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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历史批评视角下的《雷雨》悲剧本质论

2017-10-09谢劲秋

江淮论坛 2017年5期
关键词:悲剧意识社会雷雨

谢劲秋

摘要: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从作者、文本、读者三个维度对曹禺经典悲剧《雷雨》进行探讨,可明晰其悲剧本质。剧作家的悲剧意识是悲剧存在的前提,而悲剧意识则需要通过文本中的悲剧冲突加以表现,并最终与读者和观众体验到的悲剧快感相结合,以实现悲剧的终极目的和真正价值。悲剧的本质特点在于悲剧意识、悲剧冲突、悲剧快感的统一。

关键词:《雷雨》;社会-历史批评;悲剧意识;悲剧冲突;悲剧快感

中图分类号:I207.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5-0161-005

发端于亚里士多德模仿说的社会—历史批评是当今批评类型中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方法体系,同时也是在不断发展中、仍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体系。它侧重研究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重视作家的思想倾向和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既有深厚的理论价值,又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正如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所说:“总之,文学无论如何都脱离不了下面三方面的问题:作家的社会学、作品本身的社会内容以及文学对社会的影响等。”[1]102换言之,社会—历史批评尝试从作者、作品、读者三方面探讨一部文学作品。

诞生于1934年的曹禺成名作《雷雨》无疑是中国戏剧史上的一座丰碑,将中国悲剧艺术推向新的高峰。八十余年来,对《雷雨》的认知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和深度,有关该剧的评论和研究文字数量百倍于原著。但需要指出的是,《雷雨》展现了一个异常丰富的世界,对它的任何一种新的阐释,只是提供一个不同的审视角度,不可能是穷尽。因此,本文拟从社会-历史批评入手,从作者的悲剧意识、文本的悲剧冲突、读者和观众的悲剧快感三个方面对《雷雨》作一评析,探讨悲剧的本质特点。

一、悲剧意识:悲剧存在的前提

悲剧意识或强或弱深藏在每个人心里,有时因某种生活经历而被激发。当年,波斯帝国泽尔士一世(519—465 B.C.)看见漫山遍野分布着他的千军万马,不禁潸然泪下,悲从中来,他说:“想到人生的短暂,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怜悯感。一百年过去后,在场的所有人将不会有一个活在这世上。”他得到了如此的回答:“可是更悲惨的是,虽然人生苦短,但不管在这儿还是在别的地方,我们都不止一次而是多次产生这样的念头:活着不如死去。”[2]显然,悲剧意識表达了一种对人生的态度,一种居安思危的意识,它的根本特点在于它提出了人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即存在的问题,它把人看作是一个追寻者,孤独地、无助地在人生之路上艰难跋涉。视探索人生奥秘为己任的悲剧,充满了这样的意识。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正是悲剧意识才能成为悲剧存在的前提,也正是悲剧意识才使曹禺年仅二十三岁就创作出惊天动地的《雷雨》。

曹禺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天性敏感、细腻、忧郁,“好像生来就是一粒苦闷的种子”。[3]1父亲怀才不遇,40多岁便赋闲在家,从早到晚,靠抽鸦片烟打发日子,麻醉自己,他“发脾气,骂大街,摔东西,打下人,似乎什么他都看不顺眼,他内心苦闷极了”。[3]7剧作家19岁时,父亲便撒手人寰。曹禺父亲先后有过三位妻子,第一位妻子生了两个孩子,但这两个兄姐很年轻便离开人世,特别是姐姐家瑛,美丽、善良,却不幸遭遇痛苦的婚姻,“那么一个心地美好的姐姐,硬是被折磨被摧残得死去”[3]124;第二个妻子即是曹禺的生母,“我的母亲生我之后第三天便故去了,得的是产褥热,那是不治之症”[4]3。虽然父亲娶的第三任妻子是剧作家生母的孪生姐妹,对曹禺视如己出,非常疼爱,但生母的死却给他的童年带来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我少年时候,生活上一点不苦,但感情上是寂寞的,甚至非常痛苦的,没有母亲,没有亲戚,身边没有一个可以交流的人,家里是一口死井,实在是闷得不得了。”[4]5至亲相继离世,让曹禺目睹了世态炎凉、人间百态:“在我个人光怪陆离的境遇中,我看见过、听到过多少使我思考的人物和世态。”[3]157对人生悲剧性的感受和体验就这样慢慢积累。难能可贵的是剧作家抛弃了小我,站在一个高度来审视人类普遍的命运并成功地把个人的悲哀和苦闷转化成深刻的悲剧意识。对他而言,宇宙一方面提供了生命存在的场所及生命发展的可能;另一方面,宇宙也在无情地压迫并摧毁着生命。同样,人作为宇宙中的一分子,敬畏它强大的存在;同时人也竭尽所能冲破阻碍以获取完全的自由和独立——这既是生命的辉煌与庄严,也是生命的无助与悲哀。这样的悲剧意识让曹禺体会到人类生活在一种摆脱不掉的悲剧性生存情境中,无论如何努力都挣脱不了悲剧的结局;这样的悲剧意识让《雷雨》超越了时空,成为不朽:“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雷雨》可以说是我的‘蛮性的遗留。我如原始的祖先们,对那些不可理解的现象,睁大了惊奇的眼。我不能断定《雷雨》的推动是由于神鬼,起于命运或源于哪种显明的力量。情感上,《雷雨》所象征的,对我是一种神秘的吸引,一种抓牢我心灵的魔。”[4]51这“情绪”、这“憧憬”、这“蛮性的遗留”恰是构成剧作家悲剧意识的核心部分。因此,在《雷雨》中,悲剧意识的种种表现形式——强烈的神秘感和宿命感、循环和重复、难以言表的悖论等等——由两个家庭八个人物的刻划、精彩的对话以及剧中的浓重悲剧氛围得以体现。《雷雨》持续的时间只有一天,但过去的经历通过人物对话一点点展现在我们面前,现在和未来正从过去向我们走来。剧中人物试图摆脱不幸的命运却发现自己沉入了无底的深渊,他们悔恨自己的所作所为却不知不觉地犯下更大的错误:他们挣扎在命运的罗网中,无路可逃。我们读到侍萍的无奈:“我侍候你,我的孩子再侍候你生的少爷们,这是我的报应,我的报应。 ”[5]208我们读到蘩漪的痛苦:“你父亲对不起我,他用同样的手段把我骗到你们家来,我逃不开,生了冲儿。十几年来就你刚才一样的凶横,把我渐渐磨成了石头样的死人。”[5]150即使单纯如周冲,和剧中其他人物一样,他最终也被黑暗吞噬。《雷雨》告诉我们一个基本事实:人被困于一个他没有能力反抗的宇宙中。然而,年轻的曹禺并没有止步于此,他不单单再现了“残忍”、“残酷”、“恐惧”,他更写出了“渺茫的梦”、“火炽的热情”、“强悍的心”:悲剧原是悖论性的存在。如此,《雷雨》这部悲剧,来源于剧作家的悲剧经历和体验以及由此升华而成的悲剧意识,而悲剧意识则需要通过文本中的悲剧冲突加以表现,这是悲剧的内涵,也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内容。endprint

二、悲剧冲突:悲剧内涵的体现

自从黑格尔提出“冲突学说”,悲剧必须表现冲突已经成为悲剧理论与实践中最基本的共识。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黑格尔否认有一种盲目的、超现实的神秘力量在左右着人的命运,相反,“在他看来,宇宙服从理性的法则,世间的一切都可以用理性去加以解释或证明。”[6]153但是,以一种极其严肃的态度探索人在现实世界生存斗争中的地位和命运的悲剧艺术,恰恰充满了深刻的命运感。如果我们对悲剧作一个全面而深刻的考察,就会发现,导致悲剧结局的往往不是别的,正是原始形式或变化了形式的命运:“宇宙之间有一种人的意志无法控制、人的理性也无法理解的力量,这种力量不问善恶是非的区别,把好人和坏人一概摧毁。”[6]329在与变化莫测的命运不懈的斗争中,人彰显出其自由意志及人性的高贵。因此,悲剧冲突的本质不是黑格尔所谓两种对立的普遍伦理力量的碰撞及其和解,而是人的自由意志和命运的较量。无论以何种形式、何种面目出现,命运与人的自由意志的冲突这一“有意味的形式”始终是悲剧永恒的话题。《雷雨》无疑是一部致力于表现这种冲突的悲剧。

“在《雷雨》中,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么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5]280这口深不可测、不见天光的命运之井预备把剧中人物全部吞没。命运在这部戏里,不仅仅是“巧合”、“神秘”、“无法预测”、“无法避免”的代名词,更化身为各种环境和性格,通过人自身的力量达到它的目的。人就像是戴着命运脚镣的舞者,他有舞动的自由,却没有不戴脚镣的自由。饱受生活打击的鲁侍萍嗟叹命运,原本不足为怪:“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4]52 “你(指周朴园)结了婚,就搬了家,我以为这一辈子也见不着你了;谁知道我自己的孩子偏偏要跑到周家来,又做我从前在你们家里做过的事。”[5]206而自以为一切胸有成竹、尽在掌控之中的周朴园曾在第一幕对周萍说:“我的家庭是我认为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我的儿子我也认为都还是健全的子弟,我教育出来的孩子,我绝对不愿叫任何人说他们一点闲话的。”[5]208殊不知,命运已经撒开了网,要收尽种种人生噩梦,他嘴里“圆满、有秩序”的家庭正上演着人世间最为惨烈的悲剧。当《雷雨》走向结局时,侍萍的身份被公布,一切大白于天下,在場的几乎所有人都发出了宿命的浩叹:蘩漪大叫一声“天哪!”接着,剧作家写道:“……这时蘩漪渐渐移到周冲身边,她逐渐感受到另外一些人的更不幸的命运”;周朴园也说“我想这只能说是天命”;四凤(与周萍互相望着,忽然忍不住):“啊,天!”;周萍绝望地喊出“你不该生我!”举枪自尽。受制于命运的具有自由意志的生灵,注定要与命运展开殊死的搏斗。

表面上看,《雷雨》人物中鲁侍萍最为宿命:据不完全统计,在她出场的有限时间里,她前后重复“天”或“天命”多达十三次。但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并没有被动地安于命运的摆布,而是清白向上,努力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虽然尝遍人间的辛酸和痛苦,她依然坚韧顽强。舟车劳顿,她不忘掸去身上的尘土,她对四凤说:“你看我的脸脏么?火车上尽是土,你看我的头发,不要叫人家笑”;快五十岁了,坚持到学校里做工养家;当周朴园给她一张五千元的支票,她不假思索立即撕碎;为了能让自己的儿女活下去,她不顾一切向命运冲来。侍萍对命运的反抗赢得了观众和读者的极大尊重。

而周蘩漪则是剧作家精心塑造的另一类不屈不挠与命运抗争的女性。她一出场便表现出她的与众不同:“她一望就知道是个果敢阴鸷的女人……她是一个中国旧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哀静,她的明慧—— 她对诗文的爱好,但她也有原始的一点野性:在她的心里,她的胆量里,她的思想里,在她莫名其妙的决断时忽然来的力量里。”[5]124这段描写凸显出一个“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的灵魂。在“闷”得密不透风、令人窒息的周公馆中,在命运的深井里,蘩漪发出了生命的最强音:“(向周冲,半疯狂地)你不要以为我是你的母亲,(高声)你的母亲早就死了,早叫你父亲压死了,闷死了。(擦拭眼泪,哀痛地)我忍了多少年了,我在这个死地方,监狱似的周公馆,陪着一个阎王十八年了,我的心并没有死;你的父亲只叫我生了冲儿,然而我的心,我这个人还是我的……(向周萍,冷笑)你不要装!你告诉他们,我并不是你的后母。”[5]62这些流淌着心灵泪水的台词,是蘩漪的自我宣言,更是她勇敢的抗争之歌。永远逃不出“残酷的井”,并且灾难性地毁灭,然而,她冒天下之大不韪追求爱情、追求灿烂生命的行为证明她是一个大写的人,一个骄傲的人,“她拼出自己的全部心力一根一根划着生命的火柴,短促的人生燃烧到电火一样白热,激成一朵光飞异彩的火花!”[7]人的自由意志在蘩漪这个具有“最雷雨”般性格的角色身上发挥到了极致,她让我们想起了古希腊悲剧中的美狄亚,想起了莎士比亚悲剧中的朱丽叶,想起了奥尼尔悲剧中的艾比:虽然戴着沉重的命运脚镣,人的舞步仍然可以自由而坚定。

三、悲剧快感:悲剧价值的实现

社会-历史批评特别看重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影响。韦勒克和沃伦指出:“作家不仅受社会的影响,他也要影响社会。艺术不仅重现生活,而且也造就生活。人们可以按照作品中虚构的男女主人公的模式去塑造自己的生活”。[1]110作品最后的完成,不是作家结束于创作的文本,而是观众和读者的参与。要完整地考察文学作品与现实社会的关系,一定不能忽略接受者的参与活动,作品只有被人阅读、欣赏才有其存在的价值。“无疑,苏格兰的司各特、波兰的显克微支及捷克斯洛伐克的伊拉塞克等人的历史小说,对于提高民族的自豪感和增强对一般历史的记忆方面作出了一些明显的贡献。”[1]110被誉为诗艺最高境界的悲剧,更是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认知价值,千百年来在观众和读者心中激发起强烈的美学效果,我们把它称为悲剧快感。包含认知快感和理性快感的悲剧快感体现为一种正视人生苦难、反抗命运捉弄、争取人的自由的崇高精神:悲剧的认知快感在于它毫无保留地告知了世人宇宙间最高的真实,悲剧的理性快感则通过剧作家所强调的人类奋斗和反抗的过程加以表现。曹禺的《雷雨》充分传达出这样的悲剧快感。endprint

“《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指曹禺)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4]51:周萍本来不乏年轻人特有的朝气和锐气,他也曾对生活充满无限憧憬,但可以“闷”死人的家庭关系让他感到痛苦压抑,于是第一次和继母有了不伦之恋。非但没有从中解脱自己的周萍反而陷入一种绝境,他想救自己,只好紧紧抓住四凤不放手,不料遭遇第二次不伦之恋,这正应验了卢梭的名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以为这辈子再不会见到周朴园的侍萍怎么能想到她的女儿重蹈她的覆辙做她从前在周家做过的事,命运仿佛永远残酷地书写着重复的故事;《雷雨》中最能体现“天地间的残忍”的人物是善良而无辜的周冲。周冲出场时,剧作家有这样的描述:“……十七岁,穿着打球的白衣服,左腋下挟着一只球拍,一面用毛巾擦汗,快步走进。他有着一切孩子的空想,他的脸色通红,眼睛欣喜地闪动着。”[5]400一个洋溢着青春活力和热情的形象生动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周冲敬爱母亲,尊重父亲,想象着他和四凤美好的未来。但当现实一点点揭开它无情而丑陋的面纱时,他迷茫,他困惑,他不能了解他自己和他所爱的人,更不能了解这个社会,他甚至“慷慨”地让周萍和四凤一起走:“(疑惑地)不,我忽然发现……我觉得……我好像我并不是真爱四凤。(渺渺茫茫地)以前——我——大概是胡闹。(望着周萍热烈的神色,退缩地)不,你把她带走吧,只要你好好地待她!”[5]398理想的幻灭和短暂生命的遽然消逝令曹禺不禁发出悲叹:“这的确是太残忍了!”与此同时,观众和读者在目睹了剧中人物悲惨的结局后,对现实的困境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人生的悲剧性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人永远无法洞穿宇宙的奥秘,无法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然而,也正是人生的悲剧性让人生变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这意义和价值就体现在人对苦难的反抗中,对自身有限性的超越上。《雷雨》剧中人物如蘩漪、侍萍、周萍等都是生活里的失败者,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迎接命运的挑战,他们的生命因抗争而存在。而贯穿该剧始终的雷雨意象则巧妙地串连起了观众和读者体悟到的认知快感和理性快感。

《雷雨》共写了八个人物,但“《雷雨》里原来有九个角色,而且是最重要的,我没有写进去,那是就称为雷雨的一名好汉。他几乎总是在场,他手下操纵其余八个傀儡”[4]67。作为统摄全剧的“第九个角色”—— 雷雨意象,它不仅推动整个剧情的发展,更是其悲剧性的高度象征。第一幕开场,雷雨没有出现,却到处弥漫着暴雨前郁热闷人的特有气息:“郁热逼人。屋中很气闷,外面没有阳光,天空灰暗,是将要落暴雨的气氛。”[5]4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人都感到烦躁不安:四凤嚷着“真热”,不时指着脸上的汗;蘩漪从楼上下来就抱怨:“怎么,楼下也这样闷热……我简直有点喘不过气来”,让四凤把窗户打开;接着周冲、周萍先后进来也有同样的抱怨。显然,剧作家并不是单写天气,更暗示人物内心的苦闷、焦虑和紧张。自然的、人文的雷雨都在酝酿中。第二幕结束时,一场雷雨终于降临,但此前是比第一幕更加压抑的雷雨前景象:“午饭后,天气很阴沉,更郁热,低沉潮湿的空气,使人烦躁”。[5]128在这幕里,“急躁”、“苦恼”、“闷热”、“苦痛”、“愤怨”等字眼频繁出现。同样在这幕里,人物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第三幕开始依然是热气逼人的气氛:“虽然方才落了一阵暴雨,天气还是郁热难堪。天空黑漆漆地布满了恶相的黑云。人们的心里还是热燥燥的,期望着再来一次雷雨。”[5]238 随后传来的风声、雷声、暴雨声预示着周鲁两家多重矛盾和巨大灾难将在最后一幕全面爆发。果然,第四幕雷電交加,大雨如注,人世间最残酷的真相被揭开,导致四凤、周冲触电而亡,周萍自杀,鲁大海出走,侍萍、蘩漪发疯。至此,悲剧达到高潮。

然而,诚如田本相在《曹禺剧作论》一书中所说:“雷雨既是破坏旧世界力量的象征,又蕴含着作家对宇宙不可知的神秘和苦闷。几乎剧中人物无不呼吸着雷雨的气息,感受着雷雨的激荡。”[8]因此,通过雷雨意象,一方面,读者和观众能深刻领会到天地间的残忍和生活的无奈;另一方面,通过雷雨意象,读者和观众仿佛听到、看到剧中人物在厄运缠身时发出的呐喊、经历的搏斗。蘩漪夜半时分出现在杏花巷十号,她决绝地伸进手,将窗子关上。雷声隆隆,蓝光闪闪,历经情之切、痛之深的蘩漪,“受压抑而千百倍加强的反抗的魔性在一瞬间全部释放”[9],要与命运决一死战。《雷雨》人物中另一个具有“雷雨”性格的是鲁大海,他敢爱敢恨,嫉恶如仇,勇于担当,既有领导工人罢工的一腔热血,也有对母亲和妹妹的万般柔情。同蘩漪一样,轰轰烈烈是鲁大海永远不变的底色,“一切都是走向极端,要如电如雷地轰轰地烧一场,中间不容易有一条折衷的路”。[4]53最后,他以毅然决然的出走完成了其对命运的反抗。钱理群在他的论著《大小舞台之间》用一组词语讨论《雷雨》,其中,“残忍”和“挣扎”引人注目。事实上,这两个词语准确地概括出雷雨意象所代表的双重含义;观众和读者欣赏完这部以雷雨始又以雷雨终的悲剧后也在精神上获得了双倍快感。

自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悲剧学说以来,历史上曾有无数的哲学家、文学家、批评家参与到悲剧本质特点的讨论,他们的真知灼见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为悲剧研究和创作提供了深远的指导意义。本文从社会-历史批评出发,多维度探讨《雷雨》这部悲剧的本质特点:剧作家深刻的悲剧意识,是悲剧存在的前提,而这意识需要通过文本中的悲剧冲突加以表现,并最终与读者和观众体验到的悲剧快感相结合,只有这样,悲剧的终极目的和真正价值才能实现。换言之,悲剧作品中悲剧意识、悲剧冲突、悲剧快感的统一正是悲剧本质特点之所在。

参考文献:

[1]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2]Macneile Dixon.Tragady,London:Edward Arnold & Co.,1929:173.

[3]田本相.曹禺传[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

[4]曹禺.曹禺自述[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5]曹禺.雷雨[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

[6]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

[7]朱栋霖.曹禺:心灵的艺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0.

[8]田本相.曹禺剧作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54.

[9]钱理群.大小舞台之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3.

(责任编辑 清 风)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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