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冰华

[摘要]宋徽宗御笔画《五色鹦鹉图》就像其本人一样具有争议，杏花、鹦鹉虽不敢断定为徽宗御画，但瘦金体题诗为其亲笔无疑。宋徽宗信奉道教，追求祥瑞，组织宫廷画师绘制诸多祥禽瑞草，编撰《宣和睿览册》，寓意天下太平，福物致祥。徽宗将其艺术才华作为统御国家的手段，其本人生于不吉之时五月五日，但通过五瓣杏花、五色鹦鹉、五瓣梅花、五色锦鸡等祥瑞之物，将数字“五”神异化，标榜自己为五德俱全的有为圣君。

[关键词]宋徽宗；《五色鹦鹉图》；《宣和睿览册》；《芙蓉锦鸡图》；《梅花绣眼图》

[Abstract] There is a lot of controversies about Emperor Huizong of Song， China and his work The Painting Five-colored Parakeet on a Blossoming Apricot Tree.Though the apricot and parakeet made by himself whether or not， the note poem character has no problem. Emperor Huizong believes in Taoism and go after the auspicious， he finishes the famous book Xuanhe Ruilan Ce（《宣和睿览册》） at last. Emperor Huizong makes use of his artistic talent as the mean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He makes the unlucky number WU（五）， his birthday unusual in the ancient China， its means he is a good， wise emperor like the number.

[Key words] Emperor Huizong； The

Painting Five-colored Parakeet on a Blossoming Apricot Tree； Xuanhe Rui-lan Ce； Painting hibiscus and golden pheasant； Painting plum and white-eye

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帝王像宋徽宗那样具有争议，论者无不批评其祸国殃民，穷兵黩武，却也不能不佩服其卓越的书画才华及对中国书画艺术的贡献1。特别是他晚年开始崇奉道教神霄派，却对任何国计民生没有丝毫益处，一系列的荒唐之举只能是一个身为帝王道教徒追求宗教信仰的疯狂。近来有论者试图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医学、艺术等多个角度对宋徽宗及其时代做全面认识的努力，尤其是认为宋徽宗并非传统史书所描述那般昏庸无道2，而是极具政治手腕，统治技能超强的君王，其将“大晟乐”、书画艺术作为政治统治的手段，企图达到“圣王之治”的统治理想3。此思考路径让笔者对徽宗的认识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此处暂且不论该观点对于宋徽宗是否恰当，不过对颠覆传统善恶二元论的认知模式大有裨益。今试从最能反映徽宗心灵旨趣与艺术追求的画作入手，试图对此问题做一些别样分析。

一、《五色鹦鹉图》及研究概况

宋徽宗赵佶御制《五色鹦鹉图》（图1），原名《杏花鹦鹉》，53.3×125.1cm，绢本设色，现收藏于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上有宋徽宗亲题诗赋，落款“御制御笔并书”及“天下一人”画押，已残，只留“制”、“并”和“天下一人”下部。款署：“五色鹦鹉，来自岭表……为赋新篇步武吟。御制御画并书，天下一人。”（图2）钤：“御书”朱文印。题诗为：

五色鹦鹉，来自岭表。养之禁籞，驯服可爱。飞鸣自适，往来于苑囿间。方中春繁杏遍开，翔翥其上，雅诧容与，自有一种态度。纵目观之，宛胜图画，因赋是诗焉。天产乹臯比异禽，遐陬来贡九重深。体全五色非凡质，惠吐多更好音。飞翥似怜毛羽贵，徘徊如饱稻梁心。缃膺绀趾诚端雅，为赋新篇步武吟。

上面钤盖鉴章多枚，如元文宗内府藏章“天历之宝”；明人戴明说“戴明说印”、“宫保司马之孙大司农章”白文印、“米芾画禅烟峦如觌明说克传图章用锡”朱文印。该画清初归商丘收藏家宋荦，钤盖“商丘宋荦审定真迹”朱文印。后被乾隆皇帝收藏，重新装裱，宋徽宗的题诗被放置卷首，收录于《石渠宝笈初编》。后被赏赐给恭亲王奕，被其后人賣于古董商，流散于琉璃厂，1925年被张允中购得，书题跋于上。后被日本收藏家山本悌二郎购得，著录于1931年《澄怀堂书画目录》，二战后被其后人售予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

如同颇受争议的宋徽宗一样，《五色鹦鹉图》历来也是美术史学界讨论的热点。故宫博物院徐邦达从技法角度对宋徽宗代笔之作还是真迹的讨论做了详细梳理，认为属于工丽花鸟的“院人仿作”4。傅熹年在美访学期间曾观瞻此图，然而在其归国后所写札记中却未提及5，只在《傅熹年书画鉴定集》简单涉及6，认为该画乃“《宣和睿赏》册佚出之物，中间断开拚接，故己不见折缝痕。是宋画院中人作，非赵佶笔”，与徐观点一致。另外，还有学者认为上面有元文宗的“天历之宝”钤章而将其时代定为元代，但很明显该章为藏章，不能成为判断绘画时代的证据。对此，当代著名收藏家朱绍良做了详细梳理，同时他也认为此图为“北宋画院的徽宗御题画”，非宋徽宗的真迹7。综上，这一系列的研究都试图对《五色鹦鹉图》的真伪问题做出判断，但似乎问题并非那么简单。

还有一些学者则试图跳出风格、技法的角度，对图像及其反映的时代风尚与背景做出判断。故宫博物院余辉从宋徽宗道教信仰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讨论，“在充满了道教神仙思想的宋徽宗看来，描绘祥瑞之物的工笔花鸟画不但是艺术创造，同样也是祈祷国家福祉的独特形式，用以强调美化、神化皇权并粉饰太平”8。同时，他认为该作品为宋徽宗存世不多的三件工笔花鸟画真迹之一9。最近，张羽《宋徽宗<五色鹦鹉图>的再探讨》从图像内容入手，秉承西方艺术史的研究方法，对图像做了精细解读，认为《五色鹦鹉图》的“花押”、风格、瘦金体题跋及构图都颇有章法，“应该是宋徽宗的亲笔画”10。对此，笔者虽不敢苟同，但对其从画面中五瓣杏花入手，将其解读为宋徽宗的道教追求隐喻却颇为欣赏。这一点也与前述余辉对《五色鹦鹉图》的研究理路不谋而合。endprint

另外，陆茵茵简单对该图反映的宋徽宗道教信仰做了涉及11。郑诗琴将《五色鹦鹉图》作为宋徽宗的真迹，对其创作的花鸟画所受宋儒理学的影响做了探析，“宋徽宗花鸟画作品体现了宋代理学的思想，理学中格物致知、崇尚读书、就近格物、理一分殊等思想都与绘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宋徽宗的花鸟画重视写生，观察细致，熟悉把握写生对象的生长结构和规律”12。夏盛品以《五色鹦鹉图》为例，对其符合现代广告艺术的设计性特点做了分析13。最近，中国美术学院周高宇《所见与所知：宋徽宗<五色鹦鹉图>考及宋画翎毛考证》对五色鹦鹉来源及其反映出宋代的政治、经济、外交等问题做了分析14。

通过上述对学术史的梳理，不难看出关于《五色鹦鹉图》是否为宋徽宗真迹的问题依旧是学界讨论的热点。退一万步讲，即便杏花与鹦鹉并非宋徽宗亲笔，至少也在绘制时得到徽宗的授意，尤其是颇有特色的徽宗瘦金体题记和“天下一人”画押不可能是伪作。如此，可以将其作为反映宋徽宗心路历程的作品。

二、福物致祥：《宣和睿览册》的初衷

历来，人们对宋徽宗的评价褒贬不一。甚至，元代修《宋史》时馆臣直接将其作为玩物丧志、纵欲败德的昏君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据《元史》载：

迹徽宗失国之由，非若晋惠之愚，孙皓之暴，亦非有曹马之篡夺，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悚斥正士，狎近奸谀，于是蔡京以獧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佚之志。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及童贯用事，又佳兵勤远，稔祸速乱。他日国破身辱，遂与石晋、重贵同科，岂得诿诸数哉？昔西周新造之邦，召公犹告武王以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况宣、政之为宋，承熙、丰、绍圣椓丧之馀，而徽宗又躬蹈二事之弊乎？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为戒。15

宋徽宗本无缘皇帝之位，只是一位养尊处优，沉湎于诗文书画的端王，但往往造化弄人。宋徽宗生于元丰五年农历的端午节，即五月五日。古有五月生子不吉的习俗，所以宋徽宗登基之后，就将自己的生日改成了十月十日，即天宁节16。据说，其母在怀孕时曾入秘书省瞻仰亡国之君代表——南唐后主李煜之像。出生时宋神宗还曾梦到李煜前来道贺。事虽为无稽之谈，但似乎也预示宋徽宗与后主李煜同样沦为阶下之囚，漂泊异乡，客死外邦的悲惨命运。

宋徽宗登基后逐渐崇奉道教，大观元年（1107），宋徽宗御笔批示“道士序位令在僧上，女冠在尼上”17。政和四年（1114）又手诏将每年十一月五日定为天佑节，政和六年（1116）还令全国修建道观，上玉帝尊号，后来又将各地的天宁万寿观改为神霄玉清万寿宫。听信神霄派道士林灵素之言，还示意群下尊其为“教主道君皇帝”，还在京城堆造艮岳，从江南运送太湖石、花石纲，自称“凡天下之美，古今之胜在焉”18。宣和元年（1119），下诏将僧人改称德士，将佛寺改称道观，释迦改称天尊，菩萨改为大士，主持改称知宫观事。还规定将寺院中所藏造像、法器等尽送有司销毁。除此之外，宋徽宗还授意宫廷画师绘制诸多祥禽瑞草，寓意天下太平，還借天宁节、上巳节等重大节日给臣下展示。如：

五年三月上巳，赐宰臣以下宴于琼林，侍从皆预，酒半，上遣中使持大盅劝饮，且以《龙翔池鸂鴟图》并题叙宣示群臣，凡预宴者皆起立环观，无不仰圣文，睹奎画，赞叹乎天下之至神至精也。其后以太平日久，诸福之物，可致之祥，19奏无虚日，史不绝书。动物则赤乌、白鹊、天鹿、文禽之属，扰于禁籞。植物则桧芝、珠莲、金柑、骈竹、瓜花、来禽之类，连理并蒂，不可胜纪。乃取其尤异者凡十五种，写之丹青，亦目曰《宣和睿览册》。复有素馨、茉莉、天竺、婆罗，种种异产，穷其方域，穷其性类，赋之于咏歌，载之于图绘，续为第二册。已而玉芝竞秀于宫闼，甘露宵零于紫篁，阳鸟丹兔，鹦鹉雪鹰，越裳之鸡，玉质皎洁，鸑鷟之雏，金色焕烂。六目七星，巢莲之龟；盘螭翥凤，万岁之石，并干双叶，连理之蕉，亦十五物，作册第三。又凡所得纯白禽兽，一一写形，作册第四。增加不已，至累千册。各命辅臣题跋其后，实亦冠绝古今之美也。宣和四年三月辛酉，驾幸秘书省，讫事，御提举厅事，再宣三公、宰执、亲王、使相、从官，观御府图画。既至，上起就书案徙倚观之。左右发箧出御书画，公宰、亲王、使相、执政，人各赐书画两轴。于是上顾蔡攸分赐从官以下，各得御画兼行书草书一纸。20

由此可见，《宣和睿览册》是由宋徽宗一手主导，百官群臣共同参与完成的大型画册，其根本初衷就在于“诸福之物，可致之祥”。

三 、“五”：宋徽宗的密码

除了吉祥的珍禽瑞兽外，宋徽宗还对《易经》很痴迷，强加附会动物与易经的关系，“乾象天，天行健，故为马；坤象地，地任重而顺，故为牛。马与牛者，畜兽也。而乾坤之大，取之以为象，若夫所以任重致远者，则复见取于《易》之《随》，于是画史所以状马牛而得名者为多。至虎豹鹿豕獐兔，则非驯习之者也。画者因取其原野荒寒、跳梁奔逸、不就羁馽之状，以寄笔间豪迈之气而已。若乃犬羊猫狸，又其近人之物，最为难工。花间竹外，舞裀绣幄，得其不为摇尾乞怜之状，故工至此者，世难得其人”21，将其作为《宣和睿览册》的主要收录对象。此外，宋徽宗还对数术崇信有加22，尤其是数字“五”更是格外青睐，不知是否因其生于端午节的缘故，才费尽心机将其神异化，一改社会对数字“五”恐惧的习俗。另外，也有学者指出，道教祭祀五谷神的社稷坛里摆放青黄赤白黑五色土，象征天下23。饶有兴趣的是，我们在宋徽宗的作品中还发现其在绘制花卉时，往往将其绘成“五”瓣，明显有意将其神异化。

（一）《五色鹦鹉图》

《五色鹦鹉图》主要描绘了一只在春天杏花怒放里的五色鹦鹉。由徽宗题跋可知，鹦鹉由岭南进贡而来。鹦鹉绘画技法高超，近似逼真，眼睛深邃，不似徽宗作品，“以生漆点睛，隐然豆许，高出尺素”，羽毛绚丽，富有层次感，爪子紧紧地抓在树枝上。杏花怒放，可知是春光明媚的时节。料峭春寒，枝叶未发，枝头刚刚露出点点新绿。endprint

1.五色鹦鹉

五色鹦鹉描绘细致（图3），头顶、眼睛、爪子为黑色，腹前羽毛为红色，间有黑色，颈部白色，背部及长尾为绿色，腹下为浅黄，共黑红黄白绿五色，对应金木水火土五德。金主西方，为白；木主东方，为绿；水主北方，为黑；火主南方，为红；土主中央，为黄，合为五德。五德终始，相生相克，也是朝代鼎革之后首先定正朔、易服色的根据。

2.五瓣杏花

杏花在道教的文化概念里代表神仙居所，是道教的仙花。仙人不食人间烟火，餐风饮露，颇让世俗之人神往。据《西京杂记》载：“东海都尉于台，献杏一株，花杂五色，六出，云仙人所食。”另据《神仙传》：“又君异居山间为人治病，不取钱物，使人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而山中百虫群兽游戏杏下，竟不生草，有如耕治也。于是杏子大熟，君异于杏林下作蕇仓，语时人曰：‘欲买杏者，不须来报，径自取之，得将谷一器置仓中，即自往取一器杏云……君异以其所得粮谷，赈救贫穷，供给行旅，岁消三千斛，尚余甚多。”24后人遂根据这个故事将医学界称为“杏林”，同时由于其神仙的身份，杏林也成为神仙的象征物。《五色鹦鹉图》中一簇簇白色杏花怒放招展，每一朵杏花并非像鹦鹉那样工笔细描，而有一些写意风格。令人惊诧的是，几乎每一朵杏花都绘成五朵。特别是中间位置的一朵，还特意工笔细描地绘出中间的五根花蕊（图4）。

（二）《梅花绣眼图》

《梅花绣眼图》，53.3×125.1cm，绢本设色，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图5）。画面中一只绣眼站在白梅怒放的枝头，梅花数朵，或含苞待放，或怒放争春，清风浮动，恍若暗香袭来。整个画面疏朗有致，花枝秀劲，花蕊点缀其间，具有很强的层次感。令人称奇的是，画家完整绘制的三朵梅花都是五瓣。而五瓣梅花是最为常见的品种25，这与宋徽宗费尽心机搜罗天下“异物”的目的不相符合，其之所以将其绘制五瓣梅花，除自然状态外，更多的恐怕还是表达自己内心的诉求。

（三）《芙蓉锦鸡图》

《芙蓉锦鸡图》，81.5×53.6cm，绢本设色，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该幅作品长期以来被当作徽宗的代表作。画面中间位置画一只停留在芙蓉上的锦鸡，两枝芙蓉争相怒放，锦鸡停留其上，压弯了枝头，枝叶仿佛还在颤抖。锦鸡回首朝右上侧仰望着两只翩翩起舞的彩蝶。画面的左下角为两枝菊花，画面饱满紧凑。锦鸡色彩斑斓，头部为棕黄，脖颈部白色，腹前红色，背部青色，长尾布满黑色斑纹。画面右侧有徽宗的瘦金体题跋：“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凫鷖。”

芙蓉、菊花、锦鸡皆是古代绘画艺术的常见题材，锦鸡更是常见的瑞应之物，古人认为，鸡有五德。此处徽宗用了有关春秋时期鲁国贤士田绕与鲁哀公对话的一则典故。据《韩诗外传》载：

伊尹去夏入殷，田饶去鲁适燕。介子推去晋入山，田饶事鲁哀公而不见察，谓哀公曰：“臣将去君，黄鹄举矣。”哀公曰：“何谓也？”田饶曰：“君独不见夫鸡乎？头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鸡虽有此五德，君犹日沦而食之者何也？则以其所从来者近也。夫黄鹄一举千里，止君园池，食君鱼鳖，啄君粟粱，无此五德者，犹贵之者何也？以其所从来者远也。故臣将去君，黄鹄举矣。”26

故而，徽宗将锦鸡作为瑞应之物，其目的也是为了暗示自己统治有道，是一位文、武、勇、仁、信五德俱全的仁德之君。

结 论

总之，本文以宋徽宗花鸟作品《五色鹦鹉图》作为基本研究材料，另以《梅花绣眼图》、《芙蓉锦鸡图》为参照对象，对其中经常出现的数术密码数字“五”的现象做了讨论，认为其与宋徽宗本人生于五月五日生子不吉的习俗有关。登基之后，宋徽宗虽然将生日改成了十月十日，还特意将其定为全国性的重大节日“天宁节”，但内心似乎还不时隐隐不爽，借其技艺超群的绘画之笔，将“五”作为异物祥瑞的特征，暗喻自己虽生于五月五日的不吉之时，但仍然是五德俱全的有道明君。

注释：

1任崇岳：《风流才子宋徽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任崇岳：《宋徽宗·宋钦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任崇岳：《宋徽宗：北宋家国兴亡实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

2（元）脱脱《宋史·徽宗本纪》：“迹徽宗失国之由，非若晋惠之愚，孙皓之暴，亦非有曹马之篡夺，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悚斥正士，狎近奸谀，于是蔡京以獧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佚之志。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及童贯用事，又佳兵勤远，稔祸速乱。他日国破身辱，遂与石晋、重贵同科，岂得诿诸数哉？昔西周新造之邦，召公犹告武王以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况宣、政之为宋，承熙、丰、绍圣椓丧之馀，而徽宗又躬蹈二事之弊乎？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为戒。”（脱脱：《宋史》卷二二《徽宗本纪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17-418页）；（清）王夫之《宋论·徽宗》：“君不似人之君，相不似君之相，垂老之童心，冶游之浪子，拥离散之人心以当大变，无一而非必亡之势。”（王夫之《宋论》卷八《徽宗》，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55页。）

3 Patricia Buckley Ebrey，Maggie Bickford.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M].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国内有关该书的评论性文章主要有包伟民宋徽宗：“昏庸之君”与他的时代》，《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115-120页；谢一峰：《重访宋徽宗》，《读书》2015年第7期，第40-48页。endprint

4徐邦达：《宋徽宗赵佶亲笔画与代笔画的考辨》，《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1期，第63页。

5傅熹年：《访美所见中国古代名画札记》（上、下），《文物》1993年第6期，第89-94页；《文物》，1993年第7期，第73-80页。

6傅熹年：《傅熹年书画鉴定集》，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

7朱绍良：《宋徽宗赵佶<五色鹦鹉图>卷鉴赏》，新浪网，2013年1月9日，http：//collection.sina.com.cn/zgsh/20130109/111399145.shtml.

8余辉：《宋徽宗花鸟画中的道教意识》，《书画世界》2013年第1期，第6页。笔者注：该文另同名收录于上海博物馆编《翰墨荟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中华书画家》2014年第3期，第9-17页。

9余辉：《宋徽宗花鸟画中的道教意识》，《书画世界》2013年第1期，第8页。

10张羽：《宋徽宗<五色鹦鹉图>的再探讨》，《大众文艺》2016年第15期，第101-104页。

11陆茵茵：《由<五色鹦鹉图>谈开去》，《美术大观》2014年第12期，第38页。

12郑诗琴：《理学影响下的宋徽宗花鸟画》，淮北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31页。

13夏盛品《宋代院画中的“设计性”特征——以<五色鹦鹉图>为例》，《新美术》2015年第7期，第129-131页。

14周高宇：《所见与所知：宋徽宗<五色鹦鹉

图>考及宋画翎毛考证》，中国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

15（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二《徽宗本纪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17-418页。

16（南宋）周密撰，吴企明点校《癸辛杂识》“五月五日生”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04-105页。有关“五月生子不举”的原因，参看程维：《“五月生子不举”习俗考释》，《西昌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第89-92页。

17《<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27《徽宗》。

18（南宋）周密撰，吴企明点校《癸辛杂识》“假山”，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4-15页。

19“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语出《汉书·董仲舒传》。“臣谨按《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一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来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由此可见，追求天下一统的圣王之治一直是宋徽宗的政治追求，因而在徽宗朝与北方的辽，西北的西夏等开展了一系列的统一战争，结果却成就了了，反落穷兵黩武的骂名。对此，后人似乎不能以“倒放电影”的视角强加挞伐，而应回到历史中去。（《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第2502-2503页）

20于安澜编：《画史丛书》，（宋）邓椿《画继》卷一《宋徽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3页。

21《宣和画谱》（影印四库全书版），卷十三《畜兽叙论》北京：中国书店，2014年，第309-310页。有关《宣和画谱》是否为宋徽宗主持的大型画册学界还有一定的争议，但一般都将认可其为宋徽宗的作品。可参看段玲：《<宣和画谱>探微》，《美术研究》，1996年第4期，第30-34页；韦宾：《<宣和画谱>名出金元说——兼论<宣和画谱>与徽宗绘画思想无关》，《美术观察》，2006年第10期，第103-107页；张其凤：《倡新说 覆旧说，当慎之又慎——就<宣和画谱>一文兼与韦宾先生商榷》，《美术观察》2007年第4期，第97-103页；陈谷香：《宣和画谱之作者考辩》，《美术研究》2008年第4期，第31-45页。

22有关数术的研究可参看李零《中国古代方术考》，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叶舒宪、田大宪《中国古代神秘数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78-108页；关长龙《法象时空——中国数术的基本理念》，《浙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49-57页；杨秀清《数术在唐宋敦煌大众生活中的意义》，《南京师大学报》，2012年第2期，第66-72页。

23余辉：《宋徽宗花鸟画中的道教意识》，《书画世界》2013年第1期，第9页。

24（晋）葛洪撰，胡守为校释：《<神仙传>校释》卷十“董奉条”，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34-335页。

25晏晓兰主编：《中国梅花栽培与鉴赏》，北京：金盾出版社，2002年，第18-20页。

26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0-61頁。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