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一恒

摘要：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的开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几十年来，经过人们的不懈努力，关于南昌起义的研究基本形成了一整套比较成熟的观点。近年来，随着研究视角的拓展和新的档案文献的解密，对南昌起义的研究在时代性、深刻性上有了进一步加深。本文拟通过研读近十年来刊登在国内重要期刊的有关南昌起义的文献，对其中的新观点、新成果作一综述。

关键词：南昌起义；近十年；综述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启了党独立领导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新篇章。近几年来，许多学者对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国际背景以及其与秋收起义的联系作了深入探讨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拟就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作一综述。

一、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和精神内涵

（一）起义的历史意义。对于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和精神内涵，近年来许多学者进行了新的深入探索并取得了较大进展。攀安群指出南昌起义不仅立起了一杆旗帜，树起了一个榜样，而且在革命形势极端危机的时刻统一了全党思想，鼓舞了全党斗志，用实际行动宣告了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1]

攀从八个方面论述了南昌起义的新的伟大探索：第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作出建立中共自己的武装并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重大决定。第二，南昌起义促成了“八·七”会议的召开，从而使秋收起义成为可能。第三，南昌起义时周恩来是团结利用了非共产党的军事将领组织起义。第四，南昌起义诞生了中共领导的第一支正规军，并明确了共军的性质及党军关系，创立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第五，南昌起义掀开了土地革命的新篇章。第六，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成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第七，南昌起义为革命军队的建设汇聚了大部分高级将领，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人才基础。第八，有了朱德，毛泽东才有了对游击战术有实际体会的且有大规模运动战经验的搭档。从而得出结论：没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残部能否在井冈山存在下去都是一个未知数，更不用说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了。南昌起义的重大意义，丝毫不亚于秋收起义。“中涧改编”和“赣南三整”的意义不亚于三湾改编。[1]

石仲泉认为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他指出：第一，南昌起義作为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端，可以视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道路伟大开篇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二，南昌起义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历史教训。第三，南昌起义部队在三河坝分兵后，由朱德率领的起义军辗转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为开辟井冈山道路做出了巨大贡献。[2]

（二）起义的精神内涵。与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南昌起义也形成了伟大的八一精神。姜延玉认为对八一精神的研究应该把握以下原则，即论从史出的原则、突出个性的原则、体现当时时代特点和语言特点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之上对“八一”精神的主要内涵和时代价值进行了探讨。

姜指出八一南昌起义，体现了共产党人“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勇于创新的革命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共同对敌的统一战线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革命理想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继承和弘扬八一精神，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决贯彻党领导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坚决完成党赋予的各项任务；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坚决维护人民利益，永远当人民子弟兵，永远做人民利益的忠实捍卫者；必须发扬我军不畏强敌、敢于斗争、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不断提高我军的战斗力，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3]

二、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

中国共产党1922年7月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由于成立之初，党对中国革命缺乏实践经验，其决策不可避免地受到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联共（布）和共产国际这两个重要角色与南昌起义的关系却几乎被人们忽略。近年来，随着新的档案资料的解密，许多学者对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共产国际与起义筹划。肖燕燕认为，共产国际的革命经验为南昌起义指明了正确的革命方向，为南昌起义打响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准备：第一，在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上，就中国的革命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会议深入分析了中国革命的严峻形势，为中共提供了具体的指导方针，确定了中国革命要以百姓为依托，组建人民军队，开展土地革命，实现有组织有力量有武装的革命斗争。并同意了中共提出的进行武装起义的决议案。第二，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成为了推动南昌起义爆发的重要因素。虽然指示关于改组国民党的指示严重脱离实际，但其强调的开展土地革命和组织革命军队的思想为党下一步工作开展指明了方向。[4]

陈毓述、苏若群认为，南昌起义是根据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指示精神发动的。1927年7月12日，在共产国际代表主持下，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成立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负责中央工作。为了使革命走向复兴，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暴动。促使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作出这一重大决策的原因有三：一是为了反击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的背叛。二是为了落实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关于组织工农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和进行武装斗争的指示精神；三是为了洗刷“机会主义”的罪名。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不满和斥责，以及加在中共头上的“机会主义”罪名，令中共领导人感到了极大压力，他们希望搞出一些举动，以表明与陈独秀领导时期的彻底割裂。[5]

（二）起义前夕共产国际态度的变化。就在起义工作紧张筹备之时，7月26日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罗米纳兹在汉口召开了临时中常委成员会议，并宣读了共产国际发来的态度暧昧、耐人寻味电报，其全部内容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指南昌起义）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即加伦将军）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最高领导机关。”[6]史学界对于这封电报和联共（布）真实态度的解读莫衷一是。endprint

肖燕燕认为，虽然共产国际的这个电文看似模糊，没有明确的指示，但是仔細分析，“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这句话，实际上已经表明了共产国际赞成发动南昌起义的态度，同时又尊重中国的实际情况，要求我们随机应变。并由此得出结论：共产国际对南昌起义的酝酿和发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7]

陈毓述、苏若群认为联共（布）领导人对起义成功没有信心：联共（布）中央领导人对是否举行南昌起义是模棱两可的，对南昌起义能否成功是没有信心的。更确切的说，他们认为成功的希望比较渺茫。这表现在，首先，从电文中的如果、否则等字眼来看，说明其对起义并无把握；其次，联共（布）领导人不准著名的苏联军事顾问参加起义，表明他们对起义抱着一种听其自然和置身事外的态度。联共（布）领导人应该清楚，中国共产党人根本没有独立领导武装起义的经历，如果没有丰富经验的苏联军事顾问，起义的结果会是怎样。”[8]

徐元宫认为，从回电内容看，莫斯科方面的潜在意思是间接、变相地阻止中共的南昌暴动计划。并给出如下理由：第一，莫斯科方面非常清楚，中共的计划是以获取莫斯科方面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为前提的，但回电既明确禁止苏联军事顾问参与南昌暴动，又只字不提支持和援助。第二，在起义发动前，谁都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确保成功，莫斯科将正反两方面情形都说到了，是否照计划行事让中共自行解决，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尊重中共的自主权利，实质是把万一暴动失败的责任推给中共独自承担。

在此基础之上，徐元宫三个方面分析了莫斯科对于起义态度变化的原因：第一，1927年，在中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掀起了一波反共反苏浪潮，迫使联共（布）不得不谨慎从事，这也是莫斯科禁止苏联顾问参与南昌起义的直接原因。第二，相当长的时间里莫斯科都将中国国民党看作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并且对国民党提供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即使在蒋、汪相继叛变革命的情况下，斯大林本人仍对国民党抱持幻想。第三，莫斯科长期以来对中共存有轻视态度，对南昌暴动能否成功存有疑虑、缺乏信心。[9]

三、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的联系与区别

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影响深远。作为中共早期的两大起义，它们都与中共中央布置的湘鄂赣粤四省暴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四省暴动的大框架下，两次起义在战略上有着相互支援、互相响应的作用。

章爱凤、陈洪模从五个方面对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深入探讨：第一，两次起义与湘鄂赣粤四省暴动紧密联系。中共中央决定南昌起义时，就把它同湘鄂赣粤四省的暴动计划联系在一起，因此，南昌起义给了四省暴动以有力的帮助。而此时四省即应给南昌起义以有力的响应，这一响应就是秋收起义。第二，中央指示从南昌起义部队派兵支援秋收起义。8月1日，中共中央得到南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之后，就给领导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写信，要求其调兵支援湖南。由于此时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南下到达临川，前委没有收到中央的来信，故部队仍按原计划南下广东。但是中央指示调兵的史实进一步印证了两个起义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第三，原定参加南昌起义的部分部队参加了秋收起义。南昌起义之后，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和第二十军独立团因追赶部队不及，未能参加南昌起义。这两支部队后被改编为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第一团和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第三团，并成为了秋收起义的主力。第四，两军井冈山会师之前联系密切。两次起义余部之间在会师之前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这些联系，两支部队的领导人毛泽东和朱德对于彼此之间的情况和湘赣边的形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为将来的会师奠定了基础。第五，两次起义的余部井冈山会师。两军会师不仅保留了革命的火种，而且开启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建设工农红军的新时期。[10]

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探讨两者联系的基础之上深入分析二者之间的区别，不仅便于鉴别二者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且能够充分反映中国共产党以及苏共（布）和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实践认识的不断发展。

何春平从军事力量组成、共产国际的影响、起义的旗帜和土地政策四个方面分析了二者的区别。第一，南昌起义部队几乎都是国民革命军正规军，而秋收起义除了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外大多是地方工农武装，无论数量、质量还是战斗力都较南昌起义部队差之甚远。第二，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于南昌起义的态度模棱两可，并且禁止苏联军事家参与起义。但是秋收起义爆发之前，共产国际不仅帮助制定了起义大纲，而且其代表具体参加了起义的指导工作。第三，关于起义的旗帜问题。南昌起义后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而秋收起义之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省委敏锐地觉察到国民党的旗帜已失去威信，所以起义伊始就高高举起了共产党的旗号，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鲜明旗帜。第四，关于土地政策。南昌起义时，囿于主客观条件，并没有解决好土地政策的问题，曾实行过没收200亩以上大地主土地的政策。由于当时地产在200亩以上的大地主基本没有，所以农民称这种政策的结果为“耕者无其田”。秋收起义之前，湖南省委对土地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提出了比较符合实际的土地政策，“湖南省委认为现在的土地革命到了根本取消地租制度、推翻地主政权的时期，此时党对农民的政策，应当是贫农领导中农，拿住富农，推翻整个地主制度的土地革命”。[11]

参考文献：

[1]攀安群：《对南昌起义历史意义的重新评价》，《陕西理工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2]石仲泉：《南昌起义是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伟大开篇的组成部分》，《党的文献》2012年第5期。

[3]姜延玉：《论八一南昌起义精神的内涵和历史价值》，《军事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

[4]肖燕燕：《南昌起义的国际因素》，《学术探索》2012年第7期。

[5]陈毓述，苏若群：《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5期。

[6]黄一兵.《武装暴动第一枪南昌起义》[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47。

[7]肖燕燕：《南昌起义的国际因素》，《学术探索》2012年第7期。

[8]陈毓述，苏若群：《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5期。

[9]徐元宫：《莫斯科对南昌起义前后态度变化原因考察》，《历史教学》2012年第10期。

[10]章爱凤，陈洪模：《也谈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的联系》，《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11]何春平：《论秋收起义与南昌起义之区别》，《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