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蒙

(东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中国行业收入分配失衡的形成机制

周晓蒙

(东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基于微观调研数据，使用Mincer方程进行分析，发现企业职工的行业收入差距并不是企业所有制结构差异所引致的，而政府对相关行业的行政垄断是主要诱因。进一步基于2005—2014年省级区域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GMM模型从地方政府行为视角研究行业行政垄断的生成机制，结果发现：地方政府对当地经济的参与程度以及地方的财政支出压力是影响行业行政垄断的重要变量；在地方政府的保护和支持下，与非国有企业相比，货币政策对国有企业的影响相对较弱。

收入分配；企业所有制；地方政府行为；财政支出压力；行政垄断

一、问题提出

收入分配失衡会拉大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使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积累受到抑制，造成消费不足和经济增长乏力，使长期经济增长停滞。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兼顾收入分配问题，最终实现“经济的平等增长”成功赶超发达国家；与此同时，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国家以及菲律宾等亚洲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不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淖[1]。收入分配失衡甚至会威胁社会稳定，诱发社会矛盾。收入差距拉大会使部分民众可能会丧失公平感，对社会和政治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情绪，导致犯罪率上升、社会骚乱和罢工事件增加[2]。川崎等(Kawachi et al.，1997)[3]和凯利(Kelly，2000)[4]的研究表明由收入分配失衡引起的贫困人口增加显著提高了自杀和暴力犯罪的发生率，不仅导致直接的财产损失还加重社会的维稳负担，从而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当然，收入差距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如果收入差距扩大是市场机制下通过比较公平方培方式带来的结果，那么，它所引起的社会不满就会相对小得多，如果收入差距更多地由市场之外不公平的分配方式所导致的，可能导致普通民众丧失公平感，以暴力犯罪、罢工和社会骚乱等形式表现出来[5]。

当前中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失衡现象十分明显，国际上将基尼系数等于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主要发达国家普遍处于0.24～0.36之间，而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2003年以来一直处于高于警戒线的状态，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同时，收入分配效应经过多年积累，改变了中国社会财富的分配状况，使财产不平等程度逐年加深，《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显示，中国家庭财产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45扩大到2012年的0.73，顶端1%的家庭占据着全国1/3左右的财产，而底端25%的家庭仅拥有全国1%左右的财产。当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行业收入差距过大是中国收入分配失衡的主要矛盾，尽管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进行的多轮体制改革使得国有企业数量与规模大幅缩减，但涉及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依然由政府决定控制，使得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行业行政垄断造成了中国收入分配失衡的局面。因此，分析中国的收入分配现状，研究收入分配失衡的形成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论阐述与研究假设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进行一系列体制改革，使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逐渐加深，由全行业行政垄断逐步转变为在部分产业保持行政垄断，时至今日行政垄断产业主要分布于涉及“国有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如电力、电信、航空、金融等行业的行政壁垒依然很高，石油、钢铁、煤炭等行业还通过实施强制合并等手段使得垄断程度原本就很高的资源性、基础性行业的进入壁垒进一步抬高。

行政垄断行业的经营主体为国有企业，所有权属于国家，所有者缺位突出，一直以来国有企业的经营收益分配制度存在收益上缴比例过低问题，1984年开始国有企业的税后利润不上交，直到2007年才开始向国家上缴利润且以10%封顶，剩余利润留存在企业内部且大部分被用于派发职工福利[6]，因此，国有企业的收益除以税收的形式贡献给国家财政之外，大量利润滞留于国有企业内部[7]，而没有实现全民共享。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

假设1：行政垄断是造成行业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而非企业产权类型本身。表现为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行业相比，行政垄断行业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并且在行政垄断行业中，国有企业职工收入显著高于在其他所有制企业就业的职工；而在市场化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政府行政干预较少，国有企业职工的收入优势并不明显。

1994年中国实行分税制改革，将增值税收入的75%划归中央所有，25%留给地方政府[8]，此举将大量财权收归中央，却继续将大量事权留给地方政府，形成了财权上收与事权下放的非对称财政体制；2002年对所得税分享体制进行改革，规定自2003年开始地方政府留存的所得税增量由50%降至40%，使地方政府的财权进一步上收，而事权并未相应削减；而当下进行的“营改增”方案再次削弱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加重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性。分税制改革所造成的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以及以经济增长为主的政治体制导致了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异。在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体制与政治晋升激励背景下，地方政府具有强烈动机促进辖区内的经济增长[9]。由于国有企业是地方经济的支柱，掌控地方经济发展命脉[10]，承担拉动就业与贡献税收等多重目标[11]，因而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和支持，当国有企业发生亏损时，地方政府不得不给予补助[12-13]，进而保证国有企业的“良好”运转，从而推动当地经济增长。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和假设3：

假设2：地方政府对当地经济的参与程度提高会推动行业垄断程度增大。

假设3：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增大会增加行业垄断程度。

随着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的增大，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支持手段除直接财政补助外还表现为间接作用于银行贷款[14]。由于地方政府垄断土地经营权，地方政府往往通过低价将土地出售甚至免费提供给国有企业，使得国有企业可以以此作为抵押品获取银行信贷支持进而扩大投资规模，在乘数放大效应的作用下，拉动当地经济增长、贡献更多的税收。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政府对当地经济干预较强的地区，那些抵押资产相对较少、风险相对较高的国有企业也能够在政府的支持下获得较多的、期限较长的银行贷款[15]。程六兵和王竹泉(2015)发现，即使发生借款逾期，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依然能够以较低的贷款成本获得较多的信贷支持[16]。因此，在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双重压力下，地方政府行为会促进当地国有企业的资产规模与经营收入的增加，推动行业垄断的形成。故本文提出研究假设4和假设5：

假设4：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国有垄断部门信贷资金充足，国家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主要作用于非国有部门。

假设5：由于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与支持，国有部门对实际利率变动的反映不如非国有企业敏感。

三、企业职工收入的行业差异

(一)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一般而言，由于每个行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不同导致行业间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企业职工收入存在行业差异是必然而正常的现象，但是在剔除人力资本因素之后企业职工收入仍存在行业差异则说明企业职工收入受非市场因素影响，反映出收入分配失衡与社会不公平等问题。本文将在控制行业人力资本水平的基础上研究企业职工收入的所有制差异与行业差异，进而阐述中国行业收入分配现象。

明瑟(Mincer，1974)[17]提出了著名的Mincer工资方程，开创性地将个体的收入水平刻画成关于人力资本因素(教育和工作经验)的函数，他认为个体所受教育与其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个体受教育水平的增加会提高其收入挣得水平；而工作经验积累与收入挣得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在参加工作的早期，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技能水平得到提高，个人的收入水平增加。随时间流逝，个体会出现技术过时和体能下降等问题，导致个体的生产能力下降，产生人力资本折旧，使收入水平出现下降。Mincer工资方程如下：

(1)

其中，Wi为个体i的收入，Si为受教育年限，Xi为工作经验，εi为随机扰动项。β1是对数收入关于受教育年限的斜率，代表教育投资的回报率。在应用经济学领域，学者广泛利用式(1)分析不同国家或地区个体收入中的人力资本特征。

Mincer工资方程是在新古典框架下提出的，假设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劳动者实现自由流动，而现实中大多数情况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尤其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多重分割，包括行业分割、企业所有制分割以及城乡二元分割等。本文在Mincer工资方程基础上加入行业与企业所有制变量研究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的收入差距，由于问卷设计中为受访者之便考虑到填写个人学历信息要比受教育年限更加便利和准确，故模型中将“受教育年限”变量Si转换成“学历”变量Ai，实证模型如下：

(2)

其中，β1是指劳动者学历水平每增加一个等级所带来的收入增长率，Lj代表劳动者所在行业及企业性质变量。

本部分数据来源于课题组的调研数据。调研范围涉及东北地区、西部地区、华北地区、珠三角地区及长三角地区共21个省(市、区)，调研对象为劳动力市场中具有专科以上学历的就业群体，调研涉及批发零售业、制造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农林牧渔业、建筑业、住宿餐饮业、IT业等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十余种行业，劳动者所在单位性质包括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和集体企业，调研共收回有效问卷5 049份。由于本文研究劳动者收入的行业与企业所有制差异，因此对在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就业的样本加以剔除，另外，考虑到经济中集体企业规模日益减少故将在集体企业就业的样本加以剔除，用于实证分析的样本数量为3 752。

(二)实证结果分析

采用软件SPSS 18.0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该表模型一反映了在人力资本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不同所有制企业和行业工作的劳动者的收入差异，模型二反映了各行业中在国有企业就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由模型一和模型二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劳动者学历每提高一个层次，其收入平均增加19%左右；劳动者收入关于工作经验呈现倒U型关系，工作经验大概为30年时拐点出现，Mincer工资方程得到验证。同时，模型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的企业所有制分割和行业分割，从整体上看，在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与民营企业相比，在国有企业就业的劳动者收入水平略高，在三资企业就业的劳动者收入水平更高。

与市场化程度较强的批发零售业相比，在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及供应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建筑业、IT业、农林牧渔业就业的劳动者收入水平明显更高，人力资本水平相同的情况下，在这些行业就业的劳动者收入水平较批发零售业分别高出10.14%、21.01%、13.94%、12.86%、8.49%和6.30%；制造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比在批发零售业低9.12%；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教育业就业的劳动者收入水平与批发零售业不存在显著差异。

从各行业与国有企业交叉项的乘积来看，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及供应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建筑业、IT业、农林牧渔业中，国有企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更高，分别高出15.08%、22.07%、26.15%、20.12%、11.41%和34.97%，由此可以看出，除金融业国有企业工资水平与行业平均水平相差不大外，其他5个行业中在国有企业就业的劳动者收入远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制造业行业中，在国有企业就业劳动者收入水平更低，为-11.48%，明显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教育业中国有企业的工资水平与行业平均水平不存在明显差异。

综上，可以看出，企业所有制结构差异并不是导致企业职工行业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而政府对相关行业的行政垄断才是企业职工收入差异的根本原因。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包括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及供应业、金融业；国家宏观政策重点调控行业及其关联产业，包括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国家近年来政策重点扶持行业，包括IT业和农林牧渔业，在这些行业就业的劳动者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并且行业内国有企业职工的收入水平远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在制造业就业的劳动者收入水平明显低于其他行业，这一结论与当下制造业行业惨淡经营遥相呼应，行业内国有企业职工的收入水平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说明制造业中国有企业经营不善现象尤为突出。

由此可见，受政府行政干预较强的行业企业职工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在行政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中国有企业职工的收入水平显著高于行业内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行业中这一现象并不明显，说明行政垄断是导致行业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而非企业的产权结构，假设1得到验证。

表1 企业职工收入差异分析

表1(续)

注：***、**、*分别代表显著性水平为1%、5%和10%。

四、地方政府行为与行业行政垄断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为解决模型中存在的内生性以及遗漏变量等问题，本文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分析在地方政府影响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对2005—2014年中国大陆29个省级区域(数据有限，不含西藏和新疆)工业行业垄断程度的影响，进而研究行政垄断行业的生成机制，模型设定如式(3)：

(3)

其中，变量GAit和NGAit分别代表i地区第t年工业行业中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资产规模，变量GIit和NGIit分别代表i地区第t年工业行业中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变量FGit代表第t年i地区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参与程度，变量FPit代表第t年i地区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变量rit代表第t年i地区的实际利率，M2代表广义货币供应量。考虑到面板数据可能存在异方差，模型中对变量GAit、NGAit、GIit、NGIit以及M2取自然对数。

现有文献中研究地方政府行为对行业垄断的影响时，大多采用行业资产中国有企业资产占比、行业销售收入中国有企业销售收入占比两个变量来刻画行业垄断程度，如郭庆旺和吕冰洋(2012)[18]、宋晶等(2013)[19]，这种做法固然能够反映财政支出等宏观经济变量对垄断指标的影响，但无法具体刻画出地方政府行为对行业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作用机制，比如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增加使国有企业资产规模增大的同时，非国有企业资产规模的变动是起促进作用呢？还是抑制作用？或者是作用效果不明显？故本文在模型中对二者分别进行考察。

变量FG代表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参与程度，参考付文林和赵永辉(2014)[20]、莫亚琳和张志超(2011)[21]等研究文献，该变量的计算方法为：FG=地方财政支出规模/当地GDP；FP代表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计算方法为：FP=(地方财政支出-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收入；r为实际利率水平，依据方意和方明(2012)[22]对基准利率的讨论，采用1年以上银行存款利率除以各省市的CPI指数度量各省市的实际利率水平。

GMM模型的可靠性取决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和模型设置的合理性，对此需要进行Sargan检验和Arellano-Bond检验：前者的原假设为“工具变量的选取是有效的，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后者检验模型残差序列的自相关性，原假设是“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要求模型残差序列存在一阶序列相关且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才能证明模型设置是合理的。样本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使用处理软件为软件Eviews 8.0，GMM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

(二)实证结果分析

1.宏观经济政策对工业行业中的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资产规模的影响

由表2，宏观经济政策对工业行业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资产规模的GMM模型中，Sargan检验的P值分别为0.332 1和0.267 6，AR(1)的P值均小于0.01，AR(2)的P值分别为0.826 8和0.107 5，说明模型工具变量的选取是有效的且设置合理。国有企业资产(lnGA)与非国有企业资产(lnNGA)的一阶滞后项对当期资产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资产积累具有惯性。

变量FG对lnGA的系数值为0.003 1，显著性水平为1%，说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当地GDP的比重每提高1%将拉动地方工业部门国有企业的资产规模增大0.31%，而FG对lnNGA的系数并不显著。因此，地方政府对当地经济的参与程度增加能够显著增加国有企业的资产规模，但对非国有企业资产的影响不显著，使行业中国有部门资产占比增大。

变量FP对lnGA的系数值为0.001 1，显著性水平为1%，说明地方财政支出压力每增大1%将导致地方工业部门国有企业的资产规模增加0.11%，而FP对lnNGA的系数并不显著。因此，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增大将显著增加国有企业的资产规模，但对非国有企业资产的影响不显著，这一结果印证了赵文哲和杨继东(2015)[7]的观点，当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增大时会向国有企业低价出让土地，促进其投资进而使资产规模增大。

实际利率与工业部门中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资产规模的变动显著正相关，这主要由于实际利率较高往往伴随着经济繁荣，在经济繁荣阶段各种类型的所有制企业普遍运营良好，表现为投资增大，资产规模扩张。实际利率r对lnGA和lnNGA的系数值分别为0.022 5和0.028 8，显著性水平均为1%，实际利率每提高1%将带动国有企业资产规模和非国有企业资产规模分别增加2.25%和2.88%，说明非国有企业的资产规模对实际利率变动比国有企业更加敏感。

变量lnM2对lnGA的系数不显著，而对lnNGA的系数值为0.147 7且显著性水平为1%，即货币供应量变动对国有企业资产规模变动的影响不显著，而非国有企业的资产规模则明显受货币供应量变动的影响，广义货币供应量M2每增加1%将导致非国有企业资产规模增大0.147 7%。说明在地方政府的影响下，国有企业的信贷资金供应充足，国家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主要影响非国有企业的信贷规模，在货币供应宽松阶段，非国有部门可获得的信贷资金规模增加，促进投资，使资产规模增大，而在货币供应紧缩阶段，非国有部门可获得信贷资金减少，投资萎缩，资产规模相应减少。

表2 宏观经济政策对工业行业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资产规模的影响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分别为1%、5%和10%。

2.宏观经济政策对工业行业中的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收入的影响

由表3，宏观经济政策对工业行业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资产规模的GMM模型中，Sargan检验的P值分别为0.222 9和0.255 1，AR(1)的P值均小于0.01，AR(2)的P值分别为0.250 8和0.732 0，说明模型工具变量的选取是有效的且设置合理。国有企业资产(lnGI)与非国有企业资产(lnNGI)的一阶滞后项对当期资产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也具有惯性。

变量FG对lnGI的系数值为0.001 4，显著性水平为5%，说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当地GDP的比重每提高1%将拉动地方工业部门国有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增加0.14%，而FG对lnNGI的系数值为负但并不显著。因此，地方政府对当地经济的参与程度增加能够显著增加国有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但对非国有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影响不显著，使行业销售收入中国有部门占比明显提高，增加行业垄断。

变量FP对lnGI的系数值为0.001 0，显著性水平为1%，说明地方财政支出压力每增大1%将导致地方工业部门国有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增加0.10%，而FP对lnNGI的系数为-0.000 6，显著性水平为1%，说明地方财政支出压力每增大1%将导致地方工业部门非国有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减小0.06%。因此，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增大对工业行业中的国有企业经营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非国有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具有明显挤出效应。

实际利率r对lnGI和lnNGI的系数值分别为0.046 4和0.053 1，显著性水平均为1%，说明实际利率的提高与工业部门中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显著正相关，且非国有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对实际利率的变动比国有企业更加敏感。变量lnM2对lnGI和lnNGI的系数值分别为0.740 5和0.325 8，显著性水平高达1%，说明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将使得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明显增大。这可能主要是由于实际利率较高以及货币供应量增大往往伴随着经济的繁荣，而在经济繁荣阶段各种类型的所有制企业普遍运营良好，经营效益增大。

表3 宏观经济政策对工业行业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影响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分别为1%、5%和10%。

(三)地方政府行为对行业行政垄断的影响

GMM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地方财政支出规模占GDP的比重增加能够使工业行业中规模以上国有企业的资产规模与主营业务收入显著增大，而对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通过作用于国有部门实现而参与经济增长的。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的参与程度提高能够使行业中国有部门的资产规模与经营收入占比增大，使行业行政垄断程度增加，假设2得到验证。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增加对工业行业中规模以上国有企业的资产规模与主营业务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资产规模影响不显著，对非国有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表现为明显的挤出效应。因此，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增大能够显著提高行业国有部门资产规模与经营收入比重，使行业垄断程度增大，假设3得到验证。

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对工业行业中规模以上国有企业的资产规模影响不显著，说明在地方政府的保护和支持下，国有部门的信贷资金供应充足，其资产规模不随货币供应量的调控而变动，假设4得到验证。货币供应量对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资产规模的影响遵从市场规律，在货币供应宽松阶段，非国有部门可获得银行信贷资金增多，促进投资增加，使资产规模增大，反之则反之；广义货币供应量变动无论对国有部门还是非国有部门的主营业务收入均具有正向影响，这主要源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或减少)能够刺激需求增大(减小)，进而使各种类型的所有制企业的经营收入发生同向变动。

实际利率对工业行业中的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资产规模与主营业务收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实际利率往往与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实际利率增加往往随着经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此时经济中消费需求较大，企业投资规模增加，经营收入增多；同时，无论从资产规模还是主营业务收入来看，非国有企业对实际利率变动的反映均比国有企业敏感，说明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由于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和支持，受市场利率的影响相对较小，假设5得到验证。

五、结论

本文基于微观调研数据，使用Mincer方程分析企业职工收入的行业差异，发现受政府行政干预较强的行业企业职工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在行政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中国有企业职工的收入水平显著高于行业内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行业中这一现象并不明显，说明行政垄断是导致行业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而非企业的产权结构。进一步使用2005—2014年29个省级区域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GMM模型从地方政府行为视角研究行业行政垄断的生成机制，结果发现：在财政政策方面，地方政府对当地经济的参与程度以及地方的财政支出压力是影响行业行政垄断的重要变量。在货币政策方面，一直以来由于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与支持，国有企业的信贷资金比较充足，对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不敏感，国家对货币供应量的宏观调控仅对非国有企业产生影响；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受实际利率变动的影响相对较小。

按照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惯例，当经济处于过热时期时，政府倾向于使用货币政策，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与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手段减少货币供应量，造成非国有企业的资产规模与经营收入减少，而对国有企业的影响相对较小，使行业内国有部门所占比重增大，增强行业行政垄断；在经济处于下行阶段时，政府倾向于使用财政政策，此时地方政府对当地经济的干预程度增加、财政支出压力增大，促进国有企业资产规模与经营收入增大，而对非国有企业资产规模的影响不显著，对非国有企业的经营收入产生挤出效应，使行业中国有部门份额增大，加深行业行政垄断。因此，在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与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体制下，无论经济处于过热时期还是衰退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效果均会导致行业行政垄断程度增加，加剧收入分配失衡。

建议至少从以下两点着手改善这种局面：从长远来看，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促使地方政府之间形成良性竞争，打破行业行政垄断进而避免资源浪费现象；短期内，当前体制下进一步完善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体系，废除“唯GDP是举”，引入绿色GDP、就业、教育投资、社会保障等涉及民生与社会福利指标，以达到有效引导政府行为的目的。与此同时，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使得财权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合理分配，促进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平衡。

[1]陈斌开，林毅夫.金融抑制、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J].世界经济，2012(1)：3-23.

[2]陆万军.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与传导机制[J].经济学家，2012(5)：36-43.

[3]KAWACHI I，KENNEDY B P，LOCHNER K，et al.Social capital，income inequality，and mortality[J].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1997，87(9)：1491-1498.

[4]KELLY M.Inequality and crime[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0，82(4)：530-539.

[5]张车伟，程杰.收入分配问题与要素资本化——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症结”在哪里？[J].经济学动态，2013(4)：14-23.

[6]蒋经法，罗青林.促进收入公平分配需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求解”[J].财贸经济，2012(9)：22-32.

[7]张锡书，陈少晖.国企红利征缴下政府与国企内部人行为的博亦分析[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5(5)：99-105.

[8]赵文哲，杨继东.地方政府财政缺口与土地出让方式——基于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互利行为的解释[J].管理世界，2015(4)：11-24.

[9]步开璐，石翔燕，狄灵瑜.晋升压力、资本市场效率与产能过剩[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18.

[10]潘越，宁博，肖金利.地方政治权力转移与政企关系重建——来自地方关于更替与高管变更的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5(6)：135-147.

[11]陈工，陈明利.财政分权、政府控制与公司绩效[J].产业经济研究，2016(3)：1-10.

[12]LIN J，TAN G.Policy burdens，accountability and soft budget constrai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9,89(2)：426-431.

[13]林毅夫，刘明兴，章奇.政策性负担与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4(8)：81-89.

[14]刘瑞明.金融压抑、所有制歧视与增长拖累——国有企业效率损失再考察[J].经济学季刊，2011(2)：603-618.

[15]余明桂，潘红波.政府干预、法制、金融发展与国有企业银行贷款[J].金融研究，2008(9)：1-22.

[16]程六兵，王竹泉.信贷歧视与银行股份制改革——基于借款逾期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经研究，2015(6)：82-93.

[17]MINCER J.Schooling，experience，and earnings[Z].NBER Working Paper，1974.

[18]郭庆旺，吕冰洋.论要素收入分配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12(12)：46-62.

[19]宋晶，彭琴燕，国肖娜，等.基于制造业和金融业面板数据的行业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13(2)：49-55.

[20]付文林，赵永辉.价值链分工、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J].财经研究，2014(1)：50-61.

[21]莫亚琳，张志超.城市化进程、公共财政支出与社会收入分配——基于城乡二元结构模型与面板数据计量的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3)：79-89.

[22]方意，方明.中国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确立及其动态关系研究[J].金融研究，2012(7)：84-93.

TheMechanismofIncomeDistributionImbalanceinChina

ZHOU Xiaomeng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Dalian 116025，China)

This paper uses the micro survey data，the Mincer equation to analyse the difference of workers’ income，finds that corporate ownership structure is not the reason of the income gap，while the government’s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of related industries is the primary cause of the enterprise employees income disparities.Based on the provincial industry’s panel data from 2005 to 2014 combined with GMM model the paper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the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government behavior.It is found that the participation degree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the local economy and local fiscal expenditure pressure is an important variable that influences industry administrative monopoly.Due to the protection and support of local government，the impact of monetary policy on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weaker than on the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come distribution；corporate ownership；local government behavior；fiscal expenditure pressure；administrative monopoly

10.13504/j.cnki.issn1008-2700.2017.06.002

F244.2

A

1008-2700(2017)06-0013-09

2017-01-1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与政策研究”(14BSH107)

周晓蒙(1989—)，女，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周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