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碧薇的写作是多元的，这是一句非常套俗的话。想起在浙江文成，曾与之有过一面之缘。细细体味她的性情之后，深觉“多元”不妨以“率性”代之。杨碧薇喜欢旅行和摇滚，这种嗜好更加重了我对她诗歌写作出于率性任情这一状态定位的认知。2009年10月，她与朋友在广西旅行，只因在北仑河畔邂逅了对面一位越南的“惊鸿丽影”，此后便时时渴望饮到这样的惊艳。这就是能够让她眼前一亮的“诗的风景”。她深知要避免同质化的写作，写出能让人记住的诗，“需要的，正是大写的名叫‘我的心性，是无畏的惊艳和特立独行的底气。”（杨碧薇《我所追求的惊鸿丽影》）杨碧薇是一个性情中人，她的“随性”其实正凸显出她“大写的名叫‘我的心性”，而“惊艳”和“底气”也是她企慕并一直刻苦地加以实践的。

善于“行走”可呈现为情性之一种，当然它往往也与人的气质一起为我们带来一些文字的惊艳。尤其是对于诗人而言，“我手写我见，我手写我心”从理论上来说只是一种表征。它内在的机理一定在于是诗人敞开了自我，并且接纳了这样的惊艳，具备了这样的底气。因此，杨碧薇在诗歌中不厌其烦地写到她行走的各种地理及其元素，比如“海上灯”“夜行昭通城”“夜过康乐路”“乌蒙山”“灯塔”“边城·河灯游”“雪中登麦积山”“日光城”等等，甚至可以“虚构彼岸”，想象着“去火星旅行”，这既是一种风格的创造，更是性情文本的一种阐释。对于“别处的意义”，杨碧薇向来乐此不疲。正如她在《火光——写给二十岁的自己》中所言：“虽然我还没决定要去哪里，可是永不停步，就是一种意义。……