807年)，澳门议事会理事官阿金·巴罗斯以添建房屋、增设额船等九事向澳门同知王衷提出禀请，内容与乾隆末年的“九请”颇有不同，王衷逐条予以答复，其中第四、六、八、九等条事项涉及到了澳门半岛附近海域管辖权问题，兹分别移录如下：

四、据禀：盐船满港横湾，阻碍夷船出入，并乘夷船重载回帆，稍有挨碰，即指碰烂伊船，多端勒赔，求乞示禁法惩。等语。查盐船停泊澳港，先于嘉庆九年六月内，经运司会详：各盐船如遇经过澳门海面，暂行寄椗，应遵照旧章，只许在娘妈阁外湾泊。中留海道，以便夷船出入，毋得驶入港内，拥塞海面，致碍夷船，争闹滋事，久经转饬遵照，并奉前督宪那饬发告示查禁。如有不遵，许该澳夷随时指明禀究在案。今复据禀，应请饬令地方官申明禁令，如有不遵，随时查究。该夷官亦应约束□□□，不得任意碰撞滋衅。

六、据禀：晚间以八点钟交戍时候在澳营谋船艇，不许往返迁移，如有不遵，准夷施炮提防，以备不虞。倘有致误，勿为干咎。夷等并欲在于关前河边砌筑更楼，专人看守，提防洋寇，恳乞俯为准理。等语。查在澳营趁船艇，晚间交戍时，不许往返迁移，原为防范稽查起见，应饬香山县出示晓谕。如有不遵，许该夷禀明拿究，但不得一概施炮，致有伤害。至澳门向设炮台六座，足资防御，勿庸藉砌筑更楼为名，添建房屋。

八、据禀：英咭唎国常有巡船，在洋内外侦探各处海港。若系预防海寇，夷等设有大小巡船，专为防守及护各国上落并贸易商船，无用其兵船由内穿插。奈彼船只不照旧章，屡在附澳洋面游泊。遇有各国来广贸易夷船，私行盘诘。等语。查英咭唎国巡船护送商船来广，暂泊鸡颈洋面，俟伊国商船出口，仍护送回国。历来尚无滋事，应听其自行护送，但不许驶入内港，致有滋扰。现已飞饬该处文武严密查禁，违者押逐出境。其在外洋停泊，听其自便。

九、据禀：海寇肆行，夷等协力发船，沿海巡捕，守候无虞。等语。查粤省海盗恣肆，类皆沿海无赖刁民，并无伎俩。现在外有提督督带大帮舟师巡历剿捕，内有大小文武员弁率领红单船巡查搜拿，海氛指日净尽，毋庸该澳夷发船巡缉*《澳门同知王衷驳理事官禀请添建房屋增设额船等事议》，刘芳辑、章文钦校：《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414—416页。。

由此可见，澳葡当局对澳门半岛附近海域管辖权的觊觎似乎有所升级，所提要求也更为具体，但由于广东地方官员根据“天朝体制”据理力争，澳葡当局的要求未能如愿。

五、据禀：凡有红单盐船经由寄椗者，饬令停泊娘妈阁口外，分列两傍，毋许拥进内河，将责载乘沙石填塞海道。且至洋船归港，稍有挨碰，动辄生端，示饬定章程永办。等语。行据该府厅查覆：红单盐船间有携带零星货物，在该处交易，由来已久，未便遽行斥禁。如只寄椗湾泊内地，诚恐勾串土人，载运夷货出洋，走漏税课。应请饬令湾泊娘妈阁口外，不得入口，以昭慎重。嘉庆十二年据夷官委黎多具禀，业经会议，禀照旧章办理在案。今应仍照旧章办理，毋庸另议章程。

十六、据禀：澳内居民稠密，旷野无多，凡有燂船咯水，饬令前往口外山陬，不许就澳海傍。而卖草之人，只许挑担，不宜坐市屯卖，庶口岸不致淤积，而火患亦可省扰。求饬定章程永办。等语。据该府厅查覆：澳门居民燂船向在澳门对海或驾往另外燂洗，自应不准在澳附近海傍，应请严饬地方官，嗣后不时出土晓谕。至草柴最易招火，如有屯贱卖贵，堆积成垛，火患堪虞，亦应饬令地方官随时严行查禁*《广东布政使曾燠等会议详驳判事官眉额带历禀请十七条议》，刘芳辑、章文钦校：《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418—421页。。

上述第五条事项，实际上只是重提嘉庆十二年“九请”中的第四条要求。第十六条虽然是新要求，但因为只是请求广东地方官方制定章程防止澳门居民在澳门半岛海边(主要是指澳门半岛西侧的内港)燂船咯水，以免导致内港口岸淤积和火患，所以得到广东地方官员的肯定性答复。由此可见，在嘉庆十二年“九请”碰壁之后，澳门葡萄牙人已经开始收敛了对澳门半岛附近水域管辖权的觊觎之心，转而提出更为务实的要求。

二、道光后期葡萄牙人对澳门海域管辖权的觊觎

鸦片战争以前，虽然澳门葡萄牙人曾经多次觊觎澳门附近海域的管辖权，但遭到清朝地方政府的遏制，甚至还有了一些收敛的迹象。不过，鸦片战争爆发后葡萄牙人对澳门水域管辖权的觊觎之心又复增强，并相继实施了一系列扩张行动。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六月二十日(7月17日)，澳门议事会致函清朝钦差大臣耆英，讲述了澳门面临的种种经济危机，提出了诸如蠲免船钞货税、开放澳门港口等要求。7月29日，耆英所差官员在澳葡总督官邸与边多及澳门议事会主要成员进行了约4个小时的会谈，其间议事会向中国官员呈递了一份禀帖，提出了九条请求。第一条中提到：“香港既已彻底割让给英国，且免交任何赋税，而作为中国人的故旧，葡萄牙人却要继续缴纳地租，这不仅有失公允，而且使葡萄牙人丢尽了脸面。鉴于葡萄牙人握有凭据，同时也为避免将来出现任何疑问，应当明确规定：关闸至大海、内河及氹仔之土地，均属葡萄牙人权力管辖范围。此外，葡萄牙人继续保留关闸驻军，以防越界及一切骚乱。”*黄庆华：《中葡关系史(1513—1999)》中册，第541、608—609页。澳葡当局不仅要索取整个澳门半岛的土地，而且还想索取澳门离岛的土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正月，清政府对澳葡当局的九条请求给予答复，驳回了豁免地租、扩展地界、开放港口等项要求。不过，在澳葡当局的一再要求下，清朝政府于同年九月还是允许澳门向各国开放。尽管“九条请求”的核心条款被驳回，但澳葡当局和里斯本政府却单方面采取了实质性扩张行动，在向澳门半岛北部地区扩张的同时，也开始向澳门半岛南面的海岛扩张。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11月20日，葡萄牙女王唐·玛利娅二世宣布澳门内港(Rio)、氹仔(Taipa)和澳门锚地(Rada)为自由港，要求“不论是内河还是氹仔的海港”一律向其他国家开放贸易。其中氹仔港可停泊500吨以上船只，小吨位船只可进泊澳门。悬挂任何旗帜的船只，只要向澳门输入货物和物品，均可豁免关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5月6日，澳督亚马留完成对氹仔岛的占领，并命令驻澳门港海军少校佩德罗·罗利路在氹仔岛整修西沙嘴炮台，至9月9日建成，葡萄牙国旗在岛上升起。同年12月，亚马留开始整饬位于氹仔岛西端的港口，并设置港务人员，管理各国出入氹仔岛的船只。次年3月18日，亚马留以西班牙及荷兰船只无视澳门政府对氹仔岛的管辖权为由，发布告示，要求所有进出氹仔港的外国船只，都必须悬挂葡萄牙国旗，到港务局登记注册并缴纳停泊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3月5日，亚马留发布文告，声称澳门已经成为自由港，禁止中国海关税馆对自澳门港口到中国内地的货物征收任何关税，并要求广东巡抚在八天内撤走在澳门执行公务的人员。3月13日，亚马留又率领数十名士兵钉闭澳门的中国海关，推倒关前悬挂中国旗帜的旗杆。至此，亚马留彻底消除了清朝政府对澳门进行管理的最后象征*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4卷，第1612—1641页。。

在葡萄牙人看来，“在澳门领土的争论中，水域的确定问题自然与陆地问题相辅相成。水域对澳门商业的生存至关重要。”*[葡]萨安东著、金国平译：《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澳门基金会1997年版，第100页。正因如此，占有澳门周围中国领海是葡萄牙人的既定策略，而取消船钞和关闭澳门中国海关正是亚马留侵犯澳门海域的主要手段。氹仔岛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耆英未能抵制葡萄牙人对该区域的侵占，大大增加了同治、光绪年间广东地方遏制澳门走私的难度，同样也增加了澳门水界之争时中国控制十字门海域的难度*参见徐素琴：《晚清中葡澳门水界争端探微》，第51、61页。。

三、光绪初年葡萄牙人对十字门海域的侵占

氹仔岛西侧的十字门海域是葡萄牙商船进出澳门的必经之路，而该岛东北侧的鸡颈洋面则为其他西方国家商船进入黄埔港前的临时碇泊所。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葡萄牙人完全控制氹仔岛以后，清朝对澳门半岛以南海域的管辖权开始受到不小的威胁。从同治十年(1871年)中国在小马骝洲设关卡开始，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所谓“封锁”澳门问题最终解决，中葡双方在马骝洲海面、澳门内港、十字门附近的水界冲突时有发生，其中光绪初年在十字门附近的水界冲突影响尤大。葡萄牙人对澳门附近海域的实际侵占，是从光绪初年侵占十字门海域开始的。

光绪初年，在澳葡当局的庇护下，十字门附近的走私活动日益严重。据粤海关《1878年广州口岸贸易报告》：“葡萄牙对氹仔岛(Typa)提出的要求，包括十字门水域划在他们边界之内，要海关对邻近澳门的违禁品维持有效监督，就特别困难。十字门就其名称的含义，是由两条河道相互直角交叉组成，所以有四个出口，走私船可以从每个出口驶入海中，保持在葡萄牙水域内，直至发现某一河道没有海关缉私艇守卫，再驶向中国水域。如果缉私艇驻扎在一个邻接的河道，他们必需要绕行几里路才能开始追逐，结果是大多数走私船逃之夭夭。”*《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页。光绪四年(1878年)，海关缉私艇拦截四艘走私盐船时，遭到激烈反抗，关艇“华山”号上的一名欧洲籍舵手被打死，一名中国水手受伤，走私者逃到葡萄牙人控制的水域内，受到澳葡当局的保护。有鉴于此，光绪六年(1880年)，粤海常关特派“神机”号大轮船重新在十字门东面一带海面常川巡缉，引起了葡人的警觉。澳门总督贾若敬为此照会两广总督，措辞十分强硬，“现据镇守氹仔兵总禀报前来，有粤海关炮船一只湾泊于氹仔、过路湾相距之中。查该处有一带海面，其内不应准查私，如其内有查私，是伤本国之权”，“定必按照违犯章程办理，将船扣留罚银，倘若固违，定将该船充公”，若中国“妄行太过”，葡国将按万国公法行事*《驻澳大西洋总督贾若敬照会两广总督张树声》，黄福庆主编：《澳门专档》第1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版，第112页。。两广总督张树声在收到此照会后，随即向粤海关监督询问具体情况。粤海关监督派人调查后，知会张树声：“神机一船并未在氹仔及过路湾停泊之处，只在鸡头与亚婆尾相距之中，即照西洋自定水界查核，此次神机湾泊系在中国界内，且与总督堂文开是否妈阁洋面之处，实系相离妈阁甚远，并未有湾泊在西洋界内”*《管理粤海关税务神机轮船湾泊之处确系中国界内事致两广总督咨文》，黄福庆主编：《澳门专档》第1册，第114—115页。。张树声则将粤海关监督的咨文一字不易地照会澳门总督贾若敬*《两广总督张树声照会驻澳西洋大臣贾若敬》，黄福庆主编：《澳门专档》第1册，第116页。。

从张树声给贾若敬的照会可以看出，广东政府虽然不承认葡人对氹仔、路环西面一带海域的侵占，但又默认了双方实际控制界线的存在。由于清廷，尤其是广东政府采取退让对策，所以在澳门葡萄牙人驱逐“神机”号事件之后，中国已实际上失去了十字门等海域的控制权和管辖权*徐素琴：《光绪初年澳葡强占十字门水域考》，《海洋史研究》第6辑，第122—142页。。光绪十三年(1887年)中葡签订《和好通商条约》前，总理衙门曾征询北洋大臣李鸿章、两广总督张之洞等人的意见，李鸿章特派幕僚程佐衡赴澳门调查，程佐衡在调查汇告中提到：“殆葡人自认为潭仔、过路环为其所属之地，故阻隔华关巡船，不使入十字门以内”*《总理衙门收北洋大臣李鸿章咨送程佐衡游澳答问八则》，黄福庆主编：《澳门专档》第1册，第249页。。另外，张之洞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中也提到：“税司法来格向委员知府蔡锡勇言，因潭仔、过路环两处及十字门一带海面，葡人妄谓系葡之海界，以致我之缉私诸多不便。”*《粤督张之洞奏澳界纠葛太多澳约宜缓定折》，王彦威纂辑：《清季外交史料》，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5页。程佐衡、张之洞二人的说法，反映了当时十字门一带海域的管辖权已被澳葡当局所侵占的事实。

四、晚清民初中国的“海权”认识与中葡澳门勘界谈判

美国海军上校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在其1890年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一书中提出了“海权”概念及相关理论，对当时德、美、英、日等国的海洋战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Alfred Thayer 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890.中译本[美]马汉著，安常容、成忠勤译：《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马汉的海权理论自19世纪末传入中国后，也渐为晚清官员、士绅所了解，从而促成了中国“海权”认识的萌发。然而，中国近代的海权思想也是在海洋利益的维权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史料证实，至迟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中葡澳门水界争端中，广东官员、绅商与知识界的“海权”认识就已经迅速提高。

光绪三十三年中葡澳门水界争端主要围绕“胡兆兰饷渡”“湾仔渔船”两个事件展开。其中“胡兆兰饷渡”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当年五月中旬澳葡当局抗议香山县政府给澳门船政厅下挂号的胡兆兰商船发放营业执照；而“湾仔渔船”则是指当年六月中旬葡兵驱迫湾仔渔船入澳一事。围绕这两个事件，中葡双方照会往来频繁，香山县地方官员、士绅也有不少禀文，深入研究相关档案文献，可以从中发现一些“海权”认识的端倪。如当年六月香山知县钱保寿在给广东布政使胡湘林的禀文中提到：“澳门地方本属租界，与湾仔三沙中隔一海。葡人本无管辖海面之权，自光绪间葡人于海中自设水浮木号，由是中国船只须贴近拱北关湾仔一带方能来往，否则被其驱逐，是为葡人侵占海界之始。”*《外部收护理两广总督胡湘林·照录附件·香山县钱保寿禀》，黄福庆主编：《澳门专档》第1册，第26—27页。值得注意的是，钱保寿在用语上不再拘泥传统公文和公法中的“洋界”“华界”“水界”，而是频繁采用葡萄牙照会中的“海面”一词，并创造出“管辖海面之权”的新表达。这些现象表明，正是在与澳葡当局的直接交涉过程中，像香山知县钱保寿这类地方官员能够迅速习得“海权”知识，推进了中国人的“海权”认识*周鑫：《光绪三十三年中葡澳门海界争端与晚清中国的“海权”认识》，《海洋史研究》第6辑，第143—165页。。

地方官员“海权”认识的提高，在后来的中葡澳门水界争端交涉与澳门勘界谈判中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初四日(1908年2月5日)发生的日本商船“二辰丸”载运军火事件，进一步引起了中葡海权之争，并成为宣统元年(1909年)中葡澳门勘界谈判的直接诱因。在当年六月初六日(7月22日)中葡会勘澳门及其属地界务的第二次会议上，葡萄牙勘界大臣马楂度正式提出了葡萄牙的划界方案：“一、自澳门连岛之娘妈角至关闸。一、自关闸至北山岭之局外地。一、内口河流即内港。一、对面山，青洲，氹仔，过路环，大、小横琴，舵尾等岛并及附近小岛。一、连岛及各岛之水界。”*《第二次会议钞稿》，黄福庆主编：《澳门专档》第2册，第244页。在多轮谈判中，葡萄牙人反复声称：“既然1887年葡萄牙在清(青)洲、氹仔、过路环、舵尾、大横琴、对面山沿岸以及内港水域行使管辖权，那么它们是澳门的真正‘属地’。”*[葡]马楂度著，舒建平、菲德尔译：《勘界大臣马楂度葡中香港澳门勘界谈判日记(1909—1910)》，澳门基金会1999年版，第3页。至于中国方面，在与广东地方政府充分协商之后，外务部确定了勘界谈判的基本原则：“以旧日界址作为澳门，以原界之处彼最先点据之地作为附属，其与澳不相连各岛，无论已占、未占，一概极力驳拒。”*《外务部为拟将与澳不相连各岛葡已占者由我出赀购回事致总理外务部事务庆亲王奕劻等呈文》，黄福庆主编：《澳门专档》第3册，第520页。宣统元年中葡澳门勘界谈判持续了四个月，共进行了九次正式会谈和一些非正式或私下会谈。不过，由于中、葡双方截然相反而又决不退让的坚定立场，注定了此次勘界谈判只能是无果而终*徐素琴：《晚清中葡澳门水界争端探微》，第196—197、251—261页。。当然，中葡国内的政治形势和民意倾向、英国人介入，尤其是谈判前后，中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众抗议运动，对谈判进程和结果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黄鸿钊：《清末民初中葡关于澳门的交涉和新约的签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2期；《辛亥革命时期的香山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8—78页。。

几点结论

综合上面的论述可知，从清乾隆年间到民国初年，葡萄牙人对澳门附近海域的管辖权一直存有觊觎之心，并伺机与中国地方政府进行争夺。虽然其间情况较为复杂，但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并相应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其一,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乾隆、嘉庆之际，葡萄牙人对澳门海域管辖权的觊觎，在乾隆五十七年,嘉庆六、七年，嘉庆十二年的“九请”和嘉庆十五年的“十七请”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由于当时中国政府在军事方面占有优势，澳门葡萄牙人数次提出的要求均被驳回。

其二，鸦片战争爆发后，葡萄牙人对澳门海域管辖权的觊觎又复增强，并相继实施了一系列扩张行动。道光二十三年“九请”的核心条款被中国政府驳回，但澳葡当局和里斯本政府却采取了实质性扩张行动。葡萄牙人对凼仔的侵占，大大增加了同治、光绪年间广东官府遏制澳门走私的难度，也增加了中葡澳门水界之争时中国控制十字门海域的难度。

其三，从光绪初年开始，由于葡萄牙人对澳门附近海域尤其对十字门海域的实际侵占，使得中国政府失去了对十字门一带海域的管辖权。晚清时期至民国初年，中葡澳门水界争端时有发生。由于受到西方“海权”概念及其理论的影响，晚晴时期，广东官员、绅商与知识界的“海权”认识迅速提高。这种“海权”认识在后来的中葡澳门水界争端交涉与澳门勘界谈判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28年中葡两国签订《中葡友好通商条约》，完全回避了澳门主权归属问题，但今人所称的“澳门原有的习惯水域”却不知不觉地、以模棱两可的方式得以形成。

OnPortugueseCovetousnessandScramblefortheJurisdictionovertheTerritorialSeaadjacentMacaufromtheQingDynastytotheEarlyRepublicofChina

WU Hong-qi LIU Yi-qiong

(Research Center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Studies,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2,China)

From the Qianlong period of Qing Dynasty to the early period of republic China,Portuguese in Macau always coveted the jurisdiction over the territorial sea adjacent Macau,and waited for chance to fight against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Portuguese had already coveted the jurisdiction over the territorial sea adjacent Macau in the Qianlong and the Jiaqing period.Portuguese in Macau reinforced their covetousness and invaded more territories after the Opium War.The invasion of Taipa greatly raised the difficulties of preventing smuggling in Macau and governing the maritime space adjacent Macau.Because of actual invasion of Shizimen by Portuguese in Macau from the early period of Guangxu emperor,Chinese jurisdiction over the territorial sea adjacent Shizimen was occupied by Portuguese as well.

from the Qianlong period of Qing Dynasty to the early period of republic China;Portuguese;territorial sea adjacent Macau;jurisdiction

K249;K25

A

1005-605X(2017)05-0035-07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鸦片战争后港澳对外贸易文献整理与研究”(16ZDA130)的阶段性成果。]

吴宏岐(1964- )，男，陕西宝鸡人，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刘煜琼(1981- )，女，湖南新田人，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郝红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