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需求结构偏离系数的区域比较
2017-11-04朱俊丰
周 密，朱俊丰
(南开大学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天津 30007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需求结构偏离系数的区域比较
周 密，朱俊丰
(南开大学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天津 30007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深层次背景是中国需求结构的变化。需求结构偏离稳态增长率的程度将对供给的调整产生重要影响。基于索洛模型的拓展，构建需求结构变动偏离系数，可利用中国大陆31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对需求结构变动偏离系数进行测度。结果表明：东部普遍存在较高的稳态增长率，而中、西部的稳态增长率相对比较低；经济发达的地区偏离程度小；经济不发达的地区需求结构偏离程度大，且偏离程度大的地区大多是出现在其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于投资需求的地区。此外，经济增长速度过快会导致需求结构偏离系数增加；人均GDP增加则会降低需求结构偏离系数，人均GDP是否处于中等收入水平对需求结构偏离系数没有影响；消费投资比越高，需求结构偏离系数则会越低。
经济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结构；需求结构偏离系数
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内在的结构性矛盾日渐凸显。在新形势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对过剩产能进行消化，并加快引导经济结构健康发展。而还原经济增长过程，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需求不仅是生产的终点且被看成是最终经济活动的结束行为，而且反作用于经济的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经济过程。中国大部分地区的需求存在着偏离均衡增长路径的问题，而且不同地区需求结构偏离程度有所不同。根据2014年的数据，中国大部分地区均表现出投资需求占比过高而消费需求占比过低的情况，除了北京、上海和江苏投资率低于50%，其他地区的投资率均高于50%，西藏、青海和宁夏的投资率甚至超过100%。与此同时，大部分地区的消费需求率则处于低于50%的水平。为更好地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供求平衡，需要对需求结构偏离系数进行测度，从而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需求的变化，并且充分释放消费需求驱动经济增长的潜力。本文将通过需求结构偏离系数来测度需求结构偏离稳态增长率的程度，比较和分析不同区域在不同需求结构偏离情况下的差异，以及需求结构偏离系数的影响因素，以为不同区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数据基础。
一、文献综述
当前对中国经济关键问题的识别存在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是需求侧的问题，如张军(2016)认为供给侧改革立足于长期，需求侧属于短期问题，如果想要实现结构转型，需要解决短期内总需求持续下降的问题，其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已下行到经济增长率低于7%的阶段，核心问题和主要矛盾是需求侧而不是供给侧的问题，是需求管理端出现了失误和问题[1]。姚洋(2016)也认为去产能是结果，但去产能的源头是消费需求的增长，故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仅靠压缩产能无法促进经济增长，关键在于有效需求，短期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在于消费和投资两个方面，而当前由于中国地区差异很大，地方政府的投资潜力还非常大，尤其在中、西部落后地区[2]。而在需求侧的类型判断上，刘鹤(2013)更注重内需，他认为内需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途径为：努力走出一条主要依靠国内市场需求拉动、积累人力资本并形成创新能力的路径，同时用和平方式与资源供给国家形成互惠互利的战略分工[3]。第二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经济需要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调控同时进行才可解决。如林毅夫(2016)认为中国经济下行是外部性、周期性的，在推动实施经济体制结构性调整的同时，也一定要推行适度扩大总需求的稳增长、反周期措施，避免经济出现大幅下滑[4]。史正富(2016)从投资结构方面来强调供给侧和需求侧需共同发力，其认为供给侧改革核心在于正确的投资结构，正确的投资结构不仅有短期需求侧效果，还有长期供给侧效果。从短期需求侧效果来看，供给侧改革要想打破经济下滑与产能过剩二者之间的恶性循环，就需要增加过剩产业的有效需求，适当提升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从长期供给侧效果来看，供给侧改革要推动经济体制结构性调整、优化与升级，提高供给端的质量和效率[5]。彭文生(2016)认为需要平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管理，相比于刺激投资，扩大内需才是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因为消费有着很强的竞争性，其能够激励生产者的创新行为，进而提高生产效率[6]。
需求结构处于均衡路径上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赛尔奎因和钱纳里(Syrquin & Chenery，1989)利用101个国家2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投资率会呈现出先快速上升之后逐渐趋稳的趋势，而消费率则呈现U型趋势，先快速下降，随后逐步提升[7]。国内学者的研究显示，从1949年以来，中国的需求总量快速上升，消费率呈不断下降趋势，投资率呈不断上升趋势，需求结构变动趋势与赛尔奎因和钱纳里(1989)的分析保持一致；但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投资率和消费率水平进行横向对比会发现，中国的需求结构变动呈现出一种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情况，这种偏离均衡增长路径的需求结构变动会影响到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8-14]。为了进一步研究需求结构变动的规律，纪明(2016)通过最终需求投资比指标来描述需求结构变动规律，发现在工业化进程中，中国最终需求与投资需求的稳态增长比率呈现出一种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15]。
通过总结已有研究可以发现，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调控并不是对立的关系，二者应该统一考虑。中国是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区域间有着巨大发展梯度。国内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情况都有所差异，要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需求结构变动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就需要分地区进行研究才可以得出更适合经济转型发展战略的结论。鉴于此，本文将进一步细化到以中国各个地区为研究对象，从消费需求角度来分析需求结构，通过构建需求结构偏离系数，测度各地区的需求结构偏离系数并对需求结构偏离系数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二、理论基础
(一)模型基础
根据国内生产总值的支出法来计算，在开放的条件下，国内生产总值(GDP)包括资本形成总额、居民消费支出、政府消费支出以及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从支出法的结构中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需求总量的增加，其中投资需求由资本形成总额来表示，消费需求包括居民消费需求和政府消费需求，其中居民消费需求由居民消费支出来表示，政府消费需求由政府消费支出来表示，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代表着净出口需求。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表达为：
Yt=Ct+Gt+NXt+It
(1)
其中，Yt表示国内生产总值(总产出)，Ct表示居民消费支出，Gt表示政府消费支出，It表示资本形成总额，NXt表示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消费需求可表示为CDt(CDt=Ct+Gt)。
假定不存在资本流动，投资需求全部通过实物资本(Kt)来当期满足，即总产出由间接需求IDt(即投资需求与净出口需求之和)和消费需求两个因素来解释。在此前提下，基于索洛增长模型构建理论模型，总产出公式可以写成如下形式，即：
Yt=F(Kt+NXt，CDt)
(2)
s.t.It=Kt
由于IDt=Kt+NXt，式(2)又可写为：
Yt=F(IDt，CDt)
(3)
其他假设还包括：间接需求和消费需求具有相互替代性质；产出函数的一阶、二阶导数具有连续性，边际产出为正，边际收益具有递减性质(即∂F/∂ID>0，∂2F/∂2ID<0，∂F/∂CD>0，∂2F/∂2CD<0;满足规模报酬不变条件，即λY=F(λID，λCD)。
模型的均衡状态求解可以按照索洛模型的步骤进行推导，令d=ID/CD，表示间接需求与消费需求之比，从而：
y=Y/CD=f(d)
(4)
d′=(ID′/Y)·(Y/CD)-d·CD′/CD
(5)
令δ=ID′/Y，n=CD′/CD，可以得出：
d′=δf(d)-n·d
(6)
在式(6)中，如果令d′=0，经济处于均衡增长状态，此时的d为δf(d)=n·d时的d*。因此，当d=d*，d′=0，d保持稳定；当d
由式(4)可得：
y′/y=Y′/Y-CD′/CD，y′=f′(d)·d′
(7)
由d=ID/CD可得：
d′=d(ID′/ID-CD′/CD)
(8)
由式(7)和式(8)可得：
Y′/Y-CD′/CD=(d·f′(d)/f(d))(ID′/ID-CD′/CD)=π(ID′/ID-CD′/CD)
(9)
其中，π=d·f′(d)/f(d)。因此，在均衡增长路径上，产出增长率、间接需求增长率与消费需求增长率三者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结构关系，当间接需求与消费需求同速增长时，实际产出亦会以同样的速度保持稳定增长。而如果需求结构呈现出不均衡的结构变动，即间接需求或消费需求过度增长都会使得经济增长与均衡路径相背离，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
(二)需求结构偏离系数
需求结构偏离系数是指由于间接需求和消费需求增长速度无法保持一致进而导致总需求结构背离均衡路径(均衡值为1)时的大小。由于本文基于索洛模型，当间接需求与消费需求增长速度一致时，总产出也会以相同的速度增长，对总产出公式取对数，就可以得出测度需求结构的偏离程度大小的公式，如下所示：
lnYt=α0+α1lnIDt+α2lnCDt+εt
(10)
其中，α0是常数项，α1和α2是间接需求和消费需求的产出弹性，εt是误差项。令α=α1+α2，当α=1时，表明经济增长处于均衡的增长路径中，实际产出将会按照间接需求或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同速增长，而若α≠1则表示间接需求与消费需求二者的增长速度不一致，需求结构已经背离了均衡增长路径，故|α-1|可以用来度量在经济增长中偏离均衡增长路径的程度。令β=|α-1|，则需求结构偏离系数就是β，该值越大表明需求结构偏离经济均衡增长路径的程度越大。
(三)模型的动态演化
在确定需求结构偏离系数之后，还需要对需求结构所处的经济阶段进行分析，需求结构处于不同的经济阶段有不同的稳态增长率，通过稳态增长率可以辅助需求结构偏离系数进行分析，不仅可以直观确定当前经济所处的阶段，还可以确定在不同的阶段使用不同的办法来降低需求结构偏离程度。
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产出总量、消费需求与投资和净出口需求都会产生变动，但实际上它们的变动速度会不一致，从而产生需求结构变动。由δ=ID′/Y可得出，当δ提高(下降)时，δf(d)会向上(向下)移动，从而影响均衡增长路径，d*因此会增加(减少)。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可以将需求结构变动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如图1所示)。
图1 模型动态演化示意图
三、最终消费率与稳态增长率区域间对比分析
(一)最终消费率变动趋势及区域比较分析
东部地区的最终消费率变化情况呈现出三种趋势，即上升趋势、先下降后上升趋势以及下降趋势。其中表现出上升趋势的地区有北京、上海和浙江，可以看到北京和上海的最终消费率已经达到60%；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趋势的有天津、河北、辽宁、江苏、广东和海南，从图2中可以看出这些地区最终消费率的趋势转折点的范围大致在35%～45%之间；表现出下降趋势的则是福建、山东和广西，虽然这些地区表现出下降趋势，但是除了福建外，其他地区下降得越来越缓慢，最终消费率曲线的斜率的绝对值在逐渐减小甚至趋向于0，而从数值来看，这些地区的最终消费率也已经处在40%水平左右。广西的整体趋势是下降的趋势，但是在2011—2014年期间的最终消费率变化越来越小，可以预测，广西在未来几年的最终消费率将会发生反转呈现上升的趋势。
关于中部9个地区的最终消费率变化情况，其中山西、黑龙江、江西和河南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转折点在40%～47%的范围之间，其他地区均是下降的趋势，截至2014年，下降地区最终消费率的数值在40%～50%之间；内蒙古、湖北和湖南的最终消费率曲线呈现出越来越缓慢的下降趋势，而吉林和江西下降的趋势明显，暂时没有变缓的迹象。另外，在2014年，中部地区(除了黑龙江)的最终消费率均低于50%，吉林和内蒙古甚至低于45%，这反映出了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的现状以及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但是山西和河南的最终消费率已经开始呈现上升趋势，因此可以看出中部地区的这种结构状况正在逐渐发生改变。
四川、云南、宁夏和新疆地区的最终消费率是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趋势的转折点范围在45%～50%之间，云南的转折点比较高，发生在60%附近；重庆、贵州、陕西和青海最终消费率呈现下降趋势，其中贵州最终消费率已经下降到55%水平上，青海则下降到50%水平上，而陕西已经下降到45%水平。这些地区的下降趋势在逐渐变缓，在2014年的最终消费率曲线的斜率几乎接近于0，可以预测在未来的几年里重庆、贵州、陕西和青海的最终消费率将会呈现上升的趋势；仅有西藏和甘肃两个地区的最终消费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由于西藏和甘肃经济落后的原因，可以发现其最终消费率的变化趋势也是相对落后于其他地区的变化趋势的。
(二)稳态增长率变动趋势及区域比较分析
本文选择投资消费需求比(dm)指标来描述需求结构变动规律，具体做法是以dm均值的倒数(1/dm)来作为衡量以投资消费需求比来表示的稳态增长比率的指标。根据国际经验来看，中国已经迈入了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收入门槛；根据工业增加值份额可以确定转型时间是在2007年，根据服务业增加值份额可以确定转型时间是在2008年，根据就业份额可以确定转型时间是在2008—2012年之间。本文阶段Ⅲ起点确定为2008年，以2008年为界限来计算31个省级区域的阶段Ⅱ及阶段Ⅲ的稳态增长率。虽然从整个国家层面来看，2008—2010年中国经济已经从工业向服务业转型，但是从地区层面来看，东部经济发达区域可能会率先迈入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发展阶段，而中、西部的经济转型则会比东部落后一步。
根据投资消费比等于1为界限将31个省级区域分成了两类，可以看出在2014年，稳态增长率大于1的地区有北京、上海、广东和浙江，这些地区均是东部经济发展非常好的地区，其余地区的稳态增长率均小于1，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来说较弱。从图2和图3中可以看到，以2008年为界，在稳态增长率大于1的地区中，上升的地区有3个，分别是北京、上海和浙江，广东表现出略微下降的趋势。北京和上海稳态增长率上升的比较明显，浙江的稳态增长率上升幅度不是很大。稳态增长率小于1的地区则主要是中、西部的地区。截至2014年，内蒙古的稳态增长率最低，达到0.49，其次是天津、宁夏、青海和吉林等地区，可以看出这些地方投资需求比较大或者消费不足。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图2 各地区稳态增长率对比(1/dm>1)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图3 各地区稳态增长率对比(1/dm<1)
四、实证分析
(一)需求结构偏离系数测度
用式(10)来测度需求结构偏离系数，基于ADF检验方法对31个省级区域的变量lnYt、lnCDt和lnIDt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发现，这些变量均存在单位根。由于地区较多，不同的地区情况不同，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有的地区在进行一阶差分后单位根就已经消除，但是有的地区需要进行二阶差分后才会消除掉单位根，即对31个省级区域的变量进行一阶差分或者二阶差分后所得到的序列为平稳序列。采用软件Eviews7.0，对31个省级区域1999—2014年的回归方程分别使用GLS方法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表1。
表1 31个地区1999—2014年回归估计结果表
表1(续)
注：β表示需求结构偏离系数。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到，31个省级区域的回归方程的R2均较高，各变量回归系数的t值均比较显著，回归方程的F值也非常显著，回归的估计效果较好。由表1可知：
(1)大部分地区的消费需求的产出弹性大于间接需求的产出弹性，这表明在均衡路径上，消费需求是带动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其余地区如辽宁、陕西、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区的消费需求的产出弹性小于间接需求的产出弹性，这表明在均衡增长路径上，间接需求成为带动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
(2)从需求结构偏离系数β值的大小来看，偏离程度排在前8的分别是西藏、内蒙古、宁夏、广西、辽宁、贵州、江西和陕西，主要是包括在中、西部经济不是很发达的地区以及东部不发达的地区；偏离系数最小的5个地区是湖北、重庆、江苏、云南和海南。东部的地区以及中、西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偏离系数都比较小。地区的β值越大，表明需求结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均衡路径，其中体现在投资和净出口需求出现急剧增加，居民消费需求由于增长速度相对比较缓慢从而导致二者速度不一致，需求结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均衡路径，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影响和制约，所以经济增长率出现了较大的波动。
(二)需求结构偏离系数影响因素分析
不同的地区需求结构偏离系数不同，由表1可知，发展情况不同的地区需求结构偏离系数不同，北京、上海等高收入的地区偏离系数与低收入的地区相比需求结构偏离系数也有所不同，故本文认为需求结构偏离系数可能会受到如消费投资需求比(CIR)、人均GDP(PGDP)、经济增长速度(RGRP)等因素的影响，同时还设置了“是否处于中等收入(D(pgdp))”的控制变量，如果处于中等收入则设置为1，以便于考虑地区人均GDP如果处于中等收入是否会影响需求结构偏离系数。本文构建如下解释影响需求结构偏离系数的计量模型：
βi=α0+α1RGRPi+α2PGDPi+α3PGDP2i+α4CIRi+α5D(pgdp)i+υi
(11)
使用OLS方法得出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需求结构偏离系数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注：回归参数下方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差；***、**、*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从表2中可以分析出，影响需求结构偏离系数的主要是经济增长速度、人均GDP以及消费投资需求比。其中，经济增长速度越快，需求结构偏离系数越大；而人均GDP越高，需求结构偏离系数越低；消费投资需求比对需求结构偏离系数的影响也是负的。可以看出，提高内需是有利于中国当前需求结构均衡的。在考虑到地区人均GDP是否处于中等收入水平时，检验结果表明其并不影响需求结构偏离系数。
五、研究结论及启示
本文基于索洛模型的拓展构建需求结构偏离系数，运用1999—2014年的中国大陆31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对各地区需求结构变动进行研究，并进一步构建计量模型研究影响需求结构偏离系数的因素。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启示如下：
第一，通过对31个省级区域最终消费率的分析，发现各地区的最终消费率的变化趋势符合赛尔奎和钱纳里因(1989)的发现，即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消费率首先较快下降，然后逐步提高，大部分地区的最终消费率已经呈现出转折提升的趋势，而且转折点大致在40%～50%水平范围内。
第二，东部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存在较高的稳态增长率，而东部经济水平较差以及中、西部的地区稳态增长率相对比较低，且2014年的数值均在1以下。北京、上海和浙江的稳态增长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而其他地区的稳态增长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表明北京、上海和浙江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而其他地区则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
第三，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偏离程度越大，需求结构越失衡，而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偏离程度越小，需求结构越趋于均衡。从表2数据可以看出，人均GDP对需求结构偏离系数的影响是负向的，所以对于经济发展好的地区其需求结构偏离系数会相对较小；表1显示，需求结构偏离系数排在前5的分别是西藏、内蒙古、宁夏、广西和辽宁，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的地区和东部不发达的地区，东部地区的需求结构偏离系数相对中、西部地区比较小。
第四，辽宁、陕西、山东、山西、河南、上海、河北、浙江、福建和江苏这些地区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是消费需求，主要是由于东部大部分地区的净出口率是在0附近及以上的区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向的作用，而大部分中、西部的地区净出口率是负值，所以投资净出口需求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由于本文实证检验所采用的是1999—2014年的数据，所得到的结果实际是这些地区在这个期间的估计值。
第五，需求结构偏离系数受到经济增长速度和人均GDP等共同的影响，而从表1看，偏离系数大的地区大都是出现在经济增长速度过快且人均GDP较低的地区，而这些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又主要是过多依赖于投资需求的地区，如西藏、内蒙古和宁夏等。需求结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均衡路径，主要体现在投资和净出口需求出现急剧增加，居民消费需求由于增长速度相对比较缓慢从而导致二者速度不一致，需求结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均衡路径，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制约作用，经济增长率出现了较大的波动。
第六，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需要强调开发消费需求的潜力，但实际上，当前地方政府的投资机会仍然很多，特别是中、西部落后地区。对于中、西部落后地区，提高人均GDP是追赶上经济发展良好地区的主要目标，虽然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过低的消费投资需求比会提高需求结构偏离系数，但是人均GDP的增加也会降低偏离系数。因此，对于落后地区，鼓励地方政府投资依然是合理的，但是地方政府应该合理确定投资结构，加大有效率的基础设施投资。
为保证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必须根据需求结构的情况调整供给侧，确保需求结构不会出现较大偏离。随着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改变，中国经济需要努力走出一条主要依靠国内市场需求拉动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的增长模式。在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阶段，各地政府应该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政策采取相应措施，特别是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应该通过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由投资和出口主导的经济增长，不过于依赖投资和净出口需求，改善投资结构，重视有效率的投资，并加快消费需求的增长，从而降低需求结构的偏离程度，实现需求结构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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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mparisonoftheCoefficientofDemandStructureDeviationofRegionsUndertheBackgroundoftheSupply-sideStructuralReform
ZHOU Mi，ZHU Junfeng
(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The deep background of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is the change of the Chinese demand structure. The degree of demand structure deviating from the steady-state growth rate will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adjustment of supply.This paper builds a coefficient of demand structure deviation and uses the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ial regions to measure the coefficient of demand structure deviation.The results show that eastern regions have higher steady growth rate，the steady growth rate of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s lower; the well developed provinces have low deviation degree，the developing provinces have high deviation degree and high deviation degree mostly exists in the provinces where economic growth depends on investment demand too much. Too fast economic growth leads to the increase of the coefficient of demand structure deviation;the increase of per capita GDP reduces the coefficient of demand structure deviation and whether the per capita GDP is in middle-income level has no effect on the coefficient of demand structure deviation; the higher the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ratio is，the lower the coefficient of demand structure deviation will be.
economic growth；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demand structure；the coefficient of demand structure deviation
10.13504/j.cnki.issn1008-2700.2017.06.001
F121
A
1008-2700(2017)06-0003-10
2016-12-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首都功能疏解背景下京津冀区域吸收能力的空间协同研究”(15BJL100)；南开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大课题培育项目“经济新常态下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路径研究”(6316211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成果
周密(1980—)，女，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朱俊丰(1992—)，男，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通讯作者。
(责任编辑：周 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