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贯彻“四面八方”经济政策的实践与启示

2017-10-25刘捷

上海党史与党建 2017年10期

刘捷

[摘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全面贯彻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基本经济方针，广大上海人民得到了物价稳定、生活改善的实惠，私营工商业也获利颇丰。“四面八方”经济政策在上海的实践，为国家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效应。今天，当我们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新时期，依然能够从中获取启示和警惕。

[关键词]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恢复；“四面八方”；上海实践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10-0021-04

围绕着新中国建立前后党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问题，当时党的领导人都认为应当以经济治理上统筹兼顾、照顾各方的整体性思维，做好“进城”的准备。而由此发展并最终形成的经济工作指导方针，就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方针。“四面八方”对于当时上海乃至全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效应。今天，当我们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新时期，依然能够从中获取有益内容和警惕之处。

一、“四面八方”经济政策出台前后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人民解放军正挥师南下，新中国的诞生已在酝酿之中。然而，也有大量新的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一）困境：“留下一堆烂摊子”。当时影响恢复生产和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一是公私营企业之间的尖锐矛盾。在城市解放、接管工作基本结束后，由于当时许多政策没有及时公布，加上我们一些干部素质不高，掌握政策的水平有限，以及“左”的思想作怪等原因，出现了人民政府对公营企业的过分倚重，而对私营企业就处处限制。比如，有些地区党的负责干部在进城后“完全不理资本家，有些干部则认为和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1]有的还因循土改“打土豪分田地”的办法，实行“工人有其厂”，分割财产。[2]二是劳资双方尖锐的矛盾。各大城市解放之初，许多私营企业处于停产停业、半停业状态，资本家对人民政府政策不明，对前途没有信心，对工人不敢管理，导致开工不足，工资不能正常发放。而工人群众在解放后地位提高了，对工资福利提高了要求，更不能容忍被辞退，造成劳资间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另外，对于恢复生产、恢复城市工商业经济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生产原料和商品缺乏。尽管不少大中城市接管后，成立了贸易公司等最早的国营商业机构，但由于渠道不健全，交通不便，特别是广大私商有顾虑，所以工业品下不去，农产品上不来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当时对外贸易也很困难，甚至是“处于停滞状态，出口货缺乏，我们的干部不会谈买卖，不了解国内市场，收货技术很差，收猪鬃连猪毛也一块收来了。我们和国外没有交换关系，很被动”。[3]可以看出，当时劳资、公私、城乡、内外等方面的矛盾及造成的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大中城市解放后生产恢复和经济发展，到了必须立即解决的地步。

（二）定调：“眼睛朝向城市看”。1949年3月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这次全会对于“四面八方”政策的正式出台，应该说是起到了关键作用。全会指出，要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4]毛泽东则进一步具体指出，“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七届二中全会后，我们党特别是刘少奇对发展城市生产的各项工作考虑更加深入了。4月10日，刘少奇受中央委托，到天津视察工作。4月18日，他在出席天津市委员会会议时，首次提出：“我们考虑问题要全面，要照顾四面八方。四面就是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八方就是城乡关系的城乡两方，内外关系的内外两方，公私关系的公司两方，劳资关系的劳资两方。”[5]之后，刘少奇又在天津之行的多次讲话中提到了“四面八方”。4月中旬，毛泽东把刘少奇讲的“四面八方”思想概括为十六个字，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刘少奇对毛泽东这个概括极为重视，认为讲得很全面，并做出指示，要求今后就照毛泽东的概括阐述和宣传。随之，“四面八方”思想迅速在党内传达，对于尽快恢复被解放城市的经济发展生产，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出手：“不下于淮海战役”。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人民政府在经济上面临的是一副生产萎缩、百业萧条、物价飞涨、民生困苦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旧社会留下来的畸形发展的投机资本在上海继续兴风作浪。面对复杂形势，上海政府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有力的经济举措，成功组织了同投机资本作斗争的“两大战役”。首先是银元之战。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军官会即果断查封金融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将破坏金融秩序的首要分子200余人逮捕法办。第二天起，金融外币投机风潮终于平息，全市物价有了短暂的平稳和回跌，人民币站稳了脚跟。其次是“米棉之战”。同年10月，投机资本家趁政府收购粮棉之际，大量囤积粮食、棉纱、棉布和煤炭，再次掀起物价风潮，国民党特务趁机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就能置上海于死地。[6]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在有关方面的积极配合下，采取向市场大量抛售、向市民实行平价粮配售、加强商市场交易管理等措施，平息了此次涨风。1950年，上海与全国的物价基本上稳定下来，毛泽东评价这场稳定斗争“不下于淮海战役”，这为接下来进一步贯彻实施“四面八方”经济政策，以恢复国民经济和各项建设的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四面八方”政策在上海的实践与成效

从1949年底开始，上海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可过去因货币贬值导致抢购囤积货物的社会虚假购买力突然消失，市场的天平却由抢购风潮转向另一面，再次陷入困难。从1950年3月12日至5月10日，陈毅市长代表市委给中央连续发了6份电报，汇报面临的困难和采取的措施。毛泽东将此称为“四月危机”，并对上海给予极大的关心和支持。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4月15至23日，上海召开第一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议，制定了调整工商业、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力图以“四面八方”攻克“四月危机”，重新走向光明。endprint

（一）公私兼顾，扶植私营工商业。这一时期，上海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基本方针下，重点调整了公私关系，即人民政府、国营经济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关系。一是国营商业公司扩大对私营工厂的加工订货。在上海，原有很多私营工厂停工或开工不足，在接受国家加工订货任务和原料配给后，纷纷恢复和扩大生产，产量逐月递增。1950年下半年与1949年同期相比，私营棉纺、织染工业为国营花纱布公司代纺棉纱数量增加17倍以上，代织棉布增加8倍多，代染棉布增加近3倍。造纸、搪瓷等行业，发展成为全行业与国营商业公司建立加工订货关系。[7]中国最早的一家棉纺织厂——恒丰纱厂，1950年初原棉告罄，向美订购的美棉1000包到达上海尚需时日，由花纱布公司借予棉花2000担应急。又因资金短缺，向花纱布公司申请代纺。这些帮助和照顾都使企业的困难得到很大程度的缓和。[8]二是調整差价和经营范围。明确划分公私商业的经营范围，要求国营商业主要集中力量扩大批发业务，零售业务除粮食布匹、煤炭、食油、煤油、食盐六种重要物资外，其他商品让给私商经营。同时，国营商业公司把米、布、盐、糖等商品的批零差价分别从1-4%扩大到6-12%，并适当调整地区差价，使私营商业获得合理利润，调动其积极性。这些调整措施使私营工商业的经营情况大为好转。到1952年末，在上海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占15.3%，私营占76.4%，私营零售商占绝大部分，由于点多面广，对保证市场正常供应、方便居民购买发挥了积极作用。[9]

（二）劳资两利，推行协商会议解决劳资纠纷。在调整公私关系的同时，上海市委、市府还着力调整私营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主要是推行劳资协商会议方式解决劳资纠纷，促使私营商业改进经营管理。从1949年10月开始，上海私营企业中就出现了“劳资座谈会”“厂务管理会”等组织，开展劳资协商。后经市一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1950年4月30日，市军管会公布《上海市私营企业劳资协商会议组织通则》，对劳资协商会议的性质、作用、协商形式与内容都做了具体规定。通过设立劳资协商会议，一度紧张的劳资关系在5月下旬开始转趋正常。此后，本市私营企业设立劳资协商会议的工作逐步展开，至6月底，向劳动局登记的单位共336个。各业各厂的劳资协商会议在克服困难维持生产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0]各私营企业还集体订立劳资合同，明确劳资双方各自应尽的职责和义务，要求资方积极改进经营，裁减冗员，节省开支。要求工人努力生产，不提过高的工薪福利要求，达到“劳资团结，渡过难关”。当时，恒丰纱厂的工人们就主动减薪，同时订立劳动公约，提高生产率，督促资方共同克服困难，搞好生产。[11]此外，上海还大力救济失业工人。上海三届人代会期间，收到了党中央、刘少奇发来的鼓舞人心的电报：“中央已决定救济失业工人”，全总、解放军、机关已号召开展捐献工作。党中央先后拨款华东500万元，收购沪产商品及贷款。政府还先后拨救济米3000万斤。全国人民积极投入捐献运动，仅东北就给上海失业工人捐款40万元。[12]7月2日，市委成立上海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有重点组织失业工人参加市政公共工程建设，以工代赈。[13]经过上述调整，私营企业内部逐步建立起劳资协商会议制度等新型的劳资关系，既保障了工人的利益，又使资本家能获得合法利润。

（三）城乡互助，帮助推销农副产品。贯彻“四面八方”经济政策，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扩大城乡交流。由于多年战争造成城乡阻隔的影响，大量土产品积压卖不出去，农民手里没有钱，购买力很低，工业品也推销不畅。党中央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把扩大城乡交流放在1951年财经工作的第一位。在扩大城市交流中，上海国营商业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1949年10月，中国土产公司上海市公司成立，大力组织货源投放市场，逐步控制批发商业，使社会主义统一市场逐步形成。1951年1月，成立华东合作总社，下属土产经理部，其主要任务是组织华东地区土产商品进城，采购工业品下乡，以达到调剂余缺、稳定市场、平抑物价。[14]当然，根据公私兼顾的原则，资本主义商业和个体商贩也鼓励从事城乡间的购运业务。与此同时，举办物资交流会，发展农村集市贸易，在扩大城乡交流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1951年6月，上海市第一次土产展览交流大会在跑马厅（现人民公园）举办。参观人数达305万人。这次展览交流，共成交2918笔，总值达6601余万元。通过展览交流，恢复和建立了地区之间的新旧商业网，扩大了城乡物资交流市场，繁荣了经济。[15]通过扩大农副产品的收购，切实提高了农村购买力。据苏南行政区18个县的典型村农民购买力调查，生活资料的投入1951年比1950年增加23.82%，生产资料的投入则增加45.76%。[16]土产一动，百业俱兴，成为这个时期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一条成功经验。

（四）内外交流，努力克服封锁和禁运。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在美国操纵下有45个国家加紧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和战略物资禁运。我国政府针锋相对进行反禁运斗争，上海积极发展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努力开辟国际航运。1951年开始，上海口岸出口贸易对象主要是苏联、东欧和朝鲜、蒙古、越南。五十年代，对这些国家出口占上海口岸出口总额60%，对苏联一个国家出口即占40%。以茶叶进出口贸易为例，1952年上海口岸茶叶出口，对苏联成交占出口值的75%，对东欧成交占出口值的21%，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仅占4%。[17]在开辟国际航道、开展远洋运输方面，这一时期，上海创办了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中波轮船公司。公司冲破了美国和台湾国民党的封锁禁运，开辟了途经三大洋、航程13000海里的中波航线，为中国和东欧国家承运外贸物资。[18]虽然条件严酷，但上海依然在封锁与禁运中杀出了一条“血路”，从1950年到1952年，上海外贸出口总值达3.23亿美元，1952年比1949年增长45.1%。[19]而随着国内市场的开辟和不断扩大，上海更加注重挖掘内部潜力，积极扩大内需，让一时难以出口的外销产品找到出路。比如，在上海土产展览交流会上（1951年8月上中旬举办），一向依赖外国市场的福建雨伞内销量超过1950年全年外销量的35.2%。[20]总之，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虽给上海经济恢复带来很大困难，但党和政府积极应对，反而缩短了在经济上获取完全独立自主的过程。endprint

由于全面贯彻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基本经济方针，广大上海人民得到了物价稳定、生活改善的实惠，私营工商业也获利颇丰。到1952年底，上海的财政经济状况获得根本好转，胜利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令人遗憾的是，“四面八方”经济政策虽助力上海用3年实现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奇迹，但随着“一五计划”党和国家主要任务的转变，这项讲究全面综合经济治理的政策思路也让位给了决不可撼动的“政治挂帅”，渐次退出历史舞台。

三、启示

（一）从历史教训的角度看，“四面八方”经济政策也时刻提醒我们，务必要超越“左”右之争，“不要四面出击”。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党在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始终进行着艰辛的探索。民主革命胜利后，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然而，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性质的社会，迅速发展生产力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更为艰巨和迫切，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与命运。面对生产力落后，经济困难的现状，党制定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使私人资本主义适当发展。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产生怀疑，犯了右和“左”的错误。而“四面八方”思想是一个照顾全面、克服片面的思想。换句话说，这个思想是既不能右，更不能“左”。当年我们运用了这一思想，克服了党内一部分人存在的“左”的思想和平均主义倾向，才取得了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胜利。今天，我们也同样要既反右，又反“左”，才能不断排除干扰，把改革开放事业推向全面深入。

（二）从现实问题的角度看，今天“四面八方”的矛盾依然存在、依然没有解决好。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今天，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关系又一次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公有制以外的各种经济成份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国有企业改制的关键时期，公私兼顾必然提上日程。在私营企业以及合资合作企业的发展中，劳资之间的矛盾也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乡村建设和城市发展之间越来越互相依赖，城乡互助正在大规模展开。关起门来搞建设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关键在坚持正确的方针政策，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能阻止我们学习先进技术和交流的渴望。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四面八方”和今天成为关注焦点的“四面八方”，同样的八方，虽然现实意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贯穿其中的一种精神依旧，那就是处理好各方关系，调动各方积极性，为经济建设服务，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

（三）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四面八方”强调的整体性治理思维，可以解决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发展脉络看，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层面上，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到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再到今天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和“四个全面”发展战略，都可以从“四面八方”经济政策中寻找到源头。可以说，“四面八法”经济政策中体现的整体性治理思维，就是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传统治理方式的摒弃，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的认识和实践方法。具体而言，我们审视发展现实、解决发展问题、重塑发展未来，都需要一种整体性的视野，整体性的思维观念和实践方法已成为我们从事发展实践，并进而实现我们发展目标的重要方法论武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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