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旻

摘 要：1905年对美争约风潮中的女子演说运动，加入了建构晚清女性的性别群体新认同的进程之中：应时事而起的晚清女性演說运动，其语言学习和挪用了其时的政论修辞及概念，女性通过演说议政，建构了自我的国民身份；借抵御外侮的运动，女性以演说为结成团体的动员，以国民团体一员的身份加入新的公共社会之中。由此，晚清女性构建了其家族亲缘外的新的身份认同：议政的女国民团体之一员。追溯女性以演说形式发声的因由，可发现晚清新学中的女学堂教育提供了条件：女学以演说训练为其教育体系的重要部分之一，设计了完整的演说课程以及提供校园作为训练空间。此时的女子演说走出闺门的限度到校园、讲堂、私宅的封闭空间内面对同性呼告为止，为五四后辈们走上街头的呼告做了准备。不过，通过文字、图像史料发现，隔绝异性的活动使男性只能臆想女子演说的情貌，女性相对于男性更多情善感的刻板印象，也因此加入对“新女界”面貌的建构之中。

关键词：晚清；女性演说；新女界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9-0130-05

晚清大变局之中，国人均不免被波及，进入和此前不同的社会生活，其中女性的生活变动显得相当剧烈。后果之一，是形成了新的身份和自我认同。晚清女性身份的构建和认同，是由一场争约运动引发的。1904年12月，美国政府和清廷签订的《中美华工条约》十年期满，要求废除此排华禁约的联名函电和报端言论开始不断出现，1905年春，美政府仍要求清廷签订续约。消息传出，一场抵制美货的争约运动在全国扩散开来。在这场争约运动中，来自“女界”的声音，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在1905年暑期，江浙沪地区女界组织争约集会不断，仅见诸报章杂志者就达十数次①。和争约运动的实际结果相比，笔者更关注这场风潮是如何涌动的。尤其是其中的女性以怎样的身份、凭借怎样的方式进入晚清的公共舆论场，而公共社会又是如何看待这种性别力量的行动的。换一种方式说，即晚清女性的历史面貌之一种是怎样经由公共运动被塑成和彰显的？在各种集会中，演说是最被关注的。演说在晚清社会作为“新学”的重要一环，已逐渐被一些社群熟练使用，成为传播思想、动员社会潮流中闪亮的风景。②本文则将从对这场争约风潮中女性演说的分析开始，关注她们的这种行动的主体身份、使用修辞及情境观感，来回答晚清“女界”的历史面貌是怎样被构建出来的。

一、晚清女学堂与女子演说

关注女界演说，首先要解答两个问题：谁可能代表女界发声？又为何选择以讲演的形式发声呢？

从女界争约集会的参与主体看，以女学生和女教习为多，主办地点也多在相关女学堂。晚清以来，新式学堂学生一直是社会运动的活跃主体，女学生的加入并不稀奇。值得思考的是，她们试图在风潮中发出的声音，和其所依凭的新式教育体系呈现出怎样的关系。风潮中颇显活跃且体制完善的务本女塾课程，其中有要求每天都有一小时“讲说”或者“谈话”时间，内容要求“选择国内外形势较为重要者、以及社会状况、家庭必须具有之知识演述之”③。可见演说能力以及演说逻辑意涵已属女学员必须习

得的技能。吴趼人在小说《学界镜》中，对女学堂中热听演说的场面有过生动描写：“方真一进讲堂门，后面有个女士，将手一扬，众女学生即一齐起立。方真略一鞠躬，那女士将手一招，众人依旧坐定。方真上了讲台，管理等就站立一旁，方真又鞠一鞠躬，即演说道。”“刚说了这一句，有个女士就拍起掌来，众人就接着拍了一阵。”④小说中叙述的学生们所养成的听演讲的礼仪非常详细，在女学中熟悉这套“听演说”的仪式，赋予了女学生们与这新学生身份合衬的一种教养，听演说作为一种集会仪式，合理地令参与者以群的姿态出现，当女性尝试着进入公共社会之时，群体的“她们”较之于“她”也许更能壮胆色。学校则为这种群体集聚提供了便利。

那么，在接受了完整的演讲训练后，江南的女学生们是否已熟练操习此技呢？彼时声名显赫的上海务本女塾，其大讲堂据称可容纳上千人，是晚清沪上规模最大的讲堂之一，在屡次运动中多次被借用⑤。而讲堂的盛事，则是女学的年度毕业式，面对上千观礼者，毕业生表演英语、问答、琴歌，最后的重头戏，就是毕业生的“国史讲演”⑥。对江南的各女学来说，在游艺会、放假礼之类的种种新学堂典礼事务中，学生和教师的演讲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环。“逢礼拜必开演说会”⑦，甚至已经成为一些女学的办学特色。可见，习得演讲之技，是女学生们的学堂主要收获之一。

1905年争约运动风潮最盛的七八月间，正逢各学堂暑假⑧，借由社会风潮，女学教习、学生发表公开演说，正是对日常学习内容的实现。就此意义上说，发声的结果也许对她们来说并不重要（暑期风潮一过，女界争约会议的延续就基本停止了），发声这个操练的过程才是引起她们兴趣的所在。

本次争约风潮中女界活动的空间，使用女学堂是最多的，偶有租用男学堂讲堂或专门讲堂以及大户私宅的。演说活动的场地被严格限制在室内，并且，这种室内空间也属相当集中而有限的类型：依托于她们的日常集聚场所——新式学堂或其相熟的宅院。以后人眼光看，对场地的选择也许要开阔、易吸引听众最好，但为何要选择如此有限度的空间呢？这是因为1907年清廷颁布《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有相当严厉的禁制：“一切放纵自由之僻说（如不谨男女之辨，及自行择配，或为政治上之集会演说等事），务须严切屏除，以维风化。”⑨而来自女学内部的自我规训也有要求，如1904年上海爱国女学校制订的《秋季补订章程》第十七条规约为：“不得常鹜游观，即集会演说之场，非监督率领，亦不参与。”⑩清廷严禁女子政治演说，可以以维持风化为严正的理由，而女学要求学生集会必有师长监督率领，也源自对学生的小心维护。晚清新潮的风气中，女性被鼓励走出闺门，开始进入更广大的社会空间，不过，走出闺门的限度到校门为止，而校门内的女性实际上并不能完全摆脱其家族关系的控制。女性活动的默认尺度是在某种可控的封闭空间之内的，这也就决定了她们的演说的听众仍可能更多的基于一种性别内部的自我循环。和此后的五四一代不同，晚清女学生并没有走上街头，不能拥有这种更开放的公共空间，似乎更有一点过渡中的瞻前顾后，但是，这种性别特征和其所属空间更强的黏连，也在塑造其时女界演说的特征。endprint

由此可见，在晚清时期，演说这种形式能成为女性走出闺门，开始集体公共活动的最佳选择，和她们以女学生身份接受的新學教育密不可分，即女学堂以演说训练为其教育体系的重要部分之一，提供了完整的演说课程以及把校园作为训练空间。

二、晚清女子演讲对自我身份的构建

要理解晚清女性如何在演说中实现对自我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构建，可以从《争约劝告辞》《沈孟渊女士苏州争约社演说》《蒋振懦女士苏州争约社演说》三场演说来看。

《争约劝告辞》是张昭汉7月9日榕庐大会的第二场演说的整理稿，这篇文章用浅近文言，格式规整，有论说文的纵横味道。演说者提出在争约运动中女界应当发声：“何我女界独寂然无闻也？女子岂非国民乎？岂无血气者乎？”将“女界”和“国民”身份叠合，女子发声在国族身份下可以名正言顺。

演说中张昭汉特别把“结团体”放在重要的位置，反复鼓吹、特别解释：“闻彼西人讥我国人之言乎？曰：全体无公共心，无恒性。”“深愿我女同胞，坚定不摇，始终实行。幸毋逞一时血气，慕一时名誉，若彼寻常聚会者，为私害公，旋结旋解，致虎头蛇尾，贻外人以口实也。”“坚持团体，以御外侮，以图补救，幸弗贪小利而不顾公益。”在这里，“结团体”就被放在了中西、公私、男女的多重视野之中，而其极欲摆脱的参照源头则是传统的“结社”。女性结社传统，是以地缘、亲缘为凭借结成诗社、文社，不仅是凭笔墨兴趣集聚，也是她们交际生活中的重要部分，结社所依靠的是家族亲缘的关系网络。这样的传统，在张昭汉看来，仅仅是“寻常聚会”，不可取处在“旋结旋解”的松散性和所谓“为私害公”的不涉公共性。那么，为何她们急需新式的“结团体”呢？在吕碧城1907年年初所作的《女子宜急结团体论》一文中，对这种转化的意涵已有敏锐的体认：“结为团体，捍卫一国，而倾力排倒他国。”“此对于国家言之也。若于男女间论之，则不结团体，女权必不能兴，女权不兴，终必复受家庭压制，急结成一完备坚固之大团体，一人倡而千百人附。”B11结成团体，从而经由团体内部互相砥砺共同面对“外侮”，是彰显“公心”的有效途径。在社团的这个层面上，其拟设的对话对象是国家机构，代表的则是化身公众的“士”，干预国家之事下是结社者试图对话朝堂的强烈抱负，他们需要设造出一片公领域，而这个领域作为“士”与朝堂间新建的政治空间，本无女性的位置，也排斥家族亲缘关系的进入。而当“公共心”被作为新概念、新德行被女学生们接受后，她们渴望成为“公众”的一部分，加入公共领域的事务，而这个新领域并不涵括家庭，女性以国民身份奔波，则以国事为目的所缔结的社团因此成为她们挣脱家族亲缘的正当的依托，可以视家庭事为国事参照下的“私”。这样的女性结社无论是自觉或懵懂，确实是晚清女权兴起的一大成就：女子们追求进入国家政治空间的权利，而这项权利可以放她们于深锁的家门之外。成为争国权的成员之一，可以赋予女子们走出家门的权利——如此目标下“结团体”，是张昭汉辈希冀的，因此在她的这场演讲中，宣传结成女性团体的部分分量最重。

张昭汉强调“结团体”的重要性，可以从她之后的一些诗词中探寻原因。如《大陆将沉做此自励兼以勉某某诸同志》中说：“滔天祸水流，蓦地烽烟起。藩篱已尽撤，虎狼眈眈视。民气与国权，那堪日靡委。德也逞兵威，树旗海门市。俄更肆侵略，蒙古建军垒。迩来华工约，惨绝无人理。嗟嗟黄帝胄，驰出如鹿豕。谁为真国民，崛起雪奇耻？痼疾今不治，祖国长已矣。悄悄伤心悲，泪染罗巾紫。与其作俘囚，孰若为国死！同志同肝胆，汉与诸君子。勉为知德力，明强武装美。安得与君携，出入硝烟里？恢复旧神州，赤血黑铁耳。牺牲拯兆民，千古光国史。”B12对读诗文，同是召唤“团体”和“同志”，张昭汉的自我身份认同颇有不同。在诗文中，团体和同志的身份是更隐秘和具体的：他们的目的不在争一时之约，而在以“武装”“恢复旧神州”。强调社团的颠覆王朝的武装行动，清晰地指向晚清之际革命党人的宗旨。查证张昭汉的身份，争约时是务本女学的高年级师范生，和同盟会会员颇为接近，争约事发生几个月后，就加入同盟会，在辛亥革命的前几年相当活跃，B13诗题的“某某诸同志”，并非泛指，而应实有同盟会中人对应，这也就意味着，女性通过成为团体的一员加入公共社会，不仅是呼告中的，而是可见的实际。

除张昭汉外，另外两个是苏州的蒋振懦和沈孟渊B14，演讲地点除了用女学，也用当地绅商的私宅。和张昭汉不同，蒋、沈二人的出场姿态更接近于晚清女性传统的社会身份之一种，其演说风格、逻辑也因此不同。和张昭汉的革命气不同，蒋、沈二人的言词相当谨慎，强调“论起改约呢，自然有政府里出来，同他们竭力争论”“办法要文明，除掉不用美货坚持到底的事，此外一概不问”。但论到不平处，仍不免发出“清国政府不能抵制，事事退让”的微词，因此渲染国民在国家间争端中失败的事件中被引发的恐惧和屈辱感情，这种感情的指向最终归于号召：“女子不能不结一大团体，同男子共谋抵制”。蒋、沈二人的言词，较热血沸腾的张昭汉的言论，显得更低调和日常，不过，她们演说的逻辑内核及动员目的是相当一致的：女性可以获得其家族亲缘外的新的身份认同，而晚清的政治运动给予了她们机会。

应时事而起的晚清女性演说运动，借国民公心说召唤女性建构其国民身份，女性是国家之民更胜于家族之人。在实践中，借抵御外侮的运动，女性结为团体，以政治集体转化了性别身份。她们通过议政加入新的公共社会。在这个清末女性对自我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构建过程中，演说既传播概念，帮助女性听众建立认同，又黏合组织，集合起听众建立社团，无论是作为修辞动员还是实践活动，演说都算得上功莫大焉。

三、晚清男性视角中的女子演说

女子演说，对晚清公众来说，是值得瞩目的风景、引起议论的新鲜事物。那么，在女子们通过演讲运动和凝聚“女界”的时候，男性目光又如何打量她们呢？他们又如何经由观察和描述她们的行动加入晚清女界的建构之中？在这种描述中和女性的自我言说和塑造有何不同呢？下文将以文字和图像媒介为基础，近观时人视角。endprint

《女子世界》杂志主笔群体男性占多数，其以各自视角对女界事倡导或述评。如第14期丁初我写《女界运动之先声》特别点评榕庐大会所订的十条办法。第15期金一有《祝中国妇女会之前途》一文，而志群（陈以益）则在第14、15两期连载《争约之警告》。其中《争约之警告》的格式显得颇为别致，采用拟演说稿白话体，和真正的现场演说稿在同一杂志内混编，很容易误识为讲稿采编。那么，这篇拟演说稿和女性本来的演说又有何差异呢？

两篇《争约之警告》始终称自己的呼告对象作“列位姊妹们”，却在几处和《争约劝告辞》等三篇演讲有情感表达的不同：无论张昭汉演说的义正词严还是蒋、沈二人的家常亲切，对于拒绝美约的利害阐述总是步步引入，徐徐展开，力求听者能被唤起情感，自我领悟。而《争约之警告》则有“今日再要把抵制美货的利害得失演说一番”B15，随即便列出“第一、二、三”等，用祈使句语气居俯视视角。《争约之警告》虽模拟女子演说的现场语气，却忽略了演说者和听众虽处在一种说——听的关系内。争约事的女子演说中，说、听双方共同的性别身份、相似的社群身份（学生、教员、闺秀、命妇）令演说不仅仅是理性的动员，更多的是情感的黏合，说理逻辑可能不新鲜，而情感表达则细腻地随着社群面向的转换产生不同偏向。《争约之警告》的拟写，虽然文章用演讲体，却并不真正具有演讲的现场感——讲者和听者间的互动关系，这固然有作者并未亲临现场的缺憾，但也和其对听众的臆想有关：“列位姊妹”并非可以对坐说理的理想对象，而属于需要在明晰的引导和规约下被“开启民智”的一员。

对于女子演说，丁初我认为“女子之言最易入，且婉曲周挚，娓娓不倦，其耐久之恒力尤足多者”B16。同样对争约风潮中女性大加赞赏的金一，在两年前写作的《女界钟》曾仔细讨论过女性演讲的特质：“女子于世界有最大之潜势力一端，则感人之魔力是也。”“以魔力摄人，莫如演说，然而百男子破嗓于万众之前，不如一女子呖音于社会之上。小语精微，神光离合，非独感人易人，且有使人愧而兴起者。”故而女子“爱国与救世”的方式之一，便是“振妙舌以随披茶之后”。B17在金一、丁初我看来，女性演说最能产生效力的对象，是被其音、情、貌所感的异性大众。有趣的是，本次争约风潮的女性演说的对象却多面向“自家姊妹”的同性团体，理想讨论和现实展开间有不小的落差。

除文字外，当时画报对女性演说也有不少报道，这里即借助《人镜画报》《神州画报》做一讨论B18。

两份画报表现场景，图1为苏州振华女学校校长到上海劝集路股，借务本女塾大讲堂发表演讲，台下听讲诸人，是爱国女学校的学生。图2则绘制苏州振华女学校的放足拒赌例会场景。图右解说特别解释：“是日，男宾概不招待。”两个场景的构图很相似：都抓住会议中的演讲场景定格，演说者独立在醒目的一角，听众则集聚在画面中心一片。《放足拒赌开会》把柳树放在前景，用框景法展示室内一角，颇有窥视之意。《放足拒赌开会》图中的女子衣饰装束甚至发型脸孔都一模一样；《女志士赴沪劝集路股》则大胆细腻些，第一排正中一人着西洋帽，左边一人戴深色围巾，也有戴眼镜的。但长辫加素白长衫的女学生还是图中大多数女子的面貌。

《女志士赴沪劝集路股》图中演讲者被给予背面位置，只能看到动作，表现不出神情。绘者更感兴趣的，是听众的反应，她们神情、姿态都被捕捉。这幅新闻画不重各人衣冠而重神情，不重台上演说者而重台下泱泱听众，褒奖赞叹的对象正是被情感动员起来的女学生们。私宅、讲堂的封闭空间内对男宾的“概不招待”，令男性主笔、画师只能臆想女子演说的情貌。在这种想象的叙述和描绘中，以群体出现的她们，是激励“大夫”奋起的参照。而其理想中的女性演说，则期待她们加固其女子少思善感的刻板印象，以音、貌、情的性别特质发挥“感人之魔力”。由此建构的对女界的想象和期待，一方面，有助于女性此后更深入的加入公共生活，和男性分享共同的空间和话语；而在问题的另一面，经由加固对女性相对于男子更多情善感的刻板印象建构出的“女界”，则在她们进一步跨出校门，更深入的加入公共生活时，不得不以一種被间隔出的特殊群体的姿态被观看。

注释

①具体见《争约警闻》，《女子世界》第14、15期，《时报》，1905年7月10、13、19、17、21、22、24、28日，8月16、20日。《申报》，1905年7月19、24日，8月10日。

②关于晚清演说的相关研究论述，参见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李孝悌：《清末下层社会启蒙运动》，河北教育出版杜，2001年。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③吴若安：《回忆上海务本女塾》，《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集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04页。

④吴趼人：《学界镜》，《晚清小说大系》，广雅出版有限公司，1984年，第36页。

⑤如1905年7月19日、8月6日沪学会会商抵制美约办法千人集会，即借用务本大讲堂。《时报》1905年7月20日，《申报》1905年8月7日。

⑥参见《务本女塾毕业式》，《女子世界》第二年第六期，1905年。

⑦引文见：《张竹君在爱国女学校演说》，《警钟日报》1904年5月2日。晚清时报章杂志中关于女学演说会的报道很多，女学多以之壮大声势、扩大学校影响，如上海城东女学社，1911年中举办的每周一次的妇女宣讲会都由《民立报》报道题目、内容，作为广告；张竹君在上海创办育贤女学校及工厂，也多凭自己出色的演说力引起了关注，从而招徕人员。

⑧1905年江浙沪各主要女校放假时间，参见《学堂暑假一览表》，《时报》1905年7月13日。

⑨《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集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68页。

⑩《甲辰秋季爱国女学校补订章程》，《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集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19页。endprint

B11呂碧城：《女子宜急结团体论》，《中国女报》1907年第2期，转引自李又宁、张玉法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龙文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第681、682页。

B12张昭汉：《大陆将沉做此自励兼以勉某某诸同志》，《女子世界》1905年第15期。

B13张昭汉（默君）1904年入务本女学师范科，1906年加入同盟会，参见《张默君先生事略》，《革命人物志》（第五集），中央文物供应社，1969年，第125页。

B14参见《申报》1905年7月19日相关报道，《争约警闻》，《女子世界》1905年第14期。

B15志群：《争约之警告》（二），《女子世界》1905年第15期，以下引文出处相同，不再标注。

B16初我：《女界运动之先声》，《女子世界》1905年第14期，第89页。

B17金一：《女界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0、12页。

B18荆诗索、柯岩初主编：《帝国崩溃前的影像：晚清连环画中的晚清社会》，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63页。

责任编辑：王 轲

Women′s Speech Movement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Women Identity

He Min

Abstract：The Women′s speech movement in the 1905 boycott against American goods was part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building the new identity of wome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speech movement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female groups. By giving political speeches， women constructed their new citizenship and joined the public society to pursue their new identity out of their family affinity. In the new style schools for femal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peech training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ir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 female students could take the complete speech course on campus， therefore， they would choose the speech form to express opinions. However， the female speech movement was confined to a closed space such as campus or a private house and the speech audience was limited to the same sex， while they paved the way for their following generation to take to the street in May forth movement. Men could only imagine the women speech by reinforcing the stereotype that women are more sentimental than men. This stereotyped image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emale identity in late Qing Dynasty.

Key words：Late Qing Dynasty； women′s speech； new style school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