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丽娜

摘要：《性政治》是第一本批判西方社会父权制的著作，通过对父权制社会中两性关系的分析，深刻揭露了性别歧视产生的社会根源以及政治和哲学如何精心谋划了性别的不平等。本文用米利特在《性政治》中的观点来解读《秀拉》和《日出》。《秀拉》呈现了白人主导的社会中的黑人妇女受压迫和反抗的现实，是对米利特提出的女性反抗父权制社会观点的文学再现；而在曹禺的《日出》中，处于畸形半殖民地都市社会现状中的女性被残害的现实体现了《性政治》的核心观点——呼吁女性意识觉醒，反抗父权制社会。

关键词：女性主义；性政治；秀拉；陈白露；反抗

中图分类号：I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7）08-0174-03

美国女作家凯特·米利特是一位女性主义文学家，她的《性政治》是第一本批判西方社会和文学中父权制的著作，她呼吁女性意识觉醒，反抗父权制社会。黑人女作家莫里森的著作《秀拉》和曹禺的戏剧《日出》集中体现了米利特的这一观点。《秀拉》中的黑人社会是典型的父权制社会，女主人公秀拉用自己的身体来反抗，与压迫女性的黑人父权社会斗争。莫里森通过塑造黑人女性的叛逆者秀拉这一形象来批判父权文化，揭示了女性反抗意识的觉醒。曹禺将米利特的观点蕴藏于《日出》这部作品中，女主人公陈白露在畸形的父权社会中沦为男人的玩物，最后绝望自杀，陈白露的死是对畸形的父权制都市社会最有力的控诉，是对被扼杀的女陸反抗意识的叹息。

一、米利特的《性政治》

法国女作家波伏娃曾在她的《第二性》中揭示了女性始终处于受压迫、受歧视的境遇，而想要改变这一局面并非易事。米利特在《性政治》中继承了《第二性》的这一性别构建说，通过对父权制社会中两性关系的分析，深刻揭露了性别歧视产生的社会原因，她認为女性受压迫的原因是文化。米利特运用政治权利来解释两性关系，以此来表达两性关系的本质。她认为，政治其实是人类某一集团用来支配另一集团的强制力的组合，我们的社会秩序是男人按天生的权力对女人实施的支配，是一种十分精巧的内部殖民，这种制度比种族隔离和阶级隔膜更顽固，影响更广泛、更深远。不管男权文化中的人类因何种原因保持一致的沉默，男女两性间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文化中，成为人们的一种普遍的集体无意识，并且显示出一种权利意识。因此，性政治其实就是占统治地位的男性为了维护自身，将其权威扩展到从属地位的女性之上的过程。

二、秀拉的反抗

莫里森的《秀拉》集中体现了米利特在《性政治》中的观点，《秀拉》中的黑人社会是典型的父权制社会，根据米利特的观点，父权制就是占人口半数的男人支配占人口另一半的女人的制度，但黑人女性所受的压迫要比米利特所阐述的压迫还要深重，首先，在黑人父权制社会中，黑人女性受到白人的压迫，其次在种族内部，黑人女性又要受到黑人男性的压迫，最后在黑人女性群体中，年长者又压迫年轻者，所以在这三座大山的压迫下，黑人女性的命运十分悲惨。

莫里森在小说《秀拉》中，刻画了处于白人主导的社会中的黑人女性形象秀拉，秀拉不甘心屈服于父权社会，用自己的身体来反抗，是个极具叛逆精神的撒旦式人物。莫里森在《秀拉》中突出了她自始至终对父权制社会的反抗以及对自由、独立的新生活的探求与追寻。秀拉遵从于自己，不屈从于别人的信仰，不顺应别人的价值观，具有极强的主体意识，她并不甘心过传统而又可悲的生活，而是追求一种忠于自己的生活；秀拉从不因为自己的黑皮肤和黑眼睛而自卑，她希望通过反抗和自我意识的觉醒来向命运抗争；秀拉是个反传统的角色，她彻底颠覆了传统性关系中男女两性角色的定位，而她最离经叛道的行为恐怕是她和男人随意的性关系。我们可以用米利特的观点来解释秀拉的这一行为，米利特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两性关系，“尽管它（性行为）本身是一种生物的和肉体的行为，却根植于人类活动大环境的最深处，从而是文化所认可的各种态度和价值观的集中表现”。米利特认为历史上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内部殖民，男性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而对女性实施压迫，这种压迫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希腊神话中的皮格马利翁认为现实中的女人总是不完美的，于是亲自动手雕刻了一个完美的雕像，日夜抚摸，终于感动了神，神赐予了这个雕像以生命，由此，在后世的文学乃至社会观念中，女性总是作为一个审美和批评的对象或者是客体而存在。在莫里森所描述的黑人社会中，女性只是男性的猎物，甚至是玩物，但秀拉在性行为上的特立独行和放荡不羁恰恰将男权社会根深蒂固的两性角色彻底颠覆，所以秀拉是一个反叛者，是一个先行者。莫里森通过对秀拉这一黑人女性形象的刻画，对白人压迫黑人的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同时对黑人种族内部的劣根性进行了挖掘，批判了父权文化，是对性政治的反抗。

秀拉的外祖母和秀拉形成鲜明的对比，她的外祖母是个黑人社会中的女强人，她曾经亲手杀死了自己不争气的儿子，她的丈夫遗弃了他，但守寡的命运并没有使她的自我意识觉醒，她靠着白人的施舍和福利政策安度晚年，甚至可以进白人的养老院，她的长寿和秀拉的英年早逝形成对照，其根本原因是外祖母的行为合乎黑人社会乃至白人社会的道德体系，白人不希望有秀拉这样的反抗者出现，黑人内部也不喜欢秀拉这样特立独行的人来搅乱他们既有的社会秩序，表面上秀拉因为自己的放浪不羁而受到命运的惩罚，实际上秀拉是个先行者，造成她悲剧的原因是她超越了黑人社会的意识觉醒和价值观。秀拉的女性反叛意识已经觉醒，只不过她作为底层黑人女性，没有别的工具可以用来反抗暴政，唯有用自己的身体，而这很难逃脱整个社会对黑人女性的迫害。秀拉的死亡是女性意识萌芽的萎缩，但又是新生力量保存的火种，她将黑人一直压抑的愤怒转化为斗争的欲望，从而给黑人的愤怒点了一把火，终将掀起燎原之势。

《秀拉》向我们揭示了在黑人社会中，不管人们如何三缄其口，男人与女人之间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并体现出男性的权力本质，因此，可以说秀拉是莫里森的寄托，莫里森在描述秀拉反抗的过程中寄托了她自己对黑人和黑人妇女的同情与希望。endprint

三、陈白露的反抗

曹禺在《日出》中所描绘的畸形半殖民地都市社会现状同样深刻地体现了米利特在《性政治》中的观点，《日出》中的社会秩序就是男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而把男人对女人的权力归结为一种天生的权力，是一种形成制度化的“内部殖民”。在曹禺所描绘的父权制社会中，女人沦为男人的玩物，女主角陈白露不甘做父权制社会的玩偶，具有反抗精神，却又盲目追求个性解放，竟至于游戏人生，最终酿成悲剧。

陈白露是一个性格充满了矛盾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代表，作为一个受新思想熏陶和教育的女性，她渴望自由，追求个性解放，但又找不到正确的方法和道路，盲目中她选择了走人交际花的行列，并在其中感觉到了放纵的自由，终酿成她人生的三重悲剧。首先，陈白露不是被迫承受奸淫而走向迷失，而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这就显示了她性格的二重性矛盾，她为自由奋斗过，最后却反而自愿走向了自己想要逃离的生活，这是她的第一重悲剧；陈白露过着颓废和人性沦丧的生活，并在其中感到了一种颓废的自由，但她感觉空虚和痛苦，向往着真正的人的生活，她的内心和现实之间的矛盾使她的痛苦不断放大，这是第二重悲剧；陈白露向往理想的生活，她不甘于现实的处境，但又没有能力掌控自己的命运，摆脱目前的处境，她放不下虚荣奢靡的生活，去过一种真正的人的生活，这是作为一个女人在半封建半殖民畸形社会中一种深深的绝望，这是她的第三重悲剧，也是她走向死亡的根本原因。

从剧情来看，陈白露做交际花是她自由选择的结果，但深层次的原因却是父权制社会的压迫。陈白露家境良好，是女校的高材生，漂亮聪明，社交能力强，刚刚二十出头，风华正茂，除了沦落风尘完全有别的出路可以选择，但陈白露在结婚和交际花这两条路中，选择了后者。曹禺为了突出陈白露的选择而塑造了青年才俊方达生，这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好男人，他俩是同乡，陈白露如果嫁给他就可以远离目前乌烟瘴气的生活，但陈白露在犹豫之后拒绝了他，陈白露所害怕和拒绝的是婚姻本身，是一眼望到底的平静而又如一潭死水的生活，她认为那是“平淡无聊的生活，还消解了女性对神圣爱情的信仰”。陈白露是自愿放弃婚姻的，她对婚姻失去了信心，因此拒绝了方达生的求婚，她不愿意像娜拉一样，嫁到一个玩偶之家，做婚姻里男人的玩具，操持家务，了此残生。陈白露所追求的生活从根本上来说是自由的生活，她在交际花的生涯中感到了一种放纵的自由，她可以不用看别人的脸色，把男人玩弄于股掌之中，因此，陈白露在这种所有女性都不齿的职业中获得了自由，她不属于任何男人，她是主宰，她可以从男人对她的奉承中获得大量的金钱，保障自己的经济地位，她觉得自己不是被社会抛弃的人，而是社会中最被需要的人，她欠了钱很快就会有人自愿替她还上，在和方达生的对话中她表达了自己对生活的看法，“也许名誉的看法，你跟我有些不同，我没故意害过人，我没有把人家吃的饭硬抢到自己的碗里”，“我的生活是别人心甘情愿来维持，因为我牺牲过我自己，我对男人盡过女子最可怜的义务，我享着女人应该享的权利”，但陈白露并没有意识到，她所追求的自由和她在妓院中所获得的自由有根本的差距，这也是她越走越接近死亡的原因。

在半封建半殖民的畸形父权社会中，鲜少有女性能够认识到自己所受的压迫和附属地位，同秀拉一样，陈白露也是个先行者，她不愿意接受父权制下平淡无奇的玩偶式婚姻，想要追求自由的生活，她追求自由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对现有社会道德的反叛与超越，而这种追求必然要付出代价，秀拉因为用身体进行反抗最终死于性病，而陈白露在潘月亭破产后，债台高筑，而过去追求过她的男人却没有一个愿意借钱给她，最后只能选择自杀。陈白露在故事的结尾叹道：“太阳升起来了，黑夜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陈白露选择了死，正如她选择从妓一样，一方面有她自身的原因，但更多的是社会将她推到如此的境地，是畸形的父权制社会使然。这也是曹禺先生在戏剧中所要表达的深层主题。

无论是在黑人社会中受到压迫的秀拉，还是在中国畸形的半殖民地社会中备受欺凌的陈白露，尽管她们处于受支配的地位，但她们都敢于反抗，这种反抗是身体反抗，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的主要反抗形式，而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本能的反抗。这与米利特所提到的女性一贯低微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分不开。在由来已久的父权迫害下，在没有任何坚实的经济来源的情况下，身体便成为了她们唯一可以利用的对抗压迫的武器。女性批评家提出过身体写作，因为掌握身体就是掌握话语权，因此，在秀拉和陈白露身上体现出了米利特对父权文化的批判以及提高女性地位的呼声。

[参考文献]

[1]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2]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钟良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3]托尼·莫里森·秀拉[M]，胡允桓，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4

[4]曹禺，日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5]郑克鲁，外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刘爱华]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