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奇赫

[摘要]本文以类型学与风格分析的研究方法，根据目前发现的线索按照交流的时间和空间，梳理环形对兽样式在欧亚大陆上的传播路线，探讨该样式在传入中国之后的类型变化与地域分布，并结合史料说明证据之间的诸多关联以及文化交流背后的动力与传播媒介。

[关键词]环形对兽样式；斯基泰文化；欧亚大陆；中国；传播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a double beast on the ring shape which belongs to Scythian culture， made a complex and frequent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ivilizations on the Eurasian continent within a few years around the Christian Era. Based on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typology and style analysis with the exchange of time and space， the essay sketches a publicity route of the double beast on the ring style in the Eurasian continent and focus on the type change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when the shape introduced to China. Many links among evidences and motivations as well as publicity media behind cultural exchanges are also explored with historical material.

[Key words] The double Beast on the Ring Style； Scythian culture； Eurasia； China； Propagation

20世纪电影的流行预示着视觉文化的繁荣，到了21世纪人们已经被广告、海报、电影、标志与电子图像裹挟着进入了“图像时代”。图像本身所处的二维平面永远有一个既定的视角，所以除了展开图之外，我们很难全方位地去理解一个图像。虽然图像对观看者的要求不再像文字一样需要按照某种顺序阅读，而是创造了一个共时性的空间，但是并不能等同于图像就是直白的、浮光掠影式的印象，或者说图像是很容易理解的。图像中某些细节也可能在跨越时空中形成与变化，本文就图像中的某一样式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去探究其起源、演变以及在欧亚大陆上的传播路线。

一、问题的提出：清代皇后项饰中的环形对兽式样

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孝贤纯皇后朝服像》（图1）是由清代宫廷画家郎世宁绘制，绢本设色，立轴，纵194.8厘米，横116.2厘米。《清史稿·后妃传》中记载“高宗孝贤纯皇后，富察氏，察哈尔总管李荣保女”1。我们看到画中的孝贤纯皇后颈部戴着一件名曰领约的首饰。关于领约的记载可见于《大清会典·冠服·领约》：“（皇后）领约，镂金为之，饰东珠十一，间以珊瑚。两端垂明黄绦二，中各贯珊瑚，末缀绿松石各二。”可知这件领约以金裹数段珊瑚，各段珊瑚之间以金嵌珍珠相隔。领约的图像弥补了文献中未曾提及的清代工匠是如何“饰东珠十一”2的，即图像上画的珍珠与底部连接处怎样被处理为花朵状的。画中的领约尾部的两端会按照规制，垂下两条各贯珊瑚、末缀绿松石的明黄绦带。但绦带究竟是何样貌我们已不得而知了。如果图像因为局限无法观看到全貌而文字又缺乏详细描述的话，我们就只能寻找实物尽量去复原孝贤纯皇后领约的全貌了。

图2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清代金镶石项圈，开合式，圆环形，采用錾刻镶嵌工艺加工而成，共分三阶，活扣处两块錾云龙纹3。我们通过这件器物能够知道“两端垂明黄绦二，中各贯珊瑚，末缀绿松石各二”是什么樣子，但是这件项圈的主体与《孝贤纯皇后朝服像》中的领约还有很多差异。另外，首都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清累丝嵌玉双龙戏金珠项圈（图3），虽然镶嵌的珍珠与垂下的两条明黄绦带都已遗失，但其制作工艺与形状与画像中的领约十分相似，我们根据这件器物就能大致想象出孝贤纯皇后所佩戴的领约尾部的形状。但是我们注意到该项圈两端焊接了两个龙头，但是为什么《大清会典》中没有写明领约“两端各琢龙首”呢？或许执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很常见的金银器样式，并不值得特殊说明。的确北京故宫博物院就收藏了一些二龙戏珠样式的金手镯，1962年北京密云县董各庄清代皇子墓葬中也出土了一对青玉双龙镯4，民间流传下来的很多清代老银饰也有这个样式。

本文将这种以环形或近似圆形的形状为主体，在环形上面进行开合或封闭的处理、并装饰一对相似的动物或怪兽的样式称之为“环形对兽样式”。这种样式在欧亚大陆上流传已有千年之久，但是在何时出现？究竟是中国本土的样式还是受外来文化影响的样式？沿着什么样的路线进行传播？在传播的过程中是否衍生出了新的样式？本文依据一些实物资料追根溯源，对这一样式的诞生、演变与传播作一梳理。

二、斯基泰文化：环形对兽样式母题的出现

狭义的斯基泰人是指生活在黑海北岸的游牧民族。但美国动物学家Ellen Reeder认为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人是在公元前18世纪从阿尔泰山一带迁徙过来的5。斯基泰人已经掌握了锤鍱、錾刻、敲花、模冲、细珠焊接、包镶与铸造等工艺，表现现实或幻想动物互相争斗的场景作为金属器物的主题，而且男女皆穿戴黄金臂装饰、指环、耳饰、项饰和胸饰6。如出土于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市Kazinskoye的公元前4世纪萨尔马泰文化的金卧兽项圈7，出土于克里米亚地区克拉斯诺达尔境内Transkuban卡拉沟朵阿希（Karagodeuashkh）墓的公元前4世纪早期的金虎噬牛项圈（图4），出土于克里米亚地区Talaevsky1号墓公元前4世纪晚期斯基泰文化的金狮首项圈（图5），出土于位于黑海东岸以及今日塔曼半岛一带的公元前5世纪晚期到4世纪早期博斯普鲁斯王国Santicapaeum墓地石板墓中的一对开口狮头手镯（图6）以及附近的克拉斯诺达尔市Great Bliznitsa 墓中还出土了一件公元前4世纪的雄狮手镯（图7），出土于俄罗斯克里米亚半岛东端的刻赤半岛Kul Oba墓的公元前4世纪黑海北岸文化的斯基泰骑马人金项圈和人头有翼兽神手镯（图8），出土于乌克兰靠近尼科波尔第聂伯河地区Chertomlyk墓公元前4世纪斯基泰文化的金狮身项圈（图9）。在沙皇彼得一世的西伯利亚的收藏中，有几件约为公元前4世纪塞人文化的环形对兽项圈，我们注意到除了有镶嵌绿松石的金兽首手镯之外（图10），还出现了在环形对兽样式基础上的亚型：多重环形对兽样式。这种样式一般先将黄金制作成细而长的形状，然后绕成数圈，对兽样式可能处在同一个平面，也可能位于首饰整体的两端（图11）。为什么说环形对兽样式是斯基泰人制作的呢？博物馆收藏的公元前7世纪中期克里米亚克拉斯诺达尔境内Transkuban的Kelermess3号墓中，出土了一枚长约8.6厘米、宽1.2厘米由青铜、黄金和琥珀制成的纽扣（图12）。我们看到这枚纽扣的两端雕刻了公羊的头部，其制作技艺异常高超。随后流行于公元前4世纪的环形对兽样式正是在这种纽扣样式的基础上，延长、弯曲中部而成的金属项圈与手镯。endprint

位于伊朗西南部的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都城波斯波利斯的石墙上浮雕，测定为公元前6至前5世纪8。上面刻有来自索格底（粟特）、坎大哈、印度、埃及、希腊、小亚细亚、腓尼基、巴比伦、阿拉伯等23个国家或城邦的使臣，手持敬献波斯国王贡品的盛景。我们看到米底人、带着尖帽的斯基泰人（图13）和吕底亚人手持环形对兽样式的手镯，可以说明这种镯子在这一时期就在西亚流传了。米底人与斯基泰人都曾生活在伊朗，并一度把自己的孩子委托给斯基泰人学习语言和射术9。后来米底人还被斯基泰人统治过一段时间10。而米底人和吕底亚人之间多次爆发战争，由于日蚀关系双方停战和好。11所以米底人、斯基泰人和吕底亚人所进贡的环形对兽样式的手镯被波斯王所接受，从而在波斯四周渐渐流传开来。

公元前490 年波斯国王大流士派远征军在雅典西北面的马拉松登陆12，开始了同希腊的战争。数次交战后作为战利品的环形兽首手镯很可能作为战利品被带回了希腊。但是希腊遗址早期的发现都是在十六到十八世纪的寻宝活动中13，所以有些文物没有明确的发掘地点与时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了一对公元前3世纪的水晶金公羊头手镯（图14）14，属于典型的环形对兽样式。该博物馆还收藏了公元前3世纪希腊塞浦路斯出土的金狮头镯子和同时期金羊头镯子15。阿姆利特 （今叙利亚）也出土了直径为8厘米的、公元前4世纪金牛头手镯。希腊塞萨洛尼基考古博物馆展出的出土于克里米亚半岛公元前3世纪黄金马其顿时期的兽首金镯，采用了超高的花丝和造粒技术。而卡瓦拉考古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公元前4世纪末、出土于马其顿安菲波利斯墓葬M212的长31厘米的金绞丝项链，金项链的狮子口中衔着一个希腊惯用的卷曲造型——赫拉克勒斯结。绞丝链型对兽样式可以看作是环形对兽样式的一个亚形。斯基泰人的项链都是用线串连数百枚金珠，而细密的绞丝链则是希腊金匠高超技艺的体现。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发现于罗马尼亚布拉索夫Vad-Fagaras的金马头手镯。罗马尼亚学者认为这种样式的出现是盖塔-达契亚文化（Geto-Dacian）自己的变形主题风格16。但我们也能明显看出这种风格的变化受到了希腊文化与波斯文化的综合影响。

1978年，希腊裔前苏联考古学家维克托·圣里耶尼迪斯在阿富汗北部的古代墓地和遗址中发现了“巴克特里亚宝藏”，出土了古代黄金制品近两万件，其中就包含了两件公元1世纪环形对兽样式的手镯（图15）17。巴克特里亚原本就是波斯下设的一个行省，公元前 3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巴克特里亚后，在这里建城市并下令迁徙了很多希腊人和马其顿人18。而这时候黑海沿岸的斯基泰人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后，还把金器加工委托给了希腊金匠19。所以这里出土的金羚羊头手镯与金狮头手镯透露出浓郁的希腊金制品风格与马其顿的制作技术。我国的古书称巴克特里亚为大夏国。《山海经·海经·海内东经》说“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之国。20”《史记·八书·封禅书》中齐桓公说“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21”虽然不能确定齐桓公到过大夏，但能说明远在山东的齐国已经知道了大夏这个西域国度。《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22说明这一时期中原地区与中亚地区一直存在着断断续续的交流。

19 世纪末，大英博物馆受到弗兰克斯爵士捐赠的一批来自于今土库曼斯坦的阿姆河流域的金银器共计170件，是属于公元前5 到前4 世纪波斯阿契门尼德王朝时期的一个金银器窖藏，被人们称为阿姆河宝藏23。在这里我们也发现了环形对兽样式的手镯（图16）。英国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收藏也收藏了这些珍宝中的一件手镯24（图17）。该手镯和波斯波利斯遗址浮雕中的手镯图像一致，说明这一地区发现这种样式可能受到两种因素的影响：马萨格泰人是生活在今天阿姆河和锡尔河下游地区的部落，使用青铜工具，与斯基泰人的生活方式和服装相同25，这种样式可能是受到斯基泰文化的直接影响；第二，阿姆河（Amu Darya）被入侵中亚的希腊人称为乌许斯河（Oxus），这些环形对兽样式的手镯应该是由入侵中亚的希腊人带来的样式。

三、战国时期之后环形对兽样式传入内蒙古地区与西域

從现有的出土材料来看，中国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墓葬中已出现了女性佩戴手镯的实例，但是没有发现环形对兽样式的存在。在辽宁凌源市新石器时代晚期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ZCZ1M7中发现“随葬玉镯1 件， 出土于右腕处”26。山东曲阜西夏侯遗址中发现M11墓主人“右手腕上戴着一副石镯”27，这个镯子是由两个半圆形的环拼合而成的。在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两个由玉璜对接的镯。在山西临汾下靳村陶寺文化墓地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人员在M57中发现墓葬中老年女性右手腕部有1 件嵌绿松石和贝饰的宽带状腕饰，左手腕上戴1 件黑色手镯。而M136墓中的老年女性左手带1 件黑色底上贴附绿松石的手镯28（图18）。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秦小丽在《新石器时代环形饰品研究》一文中，将新石器时期的环形饰品进行了细致地分类，就中国西北地区、北方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和南方地区出土的腕臂环饰资料进行分析，秦小丽认为这一时期手镯的功能有护身、荣耀、图腾、宗教、传统习俗和身份礼仪等，只是客观上起到了装饰的作用29。综合现有资料来看，除了手镯残损之外均为圆环形，且没有在缺口进行装饰的处理手法存在。说明这时候人们是采用半环对合的方式佩戴手镯，没有产生根据腕部大小进行调节的意识。从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红山文化的C形玉龙来看，先民们对待环形的缺口也是采用装饰一头的原则，并不是为了制作闭合的样式。

商代殷墟妇好墓出土了扁方凸棱饰矮琮、蝉纹角饰矮琮、双蝉纹饰长方凸棱饰矮琮和双蝉纹饰矮琮等首饰，故宫博物院杨伯达认为殷墟妇好墓中出土首饰“身高在2.5-4cm之间，射径较大，在5.2-6.9cm，恰是成年男女手镯直径尺寸， 尤从良渚文化反山单葬所出珠形镯判断， 可定其为手镯。”30说明商代的手镯已经采用玉石质地、进行复杂地雕刻了。我们从殷代圆管孔瑗形团龙玦中可以看到，这时候的人们在玉石的缺口两段都进行了处理，但不会采用两头对称的装饰方法，还是在沿袭新石器时代留下的将一个玉环琢磨成一条完整的环形龙的思想。而1977年在北京平谷县刘家河一处商代中期墓葬中出土了两件金臂钏（图19）。报告中称其“形制相同。用直径0.3 厘米的金条制成。两端作扇面形， 相对成环，环直径12. 5 厘米。一重93.7 克， 一重79. 8 克”31。虽然不是手镯，但这是中国墓葬中最早出土的一件环形且两头为对称物品的首饰。这种器物还出现在河北迁安县小山东庄商代晚期西周中期墓葬32、河北丰润县高丽铺遗址33、河北卢龙东闬各庄 M1墓34、辽宁喀左和尚沟墓地35、内蒙古宁城南山根 M10136（图20） 和汐子北山嘴 M7501 37。可以看出这种金质环形缺口的处理手法在商末西周时代已经广泛流行于以河北北部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了。二里头文化中出土的陶环相比新石器时代要少许多，这可能与母系氏族社会已经过渡到了父系氏族社会有关，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下降，那么妇女配饰也相应减少。夏代到商代早期由于手镯多为玉石质地不能调节，才出现了商代晚期到西周时期可以调节的、带有缺口的环形样式。但是发掘报告所说的“金臂钏”是否是装饰手臂的器物值得深思。平谷县刘家河金环直径12.5 厘米，出土一对并且均为开口样式；丰润县高丽铺金环直径5厘米，出土一只并且为开口样式；宁城南山根金环直径5厘米，出土一只且为闭合样式。由于时代久远无法考察与墓主人的位置关系，加上这种物件在在商代遗址和墓葬中很少见，或许该器物还有其他的含义。endprint

从墓葬科学发掘出土的器物年代来看，东周时期环形饰物还是以圆环居多，开口的金属腕饰比较少见。环形对兽样式传入中国的时间大致是战国时期，分为两条路线。第一条路线是从蒙古进入我国。在准格尔旗玉隆太古墓（图21）38和伊克昭盟瓦尔吐沟各出土了一条银项圈，形制相同，一端被处理为狼吃羊的动物样式。由于考古发掘中并没有发现另一端的对称脱落物，所以可以推断当时工匠在这条项链的另一端没有进行装饰的处理。俄罗斯图瓦地区埃米利格墓地39和巴泽雷克巴布卡任墓地都出土了相似的物件，可知这种链形单兽样式也是草原文化的产物，与环形对兽样式存在着一定的联系。1957年陕西神木纳林高兔发现了一座匈奴墓葬，出土了两件银环。发掘报告描述为“环体扁平，椭圆形，正反两面各浮雕四只虎头，大圆耳，怒目，张口露齿作两两对啮状。平视虎头为浮雕。侧视则两面同样的浮雌合成扁平的圆雕。纵径6.8厘米，横径58 厘米”40。纳林高兔出土的这一批金银器带有环形对兽样式的器物，虽然银环与墓主人的位置关系已经缺失，但是尺寸与成年男女手镯直径尺寸大小相似，不排除是手镯的可能。同样，张家川马家原战国墓地出土了6件银带扣，与希腊塞萨洛尼基考古博物馆的银环图式相似。报告描述为“椭圆形，由四條头相对尾相接的龙组成。标本M14：17-2， 长径4 厘米。41报告中的这四件银带扣（图22）表现得都是一种野兽的侧面，采用雕刻的方式进行制作，但是其中只有两件的雕刻方式属于同一种风格，其余两种的刻划不同，应该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这种四个兽首头相对尾相接的样式应该是受到了北部蒙古草原游牧民族制作的环形对兽样式的影响。

1983年夏，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巩乃斯河南岸的古代土墩墓葬中42，出土了一件对兽环形铜器和一件双兽头环形铜器（图23）。发掘者对兽环形铜器物描述为“红铜铸造，环管中空。双兽相对伏卧，两耳耸立，头形似虎但有双角（向后平伸，角尖向前卷曲），头颈上部鬣毛耸起，背侧附有振起双翼，身躯作蛇形向后弯曲合成环状。此器内周隙缝甚宽，原应有相应物体嵌入”43。铜环直径42.5厘米自然不是人身上的装饰。由于墓葬内没有明确标示年代的物品，考古工作者将相对年代定为战国时期44。而对于这个墓葬所属于的文化类型，学界都倾向于这是塞人的遗物，是斯基泰文化的典型器物45。新疆尼勒克县别特巴斯陶墓群也出土了一件铜手镯， 两端铸相对动物首状46，也应该是塞人的遗物。“ 塞人”古读音为“Saka” 。据考证，从希腊诗人Aristeas在记述其中亚旅行的长诗中，提及塞人的一个部落Asii在公元前7世纪末叶就已经在伊犁河流域活动了。47公元前177-176年， 大月氏的西迁导致塞人离开了伊犁河流域。其中一部分南下， 散处帕米尔各地， 即“自疏勒以西北， 休循、捐毒之属， 皆为塞种”。以后又逐渐向东进入塔里木盆地，居住在于阂绿洲、罗布荒原、吐鲁番盆地一带48。新源县巩乃斯河南岸的器物也属于明显的环形对兽样式，这说明该样式的另一条传播路线是从中亚至新疆地区伊犁河沿岸。

四、汉唐时期环形对兽样式与链形对兽样式的相遇

汉代墓葬中发现的环形对兽样式较少，这一时期的手镯、项饰形式都较为相似，略有简单装饰，断面呈圆形、椭圆形或方形。在召湾汉墓、重庆巫山麦沱墓地、山西曲沃苏村汉墓、西安北郊枣园汉墓、忠县仙人洞与土地岩墓地，和河南巩义新华小区汉墓及江川李家山墓地、晋宁石寨山等汉墓出土的手镯中均不见这一样式。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从目前公布的近十年新疆发掘的春秋至汉的墓葬中也没有发现环形对兽样式的器物，且环状器物也是以完整的圆环为主。而且这一时期新疆出土的定名为“手镯”的器物并不多见，女性墓葬中耳环出土较多，还有一些足链出土。在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出土了3 件手镯均为标准的环形， 截面呈圆柱形或椭圆形。其中M7出土的一件手镯“镯面以铜丝扭成相对的螺旋纹，其外用铜丝缠绕， 呈箍状活扣， 使镯随意紧松便于佩戴”49。 M7墓葬的相对年代为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前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塞人向东进入塔里木盆地之后，其文化并没有经过河西走廊向东进一步传播，反而是汉代的铜镜等中原文化的器物在这一地区流行。而考古发掘的青海、陕西地区的南匈奴墓葬，随葬器物汉化十分明显，如陶明器的大量使用、生产工具和车马器的明器化，出土大量的汉式陶器。墓葬中随葬农业生产工具，表明匈奴游牧生产方式的农业化转变50。环形对兽样式在汉代以前更多在北匈奴活动的草原地区传播。

西晋时期环形对兽样式则集中在蒙古草原地区。内蒙古博物院藏有魏晋时期虎头纹金镯一副，末端装饰虎头（图24）51。1981年在内蒙古达茂联合旗西河子公社窖藏出土了一件金龙饰，长128厘米， 重212克。两端均作龙头（图25）。两个龙头形象相同52。孙机在《中国圣火》一书中认为关于五兵佩“项圈、臂钏之两段状兽头的做法，于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制品中已经常见；古希腊也有用金丝边界的链。”孙机进一步认为二者结合的物品“在黑海沿岸斯基泰人的遗物中才见到。如1990年乌克兰赫尔松州鄂尔基诺地方公元前5世纪的斯基泰墓所出金项链……这种工艺似乎并未继续向东传播。内地所出战国、秦汉金器中均不曾发现它的踪迹”53。

孙机还提到“这类项链至西晋、十六国时期却随着佛教造像活动的勃兴而重新出现。54”李静杰、齐庆媛在《二龙系珠与二龙拱珠及二龙戏珠的图像系谱》一文中在讨论一种“二龙系珠图像”时，认为“二龙王口衔用来系缚宝珠绳索各端的样式。该图像创始并流行于西北印度犍陀罗，东传以后于南北朝、隋朝盛行一时， 绝大多数用作菩萨像项链装饰，在世俗文化中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力。”55在巴基斯坦Sahri-Bahlol出土的贵霜朝释迦菩萨跏趺坐像局部（图26）、日本松冈美术馆藏贵霜朝弥勒菩萨跏趺坐像局部（图27）和巴基斯坦Sikri出土的贵霜朝弥勒菩萨立像局部中（图28），李静杰、齐庆媛进而认为“龙系珠图像不见其它文化先例，体现了犍陀罗文化的创造性。所以采用这种形式，一方面项链自身需要坠饰，无疑宝珠是最好的选择，另一方面以二兽首系缚宝珠可以增加项链的灵动性， 在比较温暖湿润的犍陀罗地区，与水关系密切的龙蛇自然成为首选对象，于是二龙系珠图像诞生了”。56通过前文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双龙系珠图像不是体现了犍陀罗文化的创造性，而是体现了犍陀罗文化兼收并蓄的特性。我们知道犍陀罗地区的文化明显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卡瓦拉考古博物馆收藏的对狮金项链与旧金山亚洲艺术馆藏贵霜朝弥勒菩萨立像的对人马颈饰（图29）就可以说明这一点。endprint

而且我们注意到，犍陀罗的链形对兽样式传入我国大约在西晋时期。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西晋前后金铜弥勒菩萨立像和传三原出土西晋前后金铜弥勒菩萨立像都能看到这一影响。但是是否随着这一时期链形对兽样式传入中国，之前传入的环形对兽样式的传播就马上收到影响或者被代替了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看到北魏时期大同云冈一期（460-470年前后）第17窟主尊弥勒菩萨交脚坐像的项链就还保持着环形对兽样式。大同云冈北魏中期第11窟东壁弥勒菩萨交脚坐像样的颈饰也是二个龙首相接的样式。此外，敦煌莫高窟北魏第254窟南壁弥勒菩萨交脚坐像的胸前佩戴一个二龙昂首的项饰，更早的实例还见于莫高窟北凉第275窟北壁上层二阙形龛之间的菩萨像。

隋唐时期环形对兽样式似乎又进入了衰弱时期，在唐墓壁画、纸卷画、三彩女俑等器物上很少见到。孙机认为其原因是“无论项链或项圈都有在末端装兽头的，而且佩戴时均可将兽头置于颈后。57”所以环形对兽样式在佛造像的项链中可以见到。陕西咸阳窑店出土的唐代鎏金银链两侧各有龙首、相互对称，这就是受到链形对兽样式影响的结果。唐代妇女佩戴金镯子本应该十分常见，敦煌时期的绢画中也能看出供养人腕部佩戴手镯。据《新唐书》记载，崔光远带兵讨伐段子章时，“然不能禁士卒剽掠士女，至断腕取金者，夷杀数千人”58。可见当时佩戴金镯的女子并非少数。而像近十年考古发掘的唐代能出土手镯的长孙无傲夫妇墓、故高阳郡君许氏夫人墓、郭仲恭夫人金堂长公主墓、唐凉国夫人王氏墓、范阳卢氏夫人墓、赠淄州司马杨贵夫人墓和薛元嘏夫妇墓均遭到了严重的盗扰，所以能提供的实物资料不多，这也是一个原因。

五、辽宋金元明时期：环形对兽样式的再度演变

环形对兽样式在建立于北方草原之上的辽代变得十分流行。但这一时期兽首扁平化和缩小化现象十分明显，装饰上注重在镯子身上錾刻花纹。吐尔基山辽墓出土一金手镯为双龙首， 镯身素面59；辽宁前窗户村女性辽墓出土镯子两对四件60，线稿中能看出是环形对兽样式的手镯；耶律羽之墓出土龙首錾花金镯 1 副……两端模冲龙首61（图30）；陈国公主墓中主人左手腕戴缠枝花纹金镯 1副，右手腕戴双龙纹金镯一副，亦属于此類型，两副金镯皆豁口，末端分别装饰禽首和龙首62；叶茂台二号墓出土錾花金镯 1 副，主体装饰鸳鸯、鱼、植物纹，两端亦呈龙首状63；兴安盟科右中旗代钦塔拉辽墓女墓主人佩戴錾花金镯 1 副，开口，椭圆形，镯身錾刻13 朵梅花，镯两端刻两个相对的龙首，龙眼圆瞪。此外，平泉县小吉沟辽墓、小努日木辽墓出土的錾花手镯均属于环形对兽样式。

两宋目前发现的环形对兽样式远不及辽代，这与宋人的审美与文化有关。宋代的颈饰多为月牙形项牌，钏镯还是以唐代的样式为主。宋代流行的钳镯镯面较窄，而缠钏通体多为扁薄细长。装饰上分为光素无纹与錾刻花纹为主，两端没有有焊接动物样式。这一时期宋代器物还是反映了一种中原文化的审美特征，草原风格的东西因为民族情结而被排斥。所以环形对兽样式都出现在远离中原的地区。贵州干河坝石棺葬中出土一副铜手镯64，为连珠环形对兽样式手镯。在1972年在广东东莞市篁村镇胜和元岭北宋墓出土一对团圆形，扭绳纹，下端有开口处，对口的两侧嵌刻凤首纹的银手镯65。2002年上海市松江区中山二路西林路口发现一南宋金银器窖藏，出土金手镯一件， 镯径6.2-8.8厘米，镯身锤揲成连珠纹， 两端为长方形， 模冲龙首66。但是该窖藏是在施工中发现的，地层关系与外部器物都已破坏。虽然金饰件的工艺、纹饰、纹层、刻铭是南宋饰件的风格，但是并不排除连珠纹龙首金镯为元代制造，与南宋金饰件在宋末元初战乱进行埋藏的可能。

元代时连珠环形对兽样式的手镯十分流行，这与马背上的民族再度统治中原有着密切的关系。“连珠镯”的名称见于故宫本《碎金》，“连珠”与波斯草原风格的“联珠纹”较为相似。湖南临澧新合元代金银器窖藏出土了一枚空心金镯，另一件银镯较重，一兽首口衔珠67。苏州盘溪元代晚期曹氏墓也出土了连珠双龙戏珠金镯（图31）68。内蒙古盛家窝铺窖藏69和山东嘉祥元墓也有这一类镯子出土。锡林郭勒盟多伦县站子山西区墓地出土的一件银镯，在圆弧形处刻有荷花纹70，这种对称式的图案也应该是受到这一样式的影响。明代《礼部志稿》提及皇家婚礼制度中的“纳征礼物”时，具体列出了四种腕饰：“金钑花钏一双（二十两重）， 金光素钏一双（二十两重），金龙头连珠镯一双（一十四两重）， 金八宝镯一双（八两重，外宝石一十四块）。”金光素钏和金钑花钏是宋元以来流行的缠钏，明代在式样上没有大的变化。金龙头连珠镯也是元代样式的延续：南京江宁殷巷明天启五年沐昌祚墓出土一对双龙纹金镯（图32）；江苏江阴清阳明邹氏墓中出土一对金龙头连珠镯；湖北蕲春明荆王府墓地出土一对双龙金镯（图33）；南昌青云谱京山学校出土一对金二龙戏珠镯。南京将军山明代沐斌夫妇合葬墓出土的手镯较为特殊，报告中描述其“以宽扁的长条状金条弯折成环状，镯身素面。两长侧边外卷，进行滚边处理。……在镯首等分镯子处亦有一卡合机关……只作松紧之用。以上两处的表面各焊接有双狮首形象的装饰物……狮首制作精良”71。但是根据明人王圻与王思义撰写的《三才图说》插图（图34）来看，这一时期还是以单一的环形对龙头样式的手镯较为常见。在明代环形对兽样式已经被江南地区的女性所接受，隐去了其草原文化的身份而愈加精致，并被纳入皇家的婚礼制度。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了清代，出现在高宗孝贤纯皇后富察氏的首饰中。

结语

环形对兽样式最早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黑海北岸至伊犁河一带的斯基泰文化区域。斯基泰文化所创造的多是猛兽、骏马、公羊等动物题材，体现草原游牧民族对于野性力量的崇拜与牲畜繁育祈求。其后环形对兽样式的手镯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作为贡品进献给了波斯帝国，波斯的军事扩张使得这一样式在希腊与中亚得到进一步传播。这一时期希腊的金属加工工艺也十分发达，并且在环形对兽样式的基础上创造了链形对兽样式，还制造了扭环、连珠或是带有链子插销的手镯，在材质上也出现了水晶、银、铜与金结合的加工手法。公元前3世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征服印度河流域的犍陀罗，将链形对兽样式带到了这一区域并且融入了佛教样式的装饰之中。endprint

中国新石器时代到西周时期均不见环形对兽样式的器物。环形对兽样式传入中国分为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从黑海至西伯利亚草原地区传入中国内蒙古，第二个方向是从中亚传入中国新疆伊犁河流域。环形对兽样式从新疆传入中国后并没有再向东深入中国内地，可能与塞人在这一时期分散居住有关。中国环形对兽样式还是受到北方斯基泰文化影响较大。汉唐时期随着佛教造像经犍陀罗地区传入新疆再传播至内地，链形对兽样式开始对中国佛教造像艺术与器物加工制作产生影响。环形对兽样式在辽金时代继续流行于草原游牧文化的区域，更加注重环形上花卉图案的錾刻；宋元时期环形对兽样式由北方草原地区向中原、江南地区与两广地区进一步的传播，连珠环形对兽样式成为这一时期女性首饰的主流。明清时期这一样式已经纳入到了皇家礼制当中，被中原社会各个阶层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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