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语义场理论的明清时期科举词汇研究

2017-10-09张丽红

江淮论坛 2017年5期

张丽红

摘要：我国长达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虽于清末退出历史舞台，但作为其镜像的科举词汇则依然留存于古今文献中，在当代中国的许多方面仍存在科举文化的因子。鉴于《儒林外史》涉及的明清时期科举词汇全面而完整，以语义场理论为指导，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发掘和梳理，探求其类别结构、文化符号功能以及在文化传承和译介方面的影响，具有语言学、文化学、文献学等多重价值。

关键词：《儒林外史》；明清科举词汇；语义场理论

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5-0170-007

科举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政治制度，始于隋初终于清末，延续时间长达1300余年。该制度虽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作为其文化镜像的科举词汇则继续留迹于古今文献之中，对当代的语言文化仍存在影响。科举词汇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对其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孤立地开展词义研究存在明显的弊端和不足，容易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虽然训诂学和传统语义学已对词义的联系和系统的某些方面做出了富有成果的研究，但仍相对有限。现代语义学关于语言的义位系统有一些含有价值的论述，这就是“语义场理论”（The Theory of Semantic Field）。最早提出“语义场”概念并进行研究的，是德国和瑞士的一些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其中最突出的是德国语言学家尤斯特·特里尔（Jost Trier，1894—1970）。他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系统的语义场理论。但是，当时的语义场理论影响非常有限。1955年前后，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L. Bloomfield）通过借鉴语音学在音位分析过程中使用的区别特征提出“语义特征”，同时，法国语义学家鲍狄埃（B.Pottier）也提出了类似的术语——“义素”。到50年代后期，由于美国人类学家朗斯伯里（F.G.Lounsbury）和古德内夫（W.H.Goodenough）受到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布拉格学派代表人物雅可布逊（R.Jakoson）提出的音位学区别性特征理论的启发，提出并采用义素分析法分析了不同语言中的亲属词语，语义场理论才引起普遍的关注。其主要观点是“语言的词汇不是简单的独立词项的列表（如词典的词目所示），而是组织成一些区域，即场，场内的词以各种方式互相联系互相定义”[1]。中国学者贾彦德参照G.N.Leech《语义学》一书中的描述，将语义场划分为十个子场类型。[2]

在科举词汇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已注意到科举词汇并不是各自离散的，刘海峰就认为这些“特定的概念术语”“彼此之间还存在着紧密的逻辑联系”[3]。此外，王虎对科举语义场中构词语素“解”和“榜”进行了研究。[4-5]但学界基于语义场理论对科举词汇的系统研究尚付阙如。考虑到吴敬梓所撰《儒林外史》涉及的明清科举词汇全面而完整，对于科举词汇语义场研究具有极高的利用价值，故本文有关明清科举词汇的系统性研究拟以此为窗口，以求管窥。鉴于德国语言学家特里尔倡导的语义场理论高度重视共时性词汇研究的系统性，所提供的方法有助于反映各类科举词汇的内部分工和相互联系，有助于揭示它们的完整面貌，本文将以其为理论基础。

一、明清科举词汇语义场的类别与结构

索绪尔（F.D.Saussure）指出：“民族历史和文化都会影响到语言的发展，语言也在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上打上自己的烙印。”[6]以上观点在我国科举制度与科举词汇的关系上得到充分印证。我国科举制度，在考级分类、考生与科名、考试场所、考试方式以及监考官员等方面都具备周到而细致的规范，与此相应，我国的科举词汇，尤其是本文所考察的明清科举词汇，也都有着严格的分工。而以语义场理论的眼光审视，前述分工也就是在當时的科举词汇内部，形成多个既相互制约又各自独立的语义场。

下文我们以《儒林外史》中的科举词汇为语料，以特里尔倡导的语义场理论为指导，以贾彦德的语义场划分为依据，对明清时期的科举词汇进行梳理和研究，重点描述科举词汇系统中各个分支语义场的基本面貌并揭示不同类型语义场的结构特点。

（一）考试等级

（1）不觉到了六月尽间，这些同案的人约范进去乡试。[7]26（第3回）

（2）看看上京会试，盘费、衣服都是金有余替他设处。到京会试，又中了进士，殿在三甲，授了部属。[7]24（第3回）

清代科举考试主要分为三级，分别是乡试、会试和殿试。在乡试之前，必须取得生员资格。未取得生员资格的知识分子，不论年龄大小，都称为儒童或童生。童生要取得生员的资格，必须经过县试、府试和院试。这一系列的考试，总称为童试（1）。科举制度成熟后，上述考试层级分明，时间地点固定，各级考试衔接有序，有条不紊地进行：“明清时期，每逢子、卯、午、酉年的八月都进行乡试，而八月十五考第三场，几乎是五百余年一贯制，以至于科举这种社会活动的出现，有点类似于日月和季节变化的自然现象。”[8]反映考试等级的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一组词像春夏秋冬一样，构成了顺序义场，如图1所示。

这种语义场的阶梯型特征反映了各科考试层级分明，只有通过考试取得科名才能取得下一级考试的资格，而两级考试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像范进多年一直在童试上蹉跎。可以说，在科举考试中每向上跨越一级都难于登天，大多数读书人一直在童试和乡试等较低等级的科考中终老一生。

（二）考生和科名

（3）第三场是南海、番禺两县童生。[7]24（第3回）

（4）因他苦读了几十年的书，秀才也不曾做得一个，今日看见贡院，就不觉伤心起来。[7]22（第2回）

（5）我只道他举业已成，不日就是举人、进士。[7]104（第11回）

（6）尊府是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门生故吏，天下都散满了。[7]279（第30回）

（7）我这地要出个状元。葬下去中了一甲第二也算不得，就把我的两只眼睛剜掉了！[7]419（第45回）endprint

（8）然一榜进士及第，数年之后乃有不能举其姓字者，则其中侥幸亦不免焉。[7]508（第56回）

读书人参加考试的目的是获取功名，即科名，随着每一级考试结果的公布，通过者即取得相应功名，也获得了参加更高一等级考试的资格。如一名考生通过县试、府试，及格者称童生。以后，再参加院试，院试及格，一个童生才可以取得生员俗称“秀才”的称号。秀才参加乡试，通过这种考试，可以取得举人或俗称“孝廉”的称号，也取得了参加会试和殿试的资格。会试取录者称为“贡士”。录取的贡士参加殿试，殿试分三甲，一甲三名，称“进士及第”，三名又各有称号，第一名称“状元”，亦称“殿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称“进士出身”；三甲称“同进士出身”。一、二、三甲总称“进士”。

相对应级别的考试，这些考生和科名词汇也构成了顺序义场，考生语义场如图2：

对应的科名语义场与上一语义场有部分重叠，具体如图3：

其中的进士科名及相关名称又兼具了顺序义场和部分义场的特征，如图4：

（三）考场

（9）周进跟到贡院门口……到了龙门下，行主人指道：“周客人，这是相公们进的门了。”进去两边号房门，行主人指道：“这是天字号了，你自进去看看。”周进一进了号，见两块号板摆得齐齐整整，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的不醒人事。[7]20（第2回）

上文涉及的考场及相关设施名称就有“贡院”“龙门”“天字号”“号舍”“号板”等词汇。明、清两朝乡试和会试都是在省城、京城举行，考试的场所称“贡院”。龙门是贡院的正门，取自古代“鲤鱼跳龙门”的故事，比喻乡试、会试考试如鲤鱼跳龙门那么难，但一旦通过，就成为举人、进士，获取功名，博得了入仕做官的资格，像龙一样飞黄腾达。号房也称“号舍”。贡院内分若干号舍，每舍用《千字文》编号，上引文中所谓“天字号”，就是指“天”字号号房。接下去应是“地”字号、“玄”字号、“黄”字号等号舍。每一考生在一间号房里考试。号房很狭窄，只能安放两块长方形木板，一上一下。这两块木板，就叫“号板”。[9]

上述科举词汇构成了部分义场，考场“贡院”主要由“龙门”和一系列按《千字文》编号的“号房”构成，“号房”又主要由“号板”构成，下位是其上位的一个部分，如图5：

由于考场胜败决定了考生命运，普通的号板对于考生有着不寻常的意义，所以科场蹭蹬的周进才会一头撞上去，令人心酸。理解了号板的这层意义，读者便不难领会周进为何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

（四）考试内容和形式

（10）便是礼部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7]9-10（第1回）

（11）后面两大股文章，尤其精妙。[7]18（第2回）

（12）鲁小姐制义难新郎杨司训相府荐贤士。[7]103（第11回）

（13）教他做“破题”“破承”“起讲”“题比”“中比”成篇。[7]103（第11回）

（14）一路打从淮清桥过，那赶抢摊的摆着红红绿绿的封面，都是萧金铉、诸葛天申、季恬逸、匡超人、马纯上、蘧駪夫选的时文。[7]393（第42回）

考试内容和形式在各个朝代也有不同，唐朝主要有墨义、口试、贴经、策问、诗赋等，宋朝主要是经义、策问、诗赋等，到明代只有经义一门了。明清科举考试主要是考八股文。八股文题目出自四书五经，略仿宋代的经义，但是措辞要用古人口气，所谓代圣贤立言。结构有一定的程式，字数有一定的限制，句法要求排偶。

作为明清两代用于科举考试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又称“制义”“制艺”“时艺”“时文”“四书文”“八比文”等。这些词汇虽然构词特点不同（2），使用上也略有差异，但基本含义一致，构成了同义义场。在这一组词中，八股文最能反映其形式特点，使用频率最高，影响也最为深远，直到现在，对那些格式固定僵化的文体仍习惯称之为“八股文”。

八股文的形式有严格规定，通常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等部分组成，其中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又要用排比、对偶而相对成文的两股文字组成，全篇文章中有起二股、中二股、后二股、束二股，共八股，故称八股文。[10]因为这些词汇隶属于八股文这个上义范畴之内，所以它们构成了部分义场，如图6：

上图部分义场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八股文程式化体例，这在很大程度上便于阅卷和评卷，但客观上却导致了八股文结构形式的僵化，并使得应试者视野狭窄，知识贫乏。

（五）考官

（15）荏苒三年，升了御史，欽点广东学道。[7]24（第3回）

（16）适才看见题名录，贵房师高要县汤公，就是先祖的门生。[7]31（第3回）

（17）就是我这同乡鲁编修，也是先太保做会试总裁取中的。[7]95（第10回）

（18）两个人伙着大骂帘官、主考不通。[7]395（第42回）

科举考试考官主要是从官员中选拔，有专门的称谓。童试对应的县试、府试和院试分别由知县、知府和学道（或学政）主持。主持乡试的官员称“主考”，主考有正有副，北京一正三副，各省一正一副。此外还有同考官，担任分房阅卷的任务，故亦称“房官”，又称“房师”“帘官”。除同考官以外，有监试官。主持会试的官员称“大总裁”，大总裁之外有副总裁三人，大总裁由内阁大学士或尚书充任，副总裁由侍郎或内阁学士充任。此外有十八房考官，由进士出身的御史给事中等官充任。殿试由皇帝自己主持，派阅卷大臣、读卷大臣协助。这一系列考官名称按照对应的不同考试，构成了分类义场，如图7：

《儒林外史》涉及科举词汇子语义场还有很多，以上选取了其中主要几个，其他诸如考试科目、考试参考书等不再一一论述，这些子语义场构成了科举词汇总语义场，如图8：endprint

二、明清科举词汇语义场反映的科举制度文化

语言本身具有一种建构和保有文化传统的作用，而对文化建构起着关键作用的是一些特别的语词，这些语词“集中概括了相应文化领域的思想范畴、认识成果、意义体系和价值观念”，被称为“文化符号”[11]。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词汇正是建构这一制度的文化符号。有学者曾关注到科举词汇中蕴含的尊崇教育和知识、等级与公平、“统一”等文化观念。[12]从语义场角度，科举词汇能反映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下列文化特征。

（一）整体系统性

科举制度作为我国中古以降历代封建王朝遴选官员的重要制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一制度是从汉代的察举制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演变而来，以隋炀帝创建进士科为正式登场标志。唐朝可谓该制度轮廓完备期，宋朝可谓该制度巩固加强期，明清则是这一制度成熟和稳定的时期。考试等级、考试科目、考试场所、考试资格、考官、考取后取得的功名都有明文规定，是一个复杂精细、系统庞大、组织严密的制度体系。中国官僚政治、士绅社会与儒家文化皆以科场为中心得以维系和共生，科场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人文教育活动的一个关键场域。反映这些活动的科举词汇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彼此之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关系，也是以语义场形式存在。如图9：

明清科举词汇语义场形象地反映了科举制度在明清时走向成熟，呈现出体系严密、稳定延续、客观公正、参与面广泛等优点。但同时这种过于成熟稳定的制度体系带来了内容单一、形式僵化、与现实脱节等诸多弊端，这也正是其最终走向尽头的原因所在。

（二）等级严密性

科举考试分级取士的特点，与之对应的则是考试名称、科第名位所呈现的顺序义场特征，如图10：

在科举制度下，科名既是一种结果，也是一种资格，还是一种身份和荣誉象征，无论是考生语义场还是科名语义场都体现了等级性特征。出身于科举世家的吴敬梓，词中有“科第家声从来美”[13]之语，颇以家族科举成就为豪。在《儒林外史》第二回中，刚考中秀才的梅三相公就可以尽情取笑老童生周进，而身为举人的王惠则根本不把梅秀才放在眼里。中了举人的范进有人送钱、送房子、送奴仆。而进士则是科名中的最高等级。中了进士，功名就到了尽头。《儒林外史》第十七回浦墨卿道：“读书，毕究中进士是个了局。”[7]166而进士同样分出等级，天长杜家“一门三鼎甲”则让旁人艳羡不已。状元则处于科举科名金字塔的最顶端，“皇榜中状元”则是天下士子梦寐以求的至高荣誉，所以风水先生余殷选择墓地也要说“出个状元”的吉利话。

越高层级考试的成功，即获得越高的功名，也意味着拥有越高的社会声誉和官职俸禄，这也是万千学子在科举道路上义无反顾的原因所在。也正是科举制度带来的这些权力，使得科举社会的等级意识观念根深蒂固。

（三）紧密关联性

科举制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持续、广泛而深远的，诚如钱穆所言：“唐代科举制度同样为宋、元、明、清四代所传袭，沿续达千年之久。这是建筑中国近代政治的一块中心大柱石，中国近代政治全在这制度上安顿，同时亦是中国文化机体一条大动脉。”[14]纵贯诸多朝代的科举制度对于我国的影响几近无所不及，它不仅影响了我国政治体制、教育模式、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同时也影响了我国历代民众包括当代民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认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在我国迄今仍然得到社会普遍认同便是有力证明。明清科举词汇语义场不是孤立存在的，与其他语义场存在着紧密联系。

首先，明清的科举制度与教育制度紧密联系，在通过院试获得生员资格后，一般要进入学校接受教育，有入县学，也有入府学，有附学生员、增广生员和廪膳生员，简称附生、增生和廪生。初进学的生员是附生，在以后的岁试科试中，如果考得好，可以升到增生、廪生。廪生还有优先出贡的权利。这种出贡的秀才，称为“贡生”。贡生有六种，即岁贡、恩贡、优贡、拔贡、副贡、例贡。贡生照例要入国子监念书，叫作“坐监”。这些词汇又构成了新的教育制度词汇语义场。

其次，科举制度同时与官僚制度密切相关，各级考试有相应级别的官员担任考官。如乡试监试官以各省最高的地方官员充任，因而巡抚是乡试的当然监试官。巡抚如因故不能执行任务，照例由按察使代理。监试亦称“监临”。《儒林外史》第十七回说：“后来点名，监临不肯收他。”[7]166这里所谓“监临”，就是指的监试官而言。同时，作为重要的铨选制度，揣摩八股文章的读书人，可以通过科举取得相对应功名的各级官职。如考取举人就具备了做官的资格，可以授知县、学官等官职。考取进士，即可获得翰林院修纂、编修、庶吉士等职，几年后可补授其他重要官职，明清政府的重要官员大都是进士出身。

因此，与科举制度密切联系的学校教育和官僚制度等相应词汇又都构成了新的语义场，这些语义场相互关联和交织，如图11：

总之，科举词汇语义场与教育制度、官僚制度等詞汇语义场紧密相连，又一同纳入宏大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词汇语义场之中。

三、明确科举词汇语义场研究的文化意义

（一）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科举可以加深和丰富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因为科举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成物，反过来又改造了这片土壤的质地，使其更具中国特色，更与众不同。弄懂科举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之一，对科举了解得越透彻，对中国历史文化也就了解得越深越透。”[15]科举制度退场已有一个多世纪，但其历史印记依然清晰保留在隋唐以来我国各类文献（包括官方正式文书以及民间通俗小说）的字里行间，例如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晚清小说《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都有关于科举的详细描述。正确地掌握科举词汇的语义是读懂文献的基本要求。从现代人的角度孤立地看待每一个科举词汇，在理解上必定存在难度，而把这些词汇放回到原来的科举语义场中，每一个词汇将变得清晰明了。如“连中三元”，指的是连续获得解元、会元和状元科名，即在乡试、会试和殿试等科举三级考试连续斩获第一名，其难度之大、荣耀之高也就不难理解了。因此，基于语义场编纂科举词汇专门词典，让现代人读懂古代文献，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是十分必要而有价值的工作。endprint

（二）理解和把握中国当代文化

科举制度虽然已退出历史舞台，但仍保留在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至今仍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如各级招生考试制度、公务员选录制度对科举制度都有所传承。伴随科举制度的一些文化现象更是流传至今，如“状元文化”，“状元”是要通过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等各级考试达到三甲第一的顶峰，享有极高的荣誉和光彩，因而是应试读书人的最高追求，也成为古代诗歌、小说、戏剧的重要题材。如今每年高考之后仍会掀起一股状元热，随之产生了县状元、市状元、省状元、理科状元、文科状元、男状元、女状元等诸多称谓，这些现代词汇围绕“状元”这个中心词，形成了新的语义场。虽然语义产生了变化，但其核心文化仍是相通的。其他如秀才、八股、发榜、落第、科目等科举词汇，同样被现代人所使用。研究明清科举词汇语义场中这些词汇的缘起、内涵和意义，也有助于理解和把握当前的一些文化现象。

（三）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

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需要让中华文化走出去，中华古代经典著作的译介是重要任务之一，其中经典著作中科举词汇的翻译便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以《儒林外史》为例，目前唯一的全译本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本对科举词汇的翻译比较准确生动，但仍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如：

母亲，自古及今，几曾看见不会中进士的人可以叫做个名士的？[7]104（第11回）

Listen，mother，do you know of anyone，past or present，who is entitled to be called a brilliant young scholar without having passed the examination？[16]（Chapter11）

深受科举制度浸染的鲁小姐，希望丈夫通过科举各级考试，获取最高功名“进士”，作者也是通过塑造这一文学形象，揭露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对当时人们思想的毒害之深，即使身为不出闺门而主内的女子，也不能免于当时的社会恶俗。杨译将 “中进士”译为“pass the examination”（通过考试），就没有反映“进士”一词在科举语义场中独特的文化内涵，导致了关键信息的缺省，没有很好体现原作的讽刺和批判意味。基于语义场的科举词汇分析不仅有助于读者理解原文，而且有助于译者的翻译。

四、结语

概而言之，有关明清科举词汇的研究具有语言学、文化学、文献学、譯介学等多重价值。科举词汇乃是科举文化的重要镜像，科举文化既有消极的一面又有积极的一面。我国传统官本位思想深厚，与科举文化的影响无疑有着直接关系；而崇尚公平竞争，尊重知识分子等传统之所以能够在我国成为普遍风习，与科举文化的影响不言而喻亦有着紧密联系。有关科举词汇的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我国科举文化的状貌以及受其影响而形成的思想价值观念。隶属古代汉语的科举词汇与我国隋代以降的古代文献有着无法割断的历史联系，二者因此而形成了相互依存关系，即研究科举词汇必须依托古代文献；而阅读古代文献必须了解科举词汇。基于语义场理论开展科举词汇研究，彻底揭示其内部结构关系，准确厘清具体词语的内涵和外延，无论对于研考我国古代官方文书还是赏读民间文化作品，以及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译介出去，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用意义。

注释：

（1）本文科举制度相关知识主要参考翦伯赞《释<儒林外史>中提到的科举活动和官职名称》（载《文艺学习》，1956年第8期）、翟国璋主编《中国科举词典》（江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版）、王道成《科举史话》（中华书局1988年第1版）等文献资料，不再具体标注。

（2）制义、制艺、四书文突出考试内容，时文、时艺体现与古文的差异，八股文、八比文则反映考试的形式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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